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難常在，太子之廢
代善成為位汗繼承人是順理成章的。論嫡庶，代善是褚英的胞弟，係嫡子；論長幼，除褚英外，其在努爾哈赤15個兒子中年齡最長；論軍功，他是諸貝勒中軍功最著者；論權勢，其是佐政四大貝勒中的“大貝勒”，位列第一；論實力，他自將正紅、鑲紅兩旗，僅次於父汗。但事情從來都具有兩麵性，代善作為太子最有競爭力，同樣也最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天命五年這一年生了3件事，這3件事對於“太子”代善而言都是致命的。
最先動搖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與大妃烏拉納喇氏的曖昧關係被揭。天命五年(162o)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太祖的第四位大妃烏拉納喇氏阿巴亥(多爾袞之母)曾兩次備飯送給代善吃，代善“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兩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還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審理過程中，諸貝勒大臣又說他們都目睹過大福晉借宴會或議政之時對代善眉目傳情。太祖對此又恨又惱，但終因其有言在先，欲將諸幼子及大福晉交由大阿哥撫養，而且滿族曆來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繼婚俗，加上又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代善如何不軌，所以太祖不好直接治罪於代善，隻能尋個大福晉竊藏財物的罪名，將其休離了。作為太子的代善雖沒有因此獲罪，但從太祖當眾曆數大福晉之罪時的老淚縱橫，足見作為太子的代善傷透了父汗的心。而且經過此事，代善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其次，在遷都建築宅地的過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讓太祖看清了其貪財、私心重的一麵。天命五年(162o)三四月間，後金國準備從界藩城遷居薩爾滸城，太祖即視察並指定各貝勒興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長子嶽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狹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較汗所整修之地寬且佳”，請汗住自己的宅地。太祖答應後，代善就先後讓莽古爾泰和阿敏為自己請命說自己所居之地狹小，意欲霸占嶽托的宅地。最後，太祖決定“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為爾所整修之地優佳，爾可攜諸幼子於該優佳之地裝修居住。”即太祖仍於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將寬敞之地讓與了代善。在記錄整件事情的史料中，並無太祖責備代善的隻言片語，但其內心對代善的所作所為必定失望無疑。此時，太祖剛剛休棄大妃不過幾天，代善竟這樣不加檢點，雖說當時宮廷典製尚未嚴格確立，但父汗的宅地是不應遜於任何人的。經過此事，代善在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應可想而知。
不久，又生了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嶽托和碩托之事，而此事最後演變成了代善太子之位被廢的導火索。在前文爭奪宅地的過程中，代善對待其長子嶽托的態度已可見一斑，而其對次子碩托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碩托等突然失蹤，有人說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還未確定碩托是否叛逃時，代善即一口咬定碩托有叛逃之心；而在找到碩托並且其本人明確表示並沒有逃走後，代善還是固執己見，向太祖跪下五六次請求斬殺碩托。代善的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拒絕，相反，太祖釋放了碩托。
此事並未因此結束，太祖由此開始調查代善給予兩個前妻之子的待遇問題。在這一點上，代善確實心裏有鬼，所以當太祖親自詢問代善給予碩托部民資產的情況時，代善不敢正麵回答，反而說碩托與自己的小妾通奸。太祖當即親自審問證人，事實證明碩托是被誣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嶽托、碩托所領有的資產均比其他的異母弟弟差。這一點令太祖深惡痛絕，因為太祖小時候曾深受繼母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對待諸子時十分注意，對於幼年喪母的褚英、代善給予的待遇稱得上是格外優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說，你也是前妻的兒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對你更親近嗎？你怎麽就被後妻蒙蔽得虐待已長大成人的兒子呢？何況我待你一直是特選良好的部民讓你專管，你為什麽就不能像我一樣將優良的部民賜給嶽托、碩托呢？
接下來太祖說的話就涉及到了國政，稱代善聽信其繼福晉的誣陷之言而欲殺親生兒子，既然敢殺親生兒子，那你以後又將如何對待其他兄弟？若存殺親生兒子和諸弟之心的人，又有何資格當一國之君？太祖的這番話與廢長子褚英之前說得極為相似，但此時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太祖想廢代善太子之位時已不似廢褚英那樣沒有任何異議了，當太祖申斥代善時，隻有莽古爾泰明確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餘諸貝勒大臣均持觀望態度。因此太祖令阿敏、皇太極和五大臣之一的扈爾漢等明確表態，說如果你們認為我和莽古爾泰是錯的，那麽皇太極、阿敏、扈爾漢你們就當場起誓。“爾等如果誓”，那莽古爾泰我們二人自會認錯。如果爾等不誓，那你們為何還坐在代善那邊？快離開做決定！上述3人立即站到太祖一邊。接著，太祖即宣布，“現廢除太子，將使其專主之僚友、部眾，盡行奪取”。至此，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廢為庶人的代善親手殺了引起紛爭的繼福晉，遣人向太祖啟奏說，“若蒙父汗不處死刑而得再生”，那麽請父汗允許其叩見認罪。代善悔過自新的行動，得到了太祖的諒解，但因諸貝勒都曾同意廢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為緩和代善與諸貝勒間的矛盾，太祖令代善與諸弟分別誓表示不計前嫌。於是代善與諸貝勒分別各立“誓書”。
最後，太祖立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托、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及代善貝勒為“和碩額真”。指出，以後成為“汗”的人，會接受八和碩貝勒的給予，“食其貢獻”，在政務上，汗不得恣意橫行妄為。“汗承天命執政，任何一位和碩額真若欲為惡，擾亂政務，其餘七位和碩額真集會議處，該辱則辱之，該殺則殺之”。如果一個生活道德謹嚴、為政勤奮、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國之汗想出於“一己私怨”而欲罷黜或貶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對汗可以不讓步”。這表明，在經曆了預立褚英、代善嗣子兩次失敗後，太祖的初衷開始有了重大改變，產生了確立和碩貝勒共治國政體製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遼陽正式確定了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度，規定一國之君從和碩貝勒中產生，和碩貝勒有推舉、罷免、更擇君主的權力。因此，大貝勒代善和其他和碩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駕崩後成為一國之君的資格。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據記載，在汗位虛懸的關鍵時刻，代善的長子嶽托和第三子薩哈廉兩兄弟一同來到父親代善的府邸，向父親建議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指皇太極)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繼大位”。代善對此建議的態度是，這也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第二天，當諸貝勒大臣集會時，代善即將此議告訴了同是大貝勒的阿敏、莽古爾泰及貝勒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碩托、豪格等，眾人皆無異議，於是“合詞”請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辭再三之後“從之”。其實，太宗即位的背景並不是如官方史料記載的這樣簡單。皇太極是太祖第八子，為第三位大妃葉赫納喇氏所生，亦屬嫡出。在“四大貝勒”中，其年齡最幼，但威望頗高，其不僅“勇力絕倫，頗有戰功，所領將率皆精銳”，而且在諸貝勒中有“僅識字雲”之謂，即文化素養最高。在謀取汗位的過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說在反對褚英的鬥爭中他還是個配角的話，那麽代善作為太子而被廢則與其有直接的關係。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生過太祖小妾揭代善與大妃有曖昧關係一案，即有學者認為很有可能是有爭立之心的皇太極在“背後搗鬼”指使小妾所為。
遷都遼陽後，太宗的爭位活動愈演愈烈，朝鮮史料中記載說，太宗“恃其父之偏愛，潛懷弑兄之計”。太祖從弟阿敦曾偷偷告訴代善說，皇太極等“將欲圖汝，事機在迫，須備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訴，太祖召三大貝勒詢問，3人“自言無此語”，最後以將阿敦拴上鐵鎖監禁在高牆的房中結案。鑒於此，太祖遂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嶽托等諸王子侄告天誓，不許子孫“開殺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爭位中已取得了優勢，而代善的長處則在於其能夠審時度勢，經過滄桑世事的磨練，其心事篤定，已不再覬覦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資曆最高的大貝勒代善因“擁戴”之功，極大地彌合了與太宗在爭位期間的情感裂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兄弟間不僅相安無事，而且相處融洽。如天聰年間，每至年節，太宗總是要率諸貝勒等至長兄代善之府，親自登門致以節日的祝賀，有時還會相互酬答宴請。
天聰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設宴款待代善與莽古爾泰。當兩人應召而至時，太宗親自迎出清寧宮宮門之外，而且請“兩貝勒先進”。入座時，太宗讓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辭”，請太宗“中坐”，太宗說，“出殿而坐，朝儀也；茲居宮，行家庭禮，兄當中坐”。太宗雖一再相讓，但代善“固辭”。最後是一榻之上，太宗與代善同坐左右。當中宮福晉哲哲及眾福晉以元旦禮拜代善時，太宗則離開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釋說，我是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時，不宜同坐。開宴後，太宗欲離座親手執爵向代善進酒，“代善辭”，太宗即“於榻上跪，執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飲，轉與莽古爾泰，飲畢，上以金卮自飲”。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爾泰者一”，同時又令出席筵宴的諸貝勒“遞相進酒”，本來太宗與代善平素都不善飲酒，但這一次卻是“互相酬酢，皆酡顏”，即相互敬酒暢飲，喝得麵紅耳赤，十分盡興。宴畢，太宗又“以禦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帶、靴賜代善；以禦用貂裘賜莽古爾泰，兩貝勒遂服所賜衣出”，太宗特來至鳳凰樓下，不讓兩人稱謝，然後又親送出大清門，待兩人騎馬而去方才入宮。四天後即初六日，大貝勒代善即以新年請太宗“幸其第，大設筵宴”，前文已說過太宗“素不多飲，凡遇宴，止飲少許”。這一日，因為代善一個勁地勸酒，也“進爵多次”。席間，代善又“以車駕臨幸”，特獻鞍馬2匹，空馬1匹，參加宴會的貝勒嶽托、碩托、薩哈廉也各獻上馬匹不等，但太宗隻接受了代善所獻之馬。上述史實表明，代善頗知深淺，凡事以禮相待，使得兩兄弟間即使有誤會，也會煙消雲散。
天聰四年(163o)十二月，太宗率諸貝勒等“獵於積墩地方”，大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麅時失誤以致射中了太宗“禦衣”，代善“急趨上前”，既擔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誤會其有謀害之心，急得哭訴道，“上為眾所托命，此奴誤射禦衣，儻及膚體，奈何？”因此，代善與嶽托都要射殺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兩人。但代善為表忠心堅持要殺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額駙楊古利負責守護猛克。後，太宗認為此人確係誤射，僅“鞭一百，釋之”，表現出對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聰、崇德年間，作為父親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後送走了4個兒子。每至此時，太宗都會盡其所能而深加撫慰。天聰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瑪病逝，年僅24歲。代善因痛失愛子，傷心得飲食俱廢。當時正值痘疹大爆，諸貝勒都害怕被傳染，“皆未臨喪”。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聞之，當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長。代善再三遣人請求製止，但太宗還是親自駕臨了。為此，代善“候駕十裏外”，因多日不曾飲食，故由兩侍從“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見此情景不禁“嗚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過哀”，並表示巴喇瑪青年早逝，不能“效力於上”，甚為惋惜。太宗此時才止住哀傷，以太祖遺訓即“宜止傷悼，勉圖國政”來勸慰代善，並“親以金卮酌酒”，請代善飲了兩杯，又勸其進食，因時值盛夏，當即“手劈二瓜”讓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薩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碩禮親王代善、和碩成親王嶽托往渾河觀漁”，以解代善之憂。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兩個兒子嶽托和馬瞻率軍征明均歿於軍中。噩耗傳來，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則是“下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馬，且哭且行的過程中，代善再次“哭仆於馬下”，太宗“立馬以待”，令兩人“扶掖，乘馬而行”。喪禮過後，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禮親王及諸王、貝勒、貝子、眾大臣”，出德盛門，“漁於渾河，兼設大宴”，以寬慰代善。總的說來，代善確無爭位之心，因此也贏得了太宗的尊重與禮遇，但這並不代表兩兄弟間就沒有矛盾，隻是相對於兄弟情分而言，不至於傷筋動骨罷了。
代善成為位汗繼承人是順理成章的。論嫡庶，代善是褚英的胞弟，係嫡子；論長幼，除褚英外，其在努爾哈赤15個兒子中年齡最長；論軍功，他是諸貝勒中軍功最著者；論權勢，其是佐政四大貝勒中的“大貝勒”，位列第一；論實力，他自將正紅、鑲紅兩旗，僅次於父汗。但事情從來都具有兩麵性，代善作為太子最有競爭力，同樣也最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天命五年這一年生了3件事，這3件事對於“太子”代善而言都是致命的。
最先動搖太子之位的事件是代善與大妃烏拉納喇氏的曖昧關係被揭。天命五年(162o)三月，汗的小妾塔音查告太祖的第四位大妃烏拉納喇氏阿巴亥(多爾袞之母)曾兩次備飯送給代善吃，代善“受而食之”。而且大妃一日兩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還曾深夜出院二三次。在審理過程中，諸貝勒大臣又說他們都目睹過大福晉借宴會或議政之時對代善眉目傳情。太祖對此又恨又惱，但終因其有言在先，欲將諸幼子及大福晉交由大阿哥撫養，而且滿族曆來有父死子妻其庶母的收繼婚俗，加上又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代善如何不軌，所以太祖不好直接治罪於代善，隻能尋個大福晉竊藏財物的罪名，將其休離了。作為太子的代善雖沒有因此獲罪，但從太祖當眾曆數大福晉之罪時的老淚縱橫，足見作為太子的代善傷透了父汗的心。而且經過此事，代善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其次，在遷都建築宅地的過程中，代善的假孝心讓太祖看清了其貪財、私心重的一麵。天命五年(162o)三四月間，後金國準備從界藩城遷居薩爾滸城，太祖即視察並指定各貝勒興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長子嶽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而汗的宅地比自己的狹小，就提出因自己“所整修之住地較汗所整修之地寬且佳”，請汗住自己的宅地。太祖答應後，代善就先後讓莽古爾泰和阿敏為自己請命說自己所居之地狹小，意欲霸占嶽托的宅地。最後，太祖決定“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為爾所整修之地優佳，爾可攜諸幼子於該優佳之地裝修居住。”即太祖仍於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將寬敞之地讓與了代善。在記錄整件事情的史料中，並無太祖責備代善的隻言片語，但其內心對代善的所作所為必定失望無疑。此時，太祖剛剛休棄大妃不過幾天，代善竟這樣不加檢點，雖說當時宮廷典製尚未嚴格確立，但父汗的宅地是不應遜於任何人的。經過此事，代善在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應可想而知。
不久，又生了代善虐待前妻之子嶽托和碩托之事，而此事最後演變成了代善太子之位被廢的導火索。在前文爭奪宅地的過程中，代善對待其長子嶽托的態度已可見一斑，而其對次子碩托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碩托等突然失蹤，有人說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還未確定碩托是否叛逃時，代善即一口咬定碩托有叛逃之心；而在找到碩托並且其本人明確表示並沒有逃走後，代善還是固執己見，向太祖跪下五六次請求斬殺碩托。代善的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拒絕，相反，太祖釋放了碩托。
此事並未因此結束，太祖由此開始調查代善給予兩個前妻之子的待遇問題。在這一點上，代善確實心裏有鬼，所以當太祖親自詢問代善給予碩托部民資產的情況時，代善不敢正麵回答，反而說碩托與自己的小妾通奸。太祖當即親自審問證人，事實證明碩托是被誣陷的，而且代善之子嶽托、碩托所領有的資產均比其他的異母弟弟差。這一點令太祖深惡痛絕，因為太祖小時候曾深受繼母虐待，所以他本人在對待諸子時十分注意，對於幼年喪母的褚英、代善給予的待遇稱得上是格外優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說，你也是前妻的兒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對你更親近嗎？你怎麽就被後妻蒙蔽得虐待已長大成人的兒子呢？何況我待你一直是特選良好的部民讓你專管，你為什麽就不能像我一樣將優良的部民賜給嶽托、碩托呢？
接下來太祖說的話就涉及到了國政，稱代善聽信其繼福晉的誣陷之言而欲殺親生兒子，既然敢殺親生兒子，那你以後又將如何對待其他兄弟？若存殺親生兒子和諸弟之心的人，又有何資格當一國之君？太祖的這番話與廢長子褚英之前說得極為相似，但此時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太祖想廢代善太子之位時已不似廢褚英那樣沒有任何異議了，當太祖申斥代善時，隻有莽古爾泰明確表示站在父汗一方，而其餘諸貝勒大臣均持觀望態度。因此太祖令阿敏、皇太極和五大臣之一的扈爾漢等明確表態，說如果你們認為我和莽古爾泰是錯的，那麽皇太極、阿敏、扈爾漢你們就當場起誓。“爾等如果誓”，那莽古爾泰我們二人自會認錯。如果爾等不誓，那你們為何還坐在代善那邊？快離開做決定！上述3人立即站到太祖一邊。接著，太祖即宣布，“現廢除太子，將使其專主之僚友、部眾，盡行奪取”。至此，代善失去了太子之位。
九月二十八日，被廢為庶人的代善親手殺了引起紛爭的繼福晉，遣人向太祖啟奏說，“若蒙父汗不處死刑而得再生”，那麽請父汗允許其叩見認罪。代善悔過自新的行動，得到了太祖的諒解，但因諸貝勒都曾同意廢除代善的太子之位，故為緩和代善與諸貝勒間的矛盾，太祖令代善與諸弟分別誓表示不計前嫌。於是代善與諸貝勒分別各立“誓書”。
最後，太祖立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托、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及代善貝勒為“和碩額真”。指出，以後成為“汗”的人，會接受八和碩貝勒的給予，“食其貢獻”，在政務上，汗不得恣意橫行妄為。“汗承天命執政，任何一位和碩額真若欲為惡，擾亂政務，其餘七位和碩額真集會議處，該辱則辱之，該殺則殺之”。如果一個生活道德謹嚴、為政勤奮、公正之人，即使是一國之汗想出於“一己私怨”而欲罷黜或貶降此人，“其他七旗之人對汗可以不讓步”。這表明，在經曆了預立褚英、代善嗣子兩次失敗後，太祖的初衷開始有了重大改變，產生了確立和碩貝勒共治國政體製想法的最初模式。天命七年(1622)三月，太祖在遼陽正式確定了和碩貝勒共治國政製度，規定一國之君從和碩貝勒中產生，和碩貝勒有推舉、罷免、更擇君主的權力。因此，大貝勒代善和其他和碩貝勒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即又具有了在太祖駕崩後成為一國之君的資格。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據記載，在汗位虛懸的關鍵時刻，代善的長子嶽托和第三子薩哈廉兩兄弟一同來到父親代善的府邸，向父親建議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指皇太極)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繼大位”。代善對此建議的態度是，這也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第二天，當諸貝勒大臣集會時，代善即將此議告訴了同是大貝勒的阿敏、莽古爾泰及貝勒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杜度、碩托、豪格等，眾人皆無異議，於是“合詞”請求太宗即位，太宗在推辭再三之後“從之”。其實，太宗即位的背景並不是如官方史料記載的這樣簡單。皇太極是太祖第八子，為第三位大妃葉赫納喇氏所生，亦屬嫡出。在“四大貝勒”中，其年齡最幼，但威望頗高，其不僅“勇力絕倫，頗有戰功，所領將率皆精銳”，而且在諸貝勒中有“僅識字雲”之謂，即文化素養最高。在謀取汗位的過程中，太宗一直是不甘寂寞的。如果說在反對褚英的鬥爭中他還是個配角的話，那麽代善作為太子而被廢則與其有直接的關係。前文提及的在界藩城生過太祖小妾揭代善與大妃有曖昧關係一案，即有學者認為很有可能是有爭立之心的皇太極在“背後搗鬼”指使小妾所為。
遷都遼陽後，太宗的爭位活動愈演愈烈，朝鮮史料中記載說，太宗“恃其父之偏愛，潛懷弑兄之計”。太祖從弟阿敦曾偷偷告訴代善說，皇太極等“將欲圖汝，事機在迫，須備之”。代善便跑到太祖跟前哭訴，太祖召三大貝勒詢問，3人“自言無此語”，最後以將阿敦拴上鐵鎖監禁在高牆的房中結案。鑒於此，太祖遂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嶽托等諸王子侄告天誓，不許子孫“開殺戮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在爭位中已取得了優勢，而代善的長處則在於其能夠審時度勢，經過滄桑世事的磨練，其心事篤定，已不再覬覦汗位，因而才有了前文中代善力挺太宗即位的一幕。
是故資曆最高的大貝勒代善因“擁戴”之功，極大地彌合了與太宗在爭位期間的情感裂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兄弟間不僅相安無事，而且相處融洽。如天聰年間，每至年節，太宗總是要率諸貝勒等至長兄代善之府，親自登門致以節日的祝賀，有時還會相互酬答宴請。
天聰六年(1632)正月初二日，太宗設宴款待代善與莽古爾泰。當兩人應召而至時，太宗親自迎出清寧宮宮門之外，而且請“兩貝勒先進”。入座時，太宗讓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辭”，請太宗“中坐”，太宗說，“出殿而坐，朝儀也；茲居宮，行家庭禮，兄當中坐”。太宗雖一再相讓，但代善“固辭”。最後是一榻之上，太宗與代善同坐左右。當中宮福晉哲哲及眾福晉以元旦禮拜代善時，太宗則離開座位站在一旁，代善不明其故，太宗解釋說，我是這一家之主。妻妾拜兄之時，不宜同坐。開宴後，太宗欲離座親手執爵向代善進酒，“代善辭”，太宗即“於榻上跪，執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飲，轉與莽古爾泰，飲畢，上以金卮自飲”。宴席之上，太宗“酌代善者三，酌莽古爾泰者一”，同時又令出席筵宴的諸貝勒“遞相進酒”，本來太宗與代善平素都不善飲酒，但這一次卻是“互相酬酢，皆酡顏”，即相互敬酒暢飲，喝得麵紅耳赤，十分盡興。宴畢，太宗又“以禦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帶、靴賜代善；以禦用貂裘賜莽古爾泰，兩貝勒遂服所賜衣出”，太宗特來至鳳凰樓下，不讓兩人稱謝，然後又親送出大清門，待兩人騎馬而去方才入宮。四天後即初六日，大貝勒代善即以新年請太宗“幸其第，大設筵宴”，前文已說過太宗“素不多飲，凡遇宴，止飲少許”。這一日，因為代善一個勁地勸酒，也“進爵多次”。席間，代善又“以車駕臨幸”，特獻鞍馬2匹，空馬1匹，參加宴會的貝勒嶽托、碩托、薩哈廉也各獻上馬匹不等，但太宗隻接受了代善所獻之馬。上述史實表明，代善頗知深淺，凡事以禮相待，使得兩兄弟間即使有誤會，也會煙消雲散。
天聰四年(163o)十二月，太宗率諸貝勒等“獵於積墩地方”，大貝勒代善部下的蒙古人猛克射麅時失誤以致射中了太宗“禦衣”，代善“急趨上前”，既擔心太宗安危，又怕太宗誤會其有謀害之心，急得哭訴道，“上為眾所托命，此奴誤射禦衣，儻及膚體，奈何？”因此，代善與嶽托都要射殺猛克，反而是太宗阻止了兩人。但代善為表忠心堅持要殺猛克，以致太宗不得不令額駙楊古利負責守護猛克。後，太宗認為此人確係誤射，僅“鞭一百，釋之”，表現出對代善的充分信任。
天聰、崇德年間，作為父親的代善十分不幸，先後送走了4個兒子。每至此時，太宗都會盡其所能而深加撫慰。天聰五年(1631)六月，代善幼子排行第五的巴喇瑪病逝，年僅24歲。代善因痛失愛子，傷心得飲食俱廢。當時正值痘疹大爆，諸貝勒都害怕被傳染，“皆未臨喪”。正在“避痘所”避痘的太宗聞之，當即表示要去探望兄長。代善再三遣人請求製止，但太宗還是親自駕臨了。為此，代善“候駕十裏外”，因多日不曾飲食，故由兩侍從“掖代善立候”。太宗至，見此情景不禁“嗚咽流涕”，反而是代善安慰太宗“勿過哀”，並表示巴喇瑪青年早逝，不能“效力於上”，甚為惋惜。太宗此時才止住哀傷，以太祖遺訓即“宜止傷悼，勉圖國政”來勸慰代善，並“親以金卮酌酒”，請代善飲了兩杯，又勸其進食，因時值盛夏，當即“手劈二瓜”讓代善“食之”。
崇德元年(1636)五月，代善第三子薩哈廉病逝，太宗特“偕和碩禮親王代善、和碩成親王嶽托往渾河觀漁”，以解代善之憂。崇德四年(1639)五月，代善的兩個兒子嶽托和馬瞻率軍征明均歿於軍中。噩耗傳來，太宗席地而坐“哭之”，代善則是“下馬仆地”痛哭，良久，太宗命左右扶代善上馬，且哭且行的過程中，代善再次“哭仆於馬下”，太宗“立馬以待”，令兩人“扶掖，乘馬而行”。喪禮過後，又因代善“家居痛悼”，太宗“乃偕禮親王及諸王、貝勒、貝子、眾大臣”，出德盛門，“漁於渾河，兼設大宴”，以寬慰代善。總的說來，代善確無爭位之心，因此也贏得了太宗的尊重與禮遇，但這並不代表兩兄弟間就沒有矛盾，隻是相對於兄弟情分而言，不至於傷筋動骨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