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嘉年間，因為少林棍僧參與早期的抗倭寇鬥爭，以及後來程衝鬥的《少林棍術闡宗》一書問世，少林棍術便名揚天下。
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也提到它，俞大猷的《劍經》中也提到它，不過俞在書中是以批評的語言來描述，其所見到的少林棍術，說其已失棍術真傳，並讓宗擎、普從兩位和尚隨他在軍中學藝。普從學成後還俗，不願再做和尚，宗擎則過了十多年再見俞大猷時說，他已在少林寺傳了百人。事實上當時少林寺的棍術至少有二係在傳承，一為俞大猷去少林寺前，少林僧習的棍；二為宗擎返寺後傳的俞氏棍法，俞氏在少林寺所見的棍應源自中州人李叟。明中葉約145o年前後，剃度於少林寺的某嚴州公子覺遠，請民間武術家白玉峰及李叟入少林寺傳授武藝。白氏創“十八羅漢手”及“五拳”傳僧俗弟子，李叟則傳他原先就精的“紅拳”（也稱太祖長拳、大洪拳）、“擒拿術”及“棍術”。李叟的棍術在牛瀚章老師的留譜中有詳細記載，又稱之為“八盤連環棍”，分“七法八點”，共六十六勢，每勢名稱皆有詳細記載，主要也是單頭棍。（注：當時僧、俗弟子同在少林寺學藝的情形，在俗家弟子程衝鬥入少林寺時，還一直持續著。）
因此明中葉中州人李叟才是少林棍術的祖師爺。那時，白氏的五拳、李叟的大紅拳尚不被廣聞，但在明嘉靖年間唐荊川作的峨嵋道人歌中卻提到過少林寺的拳術，隻因抗倭寇而使少**術聞名天下的武僧用的是棍術，故外界對其拳術就忽視了，渲染的盡是棍術，其實白氏五拳、及李叟傳的大紅拳都是非常優秀的。
在少林棍術出名後，少林僧開始策劃如何將其棍術的起源神化。
先，這些16世紀初的少林僧，找到了一位12世紀就被少林寺住持祖端（生活於115o年間）所立的一通少林碑刻上的護法神“那羅延（narayana）”,“那羅延”在佛教神話中是位戰士，手持金剛杵（vajra）。於是當時的少林寺住持文載（1454-1524年）於1517年立了一通碑刻，提名為“那羅延神護法示跡”，碑文把“那羅延”視為該寺的舞棍護法神。這便是明代最早記錄少林寺武術的碑文，而1517年前所有的少林寺碑對“那羅延”會否棍術，乃至少林寺後來說的各種武術，沒有任何記載，也沒有記載“那羅延”是少林寺的伽藍神。以往的寺院都以關公為伽藍神，少林寺則於1517年將伽藍神，改為會棍術的“那羅延”。這與明中葉，朝廷開始重新重視並提倡“武備”的大環境有著直接的關聯，而“那羅延”也就成為了少林寺“武備”的象征。這事生在16世紀初，有意思的是少林僧不僅將“那羅延”與“武備”混為一談，在16世紀中後期，又將“那羅延”與佛教護法使者，統稱為“天龍八部”之一的“緊那羅（梵語：kimnara）”混在一起。與“那羅延”一樣，“緊那羅”也是來自印度的神，並常被描繪為半人半神，有時又是天堂裏的音樂家，而使二者混淆在一起，除了他們的漢語名字相似之外，並無其他原因，可見16世紀中葉的少林僧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筆者按：少林寺這個“武備”的象征，概念範圍還包括了嘉靖萬曆年間的通背拳創始人董成在其留譜《十問》中的少林寺武術創始人、來自民間創“五拳”的武林高手白玉峰，李叟傳的棍術又變成“緊那羅” 的“金剛杵”。於是，通背拳譜上人格化的“武備”，就泛指創拳的白玉峰，傳棍的李叟以及將武術引進少林寺的“原嚴州名公子”覺遠了，即凡指少林寺武術的創始人）
從此，“那羅延”手上的“金剛杵”被轉到了“緊那羅”手上，並一直被少林僧沿用至今了。
接著，少林僧還從其他幾個方麵來提高其棍術授自天神“緊那羅”的地位：
第一. 除了少林棍術是少林寺“伽藍護法”及“武備”象征外，少林僧還進一步將“緊那羅”提升到以前從未享有的地位：一位菩薩，被認為是不亞於觀世音菩薩的神。
第二. 曾化身為鬔頭、裸背、赤足，在廚中作務的聖人形象出現，並在元末紅巾軍洗劫寺時，護寺驚走劫匪。這個轉化的形象，暗喻出身卑下，在廚作務的禪宗六祖慧能。於是六祖慧能也被巧妙地轉化到“緊那羅”身上，也即以“緊那羅”菩薩出現時（手持金剛杵，化作聖人出現時），則為六祖慧能手持燒火棍。（筆者按：少林寺的禪宗是元代禪宗大師福裕和尚入住後開始的，其前少林寺不是禪宗。從這點上也可看到帶著禪宗六祖慧能化身的少林寺“伽藍護法”的“緊那羅”不可能出現在元代前，而“那羅延神護法示跡”碑出現在明中晚葉，正是符合少林寺武術開啟於明中葉的曆史事實）
第三. 將少林棍術的曆史前推、放長，並編造故事，少林僧故意在碑刻上說：“大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坐伽藍之地”。
少林寺在14世紀5o年代確實遭到過土匪的襲擊，武術史學家唐豪考 證：事件生在1356年，而不是碑刻上的1351年。“紅巾”並未“畏之而退”，而是農民紅巾軍未費吹灰之力占據了嵩山少林寺，少林僧四處奔散逃命，眾寺僧逃往山東避難。寺廟被占，財物遭到劫掠，由於農民起義軍往往破壞性極強，寺院幾乎被毀。14世紀的資料證實，沒有提到有任何抵抗侵犯者的和尚。而明代早期的資料也隻記述了寺院所遭受的浩劫，而不是寺院的勝利。事實上如唐豪指出的那樣：“在1359年是查幹.鐵木爾指揮朝廷大軍反擊紅巾軍，迫使他們退出河南時，少林和尚才得以返回少林寺”。要知道那時，少林和尚已逃離少林寺有3年之久。
因此，明代中葉的少林寺這個碑刻，既編造了“燒火僧嚇退紅巾軍”的故事，也編造了“緊那羅”持棍護法出現在少林寺的時間的兩個謊言！
更有甚者，清代的少林僧竟不顧唐代的原始碑刻，將少林僧一因不願賴以維持生命的耕地被霸占而餓死，二因得到**的紙條要少林僧認清形勢的鼓舞，欲保護財產而聯合當地軍民一起突襲擒拿王仁則助唐一事，說成是“十三棍僧救唐王”，把原始碑刻上隻字未提會不會武藝的少林僧（完全可能一點武術也不會）說是“棍僧”，“助唐”說成“救唐王”。於是編造謊言，將少林棍術的曆史進一步推早到唐初。
第四. 少林僧不但編造故事說，其棍術授自神聖的“緊那羅”，到後來，“緊那羅”又被渲染成“武備”，是一切少**術的來源（包括所創的白氏五拳、羅漢拳等）。將少林寺武術最初的創造與傳播者白玉峰、李叟及覺遠上人的功勞，均集中在“緊那羅”即少林寺“武備”的身上。
有意思的是明嘉靖年間，通背拳創始人懷慶府人董成，也將他二位業師張文魁、郭萬清的老師隱喻成“宋太祖”及“緊那羅武備”，說二位對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張文魁、郭萬清分別傳授了董成大紅拳（也稱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張、郭則極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孫。《焦作武術》一書“於村武術源遠流長”239頁上記載：“明嘉靖年間。。適有山東青州人白天啟綽號拳王者途經敝莊獻身賣藝以傳絕技。。。其名曰‘大洪拳、長拳、黑虎拳。。。。’第一代傳人邑x武生員張五章，張五臣”,說明嘉靖年間懷慶府一帶傳大洪拳的不僅僅是張文魁，還有白天啟。以張文魁的大洪拳之師或師爺李叟，隱射“托名創該拳藝的宋太祖”；又以郭萬清的五拳老師或師爺白玉峰，隱射為“武備”的少林“緊那羅神”。因此，在通背拳譜裏的“武備緊那羅”已不再是棍術的化身，而是指對少**術貢獻最大的白玉峰。（注：紅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創始，之所以托名為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主要隱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條治國策略”。早期在山東、河南一帶流傳，後傳至西北）
有研究者還認為，是《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形象影響了包括俗家程衝鬥在內的一些少林僧對“緊那羅”的神奇描述。
總之，用佛教神“緊那羅”及“羅漢”傳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說，可以讓少林僧為保衛寺院利益而練武殺生，並覺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並未將習武與佛教的開悟結合起來，這方麵道家的武術就結合得比較好。日本的澤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擊劍中“無心”的理論，並經鈴木大拙揮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論”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國民間也早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說法（後人托稱為嶽飛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創的“董氏**槍“（王堡槍）也說“心忘手，手忘槍，一觸而就，如眼簾護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確在征討匪賊、鎮壓農民起義及早期抗擊倭寇鬥爭中為當時的朝廷做過貢獻（還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過，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為匪賊，為害一方，甚至組成**武裝。如王士性（1547-1598年）在他的《豫誌》（約1595年）中，嚴厲斥責少林僧們有盜搶與反叛的傾向。他說：“那些僧人今日削則為僧，明日長則為民，任自為之。……無論僧行，既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他警告他的同僚們“河南僧人是危險的煽動者”。並總結道：“少林寺住持僧人，以吃喝打鬥虛度歲月，沒什麽價值”，“飲酒啖肉，習武教藝，止識拳棍，不知棒喝”。（筆者在新西蘭也見過少林寺武僧集體在飯店裏喝酒食肉，還有在肯塔基店裏吃雞，在海外影響惡劣）
一位無名作者的集子《醉醒石》（大約在165o年間）中，說一名叫明果的和尚，曾在少林寺習練棍法，後來聽了一位術士的話，竟然想模仿作過和尚的朱元璋，也想當皇帝起來，那位愚不可及的明果和尚，遂煽動叛亂，結果被捕處死。
附文一：少林寺和尚為什麽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等身份督軍與王世充作戰，進行他建立偉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統一戰爭。
二月份的時候，王世充已經兵敗如山倒，但是因為竇建德率兵十餘萬增援，戰局暫時變得複雜起來。當時的戰場主要在洛陽附近，在洛陽與少林寺之間有一個“轘州”，原稱柏穀塢，是隋文帝賜給少林寺的廟產，在寺西北五十裏處，因其地勢險要，屬兵家必爭之地，王世充將之據為己有，作為軍事要塞，讓侄子王仁則據守，自己擁兵與之不遠的洛陽，互相呼應支援，以抗拒**。四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聯合王仁則手下的轘州司馬趙孝宰，裏應外合，抓住了王仁則，將之送給了**；三日後，李世民派官員至寺頒賞——賜地(即柏穀塢)四十頃，水碾一具。
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曆史真相。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畫角悲鳴，沒有血流漂櫓，沒有美女愛情，平淡如水，簡單無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如果說有可能出現刀光劍影和生死搏鬥的話，那個情節隻能是在捉拿王仁則的過程中。但是這樣的假設有一個前提，就是如電影《少林寺》所拍的那樣，王仁則必須是一個武林高手，而且擒獲過程中受到了他頑強的抵抗。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假設未必有多少可能性，擒拿王仁則可以智取，未必一定得力為，也不一定要少林寺僧人動手，王仁則手下的兵將也能做到。這樣，少**功的千年神話便告破產。到底當時有多少少林僧人參與了行動，他們的武功如何，都沒有任何資料可為憑據，我們所知道的神話都是後人的想像。
還有一個問題是當時少林僧人為什麽要幫助**，即少林僧人的行為動機問題。決定曆史行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精神，而是利益。這一點，原始文獻倒是講得很清楚，並沒有多少想像的空間。這個答案就在《鹿鼎記》所引的李世民《告柏穀塢少林寺上座書》的那幾句原話上，即“深悟機變，早識妙因”這八個字上，但這八個字說得比較婉轉含蓄，唐開元十六年(728)七月十五日所立的裴漼所撰《皇唐嵩嶽少林寺碑》中則說得較為直接明白，是因為王世充“窺覦法境”、“將圖梵宮”，少林寺的廟產柏穀塢已被王世充據為“轘州”，少林僧人自然心有不甘，而且兵荒馬亂，施舍較少，廟產既失，齋糧都成問題，更何況王世充虎視眈眈，大有吞並少林的企圖，當此之際，除了幫助**打敗王世充以求自保之外，實已別無他途。但是誰能想到，這一次曆史的機緣和恩賜，竟使得少林擁有千古的榮光？
至於“救唐王”，那是根本沒有的事。李世民作為**主帥，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自己深入敵後，所以少林僧人確因助唐有功而受賞，但並非是“救唐王”，而是“助**”，是“助”而不是“救”。再者，當時李世民還沒有登基，身份是秦王，“唐王”之說既顯得含糊，也與曆史常識不符。
來源: 說史館
附文二：少林十三棍僧助唐是否曆史真實
既然“十三僧助唐”是曆史真實，但其中並無“武術”，也無“武僧”，這就引伸出一個曆史問題出來了：究竟唐代有沒有“少**術”和“少**僧”？
今人編著的《少**僧誌》（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o年第二版），唐代部分收錄有曇宗、誌操、善護、惠瑒、普惠、明嵩、靈憲、普勝、智守、道廣、智興、僧豐、僧滿、子升、空空、靈隱、惟寬、園淨、福湖等十九人。曇宗到僧滿的十三人，唐碑有錄，子升到福湖的六人，雖名姓鑿鑿然，卻無一注明資源出處。
少林寺民間故事中，有“十三棍僧救唐主”的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由香港中原公司攝製的電影《少林寺》，便是根據這個傳說改寫而來。
十三棍僧救唐主究竟是不是曆史真實呢？
唐代史書對此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與此有關的少林寺的幾通碑碣的銘文卻留存至今。銘文有三，其一為《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其二為《少林寺牒》；其三為《皇唐嵩嶽少林寺碑》。應該說，這是最早、最可靠、當然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原是資料。
《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銘文不長，仔細分析該文，有這麽幾點值得注意：（一）李世民是“秦王”，這在該文中也明明白白。“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傳說（筆者按：這個傳說出現在清代）將李世民稱為唐王，是一個謬誤。唐代封王並非就是唐王。（二）李世民在告諭中獎譽的不僅有少林寺僧人，還包括“軍民領土庶”，看來這次立功行動有許多軍人和老百姓參加，並不是少林寺幾個僧人，但稱“少林寺上座寺主”和“法師”，說明少林寺僧人在這次起義行動中起到了領導和骨幹作用。（三）通觀全文，隻字未提諸如“武僧”、“棍僧”等，也未提到少林寺僧人會武藝。（四）文中提到了起義行動所立功勞之一是“擒彼凶孽”，這個凶孽顯然就是王仁則。但文中沒有提到這次行動救過李世民。如果少林寺僧人真的對李世民有救命之恩，李世民對此應該有所提及。最後的話“可令一二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複多悉，”口氣完全是居高臨下的，一點沒有麵對救命恩人的意思。
裴漼書《皇唐嵩嶽少林寺碑》碑文有關實際內容的文字不多，通觀全文，還是找不到諸如“武僧”、“棍僧”、“少**術”等字眼，以及“救唐主”的事跡，隻是“率眾以拒偽師”，既雲“眾”參加者數量一定不少，既雲“率”，少林寺肯定是頭目或領袖。裴文把唐太宗告諭中已提到的少林寺僧的功勞，予以了更具體的說明“執充侄仁則以歸”，即擒獲了王世充的侄兒王仁則。
通觀《少林寺牒》全文，依然沒有出現什麽“武僧”、“棍僧”，也沒有提到“少**術”。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列出了少林寺僧名單，原文為“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救授少林寺柏穀莊立功僧名：上座僧善護、寺主僧誌操、都維那僧惠瑒、大將軍僧曇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靈憲、普勝、智守、道廣、智興、滿、豐”。參加擒獲王仁則德戰鬥、助唐有功的少林寺僧共十三名，這就是傳說中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中十三僧的來曆（筆者按：武術史學家唐豪先生在其《少**當考》中指出：“大將軍僧曇宗”中的“大將軍”之義，隻是一個稱好、榮譽，與領兵作戰的“大將軍”之義不是一回事，也不一定要會武術。）
隋末農民起義和隨後的李唐統一，無疑是一場社會大革命和全國規模的戰爭。它的影響和震撼，必然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涉及社會每一個階層，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少林寺僧也不例外。但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少林寺僧這時已經開始大規模地、製度化地習武，並以形成以棍木為核心、以自己的寺名命名的少**術體係。少林寺僧並不是因為武術的關係才參加了幫助李世民打敗王世充的這次戰鬥，他們隻不過是參加了一場人人都被轉入政治大革命和大規模戰爭。“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個有事實根據但演繹了的傳說。貴為秦王，身負統帥重責的李世民，何至於親自裝扮成郎中去擔負一個小卒的任務充任偵察兵？僅有十三僧人又什麽怎麽可能在敵軍大營中如入無人之境？“少林寺十三僧人救唐王”這七個字中，“十三”與“僧”這三個字完全屬實，但準確說應是少林寺“十三僧助唐”。
最早指明這一點的是張傳璽教授。他在《光明日報》1984年2月22日表《少**術與達摩並無關係》一文中指出：“唐武德三年僧人曇宗等因率眾活捉了王世充之侄王仁則，而為唐王朝封為大將軍一事”，與武術無關，隻不過是一件“武事”。“少林寺自始建至於明代前期，都不曾以武術留下記載。留下來的，隻是該寺的僧眾曾參加過幾次軍事行動。例如唐武德三活捉王仁則事和其他的一些偶然的軍事活動。這些事件還不足以說明少林寺的武術如何。”張傳璽把少林寺十三僧助唐定性為“武事”，極有見地。
“十三僧助唐”是曆史真實，然而其中並無“武術”，也無“武僧”。少林寺十三僧助唐事，為後來的傳說的出現提供了可供揮的最好的藍本和素材。“十三棍僧救唐王”就是這樣一個誇大了的文字故事和民間傳說。但“十三僧助唐”畢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說它和後來的少**術、少**僧毫無關係。它與少**術、少**僧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有間接的關係。第一，它為少林寺參與政治與軍事開創了傳統，這種傳統會帶來廣泛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少**術少**僧的誕生和創立；第二，它會在少**術少**僧產生後，成為少**術少**僧信仰偶像體係選擇的必然方向。
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也提到它，俞大猷的《劍經》中也提到它，不過俞在書中是以批評的語言來描述，其所見到的少林棍術，說其已失棍術真傳，並讓宗擎、普從兩位和尚隨他在軍中學藝。普從學成後還俗，不願再做和尚，宗擎則過了十多年再見俞大猷時說，他已在少林寺傳了百人。事實上當時少林寺的棍術至少有二係在傳承，一為俞大猷去少林寺前，少林僧習的棍；二為宗擎返寺後傳的俞氏棍法，俞氏在少林寺所見的棍應源自中州人李叟。明中葉約145o年前後，剃度於少林寺的某嚴州公子覺遠，請民間武術家白玉峰及李叟入少林寺傳授武藝。白氏創“十八羅漢手”及“五拳”傳僧俗弟子，李叟則傳他原先就精的“紅拳”（也稱太祖長拳、大洪拳）、“擒拿術”及“棍術”。李叟的棍術在牛瀚章老師的留譜中有詳細記載，又稱之為“八盤連環棍”，分“七法八點”，共六十六勢，每勢名稱皆有詳細記載，主要也是單頭棍。（注：當時僧、俗弟子同在少林寺學藝的情形，在俗家弟子程衝鬥入少林寺時，還一直持續著。）
因此明中葉中州人李叟才是少林棍術的祖師爺。那時，白氏的五拳、李叟的大紅拳尚不被廣聞，但在明嘉靖年間唐荊川作的峨嵋道人歌中卻提到過少林寺的拳術，隻因抗倭寇而使少**術聞名天下的武僧用的是棍術，故外界對其拳術就忽視了，渲染的盡是棍術，其實白氏五拳、及李叟傳的大紅拳都是非常優秀的。
在少林棍術出名後，少林僧開始策劃如何將其棍術的起源神化。
先，這些16世紀初的少林僧，找到了一位12世紀就被少林寺住持祖端（生活於115o年間）所立的一通少林碑刻上的護法神“那羅延（narayana）”,“那羅延”在佛教神話中是位戰士，手持金剛杵（vajra）。於是當時的少林寺住持文載（1454-1524年）於1517年立了一通碑刻，提名為“那羅延神護法示跡”，碑文把“那羅延”視為該寺的舞棍護法神。這便是明代最早記錄少林寺武術的碑文，而1517年前所有的少林寺碑對“那羅延”會否棍術，乃至少林寺後來說的各種武術，沒有任何記載，也沒有記載“那羅延”是少林寺的伽藍神。以往的寺院都以關公為伽藍神，少林寺則於1517年將伽藍神，改為會棍術的“那羅延”。這與明中葉，朝廷開始重新重視並提倡“武備”的大環境有著直接的關聯，而“那羅延”也就成為了少林寺“武備”的象征。這事生在16世紀初，有意思的是少林僧不僅將“那羅延”與“武備”混為一談，在16世紀中後期，又將“那羅延”與佛教護法使者，統稱為“天龍八部”之一的“緊那羅（梵語：kimnara）”混在一起。與“那羅延”一樣，“緊那羅”也是來自印度的神，並常被描繪為半人半神，有時又是天堂裏的音樂家，而使二者混淆在一起，除了他們的漢語名字相似之外，並無其他原因，可見16世紀中葉的少林僧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筆者按：少林寺這個“武備”的象征，概念範圍還包括了嘉靖萬曆年間的通背拳創始人董成在其留譜《十問》中的少林寺武術創始人、來自民間創“五拳”的武林高手白玉峰，李叟傳的棍術又變成“緊那羅” 的“金剛杵”。於是，通背拳譜上人格化的“武備”，就泛指創拳的白玉峰，傳棍的李叟以及將武術引進少林寺的“原嚴州名公子”覺遠了，即凡指少林寺武術的創始人）
從此，“那羅延”手上的“金剛杵”被轉到了“緊那羅”手上，並一直被少林僧沿用至今了。
接著，少林僧還從其他幾個方麵來提高其棍術授自天神“緊那羅”的地位：
第一. 除了少林棍術是少林寺“伽藍護法”及“武備”象征外，少林僧還進一步將“緊那羅”提升到以前從未享有的地位：一位菩薩，被認為是不亞於觀世音菩薩的神。
第二. 曾化身為鬔頭、裸背、赤足，在廚中作務的聖人形象出現，並在元末紅巾軍洗劫寺時，護寺驚走劫匪。這個轉化的形象，暗喻出身卑下，在廚作務的禪宗六祖慧能。於是六祖慧能也被巧妙地轉化到“緊那羅”身上，也即以“緊那羅”菩薩出現時（手持金剛杵，化作聖人出現時），則為六祖慧能手持燒火棍。（筆者按：少林寺的禪宗是元代禪宗大師福裕和尚入住後開始的，其前少林寺不是禪宗。從這點上也可看到帶著禪宗六祖慧能化身的少林寺“伽藍護法”的“緊那羅”不可能出現在元代前，而“那羅延神護法示跡”碑出現在明中晚葉，正是符合少林寺武術開啟於明中葉的曆史事實）
第三. 將少林棍術的曆史前推、放長，並編造故事，少林僧故意在碑刻上說：“大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坐伽藍之地”。
少林寺在14世紀5o年代確實遭到過土匪的襲擊，武術史學家唐豪考 證：事件生在1356年，而不是碑刻上的1351年。“紅巾”並未“畏之而退”，而是農民紅巾軍未費吹灰之力占據了嵩山少林寺，少林僧四處奔散逃命，眾寺僧逃往山東避難。寺廟被占，財物遭到劫掠，由於農民起義軍往往破壞性極強，寺院幾乎被毀。14世紀的資料證實，沒有提到有任何抵抗侵犯者的和尚。而明代早期的資料也隻記述了寺院所遭受的浩劫，而不是寺院的勝利。事實上如唐豪指出的那樣：“在1359年是查幹.鐵木爾指揮朝廷大軍反擊紅巾軍，迫使他們退出河南時，少林和尚才得以返回少林寺”。要知道那時，少林和尚已逃離少林寺有3年之久。
因此，明代中葉的少林寺這個碑刻，既編造了“燒火僧嚇退紅巾軍”的故事，也編造了“緊那羅”持棍護法出現在少林寺的時間的兩個謊言！
更有甚者，清代的少林僧竟不顧唐代的原始碑刻，將少林僧一因不願賴以維持生命的耕地被霸占而餓死，二因得到**的紙條要少林僧認清形勢的鼓舞，欲保護財產而聯合當地軍民一起突襲擒拿王仁則助唐一事，說成是“十三棍僧救唐王”，把原始碑刻上隻字未提會不會武藝的少林僧（完全可能一點武術也不會）說是“棍僧”，“助唐”說成“救唐王”。於是編造謊言，將少林棍術的曆史進一步推早到唐初。
第四. 少林僧不但編造故事說，其棍術授自神聖的“緊那羅”，到後來，“緊那羅”又被渲染成“武備”，是一切少**術的來源（包括所創的白氏五拳、羅漢拳等）。將少林寺武術最初的創造與傳播者白玉峰、李叟及覺遠上人的功勞，均集中在“緊那羅”即少林寺“武備”的身上。
有意思的是明嘉靖年間，通背拳創始人懷慶府人董成，也將他二位業師張文魁、郭萬清的老師隱喻成“宋太祖”及“緊那羅武備”，說二位對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張文魁、郭萬清分別傳授了董成大紅拳（也稱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張、郭則極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孫。《焦作武術》一書“於村武術源遠流長”239頁上記載：“明嘉靖年間。。適有山東青州人白天啟綽號拳王者途經敝莊獻身賣藝以傳絕技。。。其名曰‘大洪拳、長拳、黑虎拳。。。。’第一代傳人邑x武生員張五章，張五臣”,說明嘉靖年間懷慶府一帶傳大洪拳的不僅僅是張文魁，還有白天啟。以張文魁的大洪拳之師或師爺李叟，隱射“托名創該拳藝的宋太祖”；又以郭萬清的五拳老師或師爺白玉峰，隱射為“武備”的少林“緊那羅神”。因此，在通背拳譜裏的“武備緊那羅”已不再是棍術的化身，而是指對少**術貢獻最大的白玉峰。（注：紅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創始，之所以托名為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主要隱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條治國策略”。早期在山東、河南一帶流傳，後傳至西北）
有研究者還認為，是《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形象影響了包括俗家程衝鬥在內的一些少林僧對“緊那羅”的神奇描述。
總之，用佛教神“緊那羅”及“羅漢”傳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說，可以讓少林僧為保衛寺院利益而練武殺生，並覺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並未將習武與佛教的開悟結合起來，這方麵道家的武術就結合得比較好。日本的澤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擊劍中“無心”的理論，並經鈴木大拙揮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論”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國民間也早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說法（後人托稱為嶽飛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創的“董氏**槍“（王堡槍）也說“心忘手，手忘槍，一觸而就，如眼簾護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確在征討匪賊、鎮壓農民起義及早期抗擊倭寇鬥爭中為當時的朝廷做過貢獻（還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過，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為匪賊，為害一方，甚至組成**武裝。如王士性（1547-1598年）在他的《豫誌》（約1595年）中，嚴厲斥責少林僧們有盜搶與反叛的傾向。他說：“那些僧人今日削則為僧，明日長則為民，任自為之。……無論僧行，既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他警告他的同僚們“河南僧人是危險的煽動者”。並總結道：“少林寺住持僧人，以吃喝打鬥虛度歲月，沒什麽價值”，“飲酒啖肉，習武教藝，止識拳棍，不知棒喝”。（筆者在新西蘭也見過少林寺武僧集體在飯店裏喝酒食肉，還有在肯塔基店裏吃雞，在海外影響惡劣）
一位無名作者的集子《醉醒石》（大約在165o年間）中，說一名叫明果的和尚，曾在少林寺習練棍法，後來聽了一位術士的話，竟然想模仿作過和尚的朱元璋，也想當皇帝起來，那位愚不可及的明果和尚，遂煽動叛亂，結果被捕處死。
附文一：少林寺和尚為什麽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等身份督軍與王世充作戰，進行他建立偉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統一戰爭。
二月份的時候，王世充已經兵敗如山倒，但是因為竇建德率兵十餘萬增援，戰局暫時變得複雜起來。當時的戰場主要在洛陽附近，在洛陽與少林寺之間有一個“轘州”，原稱柏穀塢，是隋文帝賜給少林寺的廟產，在寺西北五十裏處，因其地勢險要，屬兵家必爭之地，王世充將之據為己有，作為軍事要塞，讓侄子王仁則據守，自己擁兵與之不遠的洛陽，互相呼應支援，以抗拒**。四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聯合王仁則手下的轘州司馬趙孝宰，裏應外合，抓住了王仁則，將之送給了**；三日後，李世民派官員至寺頒賞——賜地(即柏穀塢)四十頃，水碾一具。
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曆史真相。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畫角悲鳴，沒有血流漂櫓，沒有美女愛情，平淡如水，簡單無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如果說有可能出現刀光劍影和生死搏鬥的話，那個情節隻能是在捉拿王仁則的過程中。但是這樣的假設有一個前提，就是如電影《少林寺》所拍的那樣，王仁則必須是一個武林高手，而且擒獲過程中受到了他頑強的抵抗。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假設未必有多少可能性，擒拿王仁則可以智取，未必一定得力為，也不一定要少林寺僧人動手，王仁則手下的兵將也能做到。這樣，少**功的千年神話便告破產。到底當時有多少少林僧人參與了行動，他們的武功如何，都沒有任何資料可為憑據，我們所知道的神話都是後人的想像。
還有一個問題是當時少林僧人為什麽要幫助**，即少林僧人的行為動機問題。決定曆史行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精神，而是利益。這一點，原始文獻倒是講得很清楚，並沒有多少想像的空間。這個答案就在《鹿鼎記》所引的李世民《告柏穀塢少林寺上座書》的那幾句原話上，即“深悟機變，早識妙因”這八個字上，但這八個字說得比較婉轉含蓄，唐開元十六年(728)七月十五日所立的裴漼所撰《皇唐嵩嶽少林寺碑》中則說得較為直接明白，是因為王世充“窺覦法境”、“將圖梵宮”，少林寺的廟產柏穀塢已被王世充據為“轘州”，少林僧人自然心有不甘，而且兵荒馬亂，施舍較少，廟產既失，齋糧都成問題，更何況王世充虎視眈眈，大有吞並少林的企圖，當此之際，除了幫助**打敗王世充以求自保之外，實已別無他途。但是誰能想到，這一次曆史的機緣和恩賜，竟使得少林擁有千古的榮光？
至於“救唐王”，那是根本沒有的事。李世民作為**主帥，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自己深入敵後，所以少林僧人確因助唐有功而受賞，但並非是“救唐王”，而是“助**”，是“助”而不是“救”。再者，當時李世民還沒有登基，身份是秦王，“唐王”之說既顯得含糊，也與曆史常識不符。
來源: 說史館
附文二：少林十三棍僧助唐是否曆史真實
既然“十三僧助唐”是曆史真實，但其中並無“武術”，也無“武僧”，這就引伸出一個曆史問題出來了：究竟唐代有沒有“少**術”和“少**僧”？
今人編著的《少**僧誌》（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o年第二版），唐代部分收錄有曇宗、誌操、善護、惠瑒、普惠、明嵩、靈憲、普勝、智守、道廣、智興、僧豐、僧滿、子升、空空、靈隱、惟寬、園淨、福湖等十九人。曇宗到僧滿的十三人，唐碑有錄，子升到福湖的六人，雖名姓鑿鑿然，卻無一注明資源出處。
少林寺民間故事中，有“十三棍僧救唐主”的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由香港中原公司攝製的電影《少林寺》，便是根據這個傳說改寫而來。
十三棍僧救唐主究竟是不是曆史真實呢？
唐代史書對此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與此有關的少林寺的幾通碑碣的銘文卻留存至今。銘文有三，其一為《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其二為《少林寺牒》；其三為《皇唐嵩嶽少林寺碑》。應該說，這是最早、最可靠、當然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原是資料。
《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銘文不長，仔細分析該文，有這麽幾點值得注意：（一）李世民是“秦王”，這在該文中也明明白白。“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傳說（筆者按：這個傳說出現在清代）將李世民稱為唐王，是一個謬誤。唐代封王並非就是唐王。（二）李世民在告諭中獎譽的不僅有少林寺僧人，還包括“軍民領土庶”，看來這次立功行動有許多軍人和老百姓參加，並不是少林寺幾個僧人，但稱“少林寺上座寺主”和“法師”，說明少林寺僧人在這次起義行動中起到了領導和骨幹作用。（三）通觀全文，隻字未提諸如“武僧”、“棍僧”等，也未提到少林寺僧人會武藝。（四）文中提到了起義行動所立功勞之一是“擒彼凶孽”，這個凶孽顯然就是王仁則。但文中沒有提到這次行動救過李世民。如果少林寺僧人真的對李世民有救命之恩，李世民對此應該有所提及。最後的話“可令一二領立功者，來此相見，不複多悉，”口氣完全是居高臨下的，一點沒有麵對救命恩人的意思。
裴漼書《皇唐嵩嶽少林寺碑》碑文有關實際內容的文字不多，通觀全文，還是找不到諸如“武僧”、“棍僧”、“少**術”等字眼，以及“救唐主”的事跡，隻是“率眾以拒偽師”，既雲“眾”參加者數量一定不少，既雲“率”，少林寺肯定是頭目或領袖。裴文把唐太宗告諭中已提到的少林寺僧的功勞，予以了更具體的說明“執充侄仁則以歸”，即擒獲了王世充的侄兒王仁則。
通觀《少林寺牒》全文，依然沒有出現什麽“武僧”、“棍僧”，也沒有提到“少**術”。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列出了少林寺僧名單，原文為“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救授少林寺柏穀莊立功僧名：上座僧善護、寺主僧誌操、都維那僧惠瑒、大將軍僧曇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靈憲、普勝、智守、道廣、智興、滿、豐”。參加擒獲王仁則德戰鬥、助唐有功的少林寺僧共十三名，這就是傳說中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中十三僧的來曆（筆者按：武術史學家唐豪先生在其《少**當考》中指出：“大將軍僧曇宗”中的“大將軍”之義，隻是一個稱好、榮譽，與領兵作戰的“大將軍”之義不是一回事，也不一定要會武術。）
隋末農民起義和隨後的李唐統一，無疑是一場社會大革命和全國規模的戰爭。它的影響和震撼，必然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涉及社會每一個階層，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少林寺僧也不例外。但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少林寺僧這時已經開始大規模地、製度化地習武，並以形成以棍木為核心、以自己的寺名命名的少**術體係。少林寺僧並不是因為武術的關係才參加了幫助李世民打敗王世充的這次戰鬥，他們隻不過是參加了一場人人都被轉入政治大革命和大規模戰爭。“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個有事實根據但演繹了的傳說。貴為秦王，身負統帥重責的李世民，何至於親自裝扮成郎中去擔負一個小卒的任務充任偵察兵？僅有十三僧人又什麽怎麽可能在敵軍大營中如入無人之境？“少林寺十三僧人救唐王”這七個字中，“十三”與“僧”這三個字完全屬實，但準確說應是少林寺“十三僧助唐”。
最早指明這一點的是張傳璽教授。他在《光明日報》1984年2月22日表《少**術與達摩並無關係》一文中指出：“唐武德三年僧人曇宗等因率眾活捉了王世充之侄王仁則，而為唐王朝封為大將軍一事”，與武術無關，隻不過是一件“武事”。“少林寺自始建至於明代前期，都不曾以武術留下記載。留下來的，隻是該寺的僧眾曾參加過幾次軍事行動。例如唐武德三活捉王仁則事和其他的一些偶然的軍事活動。這些事件還不足以說明少林寺的武術如何。”張傳璽把少林寺十三僧助唐定性為“武事”，極有見地。
“十三僧助唐”是曆史真實，然而其中並無“武術”，也無“武僧”。少林寺十三僧助唐事，為後來的傳說的出現提供了可供揮的最好的藍本和素材。“十三棍僧救唐王”就是這樣一個誇大了的文字故事和民間傳說。但“十三僧助唐”畢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說它和後來的少**術、少**僧毫無關係。它與少**術、少**僧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有間接的關係。第一，它為少林寺參與政治與軍事開創了傳統，這種傳統會帶來廣泛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少**術少**僧的誕生和創立；第二，它會在少**術少**僧產生後，成為少**術少**僧信仰偶像體係選擇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