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車走的時候,埃德加說,田野離開了大地,從村莊一路旋轉著到了城市。玉米還是綠油油的,拂著扇子。我心想,是家裏的園子拉長了,追著火車在跑。火車開得很慢很慢。


    對我而言,旅途顯得漫長而遙遠,我說。向日葵沒了葉子,黑的莖稈兒隔開了視線。葵花子那麽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車廂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個女人抱著一隻灰鵝。她睡著了,鵝在她懷中還嘎嘎叫喚了一會兒。然後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擱,也睡了。


    森林一直擋著車窗,庫爾特說,驀地看見一線天光,我就想,那上麵是一條河。森林把整個地區都抹掉了。這跟我父親的腦筋差不多。告別的時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為他兒子要上戰場呢。他邊笑邊拍著我母親的肩膀說:我們的孩子現在就要上前線。母親一聽這話就大叫起來。叫著叫著又開始哭泣。怎麽可以醉成這個樣子呢,她嚷道。不過,她之所以哭,是因為她相信他說的話。


    父親在我和他之間推著一輛自行車,格奧爾格說。我自己提著箱子。火車出站時,我看見父親傍著自行車走回城裏去。一條長線,一條短線。


    我父親很迷信,我母親老給他縫製綠色的夾克。誰要是回避綠色,森林就埋葬誰,他說。他的保護色不是來自動物界,庫爾特說,它來自戰爭。


    我父親,格奧爾格說,帶著自行車去火車站,這樣,去的路上就不必緊挨著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於手裏空落落的,感覺踽踽獨行的滋味。


    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的母親都是裁縫。她們的生活內容就是跟亞麻布、襯裏、剪刀、針線、紐扣和熨鬥打交道。當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聊起他們母親的疾病時,我覺得像是熨鬥的蒸氣將她們身上的什麽給化軟了。她們身體內部落下了病:埃德加的母親是膽,庫爾特的母親是胃,格奧爾格的母親是脾。


    隻有我的母親是農民,田間勞作將她身上的什麽給硬化了。她身體外部落下了病,在腰背。


    倘若不是談起我們那些個返鄉的納粹黨衛軍父親,而是談起我們的母親,我們驚異地發現,母親們彼此雖然一輩子都沒見過麵,卻寄給我們相同的信,訴說她們的疾病。


    她們委托那些我們不再乘坐的火車,捎給我們關於膽痛、胃痛、脾痛、腰痛的家信。信裏裝著從母親身體裏剝離出來的病痛,如同那些從屠宰場偷出來的放在冰箱格子裏的雜碎。


    病痛,母親們想,是綁住孩子們的繩索。係著身在遠方的他們。母親希望她的孩子尋找回家的火車,穿過向日葵地和森林,露一露臉。


    看見一張臉,母親們想,臉上的麵頰或前額就是綁住的愛。看見這兒和那兒出現的第一波皺紋,這些皺紋告訴她們,我們的日子過得比童年糟。


    可是她們忘了,這張臉她們再也不能撫摸再也不能打了。碰都不可能碰了。


    母親們的病痛覺察到,對我們而言,鬆綁是一個美麗的詞。


    我們完全屬於攜帶桑樹進城的那一族,而談話的時候,我們沒有完全把自己歸入這一族。我們尋找著差別,因為我們讀書。當我們找到纖毫的差別時,就像別人那樣把帶出來的袋子置於門後。


    可是從書裏麵可以讀到,門不是藏匿之處。我們可以虛掩,猛地拉開或砰地關上的,唯前額而已。前額後麵就是我們自己和父母,母親們把她們的病痛隨信寄給我們,父親們將他們的愧疚植入最蠢的草中。


    夏屋裏的書是偷運到國內來的。它們是用風會躺下睡覺的母語寫的。不是此地使用的國語。但也不是鄉村孩子的床邊話。書裏寫著母語,不過那種禁止思考的、鄉村式的沉寂,書裏並沒有。我們猜想,那裏,書的來源地,人人都在思考。我們嗅著書頁,卻逮到自己正習慣性地嗅著手。我們很驚訝,看書的時候,手不會像看國內書報那樣被油墨弄黑。


    所有的人,那些帶著地域特征在城市穿行的人,正嗅著自己的手。他們對夏屋的書一無所知。可是他們想去那個地方。書的來源地,那裏有牛仔褲和橙子,有給孩子們的柔軟的玩具,有給父親們的便攜式電視機,有給母親們的薄霧連襪褲和真正的睫毛膏。


    所有的人都靠逃亡的念頭過活。他們想暢遊多瑙河,一路遊到外國的水域。想尾隨玉米一路跑到外國的地界。從他們眼睛裏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傾囊買下土地測量員的地形圖。盼望著哪天田野裏和河麵上升起迷霧,躲過邊防人員的子彈和警犬,跑掉或遊離此地。從他們手上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製作氣球,用床單和小樹製成易碎的飛鳥。盼著風兒不要停下來,好讓他們飛離此地。從他們嘴唇上讀到的不外是:他們會立刻傾囊跟一個巡道工交頭接耳。會攀上貨車,駛離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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