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攤開地圖的時候，他們說：“你找什麽？我們可以幫忙嗎？”
哈瓦那最寬敞美麗的大街，陽光照亮了他們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膚。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摟著女孩子的細腰，對我露出細白的牙齒。
我其實不找什麽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確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認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們可以告訴我哪兒是古巴人愛去的酒館，讓我避開觀光客的人潮。
我們離開大街，折向巷道，氣味和色彩陡變。在觀光客飯店背麵的陰影裏，漆自牆上剝落，木板因陳舊而斷裂，鐵欄杆布滿鏽色；光著胳臂的男人從三樓垂下一隻空桶，讓滿頭卷發的女人拿去水車要水。垃圾暴置街頭，惹來的蒼蠅停在沒有肉的肉鋪砧板上。不知哪裏流出來的髒水橫流過街，行人踮起腳尖。一隻老鼠沿著牆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進。
她，哈瓦那大學，教育係。男孩子用英語單字解釋。我，哲學係，一年級。她，沒有父母，祖母養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個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個停電的晚上，人們從悶熱的房間走出，在石階上坐下；一條街的人，都在獨自發著幽光的天空下。談話的聲音此起被落、遠遠近近，像海浪的推湧。
父母怎麽了？我看著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著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時候。所以很窮，要做工，讀書，男孩子叫了一杯可樂。我們要讀完大學、結婚、到美國去。
要付賬的時候，女孩子起身，說“等一下”。在櫃台拿了包香煙回來，放在我麵前。“買這給我吧？”她說。
男孩子拾起一雙腳讓我看他脫了底的球鞋。給我一點美金吧，他說，我快不能走路了。
連續幾天，我都看見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著什麽。
——2——
廣場上有點兒假日的氣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綠綠的遮陽傘，傘下坐著來自歐美的觀光客，穿著涼鞋、戴著墨鏡、展露著海灘上努力曬出來的紅皮膚。小書攤一落一落的，排滿了廣場。1997年啊，誰喝得起咖啡、誰買得起書？這假日氣氛全是觀光的布景道具。
書攤遠看形形色色，近看卻隻有一種書：古巴革命，畝巴曆代革命。隻有英雄傳記，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獨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書的封麵封底、是旗幟、是海報、是襯衫、是鈕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圍巾、是杯盤碗匙、是銀幣鎳幣金幣銅幣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綠綠的陽傘一樣，都是觀光業的道具。異國情調裏摻進了壯烈的想象，對西方小資產階級調配出多麽不可抗拒的魅力。留著小胡子的書攤老板捧著一盤胸針，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語氣擠眉弄眼地說：
“可愛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羅還要切？”
我搖搖頭，不，對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沒興趣。我想知道的是你們除了革命之外還有什麽別的可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豈不意昧著一次又一次的幻滅？你們是賣革命還是賣革命的幻滅？）
小胡子假作生氣狀，拍自己的腦袋：“可愛的小姐，你太麻煩了，人家美國人來古巴就找這個。”
然後就和所有的觀光客一樣，踱進了革命博物館，古巴的曆史展現在牆上，圖片和文字告訴你，這是一個屠殺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曆史和照片一樣：黑白分明。白人殘殺土著，地主壓迫農民，殖民者剝削被殖民者，而曆史的前進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義推動。灑了熱血、拋了頭顱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頂天立地，自牆頭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間一隅，自窗口望向藍色的加勒比海，深藍，在陽光下跳躍著萬片碎光，切割著我悲哀的情緒。悲哀，因為一點兒也沒被牆上的屠殺史抗暴史所感動。
陪伴著切·格瓦拉在窮山惡水裏打遊擊的那隻驢子就站在對麵，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標本。載著卡斯特羅在翻天大浪裏搶上灘頭的快艇“老奶奶號”就在右側，由衛兵守著，像守護一座神殿。
如果沒有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隻認得這座革命抗暴博物館，我想我會感動涕零，為那些被欺淩被暴虐的凡人，為那些正義勇敢而純潔的英雄。可是我知道這博物館外麵的世界。在外麵那世界裏，曾經正義勇敢而純潔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成欺淩暴虐的主使。
連最純潔的革命理想都可能隻是一種篡寫曆史的道具。
——3——
哈瓦那作協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 heras leon說，他找了三位當代古巴最優秀的年輕作家和我見麵。晚上7點，在我飯店大廳等候。
7點整，向我迎麵走來一個男人，長發披肩，穿黑色襯衫、黑色緊身牛仔褲，褲腳塞進黑色長統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屬配件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的兩隻手腕各套著一隻鑲了金屬的黑皮鐲。這樣一個人，看起來不是重金屬樂隊裏，歇斯底裏的瘋狂歌手，就是嗑藥縱欲致力於自我毀滅的叛逆小子，總而言之，是那種如果在暗巷相遇會讓我回頭就跑的危險少年。（與我同行的攝影記者事後說：我遠遠看見那麽個人向你走近，大吃一驚，心想是否該和你出去保護你，後來看到另外還有兩個人，才放心走了。）
這個人虎虎生風走到我麵前，一開口，就讓人發覺他是隻披了狼皮的綿羊：“你是應台嗎？我是約斯，yoss！”
聲音很輕，眼睛很稚氣，有點兒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
米謝michel較高，明顯地有印第安人血統，膚色像烤得恰好的麵包，眼睛美麗柔和。一柬黑發紮在後頭。
安格angel似乎較老氣，塊頭也大些，不怎麽說話。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嗎？我問。
三個人都搖頭，由會講英語的約斯回答：那兒太貴，太貴了。
最後到了一個他們認為貴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間速食店，除了啤酒就隻有玻璃箱裏旋轉著的一熱再熱皮都幹掉了的炸雞和漢堡。安格已用過晚餐，米謝叫了半個炸雞。約斯開始大吃，原來的羞澀被克服了，他笑著說：“好久沒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隻有他真能說英語，於是一麵吃，一麵抹嘴，一麵說。
我提了幾個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個人意見相當一致：“這些流亡作家也許在西方有名，但他們不見得是好作家。西方寵愛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不是由於他們的文學成就。我們並不特別尊敬這些人。
“政治，是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但絕對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種簡化的想象：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就一定得有異議作家，而且隻有異議作家，才值得他們注意。
“我們三個對於文學表現本身的興趣要遠遠超過對於政治的興趣。在一個高度控製的社會裏——在古巴，人們說，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個高度控製的社會裏，政治以外仍有極端豐富的人生體驗和題材：情欲、貧窮、信仰……
“當然我們並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們三個人都有被查封或沒人敢發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寫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經驗，寫得很慘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隻能拿到墨西哥去發表。
“但我們都覺得隻寫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異議分子麵貌去贏得西方注意，更不屑為之。
“我愛女人。米謝和安格也是。光寫女人就寫不完呢。”
有人捧著滿懷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驚：玫瑰花？每個人每天限量一個小麵包了，還有玫瑰花，這是什麽超現實主義？
米謝把賣花人喚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遞給我，說：
“請原諒，隻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著我將白玫瑰用絲巾細細包紮，靜靜地說：
“我們都很熟悉李白的詩，中國唐詩。我自己特別愛莊子。但是在哈瓦那簡直不可能找到中國文學的書，不管是古典或當代的。你有什麽辦法嗎？”
唉，讓我想想辦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東西太多了：肥皂、衛生紙、別針、鞋帶……買一條短褲可以花掉半個月的工資。你想找的卻是李白莊子和中國文學，真是徹底的精神貴族啊。
——4——
我帶著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歐洲。小心地將它插在書架與書架之間。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真的，其實是假的；有些東西看起來是假的，其實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淩晨
在我攤開地圖的時候，他們說：“你找什麽？我們可以幫忙嗎？”
哈瓦那最寬敞美麗的大街，陽光照亮了他們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膚。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摟著女孩子的細腰，對我露出細白的牙齒。
我其實不找什麽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確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認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們可以告訴我哪兒是古巴人愛去的酒館，讓我避開觀光客的人潮。
我們離開大街，折向巷道，氣味和色彩陡變。在觀光客飯店背麵的陰影裏，漆自牆上剝落，木板因陳舊而斷裂，鐵欄杆布滿鏽色；光著胳臂的男人從三樓垂下一隻空桶，讓滿頭卷發的女人拿去水車要水。垃圾暴置街頭，惹來的蒼蠅停在沒有肉的肉鋪砧板上。不知哪裏流出來的髒水橫流過街，行人踮起腳尖。一隻老鼠沿著牆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進。
她，哈瓦那大學，教育係。男孩子用英語單字解釋。我，哲學係，一年級。她，沒有父母，祖母養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個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個停電的晚上，人們從悶熱的房間走出，在石階上坐下；一條街的人，都在獨自發著幽光的天空下。談話的聲音此起被落、遠遠近近，像海浪的推湧。
父母怎麽了？我看著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著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時候。所以很窮，要做工，讀書，男孩子叫了一杯可樂。我們要讀完大學、結婚、到美國去。
要付賬的時候，女孩子起身，說“等一下”。在櫃台拿了包香煙回來，放在我麵前。“買這給我吧？”她說。
男孩子拾起一雙腳讓我看他脫了底的球鞋。給我一點美金吧，他說，我快不能走路了。
連續幾天，我都看見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著什麽。
——2——
廣場上有點兒假日的氣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綠綠的遮陽傘，傘下坐著來自歐美的觀光客，穿著涼鞋、戴著墨鏡、展露著海灘上努力曬出來的紅皮膚。小書攤一落一落的，排滿了廣場。1997年啊，誰喝得起咖啡、誰買得起書？這假日氣氛全是觀光的布景道具。
書攤遠看形形色色，近看卻隻有一種書：古巴革命，畝巴曆代革命。隻有英雄傳記，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獨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書的封麵封底、是旗幟、是海報、是襯衫、是鈕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圍巾、是杯盤碗匙、是銀幣鎳幣金幣銅幣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綠綠的陽傘一樣，都是觀光業的道具。異國情調裏摻進了壯烈的想象，對西方小資產階級調配出多麽不可抗拒的魅力。留著小胡子的書攤老板捧著一盤胸針，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語氣擠眉弄眼地說：
“可愛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羅還要切？”
我搖搖頭，不，對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沒興趣。我想知道的是你們除了革命之外還有什麽別的可賣？（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豈不意昧著一次又一次的幻滅？你們是賣革命還是賣革命的幻滅？）
小胡子假作生氣狀，拍自己的腦袋：“可愛的小姐，你太麻煩了，人家美國人來古巴就找這個。”
然後就和所有的觀光客一樣，踱進了革命博物館，古巴的曆史展現在牆上，圖片和文字告訴你，這是一個屠殺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曆史和照片一樣：黑白分明。白人殘殺土著，地主壓迫農民，殖民者剝削被殖民者，而曆史的前進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義推動。灑了熱血、拋了頭顱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頂天立地，自牆頭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間一隅，自窗口望向藍色的加勒比海，深藍，在陽光下跳躍著萬片碎光，切割著我悲哀的情緒。悲哀，因為一點兒也沒被牆上的屠殺史抗暴史所感動。
陪伴著切·格瓦拉在窮山惡水裏打遊擊的那隻驢子就站在對麵，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標本。載著卡斯特羅在翻天大浪裏搶上灘頭的快艇“老奶奶號”就在右側，由衛兵守著，像守護一座神殿。
如果沒有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隻認得這座革命抗暴博物館，我想我會感動涕零，為那些被欺淩被暴虐的凡人，為那些正義勇敢而純潔的英雄。可是我知道這博物館外麵的世界。在外麵那世界裏，曾經正義勇敢而純潔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成欺淩暴虐的主使。
連最純潔的革命理想都可能隻是一種篡寫曆史的道具。
——3——
哈瓦那作協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 heras leon說，他找了三位當代古巴最優秀的年輕作家和我見麵。晚上7點，在我飯店大廳等候。
7點整，向我迎麵走來一個男人，長發披肩，穿黑色襯衫、黑色緊身牛仔褲，褲腳塞進黑色長統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屬配件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的兩隻手腕各套著一隻鑲了金屬的黑皮鐲。這樣一個人，看起來不是重金屬樂隊裏，歇斯底裏的瘋狂歌手，就是嗑藥縱欲致力於自我毀滅的叛逆小子，總而言之，是那種如果在暗巷相遇會讓我回頭就跑的危險少年。（與我同行的攝影記者事後說：我遠遠看見那麽個人向你走近，大吃一驚，心想是否該和你出去保護你，後來看到另外還有兩個人，才放心走了。）
這個人虎虎生風走到我麵前，一開口，就讓人發覺他是隻披了狼皮的綿羊：“你是應台嗎？我是約斯，yoss！”
聲音很輕，眼睛很稚氣，有點兒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
米謝michel較高，明顯地有印第安人血統，膚色像烤得恰好的麵包，眼睛美麗柔和。一柬黑發紮在後頭。
安格angel似乎較老氣，塊頭也大些，不怎麽說話。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嗎？我問。
三個人都搖頭，由會講英語的約斯回答：那兒太貴，太貴了。
最後到了一個他們認為貴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間速食店，除了啤酒就隻有玻璃箱裏旋轉著的一熱再熱皮都幹掉了的炸雞和漢堡。安格已用過晚餐，米謝叫了半個炸雞。約斯開始大吃，原來的羞澀被克服了，他笑著說：“好久沒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隻有他真能說英語，於是一麵吃，一麵抹嘴，一麵說。
我提了幾個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個人意見相當一致：“這些流亡作家也許在西方有名，但他們不見得是好作家。西方寵愛他們是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不是由於他們的文學成就。我們並不特別尊敬這些人。
“政治，是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但絕對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種簡化的想象：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就一定得有異議作家，而且隻有異議作家，才值得他們注意。
“我們三個對於文學表現本身的興趣要遠遠超過對於政治的興趣。在一個高度控製的社會裏——在古巴，人們說，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個高度控製的社會裏，政治以外仍有極端豐富的人生體驗和題材：情欲、貧窮、信仰……
“當然我們並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們三個人都有被查封或沒人敢發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寫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經驗，寫得很慘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隻能拿到墨西哥去發表。
“但我們都覺得隻寫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異議分子麵貌去贏得西方注意，更不屑為之。
“我愛女人。米謝和安格也是。光寫女人就寫不完呢。”
有人捧著滿懷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驚：玫瑰花？每個人每天限量一個小麵包了，還有玫瑰花，這是什麽超現實主義？
米謝把賣花人喚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遞給我，說：
“請原諒，隻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著我將白玫瑰用絲巾細細包紮，靜靜地說：
“我們都很熟悉李白的詩，中國唐詩。我自己特別愛莊子。但是在哈瓦那簡直不可能找到中國文學的書，不管是古典或當代的。你有什麽辦法嗎？”
唉，讓我想想辦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東西太多了：肥皂、衛生紙、別針、鞋帶……買一條短褲可以花掉半個月的工資。你想找的卻是李白莊子和中國文學，真是徹底的精神貴族啊。
——4——
我帶著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歐洲。小心地將它插在書架與書架之間。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真的，其實是假的；有些東西看起來是假的，其實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