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這類村子的街道上說出“外國人”這個字眼，都帶著仇恨。人們可以和任何一個過路者就這個題目聊起來，這樣的談話總是以同一種形式自動展開的。有了對陌生人的偏見作布景，人們能聊個沒完沒了，能夠無嫌疑地發泄自己的不滿，這種不滿往往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這種原因人們永遠都不會承認或說出）。
幾天前，當地報紙印了一本有關外國人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堪稱是充斥了所有偏見的德國“民間文學”，語調是調侃性的，充滿了對人的蔑視。編輯部那假惺惺的評論就是一種偽善，說什麽這隻是對當前大眾看法的反映，這本小冊子在這一帶已經作為傳單被散發了上百份。對小冊子的內容編輯部則三緘其口。
接下來幾天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謝的，現在終於說出了心裏話。表示憤怒的信寥寥無幾，這一點編輯部大概在印刷這本小冊子前就估計到了。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她怎麽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但這並不妨礙她死守著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誹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麽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麽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隻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隻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誹謗陌生人。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這種帶著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共同的敵人形象從來不需要予以更正，因為敵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過共同的敵人形象使參與談話的人得到認同，而且他們還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這能讓人上癮。對外國人的仇恨就變成了社會輿論。這種仇恨能讓人產生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這一感覺很重要，因為在所有其他領域人際關係中充滿了妒忌、陰謀和競爭。誰要是不加入這種統一戰線就值得懷疑，就會被社區問及理由。
三年前我還說過：這樣做的人是一些“老納粹分子”。他們口出狂言的情況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他們得沉默，因為他們周圍的人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隻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還這樣說過。三年前我還沒有料到，充滿仇恨的話可以多麽快地傳播，優越感思想可以多麽迅速地重新傳布，怯懦可以多麽天衣無縫地以能應付生活的麵貌出現。我更沒有料到的是：優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獲青年人，因為它可以一氣嗬成地把自我憐憫與傲慢自大連接起來。
我知道存在著“霍夫曼半軍事自訓小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處亂闖的新納粹小組。我也知道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越來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或別的地方有什麽“搗亂選民”。盡管如此，我想這些煽風點火的人所說的話恰恰讓他們露出了自己的馬腳。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凶和沉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裏。”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裏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於邊緣群組。他們活動於社會中心。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讚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頭黨，都是規規矩矩的公民，頭發也沒有剃光，而是不顯山不露水，默默地影響著個人觀點和公眾輿論的形成，讓追殺行為能夠得到社會的默許。至少兩年以來新納粹的硬拳頭就左右著公眾輿論，遇到記者他們不逃跑，而是在攝影機前擺出各種姿勢，他們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點鬧事。他們不必進行偽裝或是進入地下，他們在我們眼前把有組織的刑事犯罪當做合法的事來進行，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社區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體力不支而無法辦到的事情，他們替他們去做。他們受到讚賞並成了英雄。
德國總理可以再說一千遍：“我們是對外國人友好的國家。”今天沒人再信這句話了，這句話麻木不仁、對事實視而不見，而且是一種挑釁。
政治家們竭力聲稱感到“震驚”，但他們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聽的話。從他們嘴中說出的話中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盡是些陳詞濫調。他們說這些是為了逃避事實，這些話聽起來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們開口說話，那麽語言——德語本身都會起雞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語言時那些隱喻本身都帶著雞皮疙瘩。歐盟（或民主，或國家）必須“堅固設防，成為波濤翻滾的海麵上的一隻穩定的錨”。（外交部長金克爾）一切都是可以替換的，說了等於沒說。
為什麽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麽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麽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致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麽號召過，然後是“低穀”，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跡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要是哪兒有外國人被燒，一個政治家最先說出的詞總是“恥辱”，而不是“刑事犯罪”。“恥辱”不過是往國外偷看一下這類事是不是會帶來對外政策方麵的損害。追殺人不是“恥辱”，而是犯罪。
一個星期前有個德國人被光頭黨打了。“他看上去像個外國人。”罪犯說。也就是說看走眼了。放火燒難民營那是不會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種族意識很強的內行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如果人們試著從新納粹的角度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那麽為了避免這類錯誤的發生，外國人出門時應該做到讓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國人，比如在衣服上戴個標誌什麽的。
少數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說他們“無聊”。這個詞在刑事訴訟中站不住腳。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廳、青年活動項目和失業來解釋的。因為無論人們怎樣理解無聊的內涵，它都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時期的“流血”也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誰騎在這匹曆史哲學的馬上，這匹馬對他而言就會變成一頭褐色的騾子。死者的鮮血從未能讓活著的人變得更理智些，這一點羅馬尼亞的情況就是佐證。推翻齊奧塞斯庫的時候有死難者：既有鮮為人知的堆滿死者的萬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彈犧牲者。此後呢？
一年以後，羅馬尼亞人在教堂鍾聲下來到村邊吉卜賽人居住的地方，把他們住的房子點燃了，一燒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麵，比如履曆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東歐的政治體製之相似導致了那裏街景和室內的雷同。這種體製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著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
幾天前，當地報紙印了一本有關外國人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堪稱是充斥了所有偏見的德國“民間文學”，語調是調侃性的，充滿了對人的蔑視。編輯部那假惺惺的評論就是一種偽善，說什麽這隻是對當前大眾看法的反映，這本小冊子在這一帶已經作為傳單被散發了上百份。對小冊子的內容編輯部則三緘其口。
接下來幾天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謝的，現在終於說出了心裏話。表示憤怒的信寥寥無幾，這一點編輯部大概在印刷這本小冊子前就估計到了。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她怎麽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但這並不妨礙她死守著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誹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麽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麽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隻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隻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誹謗陌生人。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這種帶著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共同的敵人形象從來不需要予以更正，因為敵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過共同的敵人形象使參與談話的人得到認同，而且他們還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這能讓人上癮。對外國人的仇恨就變成了社會輿論。這種仇恨能讓人產生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這一感覺很重要，因為在所有其他領域人際關係中充滿了妒忌、陰謀和競爭。誰要是不加入這種統一戰線就值得懷疑，就會被社區問及理由。
三年前我還說過：這樣做的人是一些“老納粹分子”。他們口出狂言的情況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他們得沉默，因為他們周圍的人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隻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還這樣說過。三年前我還沒有料到，充滿仇恨的話可以多麽快地傳播，優越感思想可以多麽迅速地重新傳布，怯懦可以多麽天衣無縫地以能應付生活的麵貌出現。我更沒有料到的是：優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獲青年人，因為它可以一氣嗬成地把自我憐憫與傲慢自大連接起來。
我知道存在著“霍夫曼半軍事自訓小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處亂闖的新納粹小組。我也知道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越來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或別的地方有什麽“搗亂選民”。盡管如此，我想這些煽風點火的人所說的話恰恰讓他們露出了自己的馬腳。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凶和沉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裏。”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裏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於邊緣群組。他們活動於社會中心。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讚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頭黨，都是規規矩矩的公民，頭發也沒有剃光，而是不顯山不露水，默默地影響著個人觀點和公眾輿論的形成，讓追殺行為能夠得到社會的默許。至少兩年以來新納粹的硬拳頭就左右著公眾輿論，遇到記者他們不逃跑，而是在攝影機前擺出各種姿勢，他們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點鬧事。他們不必進行偽裝或是進入地下，他們在我們眼前把有組織的刑事犯罪當做合法的事來進行，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社區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體力不支而無法辦到的事情，他們替他們去做。他們受到讚賞並成了英雄。
德國總理可以再說一千遍：“我們是對外國人友好的國家。”今天沒人再信這句話了，這句話麻木不仁、對事實視而不見，而且是一種挑釁。
政治家們竭力聲稱感到“震驚”，但他們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聽的話。從他們嘴中說出的話中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盡是些陳詞濫調。他們說這些是為了逃避事實，這些話聽起來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們開口說話，那麽語言——德語本身都會起雞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語言時那些隱喻本身都帶著雞皮疙瘩。歐盟（或民主，或國家）必須“堅固設防，成為波濤翻滾的海麵上的一隻穩定的錨”。（外交部長金克爾）一切都是可以替換的，說了等於沒說。
為什麽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麽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麽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致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麽號召過，然後是“低穀”，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跡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要是哪兒有外國人被燒，一個政治家最先說出的詞總是“恥辱”，而不是“刑事犯罪”。“恥辱”不過是往國外偷看一下這類事是不是會帶來對外政策方麵的損害。追殺人不是“恥辱”，而是犯罪。
一個星期前有個德國人被光頭黨打了。“他看上去像個外國人。”罪犯說。也就是說看走眼了。放火燒難民營那是不會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種族意識很強的內行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如果人們試著從新納粹的角度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那麽為了避免這類錯誤的發生，外國人出門時應該做到讓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國人，比如在衣服上戴個標誌什麽的。
少數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說他們“無聊”。這個詞在刑事訴訟中站不住腳。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廳、青年活動項目和失業來解釋的。因為無論人們怎樣理解無聊的內涵，它都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時期的“流血”也不能成為追殺人的理由。誰騎在這匹曆史哲學的馬上，這匹馬對他而言就會變成一頭褐色的騾子。死者的鮮血從未能讓活著的人變得更理智些，這一點羅馬尼亞的情況就是佐證。推翻齊奧塞斯庫的時候有死難者：既有鮮為人知的堆滿死者的萬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彈犧牲者。此後呢？
一年以後，羅馬尼亞人在教堂鍾聲下來到村邊吉卜賽人居住的地方，把他們住的房子點燃了，一燒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個比方，前東德的人在統一後的處境與我相似：他們是說德語的德國人，但盡管如此卻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麵，比如履曆和社會學意義上他們也是外國人，來自東德的人在生活習慣上與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不是與西德人。東歐的政治體製之相似導致了那裏街景和室內的雷同。這種體製有時無意地通過同樣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有時故意地通過相同結構的鎮壓機器，創造和遺留下了有著類似創傷和傷痕的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