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文匯出版社印行的《20世紀上海大博覽》，在1940年9月的那一頁讀到這樣的新聞：
“8月上旬，堅持抗日的遊擊隊襲擊駐崇明的日軍，激戰二小時，殲滅日軍十餘人。日軍敗退，向上海求援，援軍又中遊擊隊埋伏，被殲一百餘人……日軍惱羞成怒，對崇明無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殺死自衛隊的（汪政府）偽軍一百餘人。繼之對強明鄉、日新鎮、大橋鎮等地壯年男女實行屠殺，除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六歲的幼童外無一幸免，‘總計被殺七百餘人。所有的房屋被澆上汽油焚燒。頓時島上火光衝天，哭聲遍野，慘絕人寰。近日
逃離崇明來滬的難民達一千餘人。”
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個二十二歲的意大利共產黨遊擊隊員打扮成清潔工人的模樣在羅馬街頭掃地，就在德國納粹總部門前。他點燃了引線。這一場爆炸，炸死了三十三個納粹士兵。
死一個德國人，要十個意大利人來賠。德軍需要三百三十個本地人。他們從監獄裏拖出三百二十個“犯人”——反抗納粹統治的地下工作人員、違反了宵禁時間的十七歲的少年、七十三個猶太人，還有一個容許猶太人進到自己餐館來吃飯的餐館老板。還差十個人，德軍就到街上民宅裏去拖出。
三十一歲的納粹連長，名字叫普瑞布可，麵對著三百多個意大利人，核對手裏的名單點名；點到一個就用筆在名字上勾一下。名點完了，發現事實上多出了五個人。這五個人如果放走，就變成證人。於是三百三十五個人一起，最年輕的十四歲，最年長的七十四歲，兩手反綁，跪下，機關槍掃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還有滅跡的工作。德軍將屠殺場所引爆，一瞬之間，所有的屍體埋在瓦礫之下。幾天之後，惡臭開始流到羅馬大街上，德軍便將一卡車一卡車的垃圾拖來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屍臭。
曆史也許相似，現實卻相差極遠。日軍在崇明的報複屠殺不再有人記得，不再有人提起，德軍在羅馬的暴行在半個世紀之後，卻仍是歐洲報紙的頭條新聞。
一張老人的臉孔，臉上布滿老人斑。當年下令開槍的納粹連長，現在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紳士”了。五十二年來，他改名換姓住在阿根廷，經營肉鋪生意，設立德國學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羅馬法庭受審，旁聽席上坐滿了各國記者、關心的市民，當然，還有當年被害人的家屬。普瑞布可進場時，旁聽席上一陣騷動，“凶手！”有人大喊。
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婦人在庭外說，“我恨不得用我這雙手把他掐死！”1944年，當她的丈夫被衝進來的納粹士兵拖走的時候，他們結婚還不到三個月。“他們連十幾歲的孩子也不放過。普瑞布可現在說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顧；要我來說，他就是活該離開他老婆到意大利來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來就等著今天！”
普瑞布可為自己辯護說，他也隻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會被處死。為了駁倒這個說法，柏林一位軍事曆史學家，一個德國人，專程來到羅馬作證：就他的研究來看，沒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實可以不讓三百三十五個人槍斃；他確實是個劊子手。
為納粹連長進行辯護的反倒是個意大利律師。他對柏林的軍事學者嗤之以鼻：這一代的德國人熱心過頭地追剿納粹，其實是在以懲罰上一代來清洗自己的良心，讓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民族情緒被這場曆史的審判給煽熱了；在羅馬人熱切的街談巷議中，柏林曆史學家是“好”德國人，普瑞布可是“壞”德國人。難得有幾個人像愛維亞那樣想。愛維亞是“解放曆史博物館”的館長。她在庭上描述當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腳踢，“但是，”她說，“我也認識一些納粹士兵悄悄將犯人從後門放走。評判人要評判個別的個人，不能以整個族群來論斷，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讓羅馬人每晚圍著電視目不轉睛的審判終於結束了；意大利法庭認為五十二年超過了法律上的追訴期限，普瑞布可無罪釋放。作出這個判決的意大利法官絕對是個為了原則不怕死的人。羅馬市民衝進了法院，四處打砸。法官拒絕沒有尊嚴地從後門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護。普瑞布可在層層警衛的護送下，邁往自由。
他的自由隻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德國法務部。在聽說他被判無罪開釋的同時，立即發出了通緝，要求意大利警方將普瑞布可引渡德國受審；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當天又將普瑞布可送回監獄。等候下一步的發展。
八十三歲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獄裏，躲不掉曆史的審判。在電視上我卻看見另一張也是布滿老人斑的臉孔，是一個日本人。普瑞布可槍斃意大利人的時候，這個日本人和他的部隊正進入菲律賓的叢林裏，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土著的村子，卻尋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開始殺人；殺了土著父母，然後要被殺者的子女將父母的屍身剁塊煮熟。日本兵自己飽食之後，便強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訪問的一個土著老婦人說，“我隻有十幾歲，我吃了就一直嘔吐，我們是不吃自己父母親的。”
電視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頭說，“我很懺悔我們的過去。我在戰後變成一個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臉孔和普瑞布可的臉孔疊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舊看不清罪與罰的脈絡。我曾經認為懲罰一個生命臨近終點的人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一個社會，即使是一個受了重創的社會，要懂得寬恕的人生哲學。可是當我一再地看見獨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殺別人的族群，殘暴的曆史一再地重複又重複，我認識了讓普瑞布可老死獄中的沉痛意義：他的下場必須讓所有未來的和現在的暴虐者引以為鑒。當我們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過曆史的終極審判時，他在下手前或許要靜思片刻。那個片刻，要決定光明與黑暗。
日本老人的懺悔，對那些被殺害的人來說，未免來得太遲，未免來得太廉價。
而崇明島的居民，誰還記得他們嗎？他們可還記得自己？崇明島在哪裏？
1996年
“8月上旬，堅持抗日的遊擊隊襲擊駐崇明的日軍，激戰二小時，殲滅日軍十餘人。日軍敗退，向上海求援，援軍又中遊擊隊埋伏，被殲一百餘人……日軍惱羞成怒，對崇明無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殺死自衛隊的（汪政府）偽軍一百餘人。繼之對強明鄉、日新鎮、大橋鎮等地壯年男女實行屠殺，除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六歲的幼童外無一幸免，‘總計被殺七百餘人。所有的房屋被澆上汽油焚燒。頓時島上火光衝天，哭聲遍野，慘絕人寰。近日
逃離崇明來滬的難民達一千餘人。”
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個二十二歲的意大利共產黨遊擊隊員打扮成清潔工人的模樣在羅馬街頭掃地，就在德國納粹總部門前。他點燃了引線。這一場爆炸，炸死了三十三個納粹士兵。
死一個德國人，要十個意大利人來賠。德軍需要三百三十個本地人。他們從監獄裏拖出三百二十個“犯人”——反抗納粹統治的地下工作人員、違反了宵禁時間的十七歲的少年、七十三個猶太人，還有一個容許猶太人進到自己餐館來吃飯的餐館老板。還差十個人，德軍就到街上民宅裏去拖出。
三十一歲的納粹連長，名字叫普瑞布可，麵對著三百多個意大利人，核對手裏的名單點名；點到一個就用筆在名字上勾一下。名點完了，發現事實上多出了五個人。這五個人如果放走，就變成證人。於是三百三十五個人一起，最年輕的十四歲，最年長的七十四歲，兩手反綁，跪下，機關槍掃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還有滅跡的工作。德軍將屠殺場所引爆，一瞬之間，所有的屍體埋在瓦礫之下。幾天之後，惡臭開始流到羅馬大街上，德軍便將一卡車一卡車的垃圾拖來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屍臭。
曆史也許相似，現實卻相差極遠。日軍在崇明的報複屠殺不再有人記得，不再有人提起，德軍在羅馬的暴行在半個世紀之後，卻仍是歐洲報紙的頭條新聞。
一張老人的臉孔，臉上布滿老人斑。當年下令開槍的納粹連長，現在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紳士”了。五十二年來，他改名換姓住在阿根廷，經營肉鋪生意，設立德國學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羅馬法庭受審，旁聽席上坐滿了各國記者、關心的市民，當然，還有當年被害人的家屬。普瑞布可進場時，旁聽席上一陣騷動，“凶手！”有人大喊。
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婦人在庭外說，“我恨不得用我這雙手把他掐死！”1944年，當她的丈夫被衝進來的納粹士兵拖走的時候，他們結婚還不到三個月。“他們連十幾歲的孩子也不放過。普瑞布可現在說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顧；要我來說，他就是活該離開他老婆到意大利來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來就等著今天！”
普瑞布可為自己辯護說，他也隻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會被處死。為了駁倒這個說法，柏林一位軍事曆史學家，一個德國人，專程來到羅馬作證：就他的研究來看，沒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實可以不讓三百三十五個人槍斃；他確實是個劊子手。
為納粹連長進行辯護的反倒是個意大利律師。他對柏林的軍事學者嗤之以鼻：這一代的德國人熱心過頭地追剿納粹，其實是在以懲罰上一代來清洗自己的良心，讓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民族情緒被這場曆史的審判給煽熱了；在羅馬人熱切的街談巷議中，柏林曆史學家是“好”德國人，普瑞布可是“壞”德國人。難得有幾個人像愛維亞那樣想。愛維亞是“解放曆史博物館”的館長。她在庭上描述當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腳踢，“但是，”她說，“我也認識一些納粹士兵悄悄將犯人從後門放走。評判人要評判個別的個人，不能以整個族群來論斷，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讓羅馬人每晚圍著電視目不轉睛的審判終於結束了；意大利法庭認為五十二年超過了法律上的追訴期限，普瑞布可無罪釋放。作出這個判決的意大利法官絕對是個為了原則不怕死的人。羅馬市民衝進了法院，四處打砸。法官拒絕沒有尊嚴地從後門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護。普瑞布可在層層警衛的護送下，邁往自由。
他的自由隻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德國法務部。在聽說他被判無罪開釋的同時，立即發出了通緝，要求意大利警方將普瑞布可引渡德國受審；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當天又將普瑞布可送回監獄。等候下一步的發展。
八十三歲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獄裏，躲不掉曆史的審判。在電視上我卻看見另一張也是布滿老人斑的臉孔，是一個日本人。普瑞布可槍斃意大利人的時候，這個日本人和他的部隊正進入菲律賓的叢林裏，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土著的村子，卻尋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開始殺人；殺了土著父母，然後要被殺者的子女將父母的屍身剁塊煮熟。日本兵自己飽食之後，便強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訪問的一個土著老婦人說，“我隻有十幾歲，我吃了就一直嘔吐，我們是不吃自己父母親的。”
電視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頭說，“我很懺悔我們的過去。我在戰後變成一個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臉孔和普瑞布可的臉孔疊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舊看不清罪與罰的脈絡。我曾經認為懲罰一個生命臨近終點的人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一個社會，即使是一個受了重創的社會，要懂得寬恕的人生哲學。可是當我一再地看見獨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殺別人的族群，殘暴的曆史一再地重複又重複，我認識了讓普瑞布可老死獄中的沉痛意義：他的下場必須讓所有未來的和現在的暴虐者引以為鑒。當我們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過曆史的終極審判時，他在下手前或許要靜思片刻。那個片刻，要決定光明與黑暗。
日本老人的懺悔，對那些被殺害的人來說，未免來得太遲，未免來得太廉價。
而崇明島的居民，誰還記得他們嗎？他們可還記得自己？崇明島在哪裏？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