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抄家全過程
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作者：馮驥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66年夏天，空氣裏有種硝的氣味並日漸濃烈，社會變得異樣了；首先報紙成了戰場，不時會一個大人物被拉出來，立刻被種種凶烈的言辭打得人仰馬翻。那時最出風頭的一個筆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沒聽說過。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筆特別，偶爾會用一點文學語言，還有一種能夠決人生死的“權威”，這些別人都沒有，僅此而已；我那時隻是一個癡迷於繪畫與文學的年輕人，更關注的是曆史的經典，與現實政治距離很遠，對批判的人物是誰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隻略知吳晗，對鄧拓和廖沫沙就聞所未聞了。開始時隻覺得社會這些異樣的變化與個人關係不大，7月底還在勸業場二樓的舊書店買到一部心儀已久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裏。可是8月初的一天，勸業場九路汽車對麵大牆貼了一份大字報，一連十來張，把一座四層樓的大牆都糊滿了，擠了很多人看，題目很新奇——《血統論》，據說是北京那邊來人貼的。一看到裏邊那兩句紮眼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才感到一種陰冷的殺氣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畢業，我報考中央美院初試通過，但複試被拒絕，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傷”，可是一直並沒感到它對我有什麽妨害，現在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
著名的“8·18”後，社會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好像馬上要發生什麽嚴重的事。23日晚飯後，我去女朋友顧同昭家。一進門就感覺她家氣氛異樣，不等我問，她母親便說今天下午忽然湧進一群孩子，闖進各間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歡兒一般亂蹦亂跳，狂喊狂叫，亂扔屋裏的東西，還把她父親硬塞進一個空木箱裏鎖上，然後一哄而去。
她母親披散著花白的頭發，說話時眼睛瞪得圓圓的，露出黑眼珠四邊的眼白，顯然下午的驚恐還在她心頭。
1966年8月抄家
我說：“你們沒去派出所報案嗎？他們怎麽能隨便闖進人家呢！”
她家沒人吭聲。她家是個很本分的老實人家，沒經過事，何況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變故突然降臨，完全不知道怎麽招架。她父親聽說，五大道這邊別的人家也闖進學生了，她家對麵的兩位名醫金顯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門而入，有的亂翻亂砸，有的說要搜查“變天賬”。什麽是變天賬？我一時沒想明白，卻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趕忙告辭回家。這時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時要亂一些，遠處有擴音器發出的咬牙切齒的宣講聲，在黑夜裏聽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裏臨街的一家門口，亂哄哄聚著一群人，樓上樓下所有燈都亮著，窗戶裏有急匆匆晃動的人影，還有叫喊聲、嗬斥聲，砸玻璃、摔東西的聲音和猛烈的撞擊聲；沒等我看明白，隻聽有人說：“紅衛兵抄家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抄家”兩個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趕緊騎車回家。快到家時，幾個年輕人坐在邊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們，一個衝我說：“神氣什麽，到家門口看看去吧。”我沒答話，往家裏騎，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門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報！我立刻緊張起來。
到近處看，大字報氣勢洶洶，寫著要堅決揪出父親的大字標題，還有一連幾張聲稱要打倒我這個狗崽子。怎麽還會有我？我心慌成一團，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說我醉心於“封資修”的畫，還賣畫——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是全民所有製的公有經濟，我所在的書畫社是計件工資的集體所有製單位，現在上綱上線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令我感到驚愕的是，貼這張大字報的竟是我的一個親戚。
我已經無法把這張大字報全看下來，趕緊進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間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幾兩邊帶扶手的椅子上一動不動，兩張臉帶著同一種表情，都在鮮明地告訴我：要大難臨頭了。
我還發現屋中有些異樣,光禿禿的，原來桌上擺放的東西都沒有了。這時母親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進櫃裏，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邊，好像是“堅壁清野”，防備即將到來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麽樣的？誰都沒經過，隻是在《紅樓夢》裏看過。我們僅僅靠著藏一藏怕摔怕砸的東西就能應付這種不得而知的抄家嗎？如今看來我們對那場即將到來的社會災難與時代瘋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被抄戶樓前貼滿大字報
整個夜晚我是在一種破碎和慌亂的感覺中度過的，分不清是噩夢還是現實，反正無法掙脫。有時我分明聽到呼喊叫殺之聲，好像還有一隊人馬從我家的樓前呼嘯而過——我不認為那是夢境。記得我曾爬起來把自己兩本日記塞到暖氣片後邊，這寫滿了我近幾年思想的日記叫我感到不祥……可是我又覺得這些記憶有點像夢境，後來的事實卻證明確有其事。平時半夜醒來總能聽到父親在隔壁那種刮大風一般的鼾聲，可是這一夜沒有，異樣而出奇的靜；這是由於我一直睡著沒有聽見，還是父親和母親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認，那時的我，對父親所知極少，對父親的事也不感興趣，隻知道父親年輕時是一個商人，開過麵粉廠和貿易行，為此自己便先天和別無選擇地出身在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裏。現在父親要麵對這個世界；我卻不知道自己馬上也要身陷在這個驟變得可怕的世界裏。
第二天醒來，外邊好像沒有什麽動靜。然而騎車上街很快就發現天下大變，白紙黑字的大字報、大紅標語、綠軍裝嘩嘩地跳進眼睛，被揚聲器放大的凶猛呼叫聲和語錄歌闖進耳朵。
在騎車經過三十四中學的時候，正趕上黑鐵的大校門忽然從中打開，打裏邊湧出一大群穿綠衣、戴紅袖章的學生，手裏拿著亮晃晃的東西，飛快地占據街心。我停車下來，正想看看是怎麽回事。忽見迎麵一個學生手指著我喊：“瞧，這個人是大背頭。”一群紅衛兵迅速上來把我圍住，衝我喝問：“你是資產階級大背頭嗎？”我說：“我頭發一直很長。”學生們立即怒了，叫道：“還狡辯，老實點，給他鉸了！”跟著學生們呼叫著擁上來，原來他們手中亮晃晃的東西都是剪子，有理發剪子，也有家裏用的剪紙剪布的大剪子，跟著“哢嚓哢嚓”在我頭上一通亂剪，我不敢亂動，怕他們的剪子捅破我的頭，老老實實等他們剪完，又嗬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們一眼，他們個個臉上都洋溢著一種戰鬥勝利者的神氣。後來我知道這是紅衛兵“掃四舊”最早的行動——剪長頭發和肥腿褲，還有焚燒圖書字畫，砸一切老東西，伴之而來的就是抄家了。
我趕緊騎車趕往單位，同事們看到我亂糟糟的腦袋，再聽我一說，都對時局的突變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們找來一把剪子幫我把頭發修齊，由於頭發被學生們鉸得太苦，修好後短得接近光頭了。他們還去商店給我買一頂便帽戴上，雖然不像是平時的我，但這時已顧不上自己是什麽模樣了。
我那時所在的書畫社在營口道上，“文革”一來，被上級集中到和平區文化館後院一間空房裏搞運動，學習文件、揭發壞人、寫批判文章和大字報。文化館四周的樓房民用的少，行政單位居多，平時很靜，現在各個樓裏好像都在打架，喊聲愈來愈大。我有種不祥的感覺，為家裏的母親擔心，漸漸感覺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厲害，第一次覺得心髒和喘氣都不舒服，臨近中午時，有點堅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樓上找文化館的吳主任，說我要請假回去看看。當時吳主任正在受單位群眾的揭發批判，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揭發他的種種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邊還沒有打叉，表示還未被“拉下馬”，還在管事。主任室的幾扇玻璃窗上也糊著大字報，光線晦暗，他的臉色反而顯得比紙還白，說話的聲音幾乎聽不到。記得他對我說：“運動都有高潮，但不會總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氣。”然後就準了我的假。他說的話卻叫我懵懵懂懂聽不明白；不知這話是對我說的，還是對他自己說的。
我急忙騎車穿過亂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時，氣氛變得緊張和嚴肅了，一隊隊紅衛兵手拿著木槍挺著胸膛走在街上，樣子像去上陣殺敵；有的胡同口已經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經開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裏的居住區，老宅院多，遺老遺少多，當然是抄家目標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親現在如何，愈使勁蹬車，愈覺得雙腿無力。在我從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時，隔著一百多米遠，就見我家門口黑壓壓圍著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馬路對麵的邊道上，都仰著臉朝我家那座樓看；我家的院牆上、各個窗口上、屋頂上都站滿紅衛兵，遠看像《西遊記》裏的猴山。不用說，我家被抄了！
單位的樓道
我家這座樓有三層。一層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後裔；二層是我家；三層是孫家，出身一個銀行世家。可以說，我們整座樓的所有住戶都是抄家的對象。此刻，紅衛兵們正從窗口把室內各種東西稀裏嘩啦往下扔，發出不同的摔碎聲；有一種舊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們抓住布頭從窗口扔下來，好像一道道長長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隨之下邊發出一片呼好聲，上下呼應一片；一個站在三樓最頂上的紅衛兵使勁地揮舞著紅旗，好似占領了一個山頭。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會出什麽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親。我把自行車推進桂林路一條胡同深處的隱蔽處藏好，然後奔往家中。奇怪的是，這時我反而不覺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門口，耳聽著有人叫了一聲“狗崽子回來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從各家抄出來的東西已經全混在一起。幾個紅衛兵上來用木槍攔住我，其中一個直問我：“你是誰？”我說：“我住在二樓，我回家。”這個紅衛兵冷笑道：“家？你跟我進來。”
我跟在他的後邊走進去，走廊到處堆著從屋裏抄出來的各種雜亂的東西，樓梯已經被這些東西埋在下邊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們一邊走，各種碎裂的聲音一邊從腳下發出來；幾層樓上上下下站滿手執木槍的紅衛兵，那感覺使我腦袋忽然冒出電影《馬門教授》裏抄家的一個鏡頭。然而，在這樣從未經曆過的嚴峻的氣氛裏，我感覺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種自我的控製力，這種感覺使我自己有一點冷靜。奇怪，這能力是哪來的？誰給我的？是因為父母和家中落難，隻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樓，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轟擊過的慘狀。地麵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開的書、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櫃子和箱子不是被打開，而是被刀斧劈開的，書桌的一角硬被斧頭砍去，被打散的吊燈垂在屋頂中央，上邊掛著母親的一條長筒絲襪，這怪誕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裏。牆上所有畫都沒了，塗抹著許多氣勢洶洶的標語。後院裏不知在燒什麽，濃濃的煙冒上來，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紅衛兵已變成人影。後來知道，我心愛的中外名著和書畫都被扔下去，正在後院放火焚燒。走在我前邊的紅衛兵忽然扭過身來問我：“你有什麽感覺？”
問話這紅衛兵大概是個頭頭，年歲略大一些，戴著一副窄黑邊眼鏡，可能是個高中生，比較沉穩，和那些年紀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緒化的學生不一樣。他臉上沒有表情，略略低著腦額，抬起一雙細細的眼睛透過薄薄的眼鏡片冷冷地盯著我。我說：“我家的一切都是父親剝削來的。”
這紅衛兵想了想說：“你能這麽認識就好。現在是中午，我們去吃飯，可是馬上就會回來。你們不準亂說亂動。”我點點頭，感覺這個紅衛兵比較能夠說上話，便對他說：“我們決不會下樓。”從他的表情看，他滿意我的回答。他盯著我又說一句：“可不許藏東西。”說完便帶著樓裏的紅衛兵撤了。
我趕緊去找母親，急於知道她的處境，在她的臥室裏找到她。她頭發蓬亂，臉很髒，但她見到我時沒有哭。母親是個鎮定的人。過去的幾十年裏，家庭每遇風浪，定海針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父親隻是做生意時膽大，出了事便膽小。此時，父親沒有下班，肯定在單位挨鬥，會遭遇到什麽就全不知道了。我和母親先在廢墟般的家裏找到了一點昨天的剩飯剩菜，把肚子填飽；暖壺全被砸了，就打開自來水的水嘴，接些涼水喝。我小聲問母親：“您藏什麽東西了嗎？”母親說：“有一盒首飾。”我一聽就急了，說：“媽媽，快把東西交給我，一會兒由我上交。現在任何東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來就行。”我當時比較清醒。我知道在那種突然的變故中唯一的選擇是設法平安渡過這一劫難，這也是人的一種求生的本能。
沒過多久，紅衛兵就回來了，細一看，並不是剛才那撥人，而是換了一撥，頭頭也換了一個女的，十六七歲，身子瘦小，臉很白淨，眉目清晰，人很厲害，一臉怒氣，好像隨時會發火；她腰上沒係皮帶，皮帶攥在手裏，一邊上樓，一邊用皮帶啪啪使勁抽著樓梯兩邊的護板，氣勢很大。她上來就向我要“變天賬”——這時我才明白，那時候放映的土改時期的電影中，常常會有一個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賬本之類，準備將來向農民反攻倒算，這些東西就叫作“變天賬”。顯然，此刻我們已被這些未通世事的年輕人當作假想敵了。我說我們家沒有這種東西，她就火了，叫幾個紅衛兵把母親弄到大街上“接受群眾批鬥”，然後翻箱倒櫃抄找“變天賬”。她本人在屋裏走來走去，用腳掀動著地上亂七八糟的東西，忽然碰到幾個厚厚的黑色大本子，她拾起來問我：“這是什麽？這不是變天賬嗎？”我嚇了一跳，那時代我們對長輩的事情所知甚少，誰知家裏的老東西都是些什麽，真是些老賬本嗎？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說：“這是家裏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冊。”
沒想到“解放前”這三個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嗬斥我：“舊社會的照片留著想幹嗎，這不是懷念舊社會，想變天嗎？”她邊嗬斥邊翻看相冊，隨後臉上的表情就變了，露出陣陣冷笑。她問我照片上的人是誰，我說：“是我的母親和姐姐。”母親和姐姐們的老照片確實都很漂亮。隻見這女紅衛兵將相冊上的照片一張張刷刷地扯下來，然後撕得粉碎，扔掉，嘴裏一邊說著：“叫你們想變天！變天！變天！”我卻感覺到她似乎在發泄著什麽。
這時，母親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戲謔的批鬥。
從窗口望下去，母親、一樓和三樓的幾個女主人，橫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賽跑，必需跪著“跑”，跑不動就爬。一群學生在四周連呼帶喝。我發現鄰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參與進來，這些男孩平日就很調皮，有的很野，這會兒鬧得更凶，時不時上去沒頭沒腦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樓的女主人孫大娘挨了很重一腳，在地上翻了兩翻。我忙找那女紅衛兵頭頭說：“紅衛兵紀律嚴明，可是現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間，萬一別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煩了，別給革命小將們抹黑。”沒想到我的話真起了效力，她馬上派人下去製止。我開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忽然，一個紅衛兵跑上來，與這個女紅衛兵頭頭耳語，女紅衛兵立即大聲說：“我們有重要任務，立刻到樓下集合出發！”很快這撥紅衛兵撤了。
我下樓去接母親，母親她們已被放回來，正上樓。前院濃煙滾滾，我擔心起火，跑到院裏一看，一些學生和鄰居的孩子們在點火焚燒“四舊”，這中間有我的書，更多的是一樓李家的衣服與雜物。李家是天津巨賈李善人的後人，家用物品十分講究，此時都在烈火中燃燒。我忽聽煙火中有種挺怪的聲音，透過濃煙看到李家的二媽披頭散發在地上爬，好像尋找什麽，火已經把她後背的衣服燒著，冒著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著她叫：“二媽，你在找什麽？”她忽然反過身，仰躺地上，舉手拿給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來剛剛她和我母親在街上被批鬥回來時，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來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動了，隻能爬。
就在這時一個學生衝上來把假牙奪走，訓斥她：“你還想用假牙吃我們勞動人民的血肉嗎？做夢！”一揮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動引得站在院中和牆上的孩子們叫好。
有一句話熱烘烘湧上了我的心頭：“你們還有人性嗎？”但我知道——我不能說，我可不能毀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彎下腰對二媽說：“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惡嗎？”二媽一直是個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個乞丐傻嗬嗬地對我說：“我想吃撈麵嗬！”我發現她眼神有些渙散了，嘴張得圓圓的，神情似笑非笑，有點滑稽和可怕。她周圍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來，她似乎感覺不到疼痛了；連驚帶嚇，煙熏火燒，她的神誌已經不清，弄不好她會被燒死。此刻站在院牆上的孩子們都在笑，在喊，沒人當回事。我必須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聲：“吃撈麵？叫你這資本家的寄生蟲吃——”跟著轉身跑進她家的廚房提來一桶水，大叫一聲，“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嘩地摟頭蓋頂澆下去，全澆在她身上；一瞬間，我看到她本能地揚起胳膊擋水時可憐的樣子，但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澆滅了。我就勢彎腰把她抱起來，進了樓，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動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叫好，真以為我教訓了這個“階級敵人”。在我抱著她濕淋淋、癱軟、冒著燒糊氣味和汗臭的身子時，那感覺好像救起被車軲轆軋破腸子的一條狗。
二媽作為一個富家的遺孀，在她那個利害糾結的大家庭裏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現在沒人管這些了。現在隻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接下來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場劫難。
在下一撥紅衛兵到來之前，小樓裏出現暫時的平靜，我對母親說：“我要馬上去單位請下午的假，現在單位搞運動，不準請假。”我離開家跑到和平區文化館，前樓已經亂了，吳主任被揪出來了，正在樓門口的台階上批鬥，胸前已經掛上牌子，名字上已經打了叉。到了後院我們書畫社的屋裏，竟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據說一些人家裏被抄，被紅衛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經開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幾家挨抄，一群群紅衛兵在這些家的門口進進出出；一個女人站在桌上被鬥，脖子上掛著兩串她各式各樣各種顏色的鞋子。我依舊先把自行車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裏，因為上午他們抄家時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車被砸成一堆廢鐵。我回到家時，上午抄家那撥紅衛兵已經回來了，重新占領我家。門口圍觀的人少了，紅衛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點重重圍困的氣氛。
我剛一進門，就被紅衛兵們用木槍頂著後脊梁押上了樓，在二樓走廊上我看到許多人圍著一個人，這人坐在地上，背對著我，看背影像是母親，但頭發怎麽像男人那樣短？被鉸了！那一瞬間，不知是由於我叫“媽媽”她才回過頭來，還是她回過頭我才叫起來——她的樣子太可怕，整張臉被一種治外傷用的紫藥水胡亂塗抹，她眼睛在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圓圓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嚇得放聲大叫一聲，跟著腦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覺自己像給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著聽到一陣咚咚咚敲門似的聲音，還有喊叫聲，我漸漸清醒過來，看到身子四周站著一圈紅衛兵低頭看著我；他們一齊用木槍捶著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個紅衛兵對我叫喊：“幹什麽？裝瘋嗎？”這時，我有一種“還陽”的感覺，一種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覺來到身上，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像被清洗過了一樣，極其清醒。
高中畢業，我報考中央美院初試通過，但複試被拒絕，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傷”，可是一直並沒感到它對我有什麽妨害，現在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
著名的“8·18”後，社會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好像馬上要發生什麽嚴重的事。23日晚飯後，我去女朋友顧同昭家。一進門就感覺她家氣氛異樣，不等我問，她母親便說今天下午忽然湧進一群孩子，闖進各間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歡兒一般亂蹦亂跳，狂喊狂叫，亂扔屋裏的東西，還把她父親硬塞進一個空木箱裏鎖上，然後一哄而去。
她母親披散著花白的頭發，說話時眼睛瞪得圓圓的，露出黑眼珠四邊的眼白，顯然下午的驚恐還在她心頭。
1966年8月抄家
我說：“你們沒去派出所報案嗎？他們怎麽能隨便闖進人家呢！”
她家沒人吭聲。她家是個很本分的老實人家，沒經過事，何況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變故突然降臨，完全不知道怎麽招架。她父親聽說，五大道這邊別的人家也闖進學生了，她家對麵的兩位名醫金顯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門而入，有的亂翻亂砸，有的說要搜查“變天賬”。什麽是變天賬？我一時沒想明白，卻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趕忙告辭回家。這時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時要亂一些，遠處有擴音器發出的咬牙切齒的宣講聲，在黑夜裏聽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裏臨街的一家門口，亂哄哄聚著一群人，樓上樓下所有燈都亮著，窗戶裏有急匆匆晃動的人影，還有叫喊聲、嗬斥聲，砸玻璃、摔東西的聲音和猛烈的撞擊聲；沒等我看明白，隻聽有人說：“紅衛兵抄家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抄家”兩個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趕緊騎車回家。快到家時，幾個年輕人坐在邊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們，一個衝我說：“神氣什麽，到家門口看看去吧。”我沒答話，往家裏騎，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門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報！我立刻緊張起來。
到近處看，大字報氣勢洶洶，寫著要堅決揪出父親的大字標題，還有一連幾張聲稱要打倒我這個狗崽子。怎麽還會有我？我心慌成一團，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說我醉心於“封資修”的畫，還賣畫——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是全民所有製的公有經濟，我所在的書畫社是計件工資的集體所有製單位，現在上綱上線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令我感到驚愕的是，貼這張大字報的竟是我的一個親戚。
我已經無法把這張大字報全看下來，趕緊進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間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幾兩邊帶扶手的椅子上一動不動，兩張臉帶著同一種表情，都在鮮明地告訴我：要大難臨頭了。
我還發現屋中有些異樣,光禿禿的，原來桌上擺放的東西都沒有了。這時母親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進櫃裏，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邊，好像是“堅壁清野”，防備即將到來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麽樣的？誰都沒經過，隻是在《紅樓夢》裏看過。我們僅僅靠著藏一藏怕摔怕砸的東西就能應付這種不得而知的抄家嗎？如今看來我們對那場即將到來的社會災難與時代瘋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被抄戶樓前貼滿大字報
整個夜晚我是在一種破碎和慌亂的感覺中度過的，分不清是噩夢還是現實，反正無法掙脫。有時我分明聽到呼喊叫殺之聲，好像還有一隊人馬從我家的樓前呼嘯而過——我不認為那是夢境。記得我曾爬起來把自己兩本日記塞到暖氣片後邊，這寫滿了我近幾年思想的日記叫我感到不祥……可是我又覺得這些記憶有點像夢境，後來的事實卻證明確有其事。平時半夜醒來總能聽到父親在隔壁那種刮大風一般的鼾聲，可是這一夜沒有，異樣而出奇的靜；這是由於我一直睡著沒有聽見，還是父親和母親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認，那時的我，對父親所知極少，對父親的事也不感興趣，隻知道父親年輕時是一個商人，開過麵粉廠和貿易行，為此自己便先天和別無選擇地出身在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裏。現在父親要麵對這個世界；我卻不知道自己馬上也要身陷在這個驟變得可怕的世界裏。
第二天醒來，外邊好像沒有什麽動靜。然而騎車上街很快就發現天下大變，白紙黑字的大字報、大紅標語、綠軍裝嘩嘩地跳進眼睛，被揚聲器放大的凶猛呼叫聲和語錄歌闖進耳朵。
在騎車經過三十四中學的時候，正趕上黑鐵的大校門忽然從中打開，打裏邊湧出一大群穿綠衣、戴紅袖章的學生，手裏拿著亮晃晃的東西，飛快地占據街心。我停車下來，正想看看是怎麽回事。忽見迎麵一個學生手指著我喊：“瞧，這個人是大背頭。”一群紅衛兵迅速上來把我圍住，衝我喝問：“你是資產階級大背頭嗎？”我說：“我頭發一直很長。”學生們立即怒了，叫道：“還狡辯，老實點，給他鉸了！”跟著學生們呼叫著擁上來，原來他們手中亮晃晃的東西都是剪子，有理發剪子，也有家裏用的剪紙剪布的大剪子，跟著“哢嚓哢嚓”在我頭上一通亂剪，我不敢亂動，怕他們的剪子捅破我的頭，老老實實等他們剪完，又嗬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們一眼，他們個個臉上都洋溢著一種戰鬥勝利者的神氣。後來我知道這是紅衛兵“掃四舊”最早的行動——剪長頭發和肥腿褲，還有焚燒圖書字畫，砸一切老東西，伴之而來的就是抄家了。
我趕緊騎車趕往單位，同事們看到我亂糟糟的腦袋，再聽我一說，都對時局的突變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們找來一把剪子幫我把頭發修齊，由於頭發被學生們鉸得太苦，修好後短得接近光頭了。他們還去商店給我買一頂便帽戴上，雖然不像是平時的我，但這時已顧不上自己是什麽模樣了。
我那時所在的書畫社在營口道上，“文革”一來，被上級集中到和平區文化館後院一間空房裏搞運動，學習文件、揭發壞人、寫批判文章和大字報。文化館四周的樓房民用的少，行政單位居多，平時很靜，現在各個樓裏好像都在打架，喊聲愈來愈大。我有種不祥的感覺，為家裏的母親擔心，漸漸感覺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厲害，第一次覺得心髒和喘氣都不舒服，臨近中午時，有點堅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樓上找文化館的吳主任，說我要請假回去看看。當時吳主任正在受單位群眾的揭發批判，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揭發他的種種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邊還沒有打叉，表示還未被“拉下馬”，還在管事。主任室的幾扇玻璃窗上也糊著大字報，光線晦暗，他的臉色反而顯得比紙還白，說話的聲音幾乎聽不到。記得他對我說：“運動都有高潮，但不會總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氣。”然後就準了我的假。他說的話卻叫我懵懵懂懂聽不明白；不知這話是對我說的，還是對他自己說的。
我急忙騎車穿過亂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時，氣氛變得緊張和嚴肅了，一隊隊紅衛兵手拿著木槍挺著胸膛走在街上，樣子像去上陣殺敵；有的胡同口已經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經開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裏的居住區，老宅院多，遺老遺少多，當然是抄家目標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親現在如何，愈使勁蹬車，愈覺得雙腿無力。在我從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時，隔著一百多米遠，就見我家門口黑壓壓圍著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馬路對麵的邊道上，都仰著臉朝我家那座樓看；我家的院牆上、各個窗口上、屋頂上都站滿紅衛兵，遠看像《西遊記》裏的猴山。不用說，我家被抄了！
單位的樓道
我家這座樓有三層。一層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後裔；二層是我家；三層是孫家，出身一個銀行世家。可以說，我們整座樓的所有住戶都是抄家的對象。此刻，紅衛兵們正從窗口把室內各種東西稀裏嘩啦往下扔，發出不同的摔碎聲；有一種舊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們抓住布頭從窗口扔下來，好像一道道長長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隨之下邊發出一片呼好聲，上下呼應一片；一個站在三樓最頂上的紅衛兵使勁地揮舞著紅旗，好似占領了一個山頭。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會出什麽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親。我把自行車推進桂林路一條胡同深處的隱蔽處藏好，然後奔往家中。奇怪的是，這時我反而不覺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門口，耳聽著有人叫了一聲“狗崽子回來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從各家抄出來的東西已經全混在一起。幾個紅衛兵上來用木槍攔住我，其中一個直問我：“你是誰？”我說：“我住在二樓，我回家。”這個紅衛兵冷笑道：“家？你跟我進來。”
我跟在他的後邊走進去，走廊到處堆著從屋裏抄出來的各種雜亂的東西，樓梯已經被這些東西埋在下邊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們一邊走，各種碎裂的聲音一邊從腳下發出來；幾層樓上上下下站滿手執木槍的紅衛兵，那感覺使我腦袋忽然冒出電影《馬門教授》裏抄家的一個鏡頭。然而，在這樣從未經曆過的嚴峻的氣氛裏，我感覺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種自我的控製力，這種感覺使我自己有一點冷靜。奇怪，這能力是哪來的？誰給我的？是因為父母和家中落難，隻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樓，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轟擊過的慘狀。地麵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開的書、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櫃子和箱子不是被打開，而是被刀斧劈開的，書桌的一角硬被斧頭砍去，被打散的吊燈垂在屋頂中央，上邊掛著母親的一條長筒絲襪，這怪誕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裏。牆上所有畫都沒了，塗抹著許多氣勢洶洶的標語。後院裏不知在燒什麽，濃濃的煙冒上來，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紅衛兵已變成人影。後來知道，我心愛的中外名著和書畫都被扔下去，正在後院放火焚燒。走在我前邊的紅衛兵忽然扭過身來問我：“你有什麽感覺？”
問話這紅衛兵大概是個頭頭，年歲略大一些，戴著一副窄黑邊眼鏡，可能是個高中生，比較沉穩，和那些年紀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緒化的學生不一樣。他臉上沒有表情，略略低著腦額，抬起一雙細細的眼睛透過薄薄的眼鏡片冷冷地盯著我。我說：“我家的一切都是父親剝削來的。”
這紅衛兵想了想說：“你能這麽認識就好。現在是中午，我們去吃飯，可是馬上就會回來。你們不準亂說亂動。”我點點頭，感覺這個紅衛兵比較能夠說上話，便對他說：“我們決不會下樓。”從他的表情看，他滿意我的回答。他盯著我又說一句：“可不許藏東西。”說完便帶著樓裏的紅衛兵撤了。
我趕緊去找母親，急於知道她的處境，在她的臥室裏找到她。她頭發蓬亂，臉很髒，但她見到我時沒有哭。母親是個鎮定的人。過去的幾十年裏，家庭每遇風浪，定海針不是父親而是母親。父親隻是做生意時膽大，出了事便膽小。此時，父親沒有下班，肯定在單位挨鬥，會遭遇到什麽就全不知道了。我和母親先在廢墟般的家裏找到了一點昨天的剩飯剩菜，把肚子填飽；暖壺全被砸了，就打開自來水的水嘴，接些涼水喝。我小聲問母親：“您藏什麽東西了嗎？”母親說：“有一盒首飾。”我一聽就急了，說：“媽媽，快把東西交給我，一會兒由我上交。現在任何東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來就行。”我當時比較清醒。我知道在那種突然的變故中唯一的選擇是設法平安渡過這一劫難，這也是人的一種求生的本能。
沒過多久，紅衛兵就回來了，細一看，並不是剛才那撥人，而是換了一撥，頭頭也換了一個女的，十六七歲，身子瘦小，臉很白淨，眉目清晰，人很厲害，一臉怒氣，好像隨時會發火；她腰上沒係皮帶，皮帶攥在手裏，一邊上樓，一邊用皮帶啪啪使勁抽著樓梯兩邊的護板，氣勢很大。她上來就向我要“變天賬”——這時我才明白，那時候放映的土改時期的電影中，常常會有一個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賬本之類，準備將來向農民反攻倒算，這些東西就叫作“變天賬”。顯然，此刻我們已被這些未通世事的年輕人當作假想敵了。我說我們家沒有這種東西，她就火了，叫幾個紅衛兵把母親弄到大街上“接受群眾批鬥”，然後翻箱倒櫃抄找“變天賬”。她本人在屋裏走來走去，用腳掀動著地上亂七八糟的東西，忽然碰到幾個厚厚的黑色大本子，她拾起來問我：“這是什麽？這不是變天賬嗎？”我嚇了一跳，那時代我們對長輩的事情所知甚少，誰知家裏的老東西都是些什麽，真是些老賬本嗎？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說：“這是家裏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冊。”
沒想到“解放前”這三個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嗬斥我：“舊社會的照片留著想幹嗎，這不是懷念舊社會，想變天嗎？”她邊嗬斥邊翻看相冊，隨後臉上的表情就變了，露出陣陣冷笑。她問我照片上的人是誰，我說：“是我的母親和姐姐。”母親和姐姐們的老照片確實都很漂亮。隻見這女紅衛兵將相冊上的照片一張張刷刷地扯下來，然後撕得粉碎，扔掉，嘴裏一邊說著：“叫你們想變天！變天！變天！”我卻感覺到她似乎在發泄著什麽。
這時，母親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戲謔的批鬥。
從窗口望下去，母親、一樓和三樓的幾個女主人，橫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賽跑，必需跪著“跑”，跑不動就爬。一群學生在四周連呼帶喝。我發現鄰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參與進來，這些男孩平日就很調皮，有的很野，這會兒鬧得更凶，時不時上去沒頭沒腦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樓的女主人孫大娘挨了很重一腳，在地上翻了兩翻。我忙找那女紅衛兵頭頭說：“紅衛兵紀律嚴明，可是現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間，萬一別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煩了，別給革命小將們抹黑。”沒想到我的話真起了效力，她馬上派人下去製止。我開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忽然，一個紅衛兵跑上來，與這個女紅衛兵頭頭耳語，女紅衛兵立即大聲說：“我們有重要任務，立刻到樓下集合出發！”很快這撥紅衛兵撤了。
我下樓去接母親，母親她們已被放回來，正上樓。前院濃煙滾滾，我擔心起火，跑到院裏一看，一些學生和鄰居的孩子們在點火焚燒“四舊”，這中間有我的書，更多的是一樓李家的衣服與雜物。李家是天津巨賈李善人的後人，家用物品十分講究，此時都在烈火中燃燒。我忽聽煙火中有種挺怪的聲音，透過濃煙看到李家的二媽披頭散發在地上爬，好像尋找什麽，火已經把她後背的衣服燒著，冒著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著她叫：“二媽，你在找什麽？”她忽然反過身，仰躺地上，舉手拿給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來剛剛她和我母親在街上被批鬥回來時，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來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動了，隻能爬。
就在這時一個學生衝上來把假牙奪走，訓斥她：“你還想用假牙吃我們勞動人民的血肉嗎？做夢！”一揮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動引得站在院中和牆上的孩子們叫好。
有一句話熱烘烘湧上了我的心頭：“你們還有人性嗎？”但我知道——我不能說，我可不能毀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彎下腰對二媽說：“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惡嗎？”二媽一直是個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個乞丐傻嗬嗬地對我說：“我想吃撈麵嗬！”我發現她眼神有些渙散了，嘴張得圓圓的，神情似笑非笑，有點滑稽和可怕。她周圍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來，她似乎感覺不到疼痛了；連驚帶嚇，煙熏火燒，她的神誌已經不清，弄不好她會被燒死。此刻站在院牆上的孩子們都在笑，在喊，沒人當回事。我必須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聲：“吃撈麵？叫你這資本家的寄生蟲吃——”跟著轉身跑進她家的廚房提來一桶水，大叫一聲，“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嘩地摟頭蓋頂澆下去，全澆在她身上；一瞬間，我看到她本能地揚起胳膊擋水時可憐的樣子，但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澆滅了。我就勢彎腰把她抱起來，進了樓，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動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叫好，真以為我教訓了這個“階級敵人”。在我抱著她濕淋淋、癱軟、冒著燒糊氣味和汗臭的身子時，那感覺好像救起被車軲轆軋破腸子的一條狗。
二媽作為一個富家的遺孀，在她那個利害糾結的大家庭裏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現在沒人管這些了。現在隻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接下來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場劫難。
在下一撥紅衛兵到來之前，小樓裏出現暫時的平靜，我對母親說：“我要馬上去單位請下午的假，現在單位搞運動，不準請假。”我離開家跑到和平區文化館，前樓已經亂了，吳主任被揪出來了，正在樓門口的台階上批鬥，胸前已經掛上牌子，名字上已經打了叉。到了後院我們書畫社的屋裏，竟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據說一些人家裏被抄，被紅衛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經開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幾家挨抄，一群群紅衛兵在這些家的門口進進出出；一個女人站在桌上被鬥，脖子上掛著兩串她各式各樣各種顏色的鞋子。我依舊先把自行車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裏，因為上午他們抄家時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車被砸成一堆廢鐵。我回到家時，上午抄家那撥紅衛兵已經回來了，重新占領我家。門口圍觀的人少了，紅衛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點重重圍困的氣氛。
我剛一進門，就被紅衛兵們用木槍頂著後脊梁押上了樓，在二樓走廊上我看到許多人圍著一個人，這人坐在地上，背對著我，看背影像是母親，但頭發怎麽像男人那樣短？被鉸了！那一瞬間，不知是由於我叫“媽媽”她才回過頭來，還是她回過頭我才叫起來——她的樣子太可怕，整張臉被一種治外傷用的紫藥水胡亂塗抹，她眼睛在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圓圓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嚇得放聲大叫一聲，跟著腦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覺自己像給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著聽到一陣咚咚咚敲門似的聲音，還有喊叫聲，我漸漸清醒過來，看到身子四周站著一圈紅衛兵低頭看著我；他們一齊用木槍捶著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個紅衛兵對我叫喊：“幹什麽？裝瘋嗎？”這時，我有一種“還陽”的感覺，一種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覺來到身上，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像被清洗過了一樣，極其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