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頭鷹從窗戶旁飛過。它在玻璃裏飛著,像一扇窗扇那麽長。它在飛行中顫動。燈光歪歪斜斜地落下,貓頭鷹變成了兩隻。


    女人在桌前彎著腰來來回回。木匠把手伸向她的兩腿間。女人看見掛著的針。她用手去抓。線搖晃著。女人讓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滑下去。她閉上眼睛。張開嘴。木匠拖著她的手腕到床邊。他把褲子扔到椅子上。內褲好像白色的布頭伸進褲腿裏。女人伸直大腿,然後彎起膝蓋。她的肚子好像一團生麵。她的兩條腿豎著,好像床單上白色的窗戶框。


    床上方掛著一幅黑框畫。木匠的母親係著頭巾靠在她丈夫的帽簷邊。玻璃上有塊汙漬。汙點就在她的下巴那兒。她從畫裏微笑著。她瀕死地微笑著。一年都不到,她就笑著進了牆挨著牆的房間。


    水井邊輪子在轉動。因為月亮很大,要喝水。因為風掛在輪輻裏。袋子濕了。它就像一個睡覺的人般掛在後輪上。“袋子好像一個死人,”溫迪施想,“吊在我後麵。”


    溫迪施感覺到大腿旁挺直、僵硬的那個玩意兒。


    “木匠的母親,”溫迪施想,“已經涼了。”白色大麗花


    木匠的母親在八月的暑熱中曾用水桶將一個大甜瓜吊入水井裏。水桶四周掀起水波。水圍著綠色的瓜皮咕嘟咕嘟作響。水冰涼著甜瓜。


    木匠的母親拿著一把大刀走進園子。園子的路是一條溝槽。生菜瘋長。葉子被梗莖裏長出來的白色乳液粘住。木匠的母親拿著刀走過溝槽。園子盡頭、籬笆開始的地方,開著一朵白色的大麗花。大麗花一直長到她肩膀。木匠的母親嗅著大麗花。她嗅了很長時間白色的葉子。她吸進大麗花的氣息。她搓了搓額頭,朝院子望去。


    木匠的母親用大刀割下了白色的大麗花。


    “甜瓜隻是個借口,”木匠在葬禮後說道,“大麗花是她的厄運。”木匠的女鄰居說:“大麗花是一張臉。”


    “今年夏天天氣太幹了,”木匠的母親說,“大麗花的葉片全都是白色,卷曲著。花兒開得很大,還從未有大麗花開過這麽大。這個夏天沒有風,花兒沒有掉落。大麗花早該結束生命,但它卻不能凋零。”


    “這無法忍受,”木匠說,“沒人能忍受。”


    沒人知道,木匠的母親拿割下的大麗花做什麽。她沒把花帶回房子裏。她沒把花放到屋子裏。大麗花也不在園子裏。


    “她從園子裏走了出去。她手上拿著那把大刀。”木匠說。“她的眼睛裏有些大麗花的影子。眼白幹幹的。”


    “有可能,”木匠說,“她等著甜瓜時,把大麗花掰碎了。她把花放在手上掰碎的。沒有花葉散落在地上。園子好像一間屋子似的。”


    “我認為,”木匠說,“她用那把大刀在地裏挖出了一個洞。她把大麗花埋了起來。”


    那天黃昏時分,木匠的母親把水桶從井裏提上來。她把瓜抱到廚房桌上。她用刀尖紮進綠色的瓜皮。她轉著圈活動拿著大刀的手臂,將瓜從中間剖開。甜瓜裂開了。垂死的呼嚕悶聲。甜瓜在水井裏,在廚房的桌子上都還是有生命的,直到被剖成兩半。


    木匠的母親已經把眼睛張開了。因為她的眼睛和大麗花一樣幹燥,不能張大了。果汁從刀鋒上滴下來。她的眼睛眯眯地仇視著紅色的瓜肉。黑色的瓜子好像梳子的齒重疊生長在一起。


    木匠的母親並沒有把瓜切成片。她把剖開的兩半放在自己麵前。她用刀尖把紅色的瓜肉挖出來。“她有一雙最貪婪的眼睛,我從未見過比它們更貪婪的了。”木匠說。


    紅色的水滴到了桌子上。從嘴角滴下來。從胳膊肘旁滴下來。甜瓜紅色的水沾在了地板上。


    “我母親從未這麽白這麽冷,”木匠說,“她吃完說道:別這麽看我,別看我的嘴。”她把瓜子吐到桌上。


    “我移開了目光。我沒有從廚房走出去。我怕看到甜瓜,”木匠說,“我從窗戶向外望著街道,一個陌生男人經過。他走得很快,在自言自語。我聽到身後母親怎樣用刀挖甜瓜,怎樣咀嚼,怎樣吞咽。我說,媽媽,別再吃了。我沒有看她。”


    木匠的母親舉起手來。“她大喊大叫,我看著她,因為她的聲音太大了。”木匠說。“她用那把刀挖著。這不是夏天,你不是人,她這麽喊著。我頭腦發脹。五髒六腑都在燃燒。這是個夏天,它把多年的熱火都投射出來。隻有甜瓜讓我清涼。”縫紉機


    石子路狹長,高低不平。貓頭鷹在樹林後叫喚。它在尋找一個屋頂。房子上披著白色的、淌下來的石灰。


    溫迪施感覺到肚臍下他僵硬的那玩意兒。風敲打著木頭。它在縫紉。風在給大地縫個袋子。


    溫迪施聽到他老婆的聲音。她說:“沒有人性。”每天晚上當溫迪施在床上衝著她那邊呼吸時,她都要說“沒有人性”。她子宮切除已經兩年了。“醫生禁止這樣,”她說,“我不能讓我的膀胱受折磨,就因為這多麽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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