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個母親每星期坐一次火車進城。有個孩子每年可以跟著母親去兩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裏自慚形穢，因為身上裹著一件又一件寬大而臃腫的衣服。淩晨四點，母親領著孩子上火車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點也還是冷颼颼的。母親想在早上八點趕到城裏，因為商店這個時候開門。
從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連脫了幾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幾件衣服丟在城裏了。這也是母親不願帶孩子進城的一個原因。不過還有一個更叫人生氣的原因：孩子看見了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腳步，也想讓母親停下來等著看下麵的馬跑過來。母親沒工夫等，又不能一個人走掉。她不想讓孩子在城裏走失了。她隻好拉著孩子。孩子賴著不肯走，說：你聽見沒有，這裏的馬蹄聲滴嘟滴嘟，跟我們那邊的不一樣。
從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車回家的時候，甚至過了好幾天，孩子一直都在問：為什麽城裏的馬穿高跟鞋呢。
我認識圖拉真廣場上的那個小矮人。她頭發少頭皮多，又聾又啞，拖著一條草辮子，就像老人們的桑樹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讓蘿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來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來不及逃跑，因為有人走近時她聽不見。況且她也喊不出聲來。
在火車站一帶遊來蕩去的是那個哲學家。他把電話線杆和樹幹誤當做人。他衝著鐵家夥和木頭宣講關於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館裏，他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喝杯中的殘酒，用長長的白胡子拂幹酒杯。
集市廣場前坐著那個老婦，頭上戴著頂報紙和大頭針做成的帽子。多年來，每逢冬夏兩季，她沿著街拉雪橇，雪橇上放著袋子。一個袋子裏是疊起來的報紙。老婦每天給自己做一頂新帽子。另一個袋子裏是戴過的帽子。
隻有發了瘋的人才不會在大禮堂裏舉手。他們將恐懼換成了瘋狂。
而我可以繼續在大街上數人頭，把我自己也一塊兒數進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對我說：嘿，你某某人。或者說：嘿，你第一千個。隻是我瘋不了。我腦子沒壞。
為了充饑，我買一點能拿在手裏邊走邊吃的東西。我寧願在大街上用嘴啃肉吃，也不願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賣掉就餐卡，給自己買了三雙薄霧連襪褲。
我隻是為了睡覺才進女孩們的四角，可我睡不著。在漆黑的房間裏，我的頭一著枕，腦袋就變成透明的了。窗戶被路燈照得雪亮。我看見我的頭在窗玻璃上，發根像一個個小洋蔥，種在頭皮上。翻身的話，我心想，頭發會掉下來。為了不去看窗戶，我不得不翻身。
然後我看見門。即使當時那個拎著蘿拉箱子和裝著我腰帶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後的門關上了，死亡也還是會留在這裏。關上的門，在夜間路燈的微光中，成了蘿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聽見我的頭和枕頭之間有什麽幹枯的物件在簌簌作響，那是瘋子的東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辮子，雪橇老婦的紙帽子，哲學家的白胡子。
吃午飯時，祖父吃到最後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從飯桌旁站起來，說：一百步。他邊走邊數腳步。從桌子走到門，跨過門檻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現在走開了，孩子想，他現在要到林子裏去了。
數完了一百步。祖父回來了，他不再數步，從草地到石子路，跨過門檻，走到桌子邊。他坐下來，擺上棋子，最後擺上王後。他下棋。他張開兩臂擱在桌子上，他手抓頭發，他踢蹬著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節拍，他把舌頭從這邊麵頰頂到另一邊，他收攏兩臂。祖父越發固執和落寞。房間消失了，因為祖父既代表淺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對弈。中午吃進去的飯一路下行，越接近腸子，他的臉就越皺。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隻好借助深淺兩王後排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回憶。
祖父從一戰歸來，如同走完百步歸來。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樣粗細，他說。盤起來就跟車輪子似的。它們躺在兩個村子之間的石頭上睡覺。我就坐在這麽個車輪子上，連隊理發師給我頭上禿發的地方塗抹葉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隻有兩個王後像他中指那麽大。她們左肩下有一小塊黑石頭。我問：為什麽她們隻有一個rx房。祖父說：小石頭是她們的心。我把王後留到後麵，祖父說，她們是我最後雕刻的。為她們費了很多時間。連隊理發師曾對我說：你頭上還沒掉的頭發，已經沒救了。它們完蛋了，必須離開你的腦袋。隻有對禿斑我還可以有所作為，隻有在那裏，葉汁會強迫腦袋長出新發來。
王後刻好時，我的頭發全掉了，祖父說。
埃德加、庫爾特、格奧爾格和我談起我們各自離開家的經曆，一邊看著製造鐵皮羊和木頭瓜的無產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來自鄉村，庫爾特和格奧爾格來自小城。
我講了那些從鄉下帶來的裝著桑樹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蘿拉的本子：從那個地域搬出來的東西又搬到了臉上。埃德加點了點頭，格奧爾格說：大家在這裏也還都是鄉巴佬。我們頭離開家，而腳卻站在另一個村子裏。獨裁者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城市，因為監視著，什麽都大不起來。
從一個城市坐車到另一個，格奧爾格說，然後由一個鄉巴佬變成另一個鄉巴佬。個人完全可以刪掉，庫爾特說，上了火車，隻不過是從一個村莊坐到另一個村莊。
有個母親每星期坐一次火車進城。有個孩子每年可以跟著母親去兩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裏自慚形穢，因為身上裹著一件又一件寬大而臃腫的衣服。淩晨四點，母親領著孩子上火車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點也還是冷颼颼的。母親想在早上八點趕到城裏，因為商店這個時候開門。
從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連脫了幾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幾件衣服丟在城裏了。這也是母親不願帶孩子進城的一個原因。不過還有一個更叫人生氣的原因：孩子看見了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腳步，也想讓母親停下來等著看下麵的馬跑過來。母親沒工夫等，又不能一個人走掉。她不想讓孩子在城裏走失了。她隻好拉著孩子。孩子賴著不肯走，說：你聽見沒有，這裏的馬蹄聲滴嘟滴嘟，跟我們那邊的不一樣。
從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車回家的時候，甚至過了好幾天，孩子一直都在問：為什麽城裏的馬穿高跟鞋呢。
我認識圖拉真廣場上的那個小矮人。她頭發少頭皮多，又聾又啞，拖著一條草辮子，就像老人們的桑樹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讓蘿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來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來不及逃跑，因為有人走近時她聽不見。況且她也喊不出聲來。
在火車站一帶遊來蕩去的是那個哲學家。他把電話線杆和樹幹誤當做人。他衝著鐵家夥和木頭宣講關於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館裏，他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喝杯中的殘酒，用長長的白胡子拂幹酒杯。
集市廣場前坐著那個老婦，頭上戴著頂報紙和大頭針做成的帽子。多年來，每逢冬夏兩季，她沿著街拉雪橇，雪橇上放著袋子。一個袋子裏是疊起來的報紙。老婦每天給自己做一頂新帽子。另一個袋子裏是戴過的帽子。
隻有發了瘋的人才不會在大禮堂裏舉手。他們將恐懼換成了瘋狂。
而我可以繼續在大街上數人頭，把我自己也一塊兒數進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對我說：嘿，你某某人。或者說：嘿，你第一千個。隻是我瘋不了。我腦子沒壞。
為了充饑，我買一點能拿在手裏邊走邊吃的東西。我寧願在大街上用嘴啃肉吃，也不願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賣掉就餐卡，給自己買了三雙薄霧連襪褲。
我隻是為了睡覺才進女孩們的四角，可我睡不著。在漆黑的房間裏，我的頭一著枕，腦袋就變成透明的了。窗戶被路燈照得雪亮。我看見我的頭在窗玻璃上，發根像一個個小洋蔥，種在頭皮上。翻身的話，我心想，頭發會掉下來。為了不去看窗戶，我不得不翻身。
然後我看見門。即使當時那個拎著蘿拉箱子和裝著我腰帶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後的門關上了，死亡也還是會留在這裏。關上的門，在夜間路燈的微光中，成了蘿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聽見我的頭和枕頭之間有什麽幹枯的物件在簌簌作響，那是瘋子的東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辮子，雪橇老婦的紙帽子，哲學家的白胡子。
吃午飯時，祖父吃到最後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從飯桌旁站起來，說：一百步。他邊走邊數腳步。從桌子走到門，跨過門檻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現在走開了，孩子想，他現在要到林子裏去了。
數完了一百步。祖父回來了，他不再數步，從草地到石子路，跨過門檻，走到桌子邊。他坐下來，擺上棋子，最後擺上王後。他下棋。他張開兩臂擱在桌子上，他手抓頭發，他踢蹬著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節拍，他把舌頭從這邊麵頰頂到另一邊，他收攏兩臂。祖父越發固執和落寞。房間消失了，因為祖父既代表淺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對弈。中午吃進去的飯一路下行，越接近腸子，他的臉就越皺。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隻好借助深淺兩王後排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回憶。
祖父從一戰歸來，如同走完百步歸來。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樣粗細，他說。盤起來就跟車輪子似的。它們躺在兩個村子之間的石頭上睡覺。我就坐在這麽個車輪子上，連隊理發師給我頭上禿發的地方塗抹葉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隻有兩個王後像他中指那麽大。她們左肩下有一小塊黑石頭。我問：為什麽她們隻有一個rx房。祖父說：小石頭是她們的心。我把王後留到後麵，祖父說，她們是我最後雕刻的。為她們費了很多時間。連隊理發師曾對我說：你頭上還沒掉的頭發，已經沒救了。它們完蛋了，必須離開你的腦袋。隻有對禿斑我還可以有所作為，隻有在那裏，葉汁會強迫腦袋長出新發來。
王後刻好時，我的頭發全掉了，祖父說。
埃德加、庫爾特、格奧爾格和我談起我們各自離開家的經曆，一邊看著製造鐵皮羊和木頭瓜的無產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來自鄉村，庫爾特和格奧爾格來自小城。
我講了那些從鄉下帶來的裝著桑樹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蘿拉的本子：從那個地域搬出來的東西又搬到了臉上。埃德加點了點頭，格奧爾格說：大家在這裏也還都是鄉巴佬。我們頭離開家，而腳卻站在另一個村子裏。獨裁者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城市，因為監視著，什麽都大不起來。
從一個城市坐車到另一個，格奧爾格說，然後由一個鄉巴佬變成另一個鄉巴佬。個人完全可以刪掉，庫爾特說，上了火車，隻不過是從一個村莊坐到另一個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