“我從來沒有像在烏拉爾的五年流放那樣,那麽經常地夢到吃飯。”那個男人說。他是在二戰期間沒有加入黨衛隊的少數羅馬尼亞德國人之一,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45年因對希特勒的癲狂犯有“集體過錯”而被流放到蘇聯。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餓死或凍死,或餓死或凍死。


    “腸胃越是空空,夢中的板油和麵包就越是大。”他說。“我在夢中吃得撐得要命,醒來時卻餓得發抖。”


    “流放營地有警衛看守,圍有鐵絲網,周圍什麽都沒有。”他說。“村子裏有人死了,他們會派人來。我們會獲準進村去挖墳。由於在我們周圍天天都要埋葬餓死的和凍死的人,因此挖墳已經是一門熟練的手藝了,盡管土地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死亡在營地裏太尋常了,尋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脫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裏:我們脫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後讓雪覆蓋住死者。”


    “埋完死者後會有一頓死亡盛宴,我們有東西吃,”男人說,“我們吃,體內能裝進多少就吃多少,甚至還要多,再說俄羅斯人自己也沒有多少可吃的,”他說,“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飯都停在了舌頭下麵。回營地前,寡婦把死者的大衣送給了我。這是我的萬幸,”他說,“在到達營地之前,路把我繞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那麽傷心過,我寧願把我的心吐出來,也不願把剛吃下肚的好東西吐出來。我哭了,因為我的胃允許我哭,因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饑餓,因為它不給我施舍吃的東西,盡管我已經隻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嗎,熱騰騰的土豆直到今天對我來講一直都是最溫馨的菜,”他說,“一顆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溫馨得如同一張溫暖的床,”他說,“如果我用手掰開一顆燒熟的沒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淚水會湧上來。不,那個時候不會湧眼淚,那個時候太餓了。那個時候沒有時間讓眼睛濕潤。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還要快。我隻是在理智被餓得半死的時候看過土豆。”


    當狹窄的店門口排起了長隊,胳膊肘相互撞擊,聲音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時,我會想起那個男人的那句話:“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和“餓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沒人會去尋找說這句話的那個男人的準確的形象。當生命懸於一線的時候,恐怖是不會尋找形象的。它隻會尋找自己。對逃脫的人來講,它永遠都會作為死亡的跡象保留在頭腦中。


    在貧窮的國家,一個人掙多少錢,一樣東西什麽價,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問題。我到很晚才發覺,我在德國提出這個問題,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從來沒有回答過。熟悉的臉會發生變化:一種由隱私和惱怒組成的混合體開始布滿眼眶。我開始時懷疑我提問的音調,心想也許是提問的時間不對。但是,音調和時間永遠不可能對,這個問題永遠不可能對,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還有,問題如同偷窺存折的目光,如同接觸到自動取款機上的密碼。


    在貧窮的國家,脫光衣服是在別人麵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國家,在別人麵前脫光衣服是一種美麗的自信。在富裕的國家,當著別人的麵談論自己的錢是一種赤裸,如同在貧窮的國家當著別人的麵把自己脫成赤裸。


    飛機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戶的位置。我旁邊的兩個位置是空的。另外一側的窗戶邊上坐著一個男人,他旁邊的兩個座位也是空的。這個男人和我之間有四個空座位。男人在嘩啦嘩啦看報紙。他打開錢包,數錢。他數錢的時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動作。他有什麽可害怕的,我們之間隔著四個座位,我問自己。這個藏的動作不是藏錢的動作,而是把自己這個人藏起來的動作。這也是一種那個餓得半死的理智。這個男人不是在數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錢,而是在數自己,在數自己的秘密。


    在羅馬尼亞,許多人到商店的時候,會把錢卷起來握在手中,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包,而是因為他們必須長時間地伸出錢和手和臉,直到能換到貧窮中匱乏的東西。


    “一顆牙齒在德國值多少錢,”夏天我在羅馬尼亞時一個男人問我,“一個碾磨機多少錢,”另外一個男人問。“一輛卡車多少錢,”一個出租司機問。汽車開了十五分鍾後,我不用問就知道每個人一個月掙多少錢。


    他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麽回答不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聲音是貪婪的,在這種聲音中我聽到了餓得半死的理智。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uu小說網隻為原作者赫塔·米勒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赫塔·米勒並收藏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