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明末的崇禎皇帝，在中國恐怕無人不曉，在明朝的16個皇帝中，崇禎可算是一個知名度極高的皇帝（這恐怕與明亡有關）。崇禎，姓朱，名有檢，生於 161o年，卒於1644年，享年34歲。17歲弱冠之年（尚未成年）即開始正式登基作了少年皇帝，在位整整17 年，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不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是一位在中國曆史上頗有爭議的重要政治人物。綜觀其34年的短暫人生之路，功過是非自有史家評述。從史料上看，崇禎帝的幼年生活十分不幸，他的生母劉氏出身卑微而且早亡，導致崇禎幼年從5歲時起就喪失母愛，同時他也沒有得到多少父愛，因為他的皇帝父親也並不真正喜歡他的母親，故崇禎出生不久後，其母就被打入冷宮，崇禎日後能做皇帝完全是出於偶然，這也形成了他日後生性多疑而又孤僻冷浚的個人秉性。
平心而論，從人性角度而言，崇禎應是一個性格憂鬱而又有點急噪脾氣的青年書生皇帝。同時，他也十分自信而固執，一直到大難臨頭時都不肯離開北京城半步，足見他對祖宗遺留下來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戀不舍，甚至對於三十六計策中的“走為上策”竟都束之高閣，足見他與像水銀一樣毫無秩序流動的流寇作風的天壤之別，當然，這樣迂腐的坐以待斃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終使他國破家亡。
但是，與曆史上其他碌碌無為、昏庸無能的亡國之君相比，崇禎身上卻十分突出地顯示出失敗君主的濃厚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倔強地寧死不屈、國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後人感動的似乎是他自內心深處的仁慈之心，他可以義無返顧壯烈地犧牲自己，但臨死時在袖口的遺言中卻還惦記著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屍任人分割，勿傷我百姓一人，”，對於一個行之將死的帝王而言，這可決不是偽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統治的善之地，崇禎當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們遭受外來暴力所帶來的生靈塗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誇張地說，他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以死謝天下”的幾個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複之一炬，足見他對於紫禁城的一磚一瓦是築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愛憐，寧可把它留給不共戴天的敵人來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毀滅在自己手中，從而給後世人留下了一筆珍貴無價的曆史文化遺產。當然，這也反映出了崇禎帝思想深處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稟性。其實，崇禎一生中最大的心願也就是天下太平無事，百姓安居樂業。然而，無情的曆史卻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來，天下似乎就沒有太平過一日，而且，社會日趨動蕩不安，底層暴力事件不斷升級，乃至初燃自陝北貧瘠黃土高坡上的無序暴烈之火呈顯愈演愈烈之勢，直到將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燒為灰燼、化為烏有。
“這是一個對自己天子事業有著無限追求（甚至有點偏執狂）的敬業者，”大多數明史專家對崇禎這樣客觀評價道。眾所周知，明末朝廷麵臨的諸多社會矛盾和棘手問題如同一堆亂麻攪和著許多熾熱的幹柴垛子，煎不斷、理還亂，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種就會迅地蔓延，讓當時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們舉足無策、一籌莫展。故史家們大都歎惜崇禎生不逢時，偏偏遇到晚明亂象，大明朝此時已經社會弊端叢生、吏治日趨**、朝臣黨爭愈烈、民間禮崩樂失、朝廷內憂外患、暴民為禍甚烈、清兵虎視眈眈、國庫空虛如洗、財政積重難返、軍事腹背受敵，的確是病入膏肓之際，崇禎縱有雄才偉略也是獨木難支，這在西方民主憲政體製（可以使政權和平更迭）尚沒有傳入中國的三百多年前的傳統中國君主社會裏，等待著他的命運結局無疑也隻有死亡或投降這兩條路可以選擇了。
事實上，崇禎自即位以來就已經深刻洞察了社會潛在的巨大危機，他也是明朝曆代皇帝中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為數不多的幾位帝王之一，正因為此，他才明顯表現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緒，希望國事能夠立竿見影地從日趨糜爛中迅好轉、恢複生機，這反而助長了他的急躁情緒，往往是欲則不達。他時常感情用事，舉措揠苗助長，加之少年老成，難免產生剛愎自用的秉性，故導致朝廷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這些崇禎性格上一連串的的小失誤66續續地生最終也間接加了大明的亡國之禍。
當然，憑借崇禎個人的勤勉敬業和品行修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歲月，應該會使天下長治久安，他也會成為一代明君聖主，流芳千古，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隻可惜他生不逢時。
而自崇禎即位以來，朝庭在製定國內政策上又似乎有些操之過急，對於民間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當然朝廷的出點絕對是好的，主要是為了保家護國、避免生靈塗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遼餉（針對後金防禦戰爭的巨額軍費開支），而並非為了與民爭利，可是在做法上卻顯出急功近利和急於求成的跡象。似乎崇禎一直到亡國時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他曾經考慮過和滿清軍事集團議和，以減輕因為邊戰過頻而給朝廷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但是總礙於大國之君的威儀麵子和大多數迂腐朝臣們的反對之聲，而有所顧忌。當然，他還受到儒家社會傳統中所推崇的“愛國”理念的僵化教育所形成的思維定式的局限，他似乎極怕留下“賣國嫌疑”的千古罵名，故而最終也沒有真正將與滿清的和談計劃付諸實施。為了表白他自身的清白，他甚至還親自下令殺死了一個無意中泄露“和談天機”的兵部尚書陳新甲。
但是，即使崇禎犯過許多昏招漏招，誰也都不可否認，崇禎在位期間也的確作過一些精彩的大好事，例如即位之初就果斷地將魏忠賢和客氏等閹黨一網打盡，同時為當時讀書人的楷模和精神領袖東林黨人和一些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的正直大臣平反昭雪。這一連串的重大正義行動顯示了崇禎作為一個青年政治家初出茅廬時所表現出來的處世不驚、臨危不懼的膽識和謀略，可謂出手不凡、甚至是力挽狂瀾，從而給全天下的讀書人和士大夫以信心和希望，大家都認為昏聵的大明朝終於出現了一個英明君主。當然，這一係列成績也給本來就想做大明中興之主的崇禎帶來了一定自信，他很希望借此大刀闊斧地繼續革除弊端。
可惜好景不長，崇禎接手的畢竟是一個自萬曆到天啟年來朝政荒廢多年的每況愈下的大爛攤子，而朝廷裏又沒有再出現像張居正這樣百年裏可遇不可求的傑出大臣來輔佐崇禎。更不幸的是沒有出現治世之能臣，卻出現了陝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的亂世之梟雄，加之天災頻繁生、流寇聞風四起、盜匪遍地橫生、滿清軍事擄掠、邊關戰亂不斷、使朝廷很快就進入了內外交困、國庫空虛、腹背受敵的異常險惡的不利境地，竟始終再也沒有出現任何複蘇的跡象和征兆。
實際上，此時的大明朝已經隨著曆史更迭的慣性力量逐漸駛進了吏治衰敗、局麵失控的崩盤期。加之為了應付頻繁生的天災**，導致朝廷財政赤字日趨嚴重，國家收支入不敷出，可是為了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朝廷又不得不繼續養活人數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係統，這又使得崇禎常常為了籌措巨額餉銀而呆犯愁、以致時常苦惱到了夜不成寐的焦慮地步。
但是，麵對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局麵，崇禎仍舊沒有灰心，而是振作精神、絞盡腦汁、費盡心思，總幻想憑借其君主個人的敬業力量和真誠態度（包括先後四次向全天下的官員和老百姓下“罪己詔”）來感召打動人心以力挽大明朝於狂瀾之不倒，這是他那獨特的倔強而憂鬱的性格使然，最後卻終究事於願違，麵對明朝社會末年的社會危機以貧困的局部地區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的總爆而可能隨時秧及到全國大局的糟糕境遇，崇禎始終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事實上明末社會動蕩的亂象是當時任何理性力量都無法抗拒的暴烈無序之火），他也隨著明朝官軍的剿賊計劃的失敗而最終徹底地失敗了，作了他不願意做的明朝亡國之君。這既是大明朝必然覆滅的惡性循環的曆史輪回，同時也是崇禎這個極其勤政而崇尚秩序的文人皇帝的極大個人悲劇。
望著思陵墓旁的累累荒草，我感到十分悵然而噓唏慨歎，一個命運不濟的青年帝王和他年輕的皇後、愛妃的屍骨長眠於此已有三百六十年了，任憑蕭瑟風雨的衝刷和曆史歲月的洗禮，依然默默地矗立著，目睹著時光的流逝和歲月的變遷。這裏既遠離北京城的喧囂繁華和萬家燈火，也沒有紫禁城的巍峨雄偉與金碧輝煌，這裏每到了入夜總是與漆黑寂寞相伴，的確決非是一處令人留戀往返的世外桃源。但是，這裏卻是一處令人能夠沉靜下來陷入深深思考的地方。這裏常年與世隔絕，人跡罕至，寂靜的像一潭深不可測的死水，偶爾會因為一、兩個不之客的到訪而泛起一絲漣漪，然後，隨著客人離去，就又很快恢複了它往昔的平靜與祥和。遙想那36o年前的崇禎帝生前雖然天天生活在無盡的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死後卻享受著罕見的寧靜和曠日持久的太平（當然曆代盜墓賊的光臨作案隻能算是例外），這也許就是這位在位時勵精圖治，試圖重振朝綱，但最後卻因為政策屢不奏效而處處事與願違，局麵失控，分崩離析，最後被迫吊死在煤山上的“苦命”皇帝的人生歸宿吧！而且，令人回味的是，在思陵院落的東側一百米外的不遠處還埋葬著與崇禎一同殉國的禦筆太監王承恩的一堆忠骨。
我雖然不是宿命論者，但是卻始終相信命運之說。古往今來，確實有許多無道昏君的命運和結局似乎比日夜勤政且自律甚嚴的崇禎皇帝要好許多倍，就象他自己的爺爺萬曆和哥哥天啟那樣昏聵無能、不理朝政的皇帝都先後僥幸逃過了亡國之痛，他們在位期間耗盡了大明朝的政治資源和社會信譽，不負責任地把亡國之運作為遺產留給了自己的子孫。而在崇禎即位之初，國家已經開始滑向了非理性的穀地深淵，即使是雄才偉略的唐太宗在世，我想也難逃亡國之運的萬劫不複吧，何況統領大明朝的人是才能並不出眾，而且沒有任何執政經驗而又缺少文韜武略的少年書生皇帝崇禎呢？不過麵對各種非理性暴烈力量的無情衝擊，崇尚理性治國的崇禎還算苦苦地支撐了十七年，雖未作得中興之主，卻也是拖著明朝這個即將滑入深淵的龐大戰車苦苦地掙紮到死，亦實屬不易。
“生當做人傑、死矣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這千古名句不也正是崇禎帝人生歸宿的真實寫照嗎？事實上，崇禎的可憐與可歎之處並不在於其是大明朝的喪國之君，而在於與明末的萬曆、天啟的昏庸無能和不理朝政相比，崇禎的確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一個憂患意識強烈的皇帝，一個連做夢時都想做中興之主的皇帝，一個遠離聲色犬馬的皇帝，一個喧衣宵食、日理萬機的皇帝，一個性格有缺陷但卻始終不向困難低頭的皇帝，一個從來未向外族侵略妥協退讓的皇帝，一個有勇氣連頒四次“罪己詔”進行自我反省的理性皇帝，一個在絕望中孤獨地奮鬥了17年並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的敬業皇帝，一個走投無路而上吊自盡、壯烈殉國的剛烈皇帝。
我們現，在崇禎短暫的34年生命裏充滿了困惑、恐懼、孤獨、倔強、矛盾、痛苦、無奈、絕望、噓唏與眼淚，卻較少見到貪婪、吝嗇、暴虐、荒淫、無恥、妥協、賣國與投降。所以，崇禎的人格是高尚的，可以說崇禎雖然具有朱元璋一統天下的雄心壯誌，卻沒有其殘暴的本性、恃強淩弱的流氓手段和駕馭戰爭的雄才偉略；崇禎雖然具有秦二世的亡國之命，卻也沒有其懦弱無能的本性和昏庸無道的行為；崇禎雖然具有隋煬帝的亡國之運，但是卻沒有其驕奢淫逸的貪婪、橫征暴斂的殘酷和窮兵黷武和凶殘；崇禎雖然具備了李後主和宋徽宗的亡國征兆，卻沒有他們閑情逸致的興致、溫文爾雅的做派、沉迷書畫辭賦的嗜好和醉生夢死的太虛境界。崇禎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非常罕見的勤政憂民的亡國之君。
當然，從客觀上講，曆史上真正摧毀大明朝的應該主要還是下列幾股勢力和外在力量：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朝廷大員；貪贓枉法、盤剝百姓的層層地方酷吏；侵略掠奪、攻城掠地的滿清八旗軍團；來自陝北的一夥流竄暴動、趁火打劫、反複無常、不受招安的非理性的流民暴力團夥；外加持續不斷、經年累月的重大自然災害。麵對這一切不利局麵，崇禎作為一個從小就生長在紫禁城深宮大院裏麵的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本非朱元璋和朱棣式的開國馬上武功皇帝）的確是束手無策，回天乏術，最終惟有以一死逃避了，這一切不幸也終於葬送了大明朝。所以，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崇禎算的上是一個真正的悲劇性曆史英雄人物，這有點頗象莎士比亞筆下麵對死亡結局痛苦掙紮的眾多悲劇曆史人物，他們之間的固執性格和悲壯結局都很接近，有著相同的痛與恨，而且都是以個體失敗和死亡的結局而謝幕。
總之，崇禎所處的曆史時代是不幸的，他的個人命運也是不幸的。所以他在臨死之前揮劍砍斷自己的親生女兒長平公主的胳膊時喟然長歎道：“汝何不幸生在帝王家？”，相信這也絕對是他的肺腑之言！這說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那個特殊曆史年代的複雜性和多重性，他是明朝末年裏矛盾旋渦之中的核心人物、病態社會之中的無奈之君、無奈困惑之中勤政之君、困惑絕望之中的可憐之君、絕望期盼之中的孤家寡人，他既是社會動蕩的受害人，又是明亡悲劇的見證人，同時，他也是明末悲劇人物中犧牲的最高級別。一句話，崇禎是明末曆史大變革中極力試圖阻止因為受暴力衝擊而搖搖欲墜的朝廷徹底崩盤的理性力量的總代表，也是中華民族曆史分水嶺中裏程碑式的悲劇性代表人物。所以，後人隻要一提起崇禎二字，馬上就讓人聯想到亡國的滋味。正是：遺天恨海亡國痛，那比崇禎更辛酸！崇禎執政17年來的勤理朝政，總想使病入膏肓的大明朝起死回生，總想讓千百萬黎民百姓避免生靈塗炭的無盡努力，最終竟沒有換來任何起色，終於被非理性的狂風暴雨和山崩海嘯所無情吞噬，成為大明朝的悲情殉葬者。
上升到曆史高度上看，崇禎皇帝的最大悲哀就是麵對非理性的無序暴烈力量沒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手段，除了招安就是鎮壓，當這軟硬兩招都不奏效的時候，就隻剩下束手無策、死路一條了，這才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大悲哀，崇禎當然也無法改變這一中國曆史傳統格局。一個本性善良而缺乏謀略的理性皇帝是很難在這一曆史暴烈大動蕩的非理性的巨大社會旋渦中駕馭好朝廷這艘航船順利駛過礁石險灘而不觸礁沉沒。用現代憲政理論分析，當時的社會政治體製，沒有建立起來一套完整的談判對話機製和領導層的政權更迭製度，崇禎作為相對理性的政府集團的最高領導人麵對的是李自成、張獻忠這樣崇尚暴力、破壞秩序的武裝利益團夥，他沒有正當合法的渠道與以靠暴力起家並把暴力作為謀生逐利手段的最大武裝暴力團夥的流民頭領尋求平等的政治對話的可能性，大家要麽兵戎相見、要麽伏手稱臣，而不能平等相待，三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更不可能通過組黨競選而輪流執政，即使是實行君主立憲製的政治製度構想也是到了兩百多年後的清朝光緒年間。明朝末年各種政治和軍事力量的角逐，說穿了，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適用叢林暴力法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暴力最強者定江山，所以也就上演了李自成靠強悍的暴力顛覆了大明朝、多爾袞又靠強盛的武力消滅了李自成的曆史循環劇目。在這一點上，吳思先生的奇書《血酬定律》有著十分深刻的刨析。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竟然集中掌握在暴力手段的最強者的轂掌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理、國民、理性、民主和選舉手中，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遊戲規則和多麽殘忍的時代啊！……
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就必須讀懂明朝，不然一切的結論都將歸於草率，一切的論斷亦將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平心而論，從人性角度而言，崇禎應是一個性格憂鬱而又有點急噪脾氣的青年書生皇帝。同時，他也十分自信而固執，一直到大難臨頭時都不肯離開北京城半步，足見他對祖宗遺留下來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戀不舍，甚至對於三十六計策中的“走為上策”竟都束之高閣，足見他與像水銀一樣毫無秩序流動的流寇作風的天壤之別，當然，這樣迂腐的坐以待斃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終使他國破家亡。
但是，與曆史上其他碌碌無為、昏庸無能的亡國之君相比，崇禎身上卻十分突出地顯示出失敗君主的濃厚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倔強地寧死不屈、國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後人感動的似乎是他自內心深處的仁慈之心，他可以義無返顧壯烈地犧牲自己，但臨死時在袖口的遺言中卻還惦記著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屍任人分割，勿傷我百姓一人，”，對於一個行之將死的帝王而言，這可決不是偽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統治的善之地，崇禎當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們遭受外來暴力所帶來的生靈塗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誇張地說，他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以死謝天下”的幾個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複之一炬，足見他對於紫禁城的一磚一瓦是築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愛憐，寧可把它留給不共戴天的敵人來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毀滅在自己手中，從而給後世人留下了一筆珍貴無價的曆史文化遺產。當然，這也反映出了崇禎帝思想深處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稟性。其實，崇禎一生中最大的心願也就是天下太平無事，百姓安居樂業。然而，無情的曆史卻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來，天下似乎就沒有太平過一日，而且，社會日趨動蕩不安，底層暴力事件不斷升級，乃至初燃自陝北貧瘠黃土高坡上的無序暴烈之火呈顯愈演愈烈之勢，直到將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燒為灰燼、化為烏有。
“這是一個對自己天子事業有著無限追求（甚至有點偏執狂）的敬業者，”大多數明史專家對崇禎這樣客觀評價道。眾所周知，明末朝廷麵臨的諸多社會矛盾和棘手問題如同一堆亂麻攪和著許多熾熱的幹柴垛子，煎不斷、理還亂，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種就會迅地蔓延，讓當時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們舉足無策、一籌莫展。故史家們大都歎惜崇禎生不逢時，偏偏遇到晚明亂象，大明朝此時已經社會弊端叢生、吏治日趨**、朝臣黨爭愈烈、民間禮崩樂失、朝廷內憂外患、暴民為禍甚烈、清兵虎視眈眈、國庫空虛如洗、財政積重難返、軍事腹背受敵，的確是病入膏肓之際，崇禎縱有雄才偉略也是獨木難支，這在西方民主憲政體製（可以使政權和平更迭）尚沒有傳入中國的三百多年前的傳統中國君主社會裏，等待著他的命運結局無疑也隻有死亡或投降這兩條路可以選擇了。
事實上，崇禎自即位以來就已經深刻洞察了社會潛在的巨大危機，他也是明朝曆代皇帝中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為數不多的幾位帝王之一，正因為此，他才明顯表現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緒，希望國事能夠立竿見影地從日趨糜爛中迅好轉、恢複生機，這反而助長了他的急躁情緒，往往是欲則不達。他時常感情用事，舉措揠苗助長，加之少年老成，難免產生剛愎自用的秉性，故導致朝廷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這些崇禎性格上一連串的的小失誤66續續地生最終也間接加了大明的亡國之禍。
當然，憑借崇禎個人的勤勉敬業和品行修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歲月，應該會使天下長治久安，他也會成為一代明君聖主，流芳千古，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隻可惜他生不逢時。
而自崇禎即位以來，朝庭在製定國內政策上又似乎有些操之過急，對於民間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當然朝廷的出點絕對是好的，主要是為了保家護國、避免生靈塗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遼餉（針對後金防禦戰爭的巨額軍費開支），而並非為了與民爭利，可是在做法上卻顯出急功近利和急於求成的跡象。似乎崇禎一直到亡國時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他曾經考慮過和滿清軍事集團議和，以減輕因為邊戰過頻而給朝廷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但是總礙於大國之君的威儀麵子和大多數迂腐朝臣們的反對之聲，而有所顧忌。當然，他還受到儒家社會傳統中所推崇的“愛國”理念的僵化教育所形成的思維定式的局限，他似乎極怕留下“賣國嫌疑”的千古罵名，故而最終也沒有真正將與滿清的和談計劃付諸實施。為了表白他自身的清白，他甚至還親自下令殺死了一個無意中泄露“和談天機”的兵部尚書陳新甲。
但是，即使崇禎犯過許多昏招漏招，誰也都不可否認，崇禎在位期間也的確作過一些精彩的大好事，例如即位之初就果斷地將魏忠賢和客氏等閹黨一網打盡，同時為當時讀書人的楷模和精神領袖東林黨人和一些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的正直大臣平反昭雪。這一連串的重大正義行動顯示了崇禎作為一個青年政治家初出茅廬時所表現出來的處世不驚、臨危不懼的膽識和謀略，可謂出手不凡、甚至是力挽狂瀾，從而給全天下的讀書人和士大夫以信心和希望，大家都認為昏聵的大明朝終於出現了一個英明君主。當然，這一係列成績也給本來就想做大明中興之主的崇禎帶來了一定自信，他很希望借此大刀闊斧地繼續革除弊端。
可惜好景不長，崇禎接手的畢竟是一個自萬曆到天啟年來朝政荒廢多年的每況愈下的大爛攤子，而朝廷裏又沒有再出現像張居正這樣百年裏可遇不可求的傑出大臣來輔佐崇禎。更不幸的是沒有出現治世之能臣，卻出現了陝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的亂世之梟雄，加之天災頻繁生、流寇聞風四起、盜匪遍地橫生、滿清軍事擄掠、邊關戰亂不斷、使朝廷很快就進入了內外交困、國庫空虛、腹背受敵的異常險惡的不利境地，竟始終再也沒有出現任何複蘇的跡象和征兆。
實際上，此時的大明朝已經隨著曆史更迭的慣性力量逐漸駛進了吏治衰敗、局麵失控的崩盤期。加之為了應付頻繁生的天災**，導致朝廷財政赤字日趨嚴重，國家收支入不敷出，可是為了維持統治和社會穩定，朝廷又不得不繼續養活人數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係統，這又使得崇禎常常為了籌措巨額餉銀而呆犯愁、以致時常苦惱到了夜不成寐的焦慮地步。
但是，麵對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局麵，崇禎仍舊沒有灰心，而是振作精神、絞盡腦汁、費盡心思，總幻想憑借其君主個人的敬業力量和真誠態度（包括先後四次向全天下的官員和老百姓下“罪己詔”）來感召打動人心以力挽大明朝於狂瀾之不倒，這是他那獨特的倔強而憂鬱的性格使然，最後卻終究事於願違，麵對明朝社會末年的社會危機以貧困的局部地區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的總爆而可能隨時秧及到全國大局的糟糕境遇，崇禎始終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事實上明末社會動蕩的亂象是當時任何理性力量都無法抗拒的暴烈無序之火），他也隨著明朝官軍的剿賊計劃的失敗而最終徹底地失敗了，作了他不願意做的明朝亡國之君。這既是大明朝必然覆滅的惡性循環的曆史輪回，同時也是崇禎這個極其勤政而崇尚秩序的文人皇帝的極大個人悲劇。
望著思陵墓旁的累累荒草，我感到十分悵然而噓唏慨歎，一個命運不濟的青年帝王和他年輕的皇後、愛妃的屍骨長眠於此已有三百六十年了，任憑蕭瑟風雨的衝刷和曆史歲月的洗禮，依然默默地矗立著，目睹著時光的流逝和歲月的變遷。這裏既遠離北京城的喧囂繁華和萬家燈火，也沒有紫禁城的巍峨雄偉與金碧輝煌，這裏每到了入夜總是與漆黑寂寞相伴，的確決非是一處令人留戀往返的世外桃源。但是，這裏卻是一處令人能夠沉靜下來陷入深深思考的地方。這裏常年與世隔絕，人跡罕至，寂靜的像一潭深不可測的死水，偶爾會因為一、兩個不之客的到訪而泛起一絲漣漪，然後，隨著客人離去，就又很快恢複了它往昔的平靜與祥和。遙想那36o年前的崇禎帝生前雖然天天生活在無盡的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死後卻享受著罕見的寧靜和曠日持久的太平（當然曆代盜墓賊的光臨作案隻能算是例外），這也許就是這位在位時勵精圖治，試圖重振朝綱，但最後卻因為政策屢不奏效而處處事與願違，局麵失控，分崩離析，最後被迫吊死在煤山上的“苦命”皇帝的人生歸宿吧！而且，令人回味的是，在思陵院落的東側一百米外的不遠處還埋葬著與崇禎一同殉國的禦筆太監王承恩的一堆忠骨。
我雖然不是宿命論者，但是卻始終相信命運之說。古往今來，確實有許多無道昏君的命運和結局似乎比日夜勤政且自律甚嚴的崇禎皇帝要好許多倍，就象他自己的爺爺萬曆和哥哥天啟那樣昏聵無能、不理朝政的皇帝都先後僥幸逃過了亡國之痛，他們在位期間耗盡了大明朝的政治資源和社會信譽，不負責任地把亡國之運作為遺產留給了自己的子孫。而在崇禎即位之初，國家已經開始滑向了非理性的穀地深淵，即使是雄才偉略的唐太宗在世，我想也難逃亡國之運的萬劫不複吧，何況統領大明朝的人是才能並不出眾，而且沒有任何執政經驗而又缺少文韜武略的少年書生皇帝崇禎呢？不過麵對各種非理性暴烈力量的無情衝擊，崇尚理性治國的崇禎還算苦苦地支撐了十七年，雖未作得中興之主，卻也是拖著明朝這個即將滑入深淵的龐大戰車苦苦地掙紮到死，亦實屬不易。
“生當做人傑、死矣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這千古名句不也正是崇禎帝人生歸宿的真實寫照嗎？事實上，崇禎的可憐與可歎之處並不在於其是大明朝的喪國之君，而在於與明末的萬曆、天啟的昏庸無能和不理朝政相比，崇禎的確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一個憂患意識強烈的皇帝，一個連做夢時都想做中興之主的皇帝，一個遠離聲色犬馬的皇帝，一個喧衣宵食、日理萬機的皇帝，一個性格有缺陷但卻始終不向困難低頭的皇帝，一個從來未向外族侵略妥協退讓的皇帝，一個有勇氣連頒四次“罪己詔”進行自我反省的理性皇帝，一個在絕望中孤獨地奮鬥了17年並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的敬業皇帝，一個走投無路而上吊自盡、壯烈殉國的剛烈皇帝。
我們現，在崇禎短暫的34年生命裏充滿了困惑、恐懼、孤獨、倔強、矛盾、痛苦、無奈、絕望、噓唏與眼淚，卻較少見到貪婪、吝嗇、暴虐、荒淫、無恥、妥協、賣國與投降。所以，崇禎的人格是高尚的，可以說崇禎雖然具有朱元璋一統天下的雄心壯誌，卻沒有其殘暴的本性、恃強淩弱的流氓手段和駕馭戰爭的雄才偉略；崇禎雖然具有秦二世的亡國之命，卻也沒有其懦弱無能的本性和昏庸無道的行為；崇禎雖然具有隋煬帝的亡國之運，但是卻沒有其驕奢淫逸的貪婪、橫征暴斂的殘酷和窮兵黷武和凶殘；崇禎雖然具備了李後主和宋徽宗的亡國征兆，卻沒有他們閑情逸致的興致、溫文爾雅的做派、沉迷書畫辭賦的嗜好和醉生夢死的太虛境界。崇禎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非常罕見的勤政憂民的亡國之君。
當然，從客觀上講，曆史上真正摧毀大明朝的應該主要還是下列幾股勢力和外在力量：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朝廷大員；貪贓枉法、盤剝百姓的層層地方酷吏；侵略掠奪、攻城掠地的滿清八旗軍團；來自陝北的一夥流竄暴動、趁火打劫、反複無常、不受招安的非理性的流民暴力團夥；外加持續不斷、經年累月的重大自然災害。麵對這一切不利局麵，崇禎作為一個從小就生長在紫禁城深宮大院裏麵的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本非朱元璋和朱棣式的開國馬上武功皇帝）的確是束手無策，回天乏術，最終惟有以一死逃避了，這一切不幸也終於葬送了大明朝。所以，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崇禎算的上是一個真正的悲劇性曆史英雄人物，這有點頗象莎士比亞筆下麵對死亡結局痛苦掙紮的眾多悲劇曆史人物，他們之間的固執性格和悲壯結局都很接近，有著相同的痛與恨，而且都是以個體失敗和死亡的結局而謝幕。
總之，崇禎所處的曆史時代是不幸的，他的個人命運也是不幸的。所以他在臨死之前揮劍砍斷自己的親生女兒長平公主的胳膊時喟然長歎道：“汝何不幸生在帝王家？”，相信這也絕對是他的肺腑之言！這說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那個特殊曆史年代的複雜性和多重性，他是明朝末年裏矛盾旋渦之中的核心人物、病態社會之中的無奈之君、無奈困惑之中勤政之君、困惑絕望之中的可憐之君、絕望期盼之中的孤家寡人，他既是社會動蕩的受害人，又是明亡悲劇的見證人，同時，他也是明末悲劇人物中犧牲的最高級別。一句話，崇禎是明末曆史大變革中極力試圖阻止因為受暴力衝擊而搖搖欲墜的朝廷徹底崩盤的理性力量的總代表，也是中華民族曆史分水嶺中裏程碑式的悲劇性代表人物。所以，後人隻要一提起崇禎二字，馬上就讓人聯想到亡國的滋味。正是：遺天恨海亡國痛，那比崇禎更辛酸！崇禎執政17年來的勤理朝政，總想使病入膏肓的大明朝起死回生，總想讓千百萬黎民百姓避免生靈塗炭的無盡努力，最終竟沒有換來任何起色，終於被非理性的狂風暴雨和山崩海嘯所無情吞噬，成為大明朝的悲情殉葬者。
上升到曆史高度上看，崇禎皇帝的最大悲哀就是麵對非理性的無序暴烈力量沒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手段，除了招安就是鎮壓，當這軟硬兩招都不奏效的時候，就隻剩下束手無策、死路一條了，這才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大悲哀，崇禎當然也無法改變這一中國曆史傳統格局。一個本性善良而缺乏謀略的理性皇帝是很難在這一曆史暴烈大動蕩的非理性的巨大社會旋渦中駕馭好朝廷這艘航船順利駛過礁石險灘而不觸礁沉沒。用現代憲政理論分析，當時的社會政治體製，沒有建立起來一套完整的談判對話機製和領導層的政權更迭製度，崇禎作為相對理性的政府集團的最高領導人麵對的是李自成、張獻忠這樣崇尚暴力、破壞秩序的武裝利益團夥，他沒有正當合法的渠道與以靠暴力起家並把暴力作為謀生逐利手段的最大武裝暴力團夥的流民頭領尋求平等的政治對話的可能性，大家要麽兵戎相見、要麽伏手稱臣，而不能平等相待，三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更不可能通過組黨競選而輪流執政，即使是實行君主立憲製的政治製度構想也是到了兩百多年後的清朝光緒年間。明朝末年各種政治和軍事力量的角逐，說穿了，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適用叢林暴力法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暴力最強者定江山，所以也就上演了李自成靠強悍的暴力顛覆了大明朝、多爾袞又靠強盛的武力消滅了李自成的曆史循環劇目。在這一點上，吳思先生的奇書《血酬定律》有著十分深刻的刨析。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竟然集中掌握在暴力手段的最強者的轂掌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理、國民、理性、民主和選舉手中，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遊戲規則和多麽殘忍的時代啊！……
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就必須讀懂明朝，不然一切的結論都將歸於草率，一切的論斷亦將經不起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