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常常聽見國內的評論家說，西方報紙沒有副刊。在這裏，英文又被當做西方唯一的語言了，因為英文報紙確實沒有副刊，但是在德文報紙裏，副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而在首屈一指的《法蘭克福匯報》（f.a.z）裏，副刊更是自成一霸，舉足輕重。
副刊和正刊一樣，是獨立的一整疊，平常的日子裏每天有三四個全版和兩個半版。要了解德國的知識階層對什麽事情關心、有什麽樣的品位，《匯報》副刊是一個標幟。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頁頭條是一篇文化評論，對魏瑪城的古跡維修加以批評。同樣大篇幅的是一篇藝術評論，討論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張主題照片。另外兩篇短文，一篇討論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剛去世的出版家。全版隻有這四篇文章、兩張圖片。
第二頁總共有五篇文章：兩篇書評，一篇電視節目批評，一篇廣播節目介紹，一篇小說連載。幾個月來每天連載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loboantunes的《異端審判者手記》。副刊編輯推測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這段期間連載他的小說。
除了連載長篇小說之外，副刊也經常有詩的刊出。一首詩往往與那首詩的一篇短評並肩出現。所占篇幅大約是一個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灣副刊上長篇連載是每天一千字的話，在德文《匯報》副刊上大約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說內容。
兩篇散文出現在第三頁，附有插圖。為了抵抗暴力、吸毒、競爭、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會氣氛，有人在柏林組織了通宵達旦的“愛的大遊行”；上百萬的人走在柏林街頭歌頌愛，歡呼愛，要求愛。兩個散文作者表達對群眾激情的不以為然。一夜之間，動物園裏多了七十五萬噸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幾百株樹，草地被數百萬隻腳踩扁了，土質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無法呼吸而死亡，一時的浪漫激情換得的是自然的破壞。
另外兩篇長文分別是建築美學評論和戲劇評論。前者追溯一個16世紀建築師的心路曆程，後者評介希臘悲劇《美狄亞》在斯圖加特劇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頁全版隻有三篇文章，分別評介土耳其的電影、科隆博物館展出的60年代美術、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藝術節。角落裏有一則文化消息，澳洲聲樂家得了維也納歌唱獎。
訃聞占了第五頁的下麵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麵上有兩篇文章：一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爭議，一篇評論歌劇。
第六、七頁都隻有半版：評介一個攝影展、討論“網絡中的藝術與人生”，還有兩篇非虛構新書的批評。
——2——
相當於每天五個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種內容：評論、創作、文化消息。評論占了三分之二：文學批評、書評（分文學類和非文學類）、戲劇評論（舞台劇、歌劇）、藝評、影評、樂評、建築評、攝影評、博物館評……，加上對社會現象、大眾文化、政治事件、國際關係、曆史設釋種種的社會批評。創作則以連載小說為主，詩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兩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說，一次刊完。
一個全版隻容四篇文章，可見文章篇幅之大、字數之多。文章又以評論為主，可見議題之嚴肅、討論之深入。一個習慣了英國報紙風格的人，讀《法蘭克福匯報》副刊可能要大驚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塊大磚頭，可以將人砸死。相反的，《匯報》副刊讀者會覺得最嚴肅的英國報紙都太花哨、太浮淺、太主觀。
德國的評論者忌諱用“我”這個字。對一個事件發表批評。雖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觀、最無我的筆觸寫出。所以德國報紙，尤其是《匯報》，沒有英國報紙上猖狂的專欄作家——談國家大事的文章裏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廚房喂狗的時候”這樣的句子開頭。
德國人看重客觀的信實穩重，英國人欣賞主觀的個人魅力。
和台灣報紙副刊的輕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國《匯報》副刊是長大厚重。
可是我還沒說完呢。《匯報》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個全版之外，還出一年四次的文學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頁全版。每個星期六有文學畫刊，前後六個全版，用昂貴的光麵紙印刷。譬如一個全版就刊一篇長文：《白鯨記及其插圖曆史》，或者《毛姆的再發現》。一個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麵外再加上《人文科學》版，以兩三個全頁討論哲學、宗教、美學、文化方麵較複雜的問題。
從輕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長大厚重的《匯報》副刊簡直就是一份隨著日報每天刊出的高級人文雜誌。它沒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讀者甚至作者可以進入的園地。寫稿人有三種：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擺著菁英姿態。它在德國掌有決策權的中產階級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閃亮的銅脾，充滿權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匯報》刊出，德國鄰居們會紛紛來電話恭喜，好像得了什麽文學獎似的。
我卻覺得《匯報》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國人的幽默；讀副刊得正襟危坐在書房裏，全神貫注地“做功課”，而不是邊喝咖啡邊吃煎蛋還穿著睡衣漫不經心地“看報紙”。作為《匯報》副刊的作者之後就發現：嚴肅深刻的文章可以給《匯報》，輕鬆的、挑釁的、另類的，就必須給別家報紙。《匯報》副刊風格有點兒像德國哲學，讓人深到靈魂裏去而絕對笑不出來。
但我滿腹疑問：這樣菁英取向的副刊怎麽生存？為什麽副刊讀者不因影視媒體的泛濫、電腦網絡的暴起而減少？為什麽大眾的流行品位不威脅精致品位的市場？
首先要發掘的其實是：什麽樣的文化機構能生產出如此豐厚紮實的副刊來？
——3——
副刊，占《法蘭克福匯報》整整一層樓，有三十三位編輯、九位秘書、十五位副刊派出的專任駐外記者。在三十三位編輯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個編輯其實都是作家兼執行編輯，獨當一麵。與中文報紙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個編輯都以寫作為主；管建築美學的編輯也許是建築博士，專為副刊寫建築評論；管視覺藝術的編輯也許是藝術史專家，就得常寫藝評。駐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記者也許應編輯之請寫些當地的建築與藝術評論；有特別需要，編輯會請報社外的專家執筆。也就是說，三十三位編輯各有各的領域，在他的版麵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組稿的主編，也是執筆的“撰述委員”或“資深作者”。
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年還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了我的編輯。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裏，我們一邊討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別的編輯討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的鑒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有時候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別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於它與正刊的關係；它與正刊的關係就是：沒有關係。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裏？首先，《法蘭克福匯報》沒有一個報老板，它屬於《法蘭克福匯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利益。掌有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是財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於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可能，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財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副刊的獨立性其實隻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4——
身為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的銷數隻有四十萬份，在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裏，這四十萬讀者多數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產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很明顯的是社會中掌有知識、決策權和影響力的讀者群。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他的年齡和閱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淩亂，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我們副刊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麽迎合大眾口味。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我們隻有高標準，沒有低標準。”
1989年柏林圍牆垮掉之後，《匯報》副刊率先討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發表了一係列德國頂尖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討，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響力因而極大。《匯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態存在，一方麵固然是由於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麵更因為這個社會裏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麽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於財閥、報閥、政客、政黨的報紙？為什麽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道文化消息？為什麽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為什麽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麽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麽變遷，不管後浪怎麽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麵的詩和詩評？
——5——
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還沒有消失的，承擔著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眾品位看齊。大陸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麵臨同樣的問題。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麵有憂色：副刊沒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裏，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麵貌出現，寄身於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於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於它的種種異彩，回到它的本位，寧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
我倒覺得是新階段的啟始。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眾”社會，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就隻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眾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別忘記，這是常態。
副刊在新階段中麵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麽階層什麽年齡什麽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麵貌。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將雅俗摻雜，隻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嚇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標。社會有多麽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麽成熟深刻。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著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於是，唯一能做的隻是等待？隻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副刊不隻是一麵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標杆，一大步跨在社會的前麵。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麽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麽成熟深刻。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跡上衝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蕩，刺激社會前進。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蕩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
（原載1997年9月17日《文匯報·筆會》）
讀者來信
編輯朋友：
你們好！
《筆會》推出龍應台《腦力激蕩的磁場——談副刊》一文第注節，讀後真解氣，眼前豁然明朗。
作為讀者，我不是報人、編輯，也不是文化人，對這篇文章說三道四，似乎與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過，這篇文章確實給讀者及副刊編輯、撰稿人及專家學者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故，鬥膽建議，此文應該收入九七筆會文粹集中。
這篇文章說它好，是有益於《筆會》改革之借鑒。讀者企盼《筆會》能成為報界雅副刊而異軍突起。這麵旗幟能扯起，將雲集一大批中華知識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聞界等方麵亦喊“改革”，並標榜自己這個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雲雲。殊不知讀者並不買這個賬，不會去上當受騙的。唯一抵觸，就是不讀不看這些講空話、講假話、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陳詞濫調。讀者這點自由確實運作得不錯，他們決不會從牙縫中省出那點錢去買臉色看，甘受愚弄。
《筆會》之所以在全國報業中影響極大，是因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來自獨立的思考與見解構成的獨特的文風。下一步，《筆會》能做到龍應台文章中闡述的那樣，將是更大的進步。真正做到開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會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頁。
這一天目下看來似乎遙遠，不過，《筆會》在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刊登這篇文章，我們這些真正的讀者確實看到副刊複蘇的希望之光在閃爍，為之興奮，為之歡欣鼓舞。
唉，有點自作多情了，說這些幹嗎？《筆會》編輯同仁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
由衷地感謝《筆會》把這篇好文章奉獻給讀者。
今晚是農曆八月十六，人們還沉浸在中秋佳節的喜慶氛圍中；可是室外下著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燈下無聊亂翻報，一輪皎潔的明月從心中升起……
《筆會》給了我欣慰和溫馨。
袁政煜
注:（有什麽副刊，就有什麽社會）在《文匯報·筆會》發表時題為《腦力激蕩的磁場——談副刊》。
如果沒有龍應台
——冰清
提起龍應台，人們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龍應台評小說》、她的對於台灣社會及文壇的種種抨擊……然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她的文章愈來愈練達，風格愈來愈成熟，，思想愈來愈深刻。
她對待慣存的、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能夠透過生活表層，揭示出文化的內蘊，如《論公共空間之必要》（載於《筆會》1997年12月18日）對世俗觀念造成的弊病及陋習，予以大膽地、無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價值，強調人在文化中的主導作用，像《腦力激蕩的磁場》（載於《筆會》1997年9月17日）；讀她的文章，你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不凡的氣勢、戰鬥的精神及洋溢著的英雄氣概，其文字簡潔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暢的文風，精湛的筆觸，飽含的哲理，每每披讀，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罷不能；她將傳統文化、現代意識、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煉出人或思之、卻未言之的思想結晶，表現了一個為文者所背負的責任、道義與使命；她的說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憑空而來，而是建立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之上，以深思熟慮的思索作前提，引發出關於時代、曆史、民族、文化等種種啟人心智的道理、結論或識見。
龍應台作為學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諸如哲學、史學、文學、宗教等多門學科，以學識見長；作為作家，她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世態及社會，觸及一些亟待推進的、敏感的現實問題。在她的作品中，不難讀出一種大我的存在。
當然，人們並不見得要認同她的全部見解，甚或也一樣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她的深刻的批評、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質、獨立的人格，卻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思考。如果沒有龍應台，那麽，學界就少一分思維，文壇就少一分銳氣，社會就少一分關注；龍應台現象是個標識，也是個啟示，它標誌著國內思想界的寬鬆、活躍、民主和開放，啟示著眾多知識分子為中國邁向21世紀的繁榮昌盛獻計獻策，為當代文化的建樹與導向發揮才智。
（作者單位：山東曲阜師大圖書館）
常常聽見國內的評論家說，西方報紙沒有副刊。在這裏，英文又被當做西方唯一的語言了，因為英文報紙確實沒有副刊，但是在德文報紙裏，副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而在首屈一指的《法蘭克福匯報》（f.a.z）裏，副刊更是自成一霸，舉足輕重。
副刊和正刊一樣，是獨立的一整疊，平常的日子裏每天有三四個全版和兩個半版。要了解德國的知識階層對什麽事情關心、有什麽樣的品位，《匯報》副刊是一個標幟。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頁頭條是一篇文化評論，對魏瑪城的古跡維修加以批評。同樣大篇幅的是一篇藝術評論，討論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張主題照片。另外兩篇短文，一篇討論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剛去世的出版家。全版隻有這四篇文章、兩張圖片。
第二頁總共有五篇文章：兩篇書評，一篇電視節目批評，一篇廣播節目介紹，一篇小說連載。幾個月來每天連載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loboantunes的《異端審判者手記》。副刊編輯推測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這段期間連載他的小說。
除了連載長篇小說之外，副刊也經常有詩的刊出。一首詩往往與那首詩的一篇短評並肩出現。所占篇幅大約是一個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灣副刊上長篇連載是每天一千字的話，在德文《匯報》副刊上大約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說內容。
兩篇散文出現在第三頁，附有插圖。為了抵抗暴力、吸毒、競爭、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會氣氛，有人在柏林組織了通宵達旦的“愛的大遊行”；上百萬的人走在柏林街頭歌頌愛，歡呼愛，要求愛。兩個散文作者表達對群眾激情的不以為然。一夜之間，動物園裏多了七十五萬噸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幾百株樹，草地被數百萬隻腳踩扁了，土質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無法呼吸而死亡，一時的浪漫激情換得的是自然的破壞。
另外兩篇長文分別是建築美學評論和戲劇評論。前者追溯一個16世紀建築師的心路曆程，後者評介希臘悲劇《美狄亞》在斯圖加特劇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頁全版隻有三篇文章，分別評介土耳其的電影、科隆博物館展出的60年代美術、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藝術節。角落裏有一則文化消息，澳洲聲樂家得了維也納歌唱獎。
訃聞占了第五頁的下麵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麵上有兩篇文章：一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爭議，一篇評論歌劇。
第六、七頁都隻有半版：評介一個攝影展、討論“網絡中的藝術與人生”，還有兩篇非虛構新書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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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每天五個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種內容：評論、創作、文化消息。評論占了三分之二：文學批評、書評（分文學類和非文學類）、戲劇評論（舞台劇、歌劇）、藝評、影評、樂評、建築評、攝影評、博物館評……，加上對社會現象、大眾文化、政治事件、國際關係、曆史設釋種種的社會批評。創作則以連載小說為主，詩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兩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說，一次刊完。
一個全版隻容四篇文章，可見文章篇幅之大、字數之多。文章又以評論為主，可見議題之嚴肅、討論之深入。一個習慣了英國報紙風格的人，讀《法蘭克福匯報》副刊可能要大驚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塊大磚頭，可以將人砸死。相反的，《匯報》副刊讀者會覺得最嚴肅的英國報紙都太花哨、太浮淺、太主觀。
德國的評論者忌諱用“我”這個字。對一個事件發表批評。雖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觀、最無我的筆觸寫出。所以德國報紙，尤其是《匯報》，沒有英國報紙上猖狂的專欄作家——談國家大事的文章裏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廚房喂狗的時候”這樣的句子開頭。
德國人看重客觀的信實穩重，英國人欣賞主觀的個人魅力。
和台灣報紙副刊的輕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國《匯報》副刊是長大厚重。
可是我還沒說完呢。《匯報》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個全版之外，還出一年四次的文學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頁全版。每個星期六有文學畫刊，前後六個全版，用昂貴的光麵紙印刷。譬如一個全版就刊一篇長文：《白鯨記及其插圖曆史》，或者《毛姆的再發現》。一個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麵外再加上《人文科學》版，以兩三個全頁討論哲學、宗教、美學、文化方麵較複雜的問題。
從輕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長大厚重的《匯報》副刊簡直就是一份隨著日報每天刊出的高級人文雜誌。它沒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讀者甚至作者可以進入的園地。寫稿人有三種：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擺著菁英姿態。它在德國掌有決策權的中產階級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閃亮的銅脾，充滿權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匯報》刊出，德國鄰居們會紛紛來電話恭喜，好像得了什麽文學獎似的。
我卻覺得《匯報》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國人的幽默；讀副刊得正襟危坐在書房裏，全神貫注地“做功課”，而不是邊喝咖啡邊吃煎蛋還穿著睡衣漫不經心地“看報紙”。作為《匯報》副刊的作者之後就發現：嚴肅深刻的文章可以給《匯報》，輕鬆的、挑釁的、另類的，就必須給別家報紙。《匯報》副刊風格有點兒像德國哲學，讓人深到靈魂裏去而絕對笑不出來。
但我滿腹疑問：這樣菁英取向的副刊怎麽生存？為什麽副刊讀者不因影視媒體的泛濫、電腦網絡的暴起而減少？為什麽大眾的流行品位不威脅精致品位的市場？
首先要發掘的其實是：什麽樣的文化機構能生產出如此豐厚紮實的副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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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占《法蘭克福匯報》整整一層樓，有三十三位編輯、九位秘書、十五位副刊派出的專任駐外記者。在三十三位編輯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個編輯其實都是作家兼執行編輯，獨當一麵。與中文報紙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個編輯都以寫作為主；管建築美學的編輯也許是建築博士，專為副刊寫建築評論；管視覺藝術的編輯也許是藝術史專家，就得常寫藝評。駐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記者也許應編輯之請寫些當地的建築與藝術評論；有特別需要，編輯會請報社外的專家執筆。也就是說，三十三位編輯各有各的領域，在他的版麵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組稿的主編，也是執筆的“撰述委員”或“資深作者”。
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年還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了我的編輯。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裏，我們一邊討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別的編輯討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的鑒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有時候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別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於它與正刊的關係；它與正刊的關係就是：沒有關係。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裏？首先，《法蘭克福匯報》沒有一個報老板，它屬於《法蘭克福匯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利益。掌有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是財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於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可能，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財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副刊的獨立性其實隻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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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匯報》的銷數隻有四十萬份，在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裏，這四十萬讀者多數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產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很明顯的是社會中掌有知識、決策權和影響力的讀者群。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他的年齡和閱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淩亂，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我們副刊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麽迎合大眾口味。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我們隻有高標準，沒有低標準。”
1989年柏林圍牆垮掉之後，《匯報》副刊率先討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發表了一係列德國頂尖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討，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響力因而極大。《匯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態存在，一方麵固然是由於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麵更因為這個社會裏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麽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於財閥、報閥、政客、政黨的報紙？為什麽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道文化消息？為什麽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為什麽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麽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麽變遷，不管後浪怎麽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麵的詩和詩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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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還沒有消失的，承擔著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眾品位看齊。大陸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麵臨同樣的問題。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麵有憂色：副刊沒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裏，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麵貌出現，寄身於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於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於它的種種異彩，回到它的本位，寧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
我倒覺得是新階段的啟始。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眾”社會，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就隻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眾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別忘記，這是常態。
副刊在新階段中麵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麽階層什麽年齡什麽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麵貌。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將雅俗摻雜，隻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嚇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標。社會有多麽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麽成熟深刻。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著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於是，唯一能做的隻是等待？隻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副刊不隻是一麵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標杆，一大步跨在社會的前麵。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麽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麽成熟深刻。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跡上衝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蕩，刺激社會前進。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蕩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
（原載1997年9月17日《文匯報·筆會》）
讀者來信
編輯朋友：
你們好！
《筆會》推出龍應台《腦力激蕩的磁場——談副刊》一文第注節，讀後真解氣，眼前豁然明朗。
作為讀者，我不是報人、編輯，也不是文化人，對這篇文章說三道四，似乎與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過，這篇文章確實給讀者及副刊編輯、撰稿人及專家學者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故，鬥膽建議，此文應該收入九七筆會文粹集中。
這篇文章說它好，是有益於《筆會》改革之借鑒。讀者企盼《筆會》能成為報界雅副刊而異軍突起。這麵旗幟能扯起，將雲集一大批中華知識精英……
近年文化界、新聞界等方麵亦喊“改革”，並標榜自己這個圈子“深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雲雲。殊不知讀者並不買這個賬，不會去上當受騙的。唯一抵觸，就是不讀不看這些講空話、講假話、十足新八股味道的陳詞濫調。讀者這點自由確實運作得不錯，他們決不會從牙縫中省出那點錢去買臉色看，甘受愚弄。
《筆會》之所以在全國報業中影響極大，是因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來自獨立的思考與見解構成的獨特的文風。下一步，《筆會》能做到龍應台文章中闡述的那樣，將是更大的進步。真正做到開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會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頁。
這一天目下看來似乎遙遠，不過，《筆會》在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刊登這篇文章，我們這些真正的讀者確實看到副刊複蘇的希望之光在閃爍，為之興奮，為之歡欣鼓舞。
唉，有點自作多情了，說這些幹嗎？《筆會》編輯同仁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
由衷地感謝《筆會》把這篇好文章奉獻給讀者。
今晚是農曆八月十六，人們還沉浸在中秋佳節的喜慶氛圍中；可是室外下著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燈下無聊亂翻報，一輪皎潔的明月從心中升起……
《筆會》給了我欣慰和溫馨。
袁政煜
注:（有什麽副刊，就有什麽社會）在《文匯報·筆會》發表時題為《腦力激蕩的磁場——談副刊》。
如果沒有龍應台
——冰清
提起龍應台，人們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火集》、她的《龍應台評小說》、她的對於台灣社會及文壇的種種抨擊……然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她的文章愈來愈練達，風格愈來愈成熟，，思想愈來愈深刻。
她對待慣存的、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能夠透過生活表層，揭示出文化的內蘊，如《論公共空間之必要》（載於《筆會》1997年12月18日）對世俗觀念造成的弊病及陋習，予以大膽地、無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價值，強調人在文化中的主導作用，像《腦力激蕩的磁場》（載於《筆會》1997年9月17日）；讀她的文章，你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不凡的氣勢、戰鬥的精神及洋溢著的英雄氣概，其文字簡潔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暢的文風，精湛的筆觸，飽含的哲理，每每披讀，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罷不能；她將傳統文化、現代意識、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煉出人或思之、卻未言之的思想結晶，表現了一個為文者所背負的責任、道義與使命；她的說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憑空而來，而是建立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之上，以深思熟慮的思索作前提，引發出關於時代、曆史、民族、文化等種種啟人心智的道理、結論或識見。
龍應台作為學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諸如哲學、史學、文學、宗教等多門學科，以學識見長；作為作家，她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世態及社會，觸及一些亟待推進的、敏感的現實問題。在她的作品中，不難讀出一種大我的存在。
當然，人們並不見得要認同她的全部見解，甚或也一樣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她的深刻的批評、犀利的眼光、率直的品質、獨立的人格，卻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的作品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思考。如果沒有龍應台，那麽，學界就少一分思維，文壇就少一分銳氣，社會就少一分關注；龍應台現象是個標識，也是個啟示，它標誌著國內思想界的寬鬆、活躍、民主和開放，啟示著眾多知識分子為中國邁向21世紀的繁榮昌盛獻計獻策，為當代文化的建樹與導向發揮才智。
（作者單位：山東曲阜師大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