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歲的表哥對三歲半的表弟說：
“那輛白色的警車給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說：
“nein,nein,dasgehortmir！”
“你已經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興了。
“duhastaucheinauto。”表弟也不高興了。
※※※
媽媽忍不住將報紙放下，仔細聽起表兄弟倆的對白。這又是一個新發現：安安竟然和龍行說德語！
為什麽？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媽都說國語呀！
這還是他們回到台灣的第一天。觀察了兩天之後，媽媽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國，安安每天上幼稚園。在他的世界裏，所有的小人兒都是說德語的；德語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車、吵架的語言。龍行也是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卻說不一樣的話，真是矛盾極了。剛下飛機的安安一下子扭轉不過來。
有一天早上，媽媽一邊幫安安梳頭，一邊說：
“今天帶你去幼稚園看看。”
安安有點緊張：“是不是跟德國的幼稚園一樣？”
“嗯——”做母親的沉吟起來，她已經不記得自己的幼稚園年代了，雖然還記得破碎的兒歌詞“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還“排排坐”嗎？
手牽著手，媽媽緊張地看著轟隆轟隆川流不息的車輛，找不到空隙過街去。她覺得頭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邊支撐了很久，卻看見對麵穿製服的一個小蘿卜頭若無其事地穿梭過街。她終於也過去了。
園長帶媽媽去看小班。媽媽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結構是台灣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個房間，開著正正方方的窗和門。“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灣長大過程中所熟悉的：前麵掛著黑板，對著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齊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裏坐著密密麻麻的人。老師站在前麵，正在教孩子們認字。
“還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沒有變！”媽媽心裏想著。在德國的幼稚園裏，房間不像“教室”，倒像個家庭起居室。一個角落裏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著娃娃的床、衣櫃、玩具廚房、小桌小椅。另一個角落裏疊著厚厚的海綿墊，是聊天和翻滾的地方。右邊的牆角下鋪著一張地毯，玩積木造房子就在這張地毯上。左邊的牆角下有一張矮胖的方桌，四周圍著矮胖的小椅子，剪紙勞作就在這張桌上。其他還有幾落桌椅，散置各處。
清晨七點半，幼稚園開門。零星幾個小把戲就被爸爸或媽媽送來了。來得這麽早，多半因為爸媽兩人都得上班。陸陸續續的，孩子越來越多。安安通常九點才到，看他起得多遲。到九點半，大概所有的同學都到了，總共有廿個。
到了之後做什麽？潔西卡坐到早餐桌上開始吃媽媽準備好的麵包和乳酪；桌上已經擺著牛奶和果汁。丹尼爾快步衝到積木毯上，開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邊去，要了把小剪刀，動手做紙燈籠；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裏扮演醫生和護士，多莉懷裏抱著一個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樣子；玩組合玩具的卡爾和湯瑪士正在怒目相視，馬上就要廝打起來；華安正從牆邊玩具櫃裏抽出一盒拚圖，今天早上，就從這個開始吧！
“要來的孩子實在太多，我們校舍來不及建，所以，”園長正在向媽媽解釋，“所以就擠了點。這個小班，現在一個老師帶四十個孩子。”
“我們校車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時間大約是早上八點。”園長指了指停車場上一列排開的娃娃車。
“八點到了之後做什麽呢？”媽媽細細地問。
“八點到九點是自由活動時間，孩子們可以在操場上玩。九點開始上課——”
“上課？上什麽課？”媽媽詫異地問，她看見教室裏三歲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穩的樣子。老師聲嘶力竭地在說什麽，娃娃們有的在說話，有的在扭動，有的在發呆。
“我們有認字課、美術、音樂、體育、算術，還有英文……早上三節課，每一節四十五分鍾。”
這豈不是正規小學了嗎？媽媽開始擔心起來：華安從來還沒有經曆過“組織”性的團體生活，他不曾排過隊伍，不曾和小朋友動作齊一地對“老師”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過，更不曾上過所謂的“課”。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樣，這兒一群、那兒一串，玩厭了積木玩拚圖，玩厭了拚圖玩汽車，房間裏頭鑽來鑽去的小人兒，像蜜蜂在花叢裏忙碌穿梭，沒有一個定點。
團體活動，倒也不是沒有。譬如體育，孩子們學著翻筋鬥、跳馬、玩大風吹；譬如唱歌，孩子們圍著彈吉他的老師邊彈邊唱；譬如畫畫，每個小人兒穿著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邊塗抹。但是這些所謂團體活動，隻不過是大家同時做同一件事情，並不要求規範和齊一。而且，不願意加入的孩子盡可以獨自在一旁做他願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還沒有上課和下課這種時間規範的概念——”媽媽似乎有點抱歉地對園長解釋，“在德國的幼稚園裏，孩子們隻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說著，老師帶著小班蘿卜頭魚貫而出。有些孩子們興奮得控製不住，衝出門來，被園長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場是濕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師趕忙過來，七手八腳地把小逃犯歸隊。走廊下，四十個小人兒手牽著手排成兩列，等著，眼睛羨慕地望著操場那頭正從滑梯上溜下來的華安；他的褲子和襪子早就濕了，媽媽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師大聲地發號施令。
“去哪裏呀？”媽媽驚訝著。
“上廁所。”園長說。
“集體上廁所？”媽媽呆呆地問。
“對，”園長耐心地解釋，“孩子人數太多，如果上課的時間裏，一下去這個，一下去那個，沒辦法控製。所以每一個小時由老師全體帶去。上課中途盡量讓小朋友克製。”
“哦！”媽媽心沉下來，這個，安安怎麽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廚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廁所、累了就到角落裏自顧自看書的，他怎麽適應這裏空間、時間、和行為的種種規範？
媽媽沮喪地走出“精英幼稚園”。她真想讓她的寶貝經驗一下中國的幼稚教育，不隻是學習語言，還有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承，都是她想給予華安的，然而那時間、空間、行為的三重規格又使她忐忑不安：這真是三歲的孩子需要的嗎？
舅媽聽了安媽媽的敘述之後，安慰著說：
“沒關係！在台北也有那種開放式的幼稚園，就和你說的德國幼稚園相似。不過很貴，聽說平均一個月要四千多塊。”
媽媽傻了眼：“三百馬克？”安安的幼稚園也隻要一百馬克，而台灣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這幼稚園豈不昂貴得離譜？為什麽呢？
舅媽搖搖頭，沒有答案；她還沒告訴媽媽，如果三歲的寶寶要加入兒童英語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鋼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讓媽媽和安安好好度假吧！
“那輛白色的警車給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說：
“nein,nein,dasgehortmir！”
“你已經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興了。
“duhastaucheinauto。”表弟也不高興了。
※※※
媽媽忍不住將報紙放下，仔細聽起表兄弟倆的對白。這又是一個新發現：安安竟然和龍行說德語！
為什麽？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媽都說國語呀！
這還是他們回到台灣的第一天。觀察了兩天之後，媽媽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國，安安每天上幼稚園。在他的世界裏，所有的小人兒都是說德語的；德語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車、吵架的語言。龍行也是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卻說不一樣的話，真是矛盾極了。剛下飛機的安安一下子扭轉不過來。
有一天早上，媽媽一邊幫安安梳頭，一邊說：
“今天帶你去幼稚園看看。”
安安有點緊張：“是不是跟德國的幼稚園一樣？”
“嗯——”做母親的沉吟起來，她已經不記得自己的幼稚園年代了，雖然還記得破碎的兒歌詞“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還“排排坐”嗎？
手牽著手，媽媽緊張地看著轟隆轟隆川流不息的車輛，找不到空隙過街去。她覺得頭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邊支撐了很久，卻看見對麵穿製服的一個小蘿卜頭若無其事地穿梭過街。她終於也過去了。
園長帶媽媽去看小班。媽媽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結構是台灣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個房間，開著正正方方的窗和門。“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灣長大過程中所熟悉的：前麵掛著黑板，對著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齊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裏坐著密密麻麻的人。老師站在前麵，正在教孩子們認字。
“還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沒有變！”媽媽心裏想著。在德國的幼稚園裏，房間不像“教室”，倒像個家庭起居室。一個角落裏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著娃娃的床、衣櫃、玩具廚房、小桌小椅。另一個角落裏疊著厚厚的海綿墊，是聊天和翻滾的地方。右邊的牆角下鋪著一張地毯，玩積木造房子就在這張地毯上。左邊的牆角下有一張矮胖的方桌，四周圍著矮胖的小椅子，剪紙勞作就在這張桌上。其他還有幾落桌椅，散置各處。
清晨七點半，幼稚園開門。零星幾個小把戲就被爸爸或媽媽送來了。來得這麽早，多半因為爸媽兩人都得上班。陸陸續續的，孩子越來越多。安安通常九點才到，看他起得多遲。到九點半，大概所有的同學都到了，總共有廿個。
到了之後做什麽？潔西卡坐到早餐桌上開始吃媽媽準備好的麵包和乳酪；桌上已經擺著牛奶和果汁。丹尼爾快步衝到積木毯上，開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邊去，要了把小剪刀，動手做紙燈籠；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裏扮演醫生和護士，多莉懷裏抱著一個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樣子；玩組合玩具的卡爾和湯瑪士正在怒目相視，馬上就要廝打起來；華安正從牆邊玩具櫃裏抽出一盒拚圖，今天早上，就從這個開始吧！
“要來的孩子實在太多，我們校舍來不及建，所以，”園長正在向媽媽解釋，“所以就擠了點。這個小班，現在一個老師帶四十個孩子。”
“我們校車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時間大約是早上八點。”園長指了指停車場上一列排開的娃娃車。
“八點到了之後做什麽呢？”媽媽細細地問。
“八點到九點是自由活動時間，孩子們可以在操場上玩。九點開始上課——”
“上課？上什麽課？”媽媽詫異地問，她看見教室裏三歲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穩的樣子。老師聲嘶力竭地在說什麽，娃娃們有的在說話，有的在扭動，有的在發呆。
“我們有認字課、美術、音樂、體育、算術，還有英文……早上三節課，每一節四十五分鍾。”
這豈不是正規小學了嗎？媽媽開始擔心起來：華安從來還沒有經曆過“組織”性的團體生活，他不曾排過隊伍，不曾和小朋友動作齊一地對“老師”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過，更不曾上過所謂的“課”。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樣，這兒一群、那兒一串，玩厭了積木玩拚圖，玩厭了拚圖玩汽車，房間裏頭鑽來鑽去的小人兒，像蜜蜂在花叢裏忙碌穿梭，沒有一個定點。
團體活動，倒也不是沒有。譬如體育，孩子們學著翻筋鬥、跳馬、玩大風吹；譬如唱歌，孩子們圍著彈吉他的老師邊彈邊唱；譬如畫畫，每個小人兒穿著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邊塗抹。但是這些所謂團體活動，隻不過是大家同時做同一件事情，並不要求規範和齊一。而且，不願意加入的孩子盡可以獨自在一旁做他願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還沒有上課和下課這種時間規範的概念——”媽媽似乎有點抱歉地對園長解釋，“在德國的幼稚園裏，孩子們隻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說著，老師帶著小班蘿卜頭魚貫而出。有些孩子們興奮得控製不住，衝出門來，被園長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場是濕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師趕忙過來，七手八腳地把小逃犯歸隊。走廊下，四十個小人兒手牽著手排成兩列，等著，眼睛羨慕地望著操場那頭正從滑梯上溜下來的華安；他的褲子和襪子早就濕了，媽媽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師大聲地發號施令。
“去哪裏呀？”媽媽驚訝著。
“上廁所。”園長說。
“集體上廁所？”媽媽呆呆地問。
“對，”園長耐心地解釋，“孩子人數太多，如果上課的時間裏，一下去這個，一下去那個，沒辦法控製。所以每一個小時由老師全體帶去。上課中途盡量讓小朋友克製。”
“哦！”媽媽心沉下來，這個，安安怎麽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廚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廁所、累了就到角落裏自顧自看書的，他怎麽適應這裏空間、時間、和行為的種種規範？
媽媽沮喪地走出“精英幼稚園”。她真想讓她的寶貝經驗一下中國的幼稚教育，不隻是學習語言，還有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承，都是她想給予華安的，然而那時間、空間、行為的三重規格又使她忐忑不安：這真是三歲的孩子需要的嗎？
舅媽聽了安媽媽的敘述之後，安慰著說：
“沒關係！在台北也有那種開放式的幼稚園，就和你說的德國幼稚園相似。不過很貴，聽說平均一個月要四千多塊。”
媽媽傻了眼：“三百馬克？”安安的幼稚園也隻要一百馬克，而台灣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這幼稚園豈不昂貴得離譜？為什麽呢？
舅媽搖搖頭，沒有答案；她還沒告訴媽媽，如果三歲的寶寶要加入兒童英語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鋼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讓媽媽和安安好好度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