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東德人不是“二等德國人”，從外表看他們是德國人，然而腦子裏卻還是東歐人。這不是要把他們從德意誌民族中排除出去，這是事情的真相。但在一片排練出的求同的虛偽中這聽上去如同褻瀆。
因為羅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個尋求避難者身上重新認出了許多細節，因為這些難民就是他們那並不久遠的往事，所以產生了仇恨。統一應該保障他們與那些並不久遠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離。統一做到了這一點，但僅僅是對外。統一無法改變人們所經曆的歲月，也無力消除東德與東歐的相似之處，東歐現在的狀況就是兩年前東德的情況。再加上人們期待著通過統一過上富裕的日子，想徹底告別匱乏（並非貧窮）。現在貧窮的外國人就住在自己家門外不遠的地方。脫離了專製桎梏的東德人不願陌生人的貧窮踏上他們的路麵。此外自己的身份認同在貧窮的陌生人麵前要比在西德人麵前容易得多。
來自前東德的本地人在對待來自東歐的外國人時分外刻毒，這隱藏著一種否認自己的東歐人身份的情結。他們的表現就像暴發戶，在人群中令人厭惡、在道德上毫無操守，類似某些吹牛皮的，隻是比後者更危險。新的仇恨也沒有放過曆史。作為一種被濫用的可恨的意識形態支柱，反法西斯主義被摒棄了，現在人們感到“自由了”。憤怒沒有發泄到那些從意識形態上濫用了反法西斯主義的人身上，而是表現在以下方麵：猶太人的墓上被畫上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遭到縱火破壞。
政治家們吞吞吐吐地說著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隱喻。為了與上麵提到的罪行劃清界限，他們提議通過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舊的法律——反恐嚇、勒索、人身傷害、縱火和謀殺——已經失效。
聯邦總理至今在說出“右翼”這個詞時，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這次的事情與後者無關。恰恰是在左翼鬧事的時候製定了相應法律和條文，而且從那時起還堅持不懈地專門培訓了武裝警察。當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羅伊茨貝格，這支部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勇於行動”。那時僅僅是街道被占領或超市被點燃，如今活人被焚燒的時候這些警察哪兒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動。在每天的各黨競爭之中政治有時會遇到讓大家都坐蠟的事，這時政治會通過不同的路徑跛行於所發生的事件之後。政治不是采取對抗右翼的措施，而僅僅是對右翼行為做出反應。
在各種辯論中最有魔力的詞當屬修改庇護法。如果不同時出台移民法的話，即使修改了庇護法，也會是一切照舊。一切照舊的局麵既不是第一次出現，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出現。盡管如此，政治家依舊每天與鼠目寸光者結盟。
政治庇護權據說“在本質”上會予以保留，但何為“本質”？要列出一個沒有政治迫害的國家的名單，這意味著也沒有對少數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羅馬尼亞會在這個名單上，即使羅馬尼亞人有朝一日又會像在特爾古穆列什那樣，坐著國家提供的大巴、拿著棍子去驅趕匈牙利人，即使新老情報人員會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隨意出入工廠、郵局和辦公室，即使反對黨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窺探和威脅。
每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出生和死亡的，這一平庸現象適合成為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隱喻。政治家們想不到這一點，很多個人聚在一起，他們就會想到國家。
談論政治迫害對真正受迫害的人來說是毫無前景的，就像那些經濟避難者一樣。因為現在人們決定不再相信他的陳述。政治家們現在等著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國為這些人出具書麵證明。
“政治庇護”這個概念由於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虛設。它成了經濟避難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謊。受到指控的應該是立法者，而不是難民。
在“政治庇護”這個概念已被用於各種不同的苦難和必須用於這些苦難後，如今已經很難區分經濟難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銘是：閉上眼睛，我們會找到出路。
誰今天向民眾許願，說今後經濟避難的人會減少，那是在有意誤導，因為出逃的原因貧窮並未消失。窮人是不會讓自己被擋在富國外麵的。
即使在他們所出生的國家那些人也沒有家的感覺，在那裏他們擁有的隻是些貧瘠的破爛和因無出路及厭惡而突突跳個不停的太陽穴。那些破爛牽絆不住他們，而毫無出路和突突跳個不停的太陽穴迫使他們背井離鄉。
優越感意識，德國的平庸想通過這種意識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麵前也毫無收斂，而這些人二十多年來就生活在德國。歌德學院在國外得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國東部的投資打算，因為他們害怕當地居民的排外行為。
在漢堡一位婦女在集市上手裏拿著個條乞討。人們無論老幼，一見她把紙條遞過來，臉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還有人把她推開。一個賣菜的對一個賣火腿的叫道：“給她點兒吃的，幹脆給她一整條火腿。”這兩個男人笑了起來，在他們的貨攤上買東西的人也跟著笑起來。
我在柏林的街上邊走邊吃“卡巴”，在紀念教堂前一個年輕小夥子拽住我的袖子問：“鼠藥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藥不在我的嘴裏，而是在你腦殼子裏。”他伸出舌頭，伴著鬼臉發出了一聲惡心得要嘔吐的聲音。
感知是如何產生的
有的時候我認為，每個人的腦袋裏都有一根食指，它指著過往的事情。當我們獨處的時候，我們說的、講的、想的大部分東西都已經是過往的。
我們並不需要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講出來。我們隻是在做。如果我們在做的時候，同時還要說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便什麽都做不了。通常，做與說是不能並存的。
我們常常是在事後才說。當事情已經發生之後，我們才說。然後，我們說：事情是這樣的繕就在不久之前。或者，離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事情是這樣的繕這聽起來像事情已經了結了，其實才剛開始。不僅僅敘述，我們本身也如此。
當我們好久沒聽到一個人的消息時，我們會去向那些與此無關的人打聽他的情況。我們問：他怎麽樣了。這個問題精細得讓人有點兒害怕。當我們獨處的時候，這個問題有時會很突兀地出現在我們麵前。如果這個問題是關於我們自己的，那便不是問題了。那麽，答案就已經隱藏在問題本身中了，因為這樣的問答無法繼續：我自己怎麽樣了。人們這麽說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而這很局促。
人們在事後回想事前東西，往往又找尋不出來。在兩個太陽穴之間和額頭後麵能互相照麵的選項是不存在的。
我從自己身上感覺到，外部的被人稱為事實的東西並沒有在記憶中根深蒂固。與外部，與事實相反，人的記憶中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當時就是在腦海中留存的來自內部的東西。
因為，來自內部的東西，在肋下擠動，將咽喉束緊，把脈搏追蹤。它走自己的路，留下了它的痕跡。
談到這些痕跡的時候，有的人用“傷口”或“疤痕”這樣的詞。我認為這些詞並不恰當。現在我說是“恐懼”，也可以說“快樂”。我隻是談論，再也不會生活在其中。當我在內心去理解領會的時候，我便重拾回憶。我可以說出來，可以同時理解領會和敘述。
孩提時，我經常聽到伊蓮娜用她那深沉的聲音說，愛是紅的，忠誠是藍的，嫉妒是黃的。那個時候我就理解了這個世界。施特凡問道，是什麽東西阻止我繼續下去的呢。伊蓮娜把手頂到工人施特凡的腹部上，說：歲月，就是歲月！
因為羅斯托克的那些人在每個尋求避難者身上重新認出了許多細節，因為這些難民就是他們那並不久遠的往事，所以產生了仇恨。統一應該保障他們與那些並不久遠的往事保持安全的距離。統一做到了這一點，但僅僅是對外。統一無法改變人們所經曆的歲月，也無力消除東德與東歐的相似之處，東歐現在的狀況就是兩年前東德的情況。再加上人們期待著通過統一過上富裕的日子，想徹底告別匱乏（並非貧窮）。現在貧窮的外國人就住在自己家門外不遠的地方。脫離了專製桎梏的東德人不願陌生人的貧窮踏上他們的路麵。此外自己的身份認同在貧窮的陌生人麵前要比在西德人麵前容易得多。
來自前東德的本地人在對待來自東歐的外國人時分外刻毒，這隱藏著一種否認自己的東歐人身份的情結。他們的表現就像暴發戶，在人群中令人厭惡、在道德上毫無操守，類似某些吹牛皮的，隻是比後者更危險。新的仇恨也沒有放過曆史。作為一種被濫用的可恨的意識形態支柱，反法西斯主義被摒棄了，現在人們感到“自由了”。憤怒沒有發泄到那些從意識形態上濫用了反法西斯主義的人身上，而是表現在以下方麵：猶太人的墓上被畫上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遭到縱火破壞。
政治家們吞吞吐吐地說著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隱喻。為了與上麵提到的罪行劃清界限，他們提議通過新的刑法，就好像那些舊的法律——反恐嚇、勒索、人身傷害、縱火和謀殺——已經失效。
聯邦總理至今在說出“右翼”這個詞時，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這次的事情與後者無關。恰恰是在左翼鬧事的時候製定了相應法律和條文，而且從那時起還堅持不懈地專門培訓了武裝警察。當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羅伊茨貝格，這支部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勇於行動”。那時僅僅是街道被占領或超市被點燃，如今活人被焚燒的時候這些警察哪兒去了？
政治不再采取行動。在每天的各黨競爭之中政治有時會遇到讓大家都坐蠟的事，這時政治會通過不同的路徑跛行於所發生的事件之後。政治不是采取對抗右翼的措施，而僅僅是對右翼行為做出反應。
在各種辯論中最有魔力的詞當屬修改庇護法。如果不同時出台移民法的話，即使修改了庇護法，也會是一切照舊。一切照舊的局麵既不是第一次出現，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出現。盡管如此，政治家依舊每天與鼠目寸光者結盟。
政治庇護權據說“在本質”上會予以保留，但何為“本質”？要列出一個沒有政治迫害的國家的名單，這意味著也沒有對少數民族的迫害以及宗教迫害。羅馬尼亞會在這個名單上，即使羅馬尼亞人有朝一日又會像在特爾古穆列什那樣，坐著國家提供的大巴、拿著棍子去驅趕匈牙利人，即使新老情報人員會和老的在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起隨意出入工廠、郵局和辦公室，即使反對黨和出版社的人受到窺探和威脅。
每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出生和死亡的，這一平庸現象適合成為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隱喻。政治家們想不到這一點，很多個人聚在一起，他們就會想到國家。
談論政治迫害對真正受迫害的人來說是毫無前景的，就像那些經濟避難者一樣。因為現在人們決定不再相信他的陳述。政治家們現在等著遭到迫害者的所在國為這些人出具書麵證明。
“政治庇護”這個概念由於缺乏移民法而形同虛設。它成了經濟避難者的唯一理由，成了不得不撒的謊。受到指控的應該是立法者，而不是難民。
在“政治庇護”這個概念已被用於各種不同的苦難和必須用於這些苦難後，如今已經很難區分經濟難民和受政治迫害者了。今天政治家的座右銘是：閉上眼睛，我們會找到出路。
誰今天向民眾許願，說今後經濟避難的人會減少，那是在有意誤導，因為出逃的原因貧窮並未消失。窮人是不會讓自己被擋在富國外麵的。
即使在他們所出生的國家那些人也沒有家的感覺，在那裏他們擁有的隻是些貧瘠的破爛和因無出路及厭惡而突突跳個不停的太陽穴。那些破爛牽絆不住他們，而毫無出路和突突跳個不停的太陽穴迫使他們背井離鄉。
優越感意識，德國的平庸想通過這種意識引人注目，即使在意大利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麵前也毫無收斂，而這些人二十多年來就生活在德國。歌德學院在國外得為自己的存在找出理由，日本商人打消了在德國東部的投資打算，因為他們害怕當地居民的排外行為。
在漢堡一位婦女在集市上手裏拿著個條乞討。人們無論老幼，一見她把紙條遞過來，臉上就露出不屑的表情，還有人把她推開。一個賣菜的對一個賣火腿的叫道：“給她點兒吃的，幹脆給她一整條火腿。”這兩個男人笑了起來，在他們的貨攤上買東西的人也跟著笑起來。
我在柏林的街上邊走邊吃“卡巴”，在紀念教堂前一個年輕小夥子拽住我的袖子問：“鼠藥味道如何？”我回答道：“鼠藥不在我的嘴裏，而是在你腦殼子裏。”他伸出舌頭，伴著鬼臉發出了一聲惡心得要嘔吐的聲音。
感知是如何產生的
有的時候我認為，每個人的腦袋裏都有一根食指，它指著過往的事情。當我們獨處的時候，我們說的、講的、想的大部分東西都已經是過往的。
我們並不需要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講出來。我們隻是在做。如果我們在做的時候，同時還要說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便什麽都做不了。通常，做與說是不能並存的。
我們常常是在事後才說。當事情已經發生之後，我們才說。然後，我們說：事情是這樣的繕就在不久之前。或者，離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事情是這樣的繕這聽起來像事情已經了結了，其實才剛開始。不僅僅敘述，我們本身也如此。
當我們好久沒聽到一個人的消息時，我們會去向那些與此無關的人打聽他的情況。我們問：他怎麽樣了。這個問題精細得讓人有點兒害怕。當我們獨處的時候，這個問題有時會很突兀地出現在我們麵前。如果這個問題是關於我們自己的，那便不是問題了。那麽，答案就已經隱藏在問題本身中了，因為這樣的問答無法繼續：我自己怎麽樣了。人們這麽說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而這很局促。
人們在事後回想事前東西，往往又找尋不出來。在兩個太陽穴之間和額頭後麵能互相照麵的選項是不存在的。
我從自己身上感覺到，外部的被人稱為事實的東西並沒有在記憶中根深蒂固。與外部，與事實相反，人的記憶中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當時就是在腦海中留存的來自內部的東西。
因為，來自內部的東西，在肋下擠動，將咽喉束緊，把脈搏追蹤。它走自己的路，留下了它的痕跡。
談到這些痕跡的時候，有的人用“傷口”或“疤痕”這樣的詞。我認為這些詞並不恰當。現在我說是“恐懼”，也可以說“快樂”。我隻是談論，再也不會生活在其中。當我在內心去理解領會的時候，我便重拾回憶。我可以說出來，可以同時理解領會和敘述。
孩提時，我經常聽到伊蓮娜用她那深沉的聲音說，愛是紅的，忠誠是藍的，嫉妒是黃的。那個時候我就理解了這個世界。施特凡問道，是什麽東西阻止我繼續下去的呢。伊蓮娜把手頂到工人施特凡的腹部上，說：歲月，就是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