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國農民不會離鄉背井、蹈入煙海吧？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海灘上焚燒鴉片；60個官員指揮著500個苦力，燒了23天才燒完。
當白煙滾滾遮了天空時，中國的官員還不知道中國已經進入劇變的時代，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卻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後的賭注：他們早已在劇變中。農村經濟的破產迫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往外逃生，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契約華工”流亡史。
正是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全盛的時候。白人在強取豪奪而來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處招買。活不下去了的中國農民或者自願或者被掠被迫，與“蛇頭”簽訂了賣身契約。人，像豬一樣地買來賣去，於是稱為“豬仔”。1855年，澳門有五家“豬仔館”專門販賣人口；20年後，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豬仔館”甚至是政府批準的。一有需要“豬仔”的消息傳來，人口販子立即進人大陸農村或買或騙或綁架，最後塞上輪船，駛進大海，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半個世紀中，有700多萬中國人被賣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國主義橫行的19世紀中葉，這也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英國已經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販賣；英國船艦在加勒比海上巡邏，抓到人口販子時，馬上予以絞刑。西班牙於1817年，美國在1865年南北戰爭後，都廢除了人口的買賣。也就是說，那成千上萬的澳門、香港、廣州、汕頭被賣出的中國農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鎖在艙底。在大海的顛簸中，像豬一樣擠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動彈。擋得住饑渴的人也擋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拋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幾年裏，共有12艘船駛往拉丁美洲，共載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將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這樣的“豬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條小船，上來了206人；當然，在航行的海上煉獄中已經死了100個人。這200多個中國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著一個“c”宇，代表“古巴”。他們一上船就被打上記號，像豬牛被烙印一樣。
岸上，白人買主焦急地等著。這個時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業鼎盛。綿延至天際的甘蔗田等著苦力的工作。華人被剝光了衣服，檢查身體。身體健康的，一個人頭賣10塊比索，由買主領走。
逐漸地，這些出生在廣東鄉下的農民了解了他麵臨的未來。從12月到5月間，他必須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個小時地在甘蔗田裏做苦工。每月工資4個比索——但他得先償還龐大的路費。頭兩年，他因此沒有工資。他的賣身契是14年。如果試圖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豬仔船”一艘一艘駛進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萬華人。在35萬華人中，隻有57個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華工在這一年解除了契約，得到了自由。他們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華人一樣經營小生意：餐館、洗衣店、雜貨買賣。當生活有了一點點著落，就寫信回家，把留在家鄉的兒子或兄弟侄兒招來幫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獨立戰爭中，許多自由華人加入了“古獨派”的軍隊，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戰。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華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傷，被西班牙政府軍逮捕。西班牙軍人稱他為“苦力”要放走他時，他從軍裝口袋中取出文件，證明自己是“古巴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不是一個無名的中國苦力，“射吧！”他說。
100年後，在卡斯特羅所豎起的革命紀念碑上還有兩行小字：“在華裔古巴人中，沒有一個革命的叛徒，沒有一個革命的逃兵。”
一萬個華人在哪？
1997年，距離第一艘“豬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統計說華裔占總人口0.5％，也就是5萬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麽哈瓦那就應該有一萬個華人，可以是一個小有規模的唐人街了。
有這麽多華人的城市，為什麽我這麽引人注目？正在上課的學童轉過臉來大叫：“中國人！中國人！”路上的女人睜大了眼注視我，目不轉睛。男人緊跟上來，“中國人嗎？你是中國人嗎？”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華人，卻是一副沒見過華人的樣子。在街上晃了好幾個小時，也確定沒見到一個亞洲人，連成群結隊的觀光客中都看不到東方的臉孔。怎麽回事？那一萬個古巴華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卻隻是兩條交叉的路，總共不到兩百公尺。街心上空架著裝飾性的紅色木條，點出拱門的意思。三五家飯館，沒什麽客人，倒是街上的攤販，有一點點生意。攤子上寫著笨拙的中國宇：“味香色美，中國風味”、“陳記”、“雜碎”、“炒飯”。攤子上賣的東西，卻是我這個華人認不出的東西。幾段油亮的肥腸，幾個麵粉裹炸沾滿蒼蠅的甜食。認得出的是飯盒，粗紙糊成的盒子，裏頭盛滿了醬色的飯，飯上蓋著一片薄薄的煎豬肉，一小撮包心萊。冷的，一盒15比索。
轉角處有一個蔬菜市場，菜色也數得出來：番茄、包心菜、蔥、馬鈴薯、大豆，沒有了。水果隻有一種：橘子。這是唐人街的市場，已經是最豐富的了。外邊一般的市場，連番茄都隻有爛的，給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蔥之外，沒有吃的。
來來去去走幾趟，就在唐人街，發現自己竟然仍是人們注視的目標。這個唐人街，竟是一個看不見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來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連那食客和站在攤子後頭買“雜碎”的人，都難得看出華人的臉孔。那賣飯盒的年輕女人長得豐滿肥腴，完全一副熱帶南美女郎的長相，她對我露齒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陳記”後頭是個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華人老太太，坐在餐廳裏剝豆子，已經注視我很久，正等著我發現她。湊近一問，她講廣東話，無法溝通。她有點失望地叫來了兒子，兒子也不說北京話，卻拾起一枝筆，寫了三個字：“廣東語”。“訐”，他隻記得半邊。
在街邊的石階坐下，看流動的人來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著緊身的額律服，展露多肉的軀體，男人卻幹幹瘦瘦。偶爾走過一個華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瞞珊地走過。除了餐館裏那一個老太太母子，我沒見到一個中國女人，投見到一個中國孩子，沒見到一個年輕華人。難怪，古巴的孩子們追著我叫“中國人！”
但是，那一萬個華人到哪兒去了？
落葉隻是飄零
中華總會的主席周一飛先生讓我看他們最新的統計。在哈瓦那，50年代末來到古巴仍保留中國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華裔，也就是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是華人的，總共約有2000人。這2000人中，大概隻有20個還會說廣東話。古巴全國大概有3200多個華人。
“3200？”我大吃一驚，“不是說有5萬華人嗎？”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統，5萬古巴人有中國血統。”
三個晚上之後，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見麵。作協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著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卻對我鄭重宣布：他的爺爺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12歲被帶來古巴。他正想透過中國使館幫助他尋根，徹底找出爺爺的原鄉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個先輩是華人，不知是哪一輩，不知名不知姓不知來處，但是有一個華人先輩。
與我的翻譯第一次見麵。她摘下墨鏡，用手指拉長了自己眼角，說：“我的曾祖母是中國人。”
原來五萬所謂華人，隻有3000人看起來還像華人，真正還能說中國話的不到500個人。而這400多人的平均年齡是79歲。
這些數據對我解釋了為什麽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見幾個唐人。長期地缺華人婦女，華工遂大量與本土人結合。50年代來了最後一批華人，多半因為已在古巴的父執親友的召喚而來。這一輩人也已逐漸凋零。他們的下一代，多半已與中國語言和文化完全脫節，納入古巴的大混血。再過幾個春秋，平均年齡79歲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將看不到一張華人臉孔、聽不見一句華語；隻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飯盒。走在街上的人們依稀記得自己曾有過來自東方的前輩。
我不能不想起中國發現的猶太人後裔。已經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但是不吃豬肉。至於為什麽不吃豬肉，不再有人記得；那隻是祖上傳下來的習俗，依樣畫葫蘆吧！
對於這樣一個前景，老一代的古巴華人是不情願而感傷的。中華總會有一個小小的中文圖書館，也開班教漢語，雖然學生隻有20來個，過農曆年和十·一國慶還舉辦一點聯誼活動。最令人驚異的是《光華報》的存在，一個發行50o多份的中文周報。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頭語這樣開始：
“臘鼓頻催，新年的步伐已踏進門檻，這雖然隻是時間的更換，但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卻特別感到欣喜的，過去一年，祖國的成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天，中國已經從一向屈辱於世界列強之前、任人宰割的國家，一變而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國際發揮重要作用，變成舉足輕重的東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華報》的總編輯馮嘯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來到古巴。“來的時候，身上隻有兩塊美金，10年之後我有了四個工廠。”聽到這，像是典型的華僑發跡故事。不，這是卡斯特羅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馮嘯天失去了一切。
在陳舊而暗淡的印刷廠，馮嘯天靜靜地說：“我的生命隻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就是失敗、失敗。我要回去，回中國去。”
望著他花白的胡髭，我說不出心想著的話：在中國，你又活得過1968年嗎？
周一飛兄弟來古巴時隻有十二、三歲，說廣東話。成長之後，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自修學習說國語，中華總會的書記張自佳來自廣東恩平。1949年到古巴時隻有19歲，現在兒子已經19歲了，“妻子是古巴人嗎？”我問。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沒結婚。”
“同居20年，為什麽不結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結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幾年，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張自佳在1989年回到廣東家鄉，和一個中國女人正式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隻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邊。
“我沒有騙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國人嘛，總要落葉歸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著他，使他有點靦腆地看向門外，這落葉歸根有什麽樣的魔力呀，讓一個人在異地生活了50年，和一個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為人夫為人父之後，仍舊要拋開一切回到他出發的起點？他究竟是無情還是多情呢？
但是張自佳一時是回不了家的。一張最便宜的機票要近兩千美金，也就是4萬比索。一個哈瓦那大學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華總會書記的月薪也有那麽多，而且能夠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積蓄8年才能買一張機票。實際上，恐怕20年也不夠。
1991年，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與俄羅斯中斷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資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斷炊絕境。卡斯特羅政府宣布全國進入“非常時期”，開始糧食限量配給。在別的移民國家，華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數民族，但是古巴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華人和別人一樣的一無所有。個人糧食簿上的每月供給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經半年未發）
布料 無貨
麵包 一天一小塊（比小孩拳頭小）
雞蛋 一星期3個（很久、很久沒見了）
咖啡粉 400公克
隻有病人和7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分到牛奶。魚肉久已不見。政府有肉供應時，一個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沒有，得再等個半年十個月。
“我以前還可以寄點錢回廣東，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現在不準了。”
“你對卡斯特羅看法怎麽樣？”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過我們是外國人，跟政治沒關係。”
張自佳抽了口煙，想想，又說：“現在中國富了，沒有人來這了。我很懷念中國。”
街上隱約傳來樂聲。這是“倫巴”、“曼波”、“恰恰恰”的國度，我卻依稀聽見嗩呐高昂的音樂。真是嗩呐嗎？很可能是的。幾十萬身上烙了印記的華工中，有人曾帶了支嗩呐來，現在成了古巴嘉年華會中不可或缺的樂器。隻是在黃昏的唐人街，那若斷若續的嗩呐聲令人想起遙遠的黃土高原；燈一亮，突然恍惚不記得身在何處。
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華人死後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處。“中華總義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遠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齊幹淨，有80萬個墳，全在一處，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墳場。古巴的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裏頭，進去得付一塊美金門票，儼然是博物館。
華人公墓在一個安靜的角落，像一個落寞的莊園，由幾個白發老頭守著。從邊緣荒煙蔓草中的墳墓看起，石碑已被時光打磨，看不出字跡來。隻有一座，模糊刻著“歿於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嗎？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華工在賣身14年之後重獲自由的一年。這個人，姓誰名誰來自廣東哪個村子，難道在14年的苦工之後來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來？他的親人可知道他最後的下落？有誰又知道他最後的願望？他受盡苦難的臉朝向哪個方向？
處於中心的是幾座公墳。左手是“國民黨員公墳”，立於“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右手是“中華社會黨員公墳”；兩座墳平靜地麵對，共有一條長著青草的小徑。
“陳穎川堂公立墳場”立於民國十九年：
“穎汾設新塋 牲醴詰陳慈善會
川流歸故國 鵑聲啼罷短長亭”
“江夏堂先友墳場”上還留著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歸魂 白衣萬人 綠波千頃
夏飼供祭禮 青島一束 玄酒三杯”
什麽人來這裏親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遷亡兄 壯誌未酬 遽爾先歸地府
陽居昆仲 致誠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這些早期死亡的人，顯然都還埋進了土裏。立了石碑、刻了挽聯，哀切優美的文字像一隻溫暖的母親的手。這二三十年過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麵牆可以裝下五六十個棺材“抽屜”，一個疊一個，前麵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長、八十公分寬的白粉標了號碼的“抽屜”麵上，有人用手塗上黑字：
“蔣緒韁 廣東新會梅閣連安村人
楊惠明 廣東開平塘口勝平市人
李國偉 廣東高要宗隆鄉二冷水村人……”
沒有一個讓人得到一點安慰的字眼。在他們的家鄉裏，他們的墓碑上少不了“顯考”、“慟子”、“不孝子”、“在天之靈”等等文明世界用來彼此撫慰的文字。這些在異國的天空下躺進“抽屜”裏的人們隻有一個號碼。
或許，寫下原鄉村裏的地名對他們而言已經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地名至少表達了一個綿長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時將鑰匙、照片、針線、眼鏡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絲馬跡都放進抽屜；在這裏，人最後將自己的軀體也放進一個抽屜。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1997年1月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國農民不會離鄉背井、蹈入煙海吧？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海灘上焚燒鴉片；60個官員指揮著500個苦力，燒了23天才燒完。
當白煙滾滾遮了天空時，中國的官員還不知道中國已經進入劇變的時代，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卻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後的賭注：他們早已在劇變中。農村經濟的破產迫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往外逃生，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契約華工”流亡史。
正是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全盛的時候。白人在強取豪奪而來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處招買。活不下去了的中國農民或者自願或者被掠被迫，與“蛇頭”簽訂了賣身契約。人，像豬一樣地買來賣去，於是稱為“豬仔”。1855年，澳門有五家“豬仔館”專門販賣人口；20年後，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豬仔館”甚至是政府批準的。一有需要“豬仔”的消息傳來，人口販子立即進人大陸農村或買或騙或綁架，最後塞上輪船，駛進大海，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半個世紀中，有700多萬中國人被賣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國主義橫行的19世紀中葉，這也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英國已經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販賣；英國船艦在加勒比海上巡邏，抓到人口販子時，馬上予以絞刑。西班牙於1817年，美國在1865年南北戰爭後，都廢除了人口的買賣。也就是說，那成千上萬的澳門、香港、廣州、汕頭被賣出的中國農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鎖在艙底。在大海的顛簸中，像豬一樣擠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動彈。擋得住饑渴的人也擋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拋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幾年裏，共有12艘船駛往拉丁美洲，共載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將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這樣的“豬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條小船，上來了206人；當然，在航行的海上煉獄中已經死了100個人。這200多個中國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著一個“c”宇，代表“古巴”。他們一上船就被打上記號，像豬牛被烙印一樣。
岸上，白人買主焦急地等著。這個時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業鼎盛。綿延至天際的甘蔗田等著苦力的工作。華人被剝光了衣服，檢查身體。身體健康的，一個人頭賣10塊比索，由買主領走。
逐漸地，這些出生在廣東鄉下的農民了解了他麵臨的未來。從12月到5月間，他必須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個小時地在甘蔗田裏做苦工。每月工資4個比索——但他得先償還龐大的路費。頭兩年，他因此沒有工資。他的賣身契是14年。如果試圖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豬仔船”一艘一艘駛進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萬華人。在35萬華人中，隻有57個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華工在這一年解除了契約，得到了自由。他們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華人一樣經營小生意：餐館、洗衣店、雜貨買賣。當生活有了一點點著落，就寫信回家，把留在家鄉的兒子或兄弟侄兒招來幫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獨立戰爭中，許多自由華人加入了“古獨派”的軍隊，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戰。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華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傷，被西班牙政府軍逮捕。西班牙軍人稱他為“苦力”要放走他時，他從軍裝口袋中取出文件，證明自己是“古巴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不是一個無名的中國苦力，“射吧！”他說。
100年後，在卡斯特羅所豎起的革命紀念碑上還有兩行小字：“在華裔古巴人中，沒有一個革命的叛徒，沒有一個革命的逃兵。”
一萬個華人在哪？
1997年，距離第一艘“豬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統計說華裔占總人口0.5％，也就是5萬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麽哈瓦那就應該有一萬個華人，可以是一個小有規模的唐人街了。
有這麽多華人的城市，為什麽我這麽引人注目？正在上課的學童轉過臉來大叫：“中國人！中國人！”路上的女人睜大了眼注視我，目不轉睛。男人緊跟上來，“中國人嗎？你是中國人嗎？”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華人，卻是一副沒見過華人的樣子。在街上晃了好幾個小時，也確定沒見到一個亞洲人，連成群結隊的觀光客中都看不到東方的臉孔。怎麽回事？那一萬個古巴華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卻隻是兩條交叉的路，總共不到兩百公尺。街心上空架著裝飾性的紅色木條，點出拱門的意思。三五家飯館，沒什麽客人，倒是街上的攤販，有一點點生意。攤子上寫著笨拙的中國宇：“味香色美，中國風味”、“陳記”、“雜碎”、“炒飯”。攤子上賣的東西，卻是我這個華人認不出的東西。幾段油亮的肥腸，幾個麵粉裹炸沾滿蒼蠅的甜食。認得出的是飯盒，粗紙糊成的盒子，裏頭盛滿了醬色的飯，飯上蓋著一片薄薄的煎豬肉，一小撮包心萊。冷的，一盒15比索。
轉角處有一個蔬菜市場，菜色也數得出來：番茄、包心菜、蔥、馬鈴薯、大豆，沒有了。水果隻有一種：橘子。這是唐人街的市場，已經是最豐富的了。外邊一般的市場，連番茄都隻有爛的，給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蔥之外，沒有吃的。
來來去去走幾趟，就在唐人街，發現自己竟然仍是人們注視的目標。這個唐人街，竟是一個看不見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來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連那食客和站在攤子後頭買“雜碎”的人，都難得看出華人的臉孔。那賣飯盒的年輕女人長得豐滿肥腴，完全一副熱帶南美女郎的長相，她對我露齒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陳記”後頭是個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華人老太太，坐在餐廳裏剝豆子，已經注視我很久，正等著我發現她。湊近一問，她講廣東話，無法溝通。她有點失望地叫來了兒子，兒子也不說北京話，卻拾起一枝筆，寫了三個字：“廣東語”。“訐”，他隻記得半邊。
在街邊的石階坐下，看流動的人來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著緊身的額律服，展露多肉的軀體，男人卻幹幹瘦瘦。偶爾走過一個華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瞞珊地走過。除了餐館裏那一個老太太母子，我沒見到一個中國女人，投見到一個中國孩子，沒見到一個年輕華人。難怪，古巴的孩子們追著我叫“中國人！”
但是，那一萬個華人到哪兒去了？
落葉隻是飄零
中華總會的主席周一飛先生讓我看他們最新的統計。在哈瓦那，50年代末來到古巴仍保留中國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華裔，也就是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是華人的，總共約有2000人。這2000人中，大概隻有20個還會說廣東話。古巴全國大概有3200多個華人。
“3200？”我大吃一驚，“不是說有5萬華人嗎？”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統，5萬古巴人有中國血統。”
三個晚上之後，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見麵。作協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著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卻對我鄭重宣布：他的爺爺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12歲被帶來古巴。他正想透過中國使館幫助他尋根，徹底找出爺爺的原鄉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個先輩是華人，不知是哪一輩，不知名不知姓不知來處，但是有一個華人先輩。
與我的翻譯第一次見麵。她摘下墨鏡，用手指拉長了自己眼角，說：“我的曾祖母是中國人。”
原來五萬所謂華人，隻有3000人看起來還像華人，真正還能說中國話的不到500個人。而這400多人的平均年齡是79歲。
這些數據對我解釋了為什麽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見幾個唐人。長期地缺華人婦女，華工遂大量與本土人結合。50年代來了最後一批華人，多半因為已在古巴的父執親友的召喚而來。這一輩人也已逐漸凋零。他們的下一代，多半已與中國語言和文化完全脫節，納入古巴的大混血。再過幾個春秋，平均年齡79歲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將看不到一張華人臉孔、聽不見一句華語；隻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飯盒。走在街上的人們依稀記得自己曾有過來自東方的前輩。
我不能不想起中國發現的猶太人後裔。已經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但是不吃豬肉。至於為什麽不吃豬肉，不再有人記得；那隻是祖上傳下來的習俗，依樣畫葫蘆吧！
對於這樣一個前景，老一代的古巴華人是不情願而感傷的。中華總會有一個小小的中文圖書館，也開班教漢語，雖然學生隻有20來個，過農曆年和十·一國慶還舉辦一點聯誼活動。最令人驚異的是《光華報》的存在，一個發行50o多份的中文周報。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頭語這樣開始：
“臘鼓頻催，新年的步伐已踏進門檻，這雖然隻是時間的更換，但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卻特別感到欣喜的，過去一年，祖國的成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天，中國已經從一向屈辱於世界列強之前、任人宰割的國家，一變而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國際發揮重要作用，變成舉足輕重的東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華報》的總編輯馮嘯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來到古巴。“來的時候，身上隻有兩塊美金，10年之後我有了四個工廠。”聽到這，像是典型的華僑發跡故事。不，這是卡斯特羅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馮嘯天失去了一切。
在陳舊而暗淡的印刷廠，馮嘯天靜靜地說：“我的生命隻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就是失敗、失敗。我要回去，回中國去。”
望著他花白的胡髭，我說不出心想著的話：在中國，你又活得過1968年嗎？
周一飛兄弟來古巴時隻有十二、三歲，說廣東話。成長之後，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自修學習說國語，中華總會的書記張自佳來自廣東恩平。1949年到古巴時隻有19歲，現在兒子已經19歲了，“妻子是古巴人嗎？”我問。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沒結婚。”
“同居20年，為什麽不結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結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幾年，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張自佳在1989年回到廣東家鄉，和一個中國女人正式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隻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邊。
“我沒有騙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國人嘛，總要落葉歸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著他，使他有點靦腆地看向門外，這落葉歸根有什麽樣的魔力呀，讓一個人在異地生活了50年，和一個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為人夫為人父之後，仍舊要拋開一切回到他出發的起點？他究竟是無情還是多情呢？
但是張自佳一時是回不了家的。一張最便宜的機票要近兩千美金，也就是4萬比索。一個哈瓦那大學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華總會書記的月薪也有那麽多，而且能夠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積蓄8年才能買一張機票。實際上，恐怕20年也不夠。
1991年，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與俄羅斯中斷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資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斷炊絕境。卡斯特羅政府宣布全國進入“非常時期”，開始糧食限量配給。在別的移民國家，華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數民族，但是古巴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華人和別人一樣的一無所有。個人糧食簿上的每月供給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經半年未發）
布料 無貨
麵包 一天一小塊（比小孩拳頭小）
雞蛋 一星期3個（很久、很久沒見了）
咖啡粉 400公克
隻有病人和7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分到牛奶。魚肉久已不見。政府有肉供應時，一個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沒有，得再等個半年十個月。
“我以前還可以寄點錢回廣東，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現在不準了。”
“你對卡斯特羅看法怎麽樣？”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過我們是外國人，跟政治沒關係。”
張自佳抽了口煙，想想，又說：“現在中國富了，沒有人來這了。我很懷念中國。”
街上隱約傳來樂聲。這是“倫巴”、“曼波”、“恰恰恰”的國度，我卻依稀聽見嗩呐高昂的音樂。真是嗩呐嗎？很可能是的。幾十萬身上烙了印記的華工中，有人曾帶了支嗩呐來，現在成了古巴嘉年華會中不可或缺的樂器。隻是在黃昏的唐人街，那若斷若續的嗩呐聲令人想起遙遠的黃土高原；燈一亮，突然恍惚不記得身在何處。
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華人死後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處。“中華總義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遠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齊幹淨，有80萬個墳，全在一處，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墳場。古巴的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裏頭，進去得付一塊美金門票，儼然是博物館。
華人公墓在一個安靜的角落，像一個落寞的莊園，由幾個白發老頭守著。從邊緣荒煙蔓草中的墳墓看起，石碑已被時光打磨，看不出字跡來。隻有一座，模糊刻著“歿於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嗎？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華工在賣身14年之後重獲自由的一年。這個人，姓誰名誰來自廣東哪個村子，難道在14年的苦工之後來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來？他的親人可知道他最後的下落？有誰又知道他最後的願望？他受盡苦難的臉朝向哪個方向？
處於中心的是幾座公墳。左手是“國民黨員公墳”，立於“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右手是“中華社會黨員公墳”；兩座墳平靜地麵對，共有一條長著青草的小徑。
“陳穎川堂公立墳場”立於民國十九年：
“穎汾設新塋 牲醴詰陳慈善會
川流歸故國 鵑聲啼罷短長亭”
“江夏堂先友墳場”上還留著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歸魂 白衣萬人 綠波千頃
夏飼供祭禮 青島一束 玄酒三杯”
什麽人來這裏親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遷亡兄 壯誌未酬 遽爾先歸地府
陽居昆仲 致誠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這些早期死亡的人，顯然都還埋進了土裏。立了石碑、刻了挽聯，哀切優美的文字像一隻溫暖的母親的手。這二三十年過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麵牆可以裝下五六十個棺材“抽屜”，一個疊一個，前麵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長、八十公分寬的白粉標了號碼的“抽屜”麵上，有人用手塗上黑字：
“蔣緒韁 廣東新會梅閣連安村人
楊惠明 廣東開平塘口勝平市人
李國偉 廣東高要宗隆鄉二冷水村人……”
沒有一個讓人得到一點安慰的字眼。在他們的家鄉裏，他們的墓碑上少不了“顯考”、“慟子”、“不孝子”、“在天之靈”等等文明世界用來彼此撫慰的文字。這些在異國的天空下躺進“抽屜”裏的人們隻有一個號碼。
或許，寫下原鄉村裏的地名對他們而言已經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地名至少表達了一個綿長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時將鑰匙、照片、針線、眼鏡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絲馬跡都放進抽屜；在這裏，人最後將自己的軀體也放進一個抽屜。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199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