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訴你為什麽。
9月，歐洲和東南亞的二十二個外交部長在德國開會。新加坡外長教訓歐洲人：“我們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
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在裏麵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洲的文化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
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麽不對嗎？表麵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隻是冷戰後的幾年；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曆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算起。風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他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什麽時候，李光耀變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國人的案件剛過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已經廢除死刑的歐洲人議論紛紛。我並不特別同情這個荷蘭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沒有理由因為他是歐洲人而對他法外開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至少，它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而我可是個道地的亞洲人。
我不讚成死刑。我不讚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不喜歡看到丟紙屑的人被警察當眾羞辱作為合法的懲罰。我不喜歡人家來規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願意買不到想讀的外國雜誌。我不願意任何人告訴我我能看什麽書不能看什麽書。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為比我聰明的人告訴我我的文化價值是什麽。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不隻我一個亞洲人。日本，韓國，台灣……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國內也很多，隻不過我們外麵的人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罷了。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麽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說“我們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這一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包括進去。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載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國時報》）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梅子
不久前遇到一位來自緬甸、在本地工作數個月的醫生，聽他訴說離鄉背井之情懷，也談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據悉，獲準出國的緬甸人向來受到嚴格限製，近年來政府比較開放，獲準出國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緬甸人近千人，多數是工程師、醫生。可惜他們的專業資格未受到國際承認。因此，他打算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準備報考美國的醫學士學位，然後在該地發展。他認為這裏有理想的學習環境，他不但修讀英文，也學會不少簡單的方言。
新加坡給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潔公正。比較起來，這裏的人民非常幸運，他不明白為何還有那麽多人有那麽多的牢騷？他認為這麽好的政府，這麽有條理的國家，人民安居樂業，還有什麽好埋怨的呢？
我們是生長在一個平穩的社會中，如溫室中的花草，隻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人們都會覺得不尋常而作出反應。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或批評都是出自內心的關切，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態度太過情緒化，卻未必有惡意的動機。人們提意見，特別是書麵形式，都應當成有誠意的關心和交流，讓人們把心中的疑慮，開誠布公地提出來討論，使政府部門或首長有機會了解有關課題在民間的反響。這方麵，報章等大眾媒體扮演著溝通橋梁的角色。這些年來，我們的國家領導層更能聽取和容納不同的意見，報章和媒體的過濾也顯得更有伸縮性，這是可喜的現象。相信也是這個原因，我們有機會讀到原載台北《中國時報》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見《聯合早報》1994年10月14日《言論》版）。
龍應台的論調，使我想起最近一位來訪的留日本選修社會學的台灣學生所作的談話。針對新加坡的生活，她認為生活費高、物價貴，令她覺得負擔重之外，她還是很羨慕我們。雖然新加坡是那麽一個蕞爾小島，物資都靠外來供應，但是，我們的獨立自主，社會的和諧，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的日本留學生，她的同學，當被詢及國籍時，都能大聲地說我是新加坡人。台灣的學生卻常遇上尷尬的局麵，許多時候她報上的台灣籍都被改為中國籍，使她覺得難堪。不知尊嚴何在！她的一席話，使我倍覺我們所擁有的主權，是得之不易，是應該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麵，我們不時在電視熒光屏、報章上看到有關台灣境內政治鬥爭，在國會中或公開集會上大演鐵公雞，甚至發生流血事件的報道，不知那些是否龍應台所謂“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國度所常發生的事？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小葉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國土後，麵對新加坡花園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齊備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愛上了她！雖然我也多次去過東南亞各國，但我最喜愛的還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裏，我連續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內閣資政李光耀。他親自掀起了“中國熱”，使我們中國人有機會了解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中國人也有更多機會到新加坡來和新加坡人做貿易，對新加坡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時間裏，新加坡獨立地將自己國家建設得這麽好，這在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論！中國雖然人口多土地闊，但“向新加坡學習”的口號已提出幾個年頭。隻要你到中國做生意，你可以問任何一個做國際貿易的中國商人：“你最喜歡哪個國家的商人？”我估計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並不是說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錢賺，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風險就相對比較小。
筆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去年7月一個偶爾的機會，認識了一個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筆生意。雖然利潤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嚴肅作風給我們留下極深印象！從此我們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就多了起來！
筆者辦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雖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計劃在新加坡上市，並獲新加坡有關當局批準。我曾問他們：“為什麽不選擇在歐美國家上市股票？”他們說：“還是新加坡好！”為什麽？“因為新加坡的人好”，這一句話涵義十分之深！涉及一個國家的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製度！這對一個多次來過新加坡的我來說，深深理解這句話的內涵！也十分讚歎這家公司的選擇！
但是，當我看到《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台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標題時，倒吸一口冷氣，細細看下去，覺得這個龍應台的話缺乏正常的邏輯。我始終想不出來“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和“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之間有什麽內在關連。我不知道龍應台指責新加坡政府“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這句話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時何地要去代表這個台灣人去說話！
恕我直言，龍應台的話實在不能讓人服氣！但是，字裏行間流露的文才確是不凡，我周圍欣賞過這篇佳作的同事，都異口同聲讓我寫文章建議龍應台再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或許是本土本鄉本情寫出來更能感人！
當然，龍應台也想不到她這篇文章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進行了反駁！連中國人也要來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龍應台肯定想不通為什麽有這麽多人喜歡新加坡！但我還是要告訴她：
我愛新加坡！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人）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遠適歐洲的台灣女人龍應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卻選擇在台北報章對新加坡大放厥詞。居心何在，令人費解。
這個以舞文弄墨為專業的女人，首先對新加坡領袖冷嘲熱諷一番，指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全體亞洲人（包括她這個道地亞洲人在內）發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評得一文不值，聲言：“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最後，她還以挖苦的口吻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盡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寫了這麽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會去把她抓來五花大綁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卻不會輕易放過她，如樂子與梅子兩位青年寫作者便對她作出了強烈反應，連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陳敏明也站出來說公道話。
自稱“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的龍女子，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亞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慶幸。
理由很簡單：她既不喜歡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歡迎這麽一個極端個人自由主義者。
如果她不幸生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終老於斯的話，她顯然隻有兩條路可走：
要嘛忍氣吞聲，挨受連嚼口香糖都沒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的無聊生活。果如此，隻怕她不消幾時便會活活悶死。
要嘛積極從政，招集誌同道合者組織新政黨，或加入現成的反對黨，或以獨立人士身分參加競選。一旦進入國會，便可聲嘶力竭地為全體新加坡人爭取自由。必要時還可脫下高跟鞋當武器，以期打出一個自由天地來。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林義明
台灣作家龍應台最近在台北《中國時報》寫了一篇題為《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無權代表亞洲，沒有傲慢的權利，沒有資格代表她這個台灣人”。本報上星期轉載這篇文章，結果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一些讀者立刻撰文表達他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人和香港人。
其實，台灣人公開對新加坡表示不滿，已不是什麽新鮮的事。前幾年，就有一個台灣歌星表示他“來新加坡後有被閹割的感覺”，結果許多新加坡人大為憤怒，紛紛撰文攻之。
這裏，我要表明一個立場，我不是想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來和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禮，也沒必要舉出一大堆論據證明“我不讚成金權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歡看到議員在立法院裏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在電視機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對方沒資格提出批評。這最終會演變成情緒化的謾罵，對引導龍應台“這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了解真相，將無助益。
龍應台似乎對新加坡有許多不滿，她最不滿的是“新加坡代表亞洲說話，尤其是代表她說話”，原因在於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姑且不討論龍應台是否是以一種“大中華正統文化繼承人”的姿態來批評新加坡，因為這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認為，讓所有的人了解龍應台所說是否屬實，不讓這種論調混淆視聽更為重要。
整個邏輯很簡單
整個邏輯很簡單。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部分，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把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盡管如此，新加坡從來不敢以整個亞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個小國，但小國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構成外國人阻止它說出心裏話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價值現強加在亞洲國家身上，以及籲請西方應該學習尊重亞洲國家的不同，點，並不是新加坡獨創的言論。事實證明，在許多國際場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亞洲國家都不斷提出同樣的言論；就連很需要美國照顧的日本和韓國，也在必要時提醒西方，亞洲價值觀必須受到尊重，而韓國和日本正是龍應台所謂“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國家。
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
所以，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新加坡從來沒想過要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說話。如果龍應台因新加坡沒在發言支持多數亞洲國家的立場時，考慮她的想法，而一廂情願地指責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過於自我膨脹。新加坡當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說話，湊巧的是，這也正是許多亞洲國家要說或已說過的話；
如果龍應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亞洲的情況，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隻能說：“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說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亞洲說話，企圖抹殺新加坡人以亞洲人身分說話的權利。
其實，新加坡的總理、內閣資政和部長在國際場合發言時，談論亞洲價值現的機會不多，多數時候是大力籲請西方國家到亞洲投資。由於新加坡在經濟方麵的成就已贏得西方國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資金引導到亞洲國家的角色。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對新加坡在這方麵的貢獻深表感激，它們不可能反對新加坡為亞洲進行宣傳，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或許龍應台隻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訓”歐洲人，卻不知道（也許她“選擇”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勵歐洲國家到亞洲投資的事實，否則，她就不會一股腦兒地指責新加坡以亞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給新加坡套上“亞洲經濟代言人”這個稱號。
除了不滿新加坡“代表”她講話之外，龍應台還有一個非常不滿新加坡之處。她說：“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事實真是如此嗎？
她說，有這種想法的亞洲人在台灣“多的是”。可是，事實真是如此嗎？讓我們看看台灣權威性雜誌《天下》最近對新加坡國情提出的客觀評價，就不難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認為台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因為“大多數台灣居民共同的夢，是幹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共同的夢）是社會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論調恰恰和《天下》相反
龍應台也許更應該撰文指責《天下》憑什麽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講話，因為她的論調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數台灣居民所要的幹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謂的“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在龍應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並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她認為，新加坡國內有很多和她一樣想法的人，還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結果，她再次犯上一廂情願的老毛病。
這讓我想起《莊子》中“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故事。龍應台一開始就認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也許這是她自己的猜測，也許這是她從一些西方報章或台灣報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卻不知道多數新加坡人其實都不這麽認為，他們都為治安良好所帶來的人身自由，以及作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嚴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沒有“那一點點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報章上拜讀龍應台的文章，並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計錯誤不免貽笑大方
許多亞洲國家都了解，隻有在經濟成長持續，社會紀律得以維持，人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人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和自由。假設龍應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寫出這樣的文章，則如果真有“不好玩”之處，那恐怕就是她一廂情願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計錯誤，最終不免貽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亞洲人說話
——郭生
前幾天的《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龍應台女士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龍文的主要論點有兩點，一是新加坡沒有資格做亞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個人尊嚴與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訓西方人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
我認為，凡是亞洲人，無論他來自富裕的日本，還是來自貧窮的柬埔寨還是老撾，當他麵對一個或一群歐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著自己的胸脯說，我們亞洲人是怎樣怎樣的，這個並不過分。關鍵要看場合，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在一個國際場合，說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的，甚至“教訓”歐洲人，我認為是理直氣壯的行為，並不存在資格不資格的問題。
如果他跑到台灣，說我們亞洲人應該怎樣怎樣，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對亞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這應當是允許的。
亞洲本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大區域，不同的人從各自不同的曆史、人文角度出發表達不同的亞洲文化觀，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隻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人表達亞洲文化價值現的機會比較多一些，也比較方便一點。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個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新加坡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良好的英語教育，用英語表達個人思想見解比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經濟取得長足的進步，被稱為新加坡奇跡，令很多世人矚目。
新加坡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於曆史、人文的原因，作為亞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較容易與西方人相處，西方人麵對新加坡人的時候，不太會像麵對其他亞洲人那樣建立“心理壁壘”（因為新加坡人口中有歐洲人，也因為新加坡比較國際化）。如果一個中國大陸的官員一開口講話，西方人第一個反應是，他是共產黨，接下來的邏輯是共產黨即專製，心理上早已嚴陣以待，很難心平氣和地討論文化差異這樣的話題。他們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國與統一前的東德等同看待（如指責中國運動員服食禁藥，他們不明白今天的中國已不需要靠運動員的優異表現來支撐國際威望）。中國與西方國家建立的關係，充其量隻是利害關係，即貿易與防務。文化交流限於民間層次。意識形態方麵的敵對還沒有消除。
關於這一點，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優勢，西方人麵對日本人的時候，心裏，總是嘀咕，日本人說的“yes”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至於台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來就不便在國際社會中“拋頭露麵”，像水底下的魚，隻要露出水麵，就會有被強按下去的危險。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麽其他亞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灣人喜用“肢體語言”和“街頭打鬥”來表達個性尊嚴與自由這種“民主”的表達方式，實在是丟盡了全世界華人的臉，給人強烈的印象是華人就不應該享有民主。
龍女士發此論，大概是因為新加坡在國際社會中比較“搶鏡頭”（搶眼）。
對西方社會大聲地宣揚亞洲人的文化價值現，應該是每個亞洲人的義務和職責。隻要有機會，有適當場合，就應該大聲地講。因為，時至今日，亞洲人與西方人的文化價值現差異還很大，西方人對亞洲人還是不理解。他們認為處死一個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們卻認為，讓一個孩子出生在一個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對孩子的人格形成和發展是有害，以前隻有大規模的戰爭才會造成這種結果。
民主，個性尊嚴和自由是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的，容忍別人與自已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觀點，這是最起碼的。
（作者是中國大陸人）
如此生活，夫複何求？
——雅瑤
南來移居獅城不覺已足七年之久，雖然還不是“紅登記”的持有人，但感覺上這裏已是我的家。偶爾遇上親朋戚友，總被問及一些大同小異的問題，例如新加坡好嗎？是不是管得很嚴？會不會很悶？不衝廁所真的要罰款嗎？曾讀過一本外地雜誌，似用嘲笑態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罰”。近日也在報上讀到某些針對本地內政的意見輿論，這倒給我一個啟示，什麽是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我認為隻有親身經曆，才是最佳見證。
我不懂政治、經濟，對文化、價值觀等的東西也隻是一知半解，我隻是一個負責煮飯燒菜、帶孩子、做家務的平凡家庭主婦，沒資格去評論、分析以上有關的課題，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確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的生活在這個國度裏，所以理所當然地可以談談我個人的生活體驗及感受。
新加坡擁有“花園城市”之美名，得來不易。政府一套有係統有計劃並持之恒的政策；為這美好名聲奠下穩固的基礎，當然刻苦耐勞，盡忠職守的清潔工人，居功不淺，在此衷心謝謝他們。一張紙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國大多數人都輕視丟一張紙屑的後果，情況肯定糟透，慘不忍睹，為了防範未然，政府立法請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潔工人，也滿合理的。為了不致淪為被“羞辱”的對象，不隨處亂拋垃圾，是最實際的行動。唯傳媒沒必要過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膠（注：即口香糖），對我而言沒什麽損失，我還有許多別的選擇，那又何須介懷？
為了維護國家的形象，保障多數人的利益，國人應體諒及支持“有選擇的閱讀”政策。近日報上能讀到批評新加坡的文章，足見政府的過濾選擇，仍是寬容的、理智的。
公共廁所內並沒有裝上紀錄儀器，沒有幹擾民眾。所謂罰款，目的是給閣下一個警惕、一個告誡。如廁後衝水，理所當然，違法受罰，沒啥奇怪，無須小題大做。
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人口的變化對國家的前途有極大的影響力，政府經過仔細研究後訂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據，況且愛生幾個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結婚，並無強行下旨，強迫受範，人民仍有最後的選擇權，並沒有抵觸個人自由與尊嚴。
總結而言，本地某些政策，並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讚同附和，這裏還未達到人人夢想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的標準。即如考試製度，雖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點，但當還沒有出現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時，它仍然是大家認可的衡量標準。近似的道理，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時少不了犧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靈活變通乃維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鐵一般的事實是最佳的見證，這裏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動不動的示威鬥爭，沒有嚴重的交通阻塞，沒有令人吃驚的通貨膨脹。這裏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態度嚴明的政府、穩定的政治、高經濟成長、整潔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製度、人民安居樂業。如此生活，夫複何求？
相信許多人在觀賞國慶日表演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被熱情雄渾的歌聲、飄揚舞動的旗幟、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動，我也不例外。然而這感覺隻是瞬間躍過，始終覺得這悉心營造的氣氛顯得有點人工化，並遙不可及，真正牽動心弦的倒是去年當政府介紹新加坡體操運動同時推出的宣傳片時，熒光屏出現各階層、各年齡的人都在參與體操運動，盡管他們的動作生硬，不太純熟，但臉上卻堆滿笑容，個個樂在其中，享受運動的樂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銷他們的功績、威信，而是以父母師長關懷之心，誠懇地推介保健強身之法，頓時覺得畫麵異常的溫馨、美好，一股暖流緩緩透過心頭。融洽和諧的氣氛告訴我這裏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報》報道，新加坡在未來幾年內將投下巨資發展各種基礎設施。看來我們未來的生活質素將作更進一步的提升。至於這種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會失去尊嚴，其中是苦或是樂，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愛吾土
——李玨
熱愛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實在無須氣惱龍應台女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聯合早報》轉載）。批評與指責是龍女士的專業。她在《野火集》一書批評台灣，到了中國北京和上海，從飛機場的公務人員到菜市場擺攤位的菜販，都令龍女士深深地不滿，因此地寫了《吵架》（原刊於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匯報），後轉載於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報》），因此龍女士這篇《還好》不足為奇。
新加坡的國民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國家的瑕疵，並不是不知道這裏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試問哪一個國家是？龍女士可能無法想象為什麽我們多數國民卻仍熱愛這塊土地。我是一名過了四十而應當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也是一個看到新加坡國旗升起時會流幾滴熱淚的人。客居過美國，也到過其他國家旅行，我的心從未向往過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一生受惠於斯。
80年代在美留學時，台灣來的同學問我為什麽不起個洋名，“叫起來方便些。”（我的美國老師和美國同學卻努力地學叫我的本名。）有些台灣朋友則問為什麽“不留下來？”但來自新加坡的同學或朋友初次在異地見麵時卻總是先直問“計劃什麽時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熱，但愛家濃惰難於稀釋！
這種相屬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婦相屬之道：愛彼此的美，也同時接受對方的不美，卻又不絕望於那不甚美好的一麵不能有朝一日亦化為更好。結束之前，願敬贈龍女士一首筆者為此暫意譯的歌，作詞的是lloydstone，他的譜曲取自西貝流士（sibelius）的“findia”。
和平之歌
吾國天空藍過海洋，陽光普照鬆林但在別的土地上亦陽光四射，且天色也藍啊！萬國之主，請聽我的和平禱歌為著我的家園為著別的土地同樣獻上
還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
——勁草
假設我能活到九十四歲，上半段的歲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會環境裏度過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來到新加坡，甚至將全家人的前途，交給這個世界知名的嚴謹統治模式的社會。然而，移民的抉擇，那份悲痛感受，看來龍應台是幸運地不必去體驗的，但她可有想到過，人在陌生的環境裏，竟能夠“不勞而獲”地受到歡迎，那種奇妙的感覺，絕非局外人能夠體會的。
若說這裏的人和善可親，抑或說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話，倒不如說：因為這裏的繁榮進步速度較緩慢，未發展到令人民煩躁不安，這裏的政府給予人民照顧得很周全，國民極普遍地沒有近憂，發牢騷的話，重點著意於投標擁車證的價格太高；要購買房產的話，政府管不住高價上漲。我回讀者一句話，大家可曾有親身感受過“放任政策”製度下的滋味呢！
我認為，要合理地辯論一個社會的優缺點，首先應知道我們的基本目標是什麽，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製度。世界上未見過有哪個國家領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論來辦事，就可享有興盛的國家。我們在談論時，隻不過將不同製度的優缺點拿來比較，看誰具備更可取之處，有哪些難題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直到今天，我還未見到有誰能說有任何治國方法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我自己就有一個夢想：
華人的起居飲食世界裏，沒有一處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麽自由灑脫，但是政府對犯罪者的寬容態度，使人難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現有的良好社會治安方式，協助使香港繼續繁榮興旺下去，確保在鄧小平之後，維持香港的經濟奇跡，這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都有好處。
但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要告訴大家：“還好我是一個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
9月，歐洲和東南亞的二十二個外交部長在德國開會。新加坡外長教訓歐洲人：“我們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
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在裏麵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洲的文化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
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麽不對嗎？表麵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隻是冷戰後的幾年；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曆史，如果我們從鴉片戰爭算起。風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他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樣怎麽……”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什麽時候，李光耀變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國人的案件剛過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已經廢除死刑的歐洲人議論紛紛。我並不特別同情這個荷蘭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沒有理由因為他是歐洲人而對他法外開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至少，它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而我可是個道地的亞洲人。
我不讚成死刑。我不讚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不喜歡看到丟紙屑的人被警察當眾羞辱作為合法的懲罰。我不喜歡人家來規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願意買不到想讀的外國雜誌。我不願意任何人告訴我我能看什麽書不能看什麽書。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為比我聰明的人告訴我我的文化價值是什麽。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不隻我一個亞洲人。日本，韓國，台灣……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國內也很多，隻不過我們外麵的人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罷了。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麽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說“我們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這一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包括進去。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載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國時報》）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梅子
不久前遇到一位來自緬甸、在本地工作數個月的醫生，聽他訴說離鄉背井之情懷，也談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據悉，獲準出國的緬甸人向來受到嚴格限製，近年來政府比較開放，獲準出國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緬甸人近千人，多數是工程師、醫生。可惜他們的專業資格未受到國際承認。因此，他打算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準備報考美國的醫學士學位，然後在該地發展。他認為這裏有理想的學習環境，他不但修讀英文，也學會不少簡單的方言。
新加坡給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潔公正。比較起來，這裏的人民非常幸運，他不明白為何還有那麽多人有那麽多的牢騷？他認為這麽好的政府，這麽有條理的國家，人民安居樂業，還有什麽好埋怨的呢？
我們是生長在一個平穩的社會中，如溫室中的花草，隻要有任何風吹草動，人們都會覺得不尋常而作出反應。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意見或批評都是出自內心的關切，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態度太過情緒化，卻未必有惡意的動機。人們提意見，特別是書麵形式，都應當成有誠意的關心和交流，讓人們把心中的疑慮，開誠布公地提出來討論，使政府部門或首長有機會了解有關課題在民間的反響。這方麵，報章等大眾媒體扮演著溝通橋梁的角色。這些年來，我們的國家領導層更能聽取和容納不同的意見，報章和媒體的過濾也顯得更有伸縮性，這是可喜的現象。相信也是這個原因，我們有機會讀到原載台北《中國時報》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見《聯合早報》1994年10月14日《言論》版）。
龍應台的論調，使我想起最近一位來訪的留日本選修社會學的台灣學生所作的談話。針對新加坡的生活，她認為生活費高、物價貴，令她覺得負擔重之外，她還是很羨慕我們。雖然新加坡是那麽一個蕞爾小島，物資都靠外來供應，但是，我們的獨立自主，社會的和諧，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的日本留學生，她的同學，當被詢及國籍時，都能大聲地說我是新加坡人。台灣的學生卻常遇上尷尬的局麵，許多時候她報上的台灣籍都被改為中國籍，使她覺得難堪。不知尊嚴何在！她的一席話，使我倍覺我們所擁有的主權，是得之不易，是應該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麵，我們不時在電視熒光屏、報章上看到有關台灣境內政治鬥爭，在國會中或公開集會上大演鐵公雞，甚至發生流血事件的報道，不知那些是否龍應台所謂“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國度所常發生的事？
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小葉
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國土後，麵對新加坡花園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齊備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愛上了她！雖然我也多次去過東南亞各國，但我最喜愛的還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裏，我連續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內閣資政李光耀。他親自掀起了“中國熱”，使我們中國人有機會了解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中國人也有更多機會到新加坡來和新加坡人做貿易，對新加坡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時間裏，新加坡獨立地將自己國家建設得這麽好，這在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論！中國雖然人口多土地闊，但“向新加坡學習”的口號已提出幾個年頭。隻要你到中國做生意，你可以問任何一個做國際貿易的中國商人：“你最喜歡哪個國家的商人？”我估計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並不是說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錢賺，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風險就相對比較小。
筆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去年7月一個偶爾的機會，認識了一個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筆生意。雖然利潤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嚴肅作風給我們留下極深印象！從此我們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就多了起來！
筆者辦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雖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計劃在新加坡上市，並獲新加坡有關當局批準。我曾問他們：“為什麽不選擇在歐美國家上市股票？”他們說：“還是新加坡好！”為什麽？“因為新加坡的人好”，這一句話涵義十分之深！涉及一個國家的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製度！這對一個多次來過新加坡的我來說，深深理解這句話的內涵！也十分讚歎這家公司的選擇！
但是，當我看到《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台北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標題時，倒吸一口冷氣，細細看下去，覺得這個龍應台的話缺乏正常的邏輯。我始終想不出來“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和“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之間有什麽內在關連。我不知道龍應台指責新加坡政府“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這句話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時何地要去代表這個台灣人去說話！
恕我直言，龍應台的話實在不能讓人服氣！但是，字裏行間流露的文才確是不凡，我周圍欣賞過這篇佳作的同事，都異口同聲讓我寫文章建議龍應台再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或許是本土本鄉本情寫出來更能感人！
當然，龍應台也想不到她這篇文章被新加坡報紙轉載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進行了反駁！連中國人也要來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龍應台肯定想不通為什麽有這麽多人喜歡新加坡！但我還是要告訴她：
我愛新加坡！我想成為一個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人）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遠適歐洲的台灣女人龍應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卻選擇在台北報章對新加坡大放厥詞。居心何在，令人費解。
這個以舞文弄墨為專業的女人，首先對新加坡領袖冷嘲熱諷一番，指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全體亞洲人（包括她這個道地亞洲人在內）發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評得一文不值，聲言：“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最後，她還以挖苦的口吻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盡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寫了這麽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會去把她抓來五花大綁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卻不會輕易放過她，如樂子與梅子兩位青年寫作者便對她作出了強烈反應，連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陳敏明也站出來說公道話。
自稱“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的龍女子，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亞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慶幸。
理由很簡單：她既不喜歡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歡迎這麽一個極端個人自由主義者。
如果她不幸生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終老於斯的話，她顯然隻有兩條路可走：
要嘛忍氣吞聲，挨受連嚼口香糖都沒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的無聊生活。果如此，隻怕她不消幾時便會活活悶死。
要嘛積極從政，招集誌同道合者組織新政黨，或加入現成的反對黨，或以獨立人士身分參加競選。一旦進入國會，便可聲嘶力竭地為全體新加坡人爭取自由。必要時還可脫下高跟鞋當武器，以期打出一個自由天地來。
還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林義明
台灣作家龍應台最近在台北《中國時報》寫了一篇題為《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無權代表亞洲，沒有傲慢的權利，沒有資格代表她這個台灣人”。本報上星期轉載這篇文章，結果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一些讀者立刻撰文表達他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國人和香港人。
其實，台灣人公開對新加坡表示不滿，已不是什麽新鮮的事。前幾年，就有一個台灣歌星表示他“來新加坡後有被閹割的感覺”，結果許多新加坡人大為憤怒，紛紛撰文攻之。
這裏，我要表明一個立場，我不是想寫一篇《還好我不是台灣人》來和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禮，也沒必要舉出一大堆論據證明“我不讚成金權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歡看到議員在立法院裏打得頭破血流，甚至在電視機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對方沒資格提出批評。這最終會演變成情緒化的謾罵，對引導龍應台“這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了解真相，將無助益。
龍應台似乎對新加坡有許多不滿，她最不滿的是“新加坡代表亞洲說話，尤其是代表她說話”，原因在於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姑且不討論龍應台是否是以一種“大中華正統文化繼承人”的姿態來批評新加坡，因為這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認為，讓所有的人了解龍應台所說是否屬實，不讓這種論調混淆視聽更為重要。
整個邏輯很簡單
整個邏輯很簡單。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部分，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把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盡管如此，新加坡從來不敢以整個亞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個小國，但小國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構成外國人阻止它說出心裏話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價值現強加在亞洲國家身上，以及籲請西方應該學習尊重亞洲國家的不同，點，並不是新加坡獨創的言論。事實證明，在許多國際場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亞洲國家都不斷提出同樣的言論；就連很需要美國照顧的日本和韓國，也在必要時提醒西方，亞洲價值觀必須受到尊重，而韓國和日本正是龍應台所謂“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國家。
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
所以，龍應台肯定是誤會了。新加坡從來沒想過要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說話。如果龍應台因新加坡沒在發言支持多數亞洲國家的立場時，考慮她的想法，而一廂情願地指責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過於自我膨脹。新加坡當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說話，湊巧的是，這也正是許多亞洲國家要說或已說過的話；
如果龍應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亞洲的情況，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隻能說：“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說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亞洲說話，企圖抹殺新加坡人以亞洲人身分說話的權利。
其實，新加坡的總理、內閣資政和部長在國際場合發言時，談論亞洲價值現的機會不多，多數時候是大力籲請西方國家到亞洲投資。由於新加坡在經濟方麵的成就已贏得西方國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資金引導到亞洲國家的角色。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對新加坡在這方麵的貢獻深表感激，它們不可能反對新加坡為亞洲進行宣傳，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或許龍應台隻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訓”歐洲人，卻不知道（也許她“選擇”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勵歐洲國家到亞洲投資的事實，否則，她就不會一股腦兒地指責新加坡以亞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給新加坡套上“亞洲經濟代言人”這個稱號。
除了不滿新加坡“代表”她講話之外，龍應台還有一個非常不滿新加坡之處。她說：“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事實真是如此嗎？
她說，有這種想法的亞洲人在台灣“多的是”。可是，事實真是如此嗎？讓我們看看台灣權威性雜誌《天下》最近對新加坡國情提出的客觀評價，就不難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認為台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因為“大多數台灣居民共同的夢，是幹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共同的夢）是社會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論調恰恰和《天下》相反
龍應台也許更應該撰文指責《天下》憑什麽代表她這個台灣人講話，因為她的論調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數台灣居民所要的幹淨的居住環境、優雅的生活品質、安全安定的社會、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謂的“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在龍應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並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她認為，新加坡國內有很多和她一樣想法的人，還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結果，她再次犯上一廂情願的老毛病。
這讓我想起《莊子》中“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故事。龍應台一開始就認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沒有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也許這是她自己的猜測，也許這是她從一些西方報章或台灣報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卻不知道多數新加坡人其實都不這麽認為，他們都為治安良好所帶來的人身自由，以及作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嚴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沒有“那一點點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報章上拜讀龍應台的文章，並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計錯誤不免貽笑大方
許多亞洲國家都了解，隻有在經濟成長持續，社會紀律得以維持，人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人民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尊嚴和自由。假設龍應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寫出這樣的文章，則如果真有“不好玩”之處，那恐怕就是她一廂情願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計錯誤，最終不免貽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亞洲人說話
——郭生
前幾天的《聯合早報》（10月14日）轉載了龍應台女士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龍文的主要論點有兩點，一是新加坡沒有資格做亞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個人尊嚴與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訓西方人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
我認為，凡是亞洲人，無論他來自富裕的日本，還是來自貧窮的柬埔寨還是老撾，當他麵對一個或一群歐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著自己的胸脯說，我們亞洲人是怎樣怎樣的，這個並不過分。關鍵要看場合，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在一個國際場合，說我們亞洲人怎樣怎樣的，甚至“教訓”歐洲人，我認為是理直氣壯的行為，並不存在資格不資格的問題。
如果他跑到台灣，說我們亞洲人應該怎樣怎樣，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對亞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這應當是允許的。
亞洲本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大區域，不同的人從各自不同的曆史、人文角度出發表達不同的亞洲文化觀，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隻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人表達亞洲文化價值現的機會比較多一些，也比較方便一點。顯而易見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個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國家，新加坡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良好的英語教育，用英語表達個人思想見解比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經濟取得長足的進步，被稱為新加坡奇跡，令很多世人矚目。
新加坡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於曆史、人文的原因，作為亞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較容易與西方人相處，西方人麵對新加坡人的時候，不太會像麵對其他亞洲人那樣建立“心理壁壘”（因為新加坡人口中有歐洲人，也因為新加坡比較國際化）。如果一個中國大陸的官員一開口講話，西方人第一個反應是，他是共產黨，接下來的邏輯是共產黨即專製，心理上早已嚴陣以待，很難心平氣和地討論文化差異這樣的話題。他們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國與統一前的東德等同看待（如指責中國運動員服食禁藥，他們不明白今天的中國已不需要靠運動員的優異表現來支撐國際威望）。中國與西方國家建立的關係，充其量隻是利害關係，即貿易與防務。文化交流限於民間層次。意識形態方麵的敵對還沒有消除。
關於這一點，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優勢，西方人麵對日本人的時候，心裏，總是嘀咕，日本人說的“yes”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至於台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來就不便在國際社會中“拋頭露麵”，像水底下的魚，隻要露出水麵，就會有被強按下去的危險。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麽其他亞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灣人喜用“肢體語言”和“街頭打鬥”來表達個性尊嚴與自由這種“民主”的表達方式，實在是丟盡了全世界華人的臉，給人強烈的印象是華人就不應該享有民主。
龍女士發此論，大概是因為新加坡在國際社會中比較“搶鏡頭”（搶眼）。
對西方社會大聲地宣揚亞洲人的文化價值現，應該是每個亞洲人的義務和職責。隻要有機會，有適當場合，就應該大聲地講。因為，時至今日，亞洲人與西方人的文化價值現差異還很大，西方人對亞洲人還是不理解。他們認為處死一個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們卻認為，讓一個孩子出生在一個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對孩子的人格形成和發展是有害，以前隻有大規模的戰爭才會造成這種結果。
民主，個性尊嚴和自由是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的，容忍別人與自已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觀點，這是最起碼的。
（作者是中國大陸人）
如此生活，夫複何求？
——雅瑤
南來移居獅城不覺已足七年之久，雖然還不是“紅登記”的持有人，但感覺上這裏已是我的家。偶爾遇上親朋戚友，總被問及一些大同小異的問題，例如新加坡好嗎？是不是管得很嚴？會不會很悶？不衝廁所真的要罰款嗎？曾讀過一本外地雜誌，似用嘲笑態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罰”。近日也在報上讀到某些針對本地內政的意見輿論，這倒給我一個啟示，什麽是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我認為隻有親身經曆，才是最佳見證。
我不懂政治、經濟，對文化、價值觀等的東西也隻是一知半解，我隻是一個負責煮飯燒菜、帶孩子、做家務的平凡家庭主婦，沒資格去評論、分析以上有關的課題，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確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的生活在這個國度裏，所以理所當然地可以談談我個人的生活體驗及感受。
新加坡擁有“花園城市”之美名，得來不易。政府一套有係統有計劃並持之恒的政策；為這美好名聲奠下穩固的基礎，當然刻苦耐勞，盡忠職守的清潔工人，居功不淺，在此衷心謝謝他們。一張紙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國大多數人都輕視丟一張紙屑的後果，情況肯定糟透，慘不忍睹，為了防範未然，政府立法請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潔工人，也滿合理的。為了不致淪為被“羞辱”的對象，不隨處亂拋垃圾，是最實際的行動。唯傳媒沒必要過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膠（注：即口香糖），對我而言沒什麽損失，我還有許多別的選擇，那又何須介懷？
為了維護國家的形象，保障多數人的利益，國人應體諒及支持“有選擇的閱讀”政策。近日報上能讀到批評新加坡的文章，足見政府的過濾選擇，仍是寬容的、理智的。
公共廁所內並沒有裝上紀錄儀器，沒有幹擾民眾。所謂罰款，目的是給閣下一個警惕、一個告誡。如廁後衝水，理所當然，違法受罰，沒啥奇怪，無須小題大做。
新加坡是一個蕞爾小國，人口的變化對國家的前途有極大的影響力，政府經過仔細研究後訂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據，況且愛生幾個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結婚，並無強行下旨，強迫受範，人民仍有最後的選擇權，並沒有抵觸個人自由與尊嚴。
總結而言，本地某些政策，並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讚同附和，這裏還未達到人人夢想的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的標準。即如考試製度，雖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點，但當還沒有出現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時，它仍然是大家認可的衡量標準。近似的道理，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時少不了犧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靈活變通乃維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鐵一般的事實是最佳的見證，這裏沒有種族歧視、沒有動不動的示威鬥爭，沒有嚴重的交通阻塞，沒有令人吃驚的通貨膨脹。這裏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態度嚴明的政府、穩定的政治、高經濟成長、整潔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製度、人民安居樂業。如此生活，夫複何求？
相信許多人在觀賞國慶日表演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被熱情雄渾的歌聲、飄揚舞動的旗幟、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動，我也不例外。然而這感覺隻是瞬間躍過，始終覺得這悉心營造的氣氛顯得有點人工化，並遙不可及，真正牽動心弦的倒是去年當政府介紹新加坡體操運動同時推出的宣傳片時，熒光屏出現各階層、各年齡的人都在參與體操運動，盡管他們的動作生硬，不太純熟，但臉上卻堆滿笑容，個個樂在其中，享受運動的樂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銷他們的功績、威信，而是以父母師長關懷之心，誠懇地推介保健強身之法，頓時覺得畫麵異常的溫馨、美好，一股暖流緩緩透過心頭。融洽和諧的氣氛告訴我這裏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報》報道，新加坡在未來幾年內將投下巨資發展各種基礎設施。看來我們未來的生活質素將作更進一步的提升。至於這種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會失去尊嚴，其中是苦或是樂，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愛吾土
——李玨
熱愛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實在無須氣惱龍應台女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聯合早報》轉載）。批評與指責是龍女士的專業。她在《野火集》一書批評台灣，到了中國北京和上海，從飛機場的公務人員到菜市場擺攤位的菜販，都令龍女士深深地不滿，因此地寫了《吵架》（原刊於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匯報），後轉載於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報》），因此龍女士這篇《還好》不足為奇。
新加坡的國民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國家的瑕疵，並不是不知道這裏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試問哪一個國家是？龍女士可能無法想象為什麽我們多數國民卻仍熱愛這塊土地。我是一名過了四十而應當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也是一個看到新加坡國旗升起時會流幾滴熱淚的人。客居過美國，也到過其他國家旅行，我的心從未向往過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一生受惠於斯。
80年代在美留學時，台灣來的同學問我為什麽不起個洋名，“叫起來方便些。”（我的美國老師和美國同學卻努力地學叫我的本名。）有些台灣朋友則問為什麽“不留下來？”但來自新加坡的同學或朋友初次在異地見麵時卻總是先直問“計劃什麽時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熱，但愛家濃惰難於稀釋！
這種相屬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婦相屬之道：愛彼此的美，也同時接受對方的不美，卻又不絕望於那不甚美好的一麵不能有朝一日亦化為更好。結束之前，願敬贈龍女士一首筆者為此暫意譯的歌，作詞的是lloydstone，他的譜曲取自西貝流士（sibelius）的“findia”。
和平之歌
吾國天空藍過海洋，陽光普照鬆林但在別的土地上亦陽光四射，且天色也藍啊！萬國之主，請聽我的和平禱歌為著我的家園為著別的土地同樣獻上
還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
——勁草
假設我能活到九十四歲，上半段的歲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會環境裏度過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來到新加坡，甚至將全家人的前途，交給這個世界知名的嚴謹統治模式的社會。然而，移民的抉擇，那份悲痛感受，看來龍應台是幸運地不必去體驗的，但她可有想到過，人在陌生的環境裏，竟能夠“不勞而獲”地受到歡迎，那種奇妙的感覺，絕非局外人能夠體會的。
若說這裏的人和善可親，抑或說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話，倒不如說：因為這裏的繁榮進步速度較緩慢，未發展到令人民煩躁不安，這裏的政府給予人民照顧得很周全，國民極普遍地沒有近憂，發牢騷的話，重點著意於投標擁車證的價格太高；要購買房產的話，政府管不住高價上漲。我回讀者一句話，大家可曾有親身感受過“放任政策”製度下的滋味呢！
我認為，要合理地辯論一個社會的優缺點，首先應知道我們的基本目標是什麽，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製度。世界上未見過有哪個國家領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論來辦事，就可享有興盛的國家。我們在談論時，隻不過將不同製度的優缺點拿來比較，看誰具備更可取之處，有哪些難題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直到今天，我還未見到有誰能說有任何治國方法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我自己就有一個夢想：
華人的起居飲食世界裏，沒有一處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麽自由灑脫，但是政府對犯罪者的寬容態度，使人難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現有的良好社會治安方式，協助使香港繼續繁榮興旺下去，確保在鄧小平之後，維持香港的經濟奇跡，這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都有好處。
但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要告訴大家：“還好我是一個新加坡籍的香港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