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帶著槍和刺刀,在1937年11月進入蘇州。古城裏,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願走的,大多是引車賣漿的升鬥小民。十個月之後,《大公報》的記者報導了蘇州淪陷後的麵貌。


    中央飯店改成了“軍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門口外去拉客,門口的招牌寫著“蘇州美人第一線待應”。大街小巷的牆壁上,國貨和歐美貨品的廣告全部取下,換上了“仁丹,老篤眼藥,味の素”。


    記者忍不住他的嘲諷:“蘇州人的摹仿性,最適合於做順民。”(1938年9月8日《大公報》)


    署名“小小”的記者對蘇州人不甚公平,因為適合做順民的,不隻是蘇州人。同時在德國占領下的歐洲,“順民”也不少。法國、比利時,都有和德軍合作的“維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魯塞爾的金發碧眼“美人第一線侍應”。


    我不知道的是,抗戰勝利之後,蘇州的“順民”和那些“美人”怎麽樣了?


    在法國,那些金發“美人”,還有和德國士兵墮入情網的女孩子們,被憲警和一些自告奮勇主持正義的人從家裏頭拖出來。她們的頭發和文革時代一樣被剪剃成陰陽頭或者光頭,然後遊街(別以為隻有中國人做過這樣的事情!)。


    剃剃頭發不算什麽;毆打、私刑、謀殺,才是真正的算帳。據估計,大戰後,大約有三、四十萬法國“順民”和“美人”被私下“解決”掉。被殺掉的當然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曆史機會,那沒被殺掉的,如果機運好,還有可能乘著曆史的浪頭翻身——一個曾經為法國維琪政府效勞過的年輕人後來成了法國總統,那個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衛手下的什麽處長成為今天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對“順民”算帳最嚴苛的,是比利時。四五到四九年間的軍事法庭大量地審判“順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辯護律師往往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就匆匆判刑,能夠證明被告清白的證物棄置不顧,證人則往往受到恐嚇,甚至被驅離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進行著;被指為“賣國賊”、“比奸”的人被強暴、被淩虐、被殺害。在法庭內,重刑像獎品一樣的發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兒女一並入獄,財產沒收。隻要在清算名單上的,不論判刑與否,都成為懲罰對象:不準上大學,不準任教師、記者,不發給護照,不能申請電話線,不能開銀行戶頭……。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比利時這個小國家還有五萬人被褫奪公權,不能投票。


    為什麽比利時對“順民”比其他歐洲國家都來得嚴酷呢?是比利時人對忠貞的要求較高嗎?


    翻開正義“肅奸”的表麵,就可以看見下麵蟲蛀的肮髒的痕跡。構成比利時國家的兩個主要民族:講法語的wallone和講富來明語的me。後者一向處劣勢,他們覺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語族群的壓抑。當德軍在1940年占領了比利時時,許多富來明語群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機會來了,他們可以用德國人的勢力來製衡法語族的強勢。與敵軍合作的“比奸”中兩個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來明族的參與動機與法語族的人非常不同:他們多不是納粹主義的追隨者,而是企圖為自己族群爭奪權力的民族主義者。


    這些人下錯了注。德國敗了,法語人坐在審判席上,算帳的時間到了。這一個族群的“義士”是那一個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蘇州的“順民”和“美人”後來怎麽樣了。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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