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人及子弟能否參加科舉呢？
先糾正一個錯誤的認識，那就是明代商人的地位遠遠高於唐代商人的地位，至少明代沒有規定商人之子不準出仕或者參加科舉（《大明律》隻規定‘娼、優、隸、卒’及其子孫,概不準入考、捐監。
舉幾個事實做例子，比如說明朝中後期出現的張四維、王崇古兩位曆史上的閣老，尚書，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出身：
張四維－－（1526—1585），字子維，蒲州人，出身於山西鹽商世家。明嘉靖進士，是明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他曆任編修、翰林學士、吏部侍郎、禮部、吏部尚書、大學士等職。
王崇古－－（1515—1588），字學甫，蒲州人。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其父王瑤是大商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曆任刑部主事，後升任安慶、汝寧知府，常鎮（江蘇常州）兵部侍郎，陝西按察、河南布政使、右副都禦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宣、大、山西七鎮軍務。
還有同樣是晉商家庭出身的禮部尚書馬自強。
在隆慶、萬曆年間,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讚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再加上蒲州老鄉楊博楊大牛人，組成了可謂是天下最強的晉黨，連張居正那樣的級牛都不怕。
事實上，這樣商人家庭出身的宰相或者封疆大吏層出不窮，比如明後期的東林黨人，那可是天下讀書人的偶像啊，但其精神領袖顧憲成便是商人家庭出身，高攀龍更是直接便是商業資本家。
這就說明明代對待商業的態度是進步的，而非有些人汙蔑的所謂的落後、保守。
現在大家知其然了，我們再講一下所以然的原因吧。
我們知道朱元璋很討厭商人，甚至明文規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產，專門從事末業’的商人，這就是其有趣之處——在太祖爺眼裏，職業商人是違法的職業，統統都該被抓起來。所以在將全國戶口分為民、軍、匠、灶等籍時，各職業戶基本都分屬其下，但縱觀大明律，你會現其間並無“商籍”之說。
這很容易理解……給上戶籍的別管良賤，都是合法職業，哪有給違法犯罪的職業商人專門立一戶的道理啊？
可這個社會一時一刻也離不了商人，那些大商人也不可能束手就擒。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紛紛采取了‘附籍’的方法。小商人或者“變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戶”，或其他職業戶，如投充軍戶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來逃避商人身份。
而更多的富商則是買田置地，在登記戶口的時候，一口咬定自己的主營業務收入是收地租，不承認自己是商人……我家有田有地，我是地主，不是商人啊。再拿些銀兩打點，如此一來，大商人搖身變為在戶部黃冊上的良民。
其實討論明代經濟或者政治的時候，需要看到的一點，就是正統以後中央逐漸對地方失去控製，有的是被動失去的，有的則是中央主動放棄的，比如萬曆三十一年明神宗主動放棄對鑄幣的控製，準許民間在上交鑄息的情況下自己鑄錢。這種逐漸形成的弱政丵府強基層風氣在明代的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很深刻的影響。
而且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蓬勃展，從事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利潤，撩撥著經濟達地區的大地主們的心，他們紛紛兼業經營，或是官丵商勾結，壟斷鹽鐵專賣；或是廣開工場，雇傭上千工人，都已經轉變為不折不扣的大商人。然而在戶部的戶籍上，卻沒有絲毫的改變……所以該怎麽考就怎麽考，誰也管不著捏。
最後說說明代的‘商籍’，這玩意兒在明初不見任何典籍，是朝廷施行‘開中法’之後，才出現的一個詞，實際上並不是對商人的歧視，相反乃是對大鹽商的福利。
我們知道在明代你必須在原籍考試，這對一般人來說自然不是問題，可對流動性強的商人來說，那就是大問題了。尤其是當時天下富的鹽商們。
簡單介紹一下，明代為了解決邊軍軍需問題，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的製度。又稱開中。簡單講便是讓商人們運糧到邊疆，由封疆大吏給鹽引，然後再回到指定的鹽場憑票買鹽，之後再賣到指定的地方去。
這法子聽聽就很煩，操作起來更是運費奇高，折騰死個活人。所以便出現了分工，商人們分成三部分，曰‘邊商、內商、水商’三類。邊商直接在邊境地區開墾屯田，繳納鹽課，領取鹽引，並照官定引價將引售與內商；內商專買邊引，在鹽產區下場收鹽上堆，並照官定鹽價將鹽售與水商；水商多是銷岸商販，專收內商食鹽在指定引岸行銷。很顯然，這其中內商是絕對的龍頭。
這便解除了鹽商們的遠涉之苦，於是鹽商們向鹽業集中地麇集，並定居下來。他們積極在當地購置產業，建築房屋，營造墳地，以求取得附籍或寄籍權。（又來那一套了）
所以這些鹽商及其子孫“婚姻於茲，衣食於茲，與土著世產者非有別也”。但他們畢竟原籍不在此地，一旦返回故裏，反遭到指責，“謂其言語不相通，麵貌不相習，又無產業可考”，因此故鄉人“群以冒籍攻擊之”。
顯然，他們長期脫離原籍地，祖籍已經得不到承認，原來是軍是民是匠對他們幾乎都無什麽實際意義了。他們真正的位置在職業所在地。明中葉後行商，特別是大鹽商在僑寓地普遍土著化的趨勢已經相當明顯，平時該吃吃該喝喝，該娶姨太太就娶，根本沒什麽影響……然而，唯獨在參加科舉考試中原籍還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現在故鄉人不認了，你說能怎麽辦吧？
這實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雖然明代鹽商和曆代鹽商一樣，依然是商人中得利最巨的一類。但他們在財富方麵獲得巨大成功以後，得到的隻是錦衣玉食以及奢侈的物質生活。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可不是說著玩的，想要要光耀門庭、提高社會地位，唯一出路是躋身官場。
於是他們熱衷於科舉，希望科舉能使商賈改變身份，並為商人子弟入仕提供最佳機會。經過一番錢能通神的運作，商籍正式設立，兩淮，兩西，兩浙、安徽等地的鹽商及其子弟，可在鹽場“附民籍收考”。
也就是說，所謂的商籍便是’鹽籍‘，它使兩淮、兩浙的鹽商及其子弟，不必再為上進、科考而徒勞奔波，同時又確保了國家對鹽稅的征課，甚至增額，既方便於商家，也有利於政丵府。
但我們要知道，在明代“商籍”遠未在全國範圍推廣，政丵府或鹽商本身，在國家最高一級科考中，以傳統方式填報役籍，還是被看著是最正統、最合法的。（也就是我們說的，商人或商人之子非說自己是地主，自己八輩子都是地主。至於那些買賣營生，都是非主營業務收入，沒事兒練著玩的。
事實上，除了鹽商以外，其他財力雄厚的商人，如大典商、大茶商，他們大多在經商地附籍，占有學額，並參加科考。
還是為了那句話“正途出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先糾正一個錯誤的認識，那就是明代商人的地位遠遠高於唐代商人的地位，至少明代沒有規定商人之子不準出仕或者參加科舉（《大明律》隻規定‘娼、優、隸、卒’及其子孫,概不準入考、捐監。
舉幾個事實做例子，比如說明朝中後期出現的張四維、王崇古兩位曆史上的閣老，尚書，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出身：
張四維－－（1526—1585），字子維，蒲州人，出身於山西鹽商世家。明嘉靖進士，是明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他曆任編修、翰林學士、吏部侍郎、禮部、吏部尚書、大學士等職。
王崇古－－（1515—1588），字學甫，蒲州人。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其父王瑤是大商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曆任刑部主事，後升任安慶、汝寧知府，常鎮（江蘇常州）兵部侍郎，陝西按察、河南布政使、右副都禦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宣、大、山西七鎮軍務。
還有同樣是晉商家庭出身的禮部尚書馬自強。
在隆慶、萬曆年間,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讚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再加上蒲州老鄉楊博楊大牛人，組成了可謂是天下最強的晉黨，連張居正那樣的級牛都不怕。
事實上，這樣商人家庭出身的宰相或者封疆大吏層出不窮，比如明後期的東林黨人，那可是天下讀書人的偶像啊，但其精神領袖顧憲成便是商人家庭出身，高攀龍更是直接便是商業資本家。
這就說明明代對待商業的態度是進步的，而非有些人汙蔑的所謂的落後、保守。
現在大家知其然了，我們再講一下所以然的原因吧。
我們知道朱元璋很討厭商人，甚至明文規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產，專門從事末業’的商人，這就是其有趣之處——在太祖爺眼裏，職業商人是違法的職業，統統都該被抓起來。所以在將全國戶口分為民、軍、匠、灶等籍時，各職業戶基本都分屬其下，但縱觀大明律，你會現其間並無“商籍”之說。
這很容易理解……給上戶籍的別管良賤，都是合法職業，哪有給違法犯罪的職業商人專門立一戶的道理啊？
可這個社會一時一刻也離不了商人，那些大商人也不可能束手就擒。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紛紛采取了‘附籍’的方法。小商人或者“變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戶”，或其他職業戶，如投充軍戶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來逃避商人身份。
而更多的富商則是買田置地，在登記戶口的時候，一口咬定自己的主營業務收入是收地租，不承認自己是商人……我家有田有地，我是地主，不是商人啊。再拿些銀兩打點，如此一來，大商人搖身變為在戶部黃冊上的良民。
其實討論明代經濟或者政治的時候，需要看到的一點，就是正統以後中央逐漸對地方失去控製，有的是被動失去的，有的則是中央主動放棄的，比如萬曆三十一年明神宗主動放棄對鑄幣的控製，準許民間在上交鑄息的情況下自己鑄錢。這種逐漸形成的弱政丵府強基層風氣在明代的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很深刻的影響。
而且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蓬勃展，從事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利潤，撩撥著經濟達地區的大地主們的心，他們紛紛兼業經營，或是官丵商勾結，壟斷鹽鐵專賣；或是廣開工場，雇傭上千工人，都已經轉變為不折不扣的大商人。然而在戶部的戶籍上，卻沒有絲毫的改變……所以該怎麽考就怎麽考，誰也管不著捏。
最後說說明代的‘商籍’，這玩意兒在明初不見任何典籍，是朝廷施行‘開中法’之後，才出現的一個詞，實際上並不是對商人的歧視，相反乃是對大鹽商的福利。
我們知道在明代你必須在原籍考試，這對一般人來說自然不是問題，可對流動性強的商人來說，那就是大問題了。尤其是當時天下富的鹽商們。
簡單介紹一下，明代為了解決邊軍軍需問題，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的製度。又稱開中。簡單講便是讓商人們運糧到邊疆，由封疆大吏給鹽引，然後再回到指定的鹽場憑票買鹽，之後再賣到指定的地方去。
這法子聽聽就很煩，操作起來更是運費奇高，折騰死個活人。所以便出現了分工，商人們分成三部分，曰‘邊商、內商、水商’三類。邊商直接在邊境地區開墾屯田，繳納鹽課，領取鹽引，並照官定引價將引售與內商；內商專買邊引，在鹽產區下場收鹽上堆，並照官定鹽價將鹽售與水商；水商多是銷岸商販，專收內商食鹽在指定引岸行銷。很顯然，這其中內商是絕對的龍頭。
這便解除了鹽商們的遠涉之苦，於是鹽商們向鹽業集中地麇集，並定居下來。他們積極在當地購置產業，建築房屋，營造墳地，以求取得附籍或寄籍權。（又來那一套了）
所以這些鹽商及其子孫“婚姻於茲，衣食於茲，與土著世產者非有別也”。但他們畢竟原籍不在此地，一旦返回故裏，反遭到指責，“謂其言語不相通，麵貌不相習，又無產業可考”，因此故鄉人“群以冒籍攻擊之”。
顯然，他們長期脫離原籍地，祖籍已經得不到承認，原來是軍是民是匠對他們幾乎都無什麽實際意義了。他們真正的位置在職業所在地。明中葉後行商，特別是大鹽商在僑寓地普遍土著化的趨勢已經相當明顯，平時該吃吃該喝喝，該娶姨太太就娶，根本沒什麽影響……然而，唯獨在參加科舉考試中原籍還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現在故鄉人不認了，你說能怎麽辦吧？
這實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雖然明代鹽商和曆代鹽商一樣，依然是商人中得利最巨的一類。但他們在財富方麵獲得巨大成功以後，得到的隻是錦衣玉食以及奢侈的物質生活。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可不是說著玩的，想要要光耀門庭、提高社會地位，唯一出路是躋身官場。
於是他們熱衷於科舉，希望科舉能使商賈改變身份，並為商人子弟入仕提供最佳機會。經過一番錢能通神的運作，商籍正式設立，兩淮，兩西，兩浙、安徽等地的鹽商及其子弟，可在鹽場“附民籍收考”。
也就是說，所謂的商籍便是’鹽籍‘，它使兩淮、兩浙的鹽商及其子弟，不必再為上進、科考而徒勞奔波，同時又確保了國家對鹽稅的征課，甚至增額，既方便於商家，也有利於政丵府。
但我們要知道，在明代“商籍”遠未在全國範圍推廣，政丵府或鹽商本身，在國家最高一級科考中，以傳統方式填報役籍，還是被看著是最正統、最合法的。（也就是我們說的，商人或商人之子非說自己是地主，自己八輩子都是地主。至於那些買賣營生，都是非主營業務收入，沒事兒練著玩的。
事實上，除了鹽商以外，其他財力雄厚的商人，如大典商、大茶商，他們大多在經商地附籍，占有學額，並參加科考。
還是為了那句話“正途出身，走遍天下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