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國時報》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經由獅城的（聯合早報》轉載後，好像一枚引發的炸彈。《亞洲周刊》說，那篇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反應”。新加坡專欄作家劉培芳說，“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時，客座於新加坡大學的美國教授林格爾，因為在《國際論壇先鋒報》上批評了新加坡的司法製度，惹得警察上門來，訊問了九十分鍾。林格爾立刻辭職回美，事後對媒體說，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爾所引起的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官方反應，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卻顯然是新加坡的“芸芸眾生”，民間反應。其反應之激烈，據《亞洲周刊》的觀察，似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反應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國媒體上以英文寫成的批評新加坡的文章並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轉載，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讀者對逆耳的英文評論並不陌生。華文讀者卻沒有這個經驗，就如專欄作家劉蔥霞指出的，“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新加坡）本國報章上發表的，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本來就不習慣看見以華文寫成的批評文字，更何況一出現就是像《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樣尖銳鋒利的文字風格，新加坡讀者猛然覺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對我的批評的反應，讓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時代的台灣。他們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處，可是彼此之問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灣人對當時政治現狀之不滿已經幾乎到飽和狀態，隻是還欠缺最後一股勇氣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騰的反應中，各種看法、各種聲音都有，從極左到極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現的反應，盡管激烈，卻有相當一致的基調：我們國家是進步的、政府是大有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國家利益超出個人權利……在二十餘篇反應中，隻有一篇例外。
這個現象可以有兩個解釋：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之下，不同基調的聲音根本還不敢冒出來。
兩個解釋可以同時存在，並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別為新加坡人寫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這篇文章，刊在《聯合早報》。想說的是，何必對我生氣？該討論的是議題本身。對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這個外人的批評，重要的是這些議題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識分子之問的慎思與明辨。
1991年訪新加坡，當地華人知識分子的困境、苦悶，和他們對中華文化與語言的情深執著，都令我感動。不是為了他們，這些文章我根本不會去寫。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許多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知識分子帶著他們本身並不自覺的中華主流文化優越感來到東南亞，然後發現，東南亞的華人極不欣賞他們的優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後，才學到教訓：他們是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顧”的“華僑”。
謹受教，我說，低下頭覺得很慚愧。
在提筆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時，我曾經停筆思索：是不是用辭要客氣些，婉轉些？然而轉念一想，我在批評中國人時，並不曾想到要客氣、婉轉，為什麽對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標準？
我必須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國人一樣，禁得起尖銳的批評。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麽資格批評新加坡？
問題應該倒過來：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文化批評像作文比賽，隻問誰寫得好，不問誰有什麽資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評德國，用英文批評美國，用華文批評中國、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評了什麽，而不是我是什麽。
於是有《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以下簡稱《還好》）。
文章的主題，不在於新加坡有沒有足夠的自由、該不該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過，我倒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這個問題下結論。文章批判的對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這個政府有許多做法是我這個個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亞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權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視與它價值觀相左、無法由它收編的不同的亞洲人的存在。
當然不是由於新加坡小，就說它沒有權利代表亞洲。如果由中國的總理或者日本的首相來對西方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嚴重的事情。當亞洲人自己將自己單一化、集體化的時候，我們同時加強了歐洲人對亞洲的傳統偏見；“亞洲人站著都能睡覺”，“亞洲人能吃任何苦”，“亞洲人不重視人命”，“亞洲人不懂得個人隱私”……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多種文化之間的豐富差異，用以支持他們對亞洲的整體刻板概念。如果亞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單一化、刻板化、集體化，你哪能要求歐洲人超越他們膚淺而平麵的亞洲認識？
《聯合早報》所刊出的種種反應，一方麵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麵令我驚訝。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讀者對我的不滿；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在我寫《還好》的時候，我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在諸多對我的反話中，我發現，這個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對《還好》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我的問題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嗎？或者，不同的聲音出不來？
我承認我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會去傷它，也是因為，身為一個華文世界裏的知識分子，對一個華語國家畢竟多一份關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關心，可是我的文章裏有沒有值得他們關心的東西呢？
——“歐洲人注重自由與個人人權，亞洲人強調和諧與集體利益。”這是不是一個蓋棺論定的真相？誰蓋的棺？誰定的論？符合誰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蓋棺論定，它應該是、必須是新加坡人（或亞洲人）繼續追求的前景嗎？為什麽應該是、必須是？為什麽不應該是、不必須是？
——文化的詮釋權操在誰的手裏？應該操在誰的手裏？不應該操在誰的手裏？
——新加坡為什麽扮演了它現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曆史是不是同時塑造了並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觀？
——自由與安全是否絕對矛盾？
——在西方與新加坡的頻發爭執的表麵底下，究竟流動著什麽較深層的因素？國家主權與文化衝突是否足以解釋一切？
lingle（林格爾）的事件與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幾乎發生在同時（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見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應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幾個人聚在一起，大聲多說幾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敵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來了，激情掩蓋了真正的題目，也淹沒了真誠但是冷靜的討論。
如thestraitstimes（《海峽時報》）所說的，新加坡可以沒有我這種台灣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沒有誠實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作真誠、冷靜、尖銳的討論嗎？
1994年10月24日
龍應台文章引起的五個問題
——柯清泉
細讀龍應台的兩篇文章之後，我認為其中的確有些令人不滿之處，我要提出以下的疑問：
一、尖銳批評說不過去
龍應台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批評不需要婉轉與客氣，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龍應台畢竟與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脫離不了的淵源是其一；中國大陸經曆多次重大的政治變動，開放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以及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無法與經濟強勢並行前進導致許多的社會弊端是其二。
由於情況不同，對新加坡提出尖銳的批評是不恰當的，除了從龍應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對新加坡隻有片麵了解，但卻提出不客觀的議論。新加坡目前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處雖然存在，但已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也要受到“尖銳的批評”，這似乎說不過去。龍應台若是稟著高級知識分子的真誠與冷靜，應該是以較負責任、較有善意的態度提出意見，不應該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法來引人注意。
二、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龍應台行文中特別強調“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文章的含義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連“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也沒有。
龍應台下筆時缺乏謹慎，傷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龍應台把上述的言論當成“關心”新加坡人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
三、為什麽槍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批評與政府的自我批評時常能在輿論上見到，隻不過龍應台在這方麵不甚清楚和沒有適當的了解。“統一的護國之聲”會令龍應台感到驚訝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龍應台行文上的魯莽和與觀實不符。新加坡人又怎會如此的氣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愛在嘴裏批評政府的各種嚴厲的政策，一旦從國外旅遊或公幹回家，或從新聞報道中得知世界許多地方紛亂不安，大家都覺得新加坡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國家。一個移民組成的小國能在短時間裏培養國人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槍口向外是絕對正常的。
四、龍應台的文章有沒有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
詳細分析龍應台的文章，可證明她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真誠且冷靜的知識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應時，提出了六七個她認為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而事實上，涉及範圍這麽廣的論題，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得到結論的，況且在她千多個字的行文中，內容完全沒有針對值得關心的東西發表意見。譬如，她並沒有談及亞洲與歐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讚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裏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綁拍照。龍應台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風；再者，我們的警察並沒有當眾羞辱丟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製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製的權力，這並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台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那麽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龍應台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麽錯誤。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台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從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麽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易被羞辱的尊嚴。龍應台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於錯誤的政策，也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對龍應台的批評，我們也應采取同樣的態度。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
——陳敏明
東南亞並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隻要作品嚴謹有理性。查良鏞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台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覺墮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裏——我不明白她為什麽會說《聯合早報》讀者對她的反駁是“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可以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麽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應呢？
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嗎？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誰說“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裏呢？
龍女士覺得奇怪，為什麽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我隻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確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態度，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隻是對這種惡意攻訐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麽樣的印象呢？不難想象如果他相信《還好》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政府指定國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
我因業務關係，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準國民打麻將？”‘新加坡喝可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準賣幹炒牛河？”等等。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並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隻是他們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那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致。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隻要是基於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批評。《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並不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這都可以拿來討論。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於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隻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嘩眾取寵的歪曲言論。拜托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為什麽會有那麽強烈的反應？
——劉蕙霞
雖然龍應台的批評隻是附和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台的作品，我隻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看過有關龍應台的一篇訪談。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致
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台灣，就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接著又說：“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的一切。”
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後，不禁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台灣人，不在台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現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麽就有資格批評新加坡？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接著在10月28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麽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麽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
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台灣刮過一陣“龍應台旋風”。當時，她以一係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台灣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台灣人的關注。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然而，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龍女士的作風，也許台灣人能夠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台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踢的醜態，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曆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龍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別，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察到？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裏，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裏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了解
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裏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她並不了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內，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說：‘我是土耳其人！’”
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地說：“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曆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認同。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經不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自然而然作出的適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態問題。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誌內，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也許華文讀者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
龍女士沒有在這裏住過，也不了解本國國情，她的觀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下評論。我想她的所謂“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觀點罷了。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隨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對中國曆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的企圖。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至於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這些複雜的列強對中國欺壓的曆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於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裏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麵之詞。假如她在這裏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者們看了有讚成的，也有不讚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麽過不去。在咖啡店內，研討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裏，也常常聽到公開的批評。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也並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
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讚賞的，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麵，還有許多應該改善之處，對於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於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嚐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不過，我還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龍卷風”過後的省思
——劉培芳
龍應台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什麽大事，搞得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我去翻看舊報，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麽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我看了《還好》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台執筆時有點急躁和衝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問題。而她接著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係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台在文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台有點了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台灣，正是由於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我還記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許多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台灣采辦。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讚歎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台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龍卷風”，吹到新加坡。龍應台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儼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並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多她個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餘，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台沒料到《聯合早報》隨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和馬來西亞人。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製和國家的傑出成就而辯護。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龍卷風”刮得好猛，爭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的“亞洲焦點”。我不想在這裏爭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台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討論。我隻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討。
龍卷風卷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風過後，大地恢複平靜，我們是否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
自然現象中的龍卷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台卷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它警醒我們，別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我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著耳朵不聽別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法和言論。如果別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於我們改進、有利於我們成長的激素。誰又能忍受別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麵的、積極的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四平八穩、麵麵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台覺得奇怪：“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她還問：“不同的聲音出不來？”龍應台在1991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討論，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麵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
雖然新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
隻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隻要我們擁有一個主旋律，那麽，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聽呢？這是“龍卷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
——蔡再豐
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討的。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討論，甚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討龍應台女士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眾多新加坡人的心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學術探討，“真理”爭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賭氣”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衝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產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也沒有必要爭論以何種標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較懂得明哲保身。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並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裏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的創造、無比的鬥誌。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並不需要“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讚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批評、忠諫，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別人學習，取長補短，求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別人，傷害別人或企圖征服別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麽？爭取的是什麽？追求的又是什麽？這也有不同點。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財寶，還有親情……
統治者用什麽法則治理廣大的群眾？什麽法則更適合？什麽是對與錯？曆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號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也如明日黃花。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汙的醜聞，還有毒品泛濫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饑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龍應台女士畢竟是一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隻要問誰寫得好，還有，誰“寫得真”、“寫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麽讀者的基調相當一致。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將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並接著刊登國內讀者來信的反駁。編輯負責人心裏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內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產生某種顛覆效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在內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讚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編輯們對於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致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如果比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麵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他們敢這麽做，是因為心裏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內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於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至於麵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拚錯。‘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態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係，隨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態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凶。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裏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麵，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征，至於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眾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敘述這段黃色經曆。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著腰笑到肚子痛……。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麽時候不小心把別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裏，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麵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麽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毀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著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致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汙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人民行動黨上台，頂住了局麵，但內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製，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麽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麽深，以致還有這麽多人仍懷著受委屈的恨意。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製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紮和痛苦。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隻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沒有文化的連係，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麽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麽關係？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誌的口號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係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裏？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隻有這麽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內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紮，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製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內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於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批評的內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致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裏外都會打起來。西方媒體一方麵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誌，另一方麵又高估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曆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製度套上去，一年內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製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於生活層麵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目前的製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內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於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麵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水至清則無魚
——看龍應台在新加坡點火
——劉紹銘
舊聞新鈔：“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亞洲周刊》，11月6日）
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一文驚動台灣朝野的“女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指著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為什麽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這塊原是英國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櫛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贏得亞洲公園之譽，殊非僥幸。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麽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態。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係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曆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係統的取舍。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標，隻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麽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他曆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標準是相對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空間。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說，毒販殺無赦，確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在這方麵，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1991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誌。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態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饑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曆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製。人的脾氣與情欲，也可由藥物調製。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免於饑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誌的自由。他最後表態說，二者之間他寧可選擇饑餓、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隻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指水過於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活。……人對於別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
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麽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隻有思無邪輩能生存。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
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並反譏台灣的亂象。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並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怎麽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衝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爭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麽不對？”
詩人陳鬆沾認為龍應台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爭議。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製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標簽，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年代震動台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年龍曾去過新加坡，對強勢政府下文化人的苦悶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沒有異議，隻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爭論中，確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並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並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並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態，反對政府過度幹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幹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號）
為何隻有一種聲音？
台灣作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
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討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討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麽隻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內容有何反應或反駁？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隻代表自己，在台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誌，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兩種看法都屬於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麽關係？台灣有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並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板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板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麽不同）。
至於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討論的題目。我隻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隻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為什麽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
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隻是反對他將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裏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讚新加坡的成就，並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
不隻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讚新加坡為好榜樣。大陸的我管不著，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製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將是誰？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號）
我在《中國時報》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經由獅城的（聯合早報》轉載後，好像一枚引發的炸彈。《亞洲周刊》說，那篇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反應”。新加坡專欄作家劉培芳說，“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時，客座於新加坡大學的美國教授林格爾，因為在《國際論壇先鋒報》上批評了新加坡的司法製度，惹得警察上門來，訊問了九十分鍾。林格爾立刻辭職回美，事後對媒體說，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爾所引起的可以說是新加坡的官方反應，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卻顯然是新加坡的“芸芸眾生”，民間反應。其反應之激烈，據《亞洲周刊》的觀察，似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反應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國媒體上以英文寫成的批評新加坡的文章並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轉載，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讀者對逆耳的英文評論並不陌生。華文讀者卻沒有這個經驗，就如專欄作家劉蔥霞指出的，“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新加坡）本國報章上發表的，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本來就不習慣看見以華文寫成的批評文字，更何況一出現就是像《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樣尖銳鋒利的文字風格，新加坡讀者猛然覺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對我的批評的反應，讓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時代的台灣。他們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處，可是彼此之問有一個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灣人對當時政治現狀之不滿已經幾乎到飽和狀態，隻是還欠缺最後一股勇氣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騰的反應中，各種看法、各種聲音都有，從極左到極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現的反應，盡管激烈，卻有相當一致的基調：我們國家是進步的、政府是大有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國家利益超出個人權利……在二十餘篇反應中，隻有一篇例外。
這個現象可以有兩個解釋：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之下，不同基調的聲音根本還不敢冒出來。
兩個解釋可以同時存在，並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別為新加坡人寫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這篇文章，刊在《聯合早報》。想說的是，何必對我生氣？該討論的是議題本身。對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這個外人的批評，重要的是這些議題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識分子之問的慎思與明辨。
1991年訪新加坡，當地華人知識分子的困境、苦悶，和他們對中華文化與語言的情深執著，都令我感動。不是為了他們，這些文章我根本不會去寫。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許多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知識分子帶著他們本身並不自覺的中華主流文化優越感來到東南亞，然後發現，東南亞的華人極不欣賞他們的優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後，才學到教訓：他們是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顧”的“華僑”。
謹受教，我說，低下頭覺得很慚愧。
在提筆寫《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時，我曾經停筆思索：是不是用辭要客氣些，婉轉些？然而轉念一想，我在批評中國人時，並不曾想到要客氣、婉轉，為什麽對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標準？
我必須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國人一樣，禁得起尖銳的批評。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麽資格批評新加坡？
問題應該倒過來：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文化批評像作文比賽，隻問誰寫得好，不問誰有什麽資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評德國，用英文批評美國，用華文批評中國、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評了什麽，而不是我是什麽。
於是有《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這篇文章（以下簡稱《還好》）。
文章的主題，不在於新加坡有沒有足夠的自由、該不該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過，我倒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對這個問題下結論。文章批判的對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這個政府有許多做法是我這個個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亞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權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視與它價值觀相左、無法由它收編的不同的亞洲人的存在。
當然不是由於新加坡小，就說它沒有權利代表亞洲。如果由中國的總理或者日本的首相來對西方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嚴重的事情。當亞洲人自己將自己單一化、集體化的時候，我們同時加強了歐洲人對亞洲的傳統偏見；“亞洲人站著都能睡覺”，“亞洲人能吃任何苦”，“亞洲人不重視人命”，“亞洲人不懂得個人隱私”……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多種文化之間的豐富差異，用以支持他們對亞洲的整體刻板概念。如果亞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單一化、刻板化、集體化，你哪能要求歐洲人超越他們膚淺而平麵的亞洲認識？
《聯合早報》所刊出的種種反應，一方麵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麵令我驚訝。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讀者對我的不滿；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在我寫《還好》的時候，我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在諸多對我的反話中，我發現，這個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對《還好》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我的問題是：沒有不同的聲音嗎？或者，不同的聲音出不來？
我承認我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會去傷它，也是因為，身為一個華文世界裏的知識分子，對一個華語國家畢竟多一份關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關心，可是我的文章裏有沒有值得他們關心的東西呢？
——“歐洲人注重自由與個人人權，亞洲人強調和諧與集體利益。”這是不是一個蓋棺論定的真相？誰蓋的棺？誰定的論？符合誰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蓋棺論定，它應該是、必須是新加坡人（或亞洲人）繼續追求的前景嗎？為什麽應該是、必須是？為什麽不應該是、不必須是？
——文化的詮釋權操在誰的手裏？應該操在誰的手裏？不應該操在誰的手裏？
——新加坡為什麽扮演了它現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曆史是不是同時塑造了並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觀？
——自由與安全是否絕對矛盾？
——在西方與新加坡的頻發爭執的表麵底下，究竟流動著什麽較深層的因素？國家主權與文化衝突是否足以解釋一切？
lingle（林格爾）的事件與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幾乎發生在同時（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見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應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幾個人聚在一起，大聲多說幾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敵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來了，激情掩蓋了真正的題目，也淹沒了真誠但是冷靜的討論。
如thestraitstimes（《海峽時報》）所說的，新加坡可以沒有我這種台灣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沒有誠實的知識分子，對自己作真誠、冷靜、尖銳的討論嗎？
1994年10月24日
龍應台文章引起的五個問題
——柯清泉
細讀龍應台的兩篇文章之後，我認為其中的確有些令人不滿之處，我要提出以下的疑問：
一、尖銳批評說不過去
龍應台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批評不需要婉轉與客氣，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龍應台畢竟與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脫離不了的淵源是其一；中國大陸經曆多次重大的政治變動，開放後產生種種社會問題，以及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無法與經濟強勢並行前進導致許多的社會弊端是其二。
由於情況不同，對新加坡提出尖銳的批評是不恰當的，除了從龍應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對新加坡隻有片麵了解，但卻提出不客觀的議論。新加坡目前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處雖然存在，但已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也要受到“尖銳的批評”，這似乎說不過去。龍應台若是稟著高級知識分子的真誠與冷靜，應該是以較負責任、較有善意的態度提出意見，不應該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手法來引人注意。
二、傷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龍應台行文中特別強調“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
文章的含義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連“那一點點的個人自由與尊嚴”也沒有。
龍應台下筆時缺乏謹慎，傷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龍應台把上述的言論當成“關心”新加坡人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
三、為什麽槍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批評與政府的自我批評時常能在輿論上見到，隻不過龍應台在這方麵不甚清楚和沒有適當的了解。“統一的護國之聲”會令龍應台感到驚訝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龍應台行文上的魯莽和與觀實不符。新加坡人又怎會如此的氣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愛在嘴裏批評政府的各種嚴厲的政策，一旦從國外旅遊或公幹回家，或從新聞報道中得知世界許多地方紛亂不安，大家都覺得新加坡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國家。一個移民組成的小國能在短時間裏培養國人的歸屬感與自豪感，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槍口向外是絕對正常的。
四、龍應台的文章有沒有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
詳細分析龍應台的文章，可證明她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真誠且冷靜的知識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應時，提出了六七個她認為值得我們關心的東西，而事實上，涉及範圍這麽廣的論題，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得到結論的，況且在她千多個字的行文中，內容完全沒有針對值得關心的東西發表意見。譬如，她並沒有談及亞洲與歐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讚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裏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綁拍照。龍應台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風；再者，我們的警察並沒有當眾羞辱丟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製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製的權力，這並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台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那麽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龍應台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麽錯誤。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台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從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麽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易被羞辱的尊嚴。龍應台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於錯誤的政策，也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對龍應台的批評，我們也應采取同樣的態度。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
——陳敏明
東南亞並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隻要作品嚴謹有理性。查良鏞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台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覺墮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裏——我不明白她為什麽會說《聯合早報》讀者對她的反駁是“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可以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麽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應呢？
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嗎？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誰說“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裏呢？
龍女士覺得奇怪，為什麽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麵倒的“護國之聲”，我隻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確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態度，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隻是對這種惡意攻訐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麽樣的印象呢？不難想象如果他相信《還好》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政府指定國民怎麽想、怎麽說、怎麽活、怎麽做愛生幾個小孩”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
我因業務關係，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準國民打麻將？”‘新加坡喝可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準賣幹炒牛河？”等等。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並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隻是他們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那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致。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隻要是基於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批評。《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並不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這都可以拿來討論。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於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隻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嘩眾取寵的歪曲言論。拜托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為什麽會有那麽強烈的反應？
——劉蕙霞
雖然龍應台的批評隻是附和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台的作品，我隻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看過有關龍應台的一篇訪談。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致
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台灣，就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接著又說：“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的一切。”
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後，不禁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台灣人，不在台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現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麽就有資格批評新加坡？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接著在10月28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麽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麽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
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台灣刮過一陣“龍應台旋風”。當時，她以一係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台灣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台灣人的關注。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然而，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龍女士的作風，也許台灣人能夠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台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踢的醜態，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曆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龍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別，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察到？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裏，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裏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了解
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裏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她並不了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內，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說：‘我是土耳其人！’”
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地說：“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曆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認同。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經不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自然而然作出的適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態問題。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誌內，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也許華文讀者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
龍女士沒有在這裏住過，也不了解本國國情，她的觀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下評論。我想她的所謂“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觀點罷了。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隨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對中國曆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的企圖。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至於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這些複雜的列強對中國欺壓的曆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於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裏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麵之詞。假如她在這裏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者們看了有讚成的，也有不讚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麽過不去。在咖啡店內，研討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裏，也常常聽到公開的批評。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也並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
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讚賞的，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麵，還有許多應該改善之處，對於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於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嚐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不過，我還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龍卷風”過後的省思
——劉培芳
龍應台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什麽大事，搞得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眾生的公敵？我去翻看舊報，於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麽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我看了《還好》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台執筆時有點急躁和衝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問題。而她接著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係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台在文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台有點了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台灣，正是由於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我還記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許多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台灣采辦。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讚歎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台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龍卷風”，吹到新加坡。龍應台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儼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並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多她個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餘，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台沒料到《聯合早報》隨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和馬來西亞人。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製和國家的傑出成就而辯護。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龍卷風”刮得好猛，爭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的“亞洲焦點”。我不想在這裏爭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台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討論。我隻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討。
龍卷風卷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風過後，大地恢複平靜，我們是否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
自然現象中的龍卷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台卷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它警醒我們，別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我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著耳朵不聽別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法和言論。如果別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於我們改進、有利於我們成長的激素。誰又能忍受別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麵的、積極的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四平八穩、麵麵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台覺得奇怪：“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她還問：“不同的聲音出不來？”龍應台在1991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討論，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麵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麽沒有不同的聲音？”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
雖然新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
隻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隻要我們擁有一個主旋律，那麽，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聽呢？這是“龍卷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
——蔡再豐
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討的。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討論，甚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討龍應台女士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眾多新加坡人的心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裏，我們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學術探討，“真理”爭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賭氣”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衝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產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也沒有必要爭論以何種標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較懂得明哲保身。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並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裏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的創造、無比的鬥誌。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並不需要“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讚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批評、忠諫，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別人學習，取長補短，求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別人，傷害別人或企圖征服別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麽？爭取的是什麽？追求的又是什麽？這也有不同點。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財寶，還有親情……
統治者用什麽法則治理廣大的群眾？什麽法則更適合？什麽是對與錯？曆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號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也如明日黃花。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汙的醜聞，還有毒品泛濫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饑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龍應台女士畢竟是一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隻要問誰寫得好，還有，誰“寫得真”、“寫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麽讀者的基調相當一致。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確實比較滿意於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將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並接著刊登國內讀者來信的反駁。編輯負責人心裏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內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產生某種顛覆效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在內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讚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編輯們對於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致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如果比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麵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他們敢這麽做，是因為心裏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內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於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至於麵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拚錯。‘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態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係，隨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態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凶。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裏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麵，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征，至於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眾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敘述這段黃色經曆。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著腰笑到肚子痛……。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麽時候不小心把別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裏，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麵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麽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毀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著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致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汙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人民行動黨上台，頂住了局麵，但內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製，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麽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麽深，以致還有這麽多人仍懷著受委屈的恨意。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製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紮和痛苦。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隻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沒有文化的連係，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麽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麽關係？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誌的口號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係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裏？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隻有這麽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內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紮，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製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內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於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批評的內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致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裏外都會打起來。西方媒體一方麵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誌，另一方麵又高估了新加坡。這個國家曆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製度套上去，一年內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製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於生活層麵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目前的製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內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於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麵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水至清則無魚
——看龍應台在新加坡點火
——劉紹銘
舊聞新鈔：“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亞洲周刊》，11月6日）
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一文驚動台灣朝野的“女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指著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為什麽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這塊原是英國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櫛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贏得亞洲公園之譽，殊非僥幸。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麽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態。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係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曆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係統的取舍。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標，隻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麽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他曆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標準是相對的。如果要我在“文革”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空間。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說，毒販殺無赦，確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在這方麵，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1991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誌。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態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饑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曆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製。人的脾氣與情欲，也可由藥物調製。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免於饑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誌的自由。他最後表態說，二者之間他寧可選擇饑餓、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隻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指水過於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活。……人對於別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
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麽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隻有思無邪輩能生存。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
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並反譏台灣的亂象。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並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麽怎麽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衝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爭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麽不對？”
詩人陳鬆沾認為龍應台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爭議。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製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標簽，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年代震動台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年龍曾去過新加坡，對強勢政府下文化人的苦悶印象很深。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沒有異議，隻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爭論中，確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並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並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並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態，反對政府過度幹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幹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號）
為何隻有一種聲音？
台灣作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
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討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討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麽隻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內容有何反應或反駁？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隻代表自己，在台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誌，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兩種看法都屬於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麽關係？台灣有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並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板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板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麽不同）。
至於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討論的題目。我隻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隻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為什麽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
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隻是反對他將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裏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麽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讚新加坡的成就，並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
不隻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讚新加坡為好榜樣。大陸的我管不著，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製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將是誰？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