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結婚紀念日
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作者：馮驥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的結婚籌備像是一種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聲不響地進行。狗崽子結婚弄不好會招事，何況我們的新房正好就在一個“紅衛兵總部”的樓上。這間房子是她家臨時借給我們結婚用的。那時，雖然她父親是高級職員，也沒有逃過抄家的風暴，因為她母親繼承的遺產中有“定息”。1956年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對工商業者的私有財產以定息方式進行“贖買”。“文革”一來，凡領取定息的全部視作剝削，全要抄家。不但相關單位紛紛向紅衛兵提供信息，連銀行也將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報公布出來。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慘，被“掃地出門”，被“勒令”搬到這裏來。
這兒是大理道鬆竹裏2號樓，在一條短胡同的盡頭，一幢典型的折中主義風格建築；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獨住，高家曾經很富有，所以這次抄家抄得特別狠，傳說抄出來一車黃金，其實隻是傳說而已。抄完之後，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樓的兩間臥室裏。其餘的屋子都給了其他幾家“掃地出門”的被抄戶。這些外來的被抄戶中，有天津最大的資本家、做過副市長的畢鳴歧；有啟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後人；再有，便是顧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隻給了二樓上的一長一方兩間小屋。凡是被“掃地出門”的，隻準許帶少得可憐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臉盆、暖壺、舊桌椅，別的東西都不準帶，所以這兩間房屋雖小，仍顯得空蕩蕩的。我們結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間，不足十平米。
當時我倆兩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沒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掃幹淨，再用拖布把地板拖過，站在空屋中間，聞著清水擦過的木地板的氣味，心中忽冒出一種新生活即將從這裏開始的興奮來，我倆相互露出笑容。但是興奮也不能出聲，因為樓下住著紅衛兵。四個月前五大道抄家時，這裏曾是紅衛兵的臨時指揮部，後來一些被抄戶住進樓中，它更像一個看守所。然而此時紅衛兵大多外出串聯去了，主戰場已不在這裏，人也少了，我們反過來要加倍警惕他們；不能叫他們得到任何風聲。
大理道鬆竹裏2號的窗戶，1967年1月1日我在這裏度過了“新婚之夜”
我從自己家裏搬來兩件家具，一是小時候使用的書桌，書桌的一角在抄家時被斧子砍去，桌麵還有幾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們小小的新房內，大小剛好；再一件是租界時代的遺物——躺櫃，櫃門已被砸爛。我便把櫃子立起來，用木板釘個櫃門裝上合頁，成了一個別致的小立櫃。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爛木頭架起來的。沒有窗簾，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紙糊在窗戶上。同昭買了一盆文竹放在改製的小立櫃上邊，婆娑的綠葉斜垂下來，這惹起了我們對“新生活”的幻想，跟著便興致勃勃去到商場，給自己的新房添置了兩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義者，這兩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選的，一台是造型別致、漆成天藍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機，另一個是小小的夜明鍾。於是，一個在廢墟上構築的小巢就這麽溫馨地成形了。這台收音機還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擰。我知道，隻要短波的電台一響，叫人聽見，就會讓我立刻送命。我們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後，對誰也不說。
那時，我母親躲在家中不敢出門，因為她頭發被剪，一時長不長，出去就會暴露，遭人攻擊。直到天冷，可以用塊布做頭巾把頭發包上，她才敢提籃子去買菜。母親隻有不多的一點錢，她交給我二十塊錢，叫我給同昭做件紅褂子。同昭哪敢穿紅的，就買塊藍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襖的罩褂，母親見了就哭了，說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紅的，又拿出二十塊執意叫同昭再買塊紅色的。這樣母親手裏可就沒多少錢了。同昭執意不要，我卻接過錢來，又拉著同昭去買了塊深洋紅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給母親看。依從母親，叫她順心。那時候所有的事都是戧著，隻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氣兒順著。
結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親在勸業場附近惠中路上的紅葉飯店請我們吃飯。那是一條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飯店，店門不過五尺寬，三層小樓，但這裏專營的四川菜卻做得有滋有味。記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魚香肉絲，炒得很香，後來隻要一吃魚香肉絲就自然會想起“結婚”二字。當時她的母親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來參加我們的“新婚晚宴”。她父親舉起盛著葡萄酒的酒杯輕輕說了一句：“祝賀！祝賀！”跟著六七個酒杯丁丁一響，她父親送給我們一小束淡粉色、很優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歡的花，這就是我們的新婚了。我們一邊吃，一邊不時扭頭看看是否有人發現我們，好像我們在偷著幹什麽事。這感覺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
在我離開家來赴“晚宴”時，母親給了我一個布包，裏邊有一套秋衣秋褲，還有內衣和襪子。我出門把這布包夾在自行車後衣架上，跨上車，一心去往“晚宴”，飯後騎車到新房，忽然發現布包沒了，掉了嗎？那可是我帶到新房的全部家當！是掉了。因此我說我人生的新階段是真正從零開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個人心中的一個美夢，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更殘酷的現實。
我們從外邊回家、鎖車、上樓、開門都是小心翼翼，幾乎沒有出任何聲音。進屋開了燈不一會兒，外邊忽然響起喇叭聲，嚇了我一跳；聲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聽原來聲音出自外邊院裏，跟著有人喊：“狗崽子，你們幹什麽哪？”是紅衛兵！他們知道了？我們突然感到極度緊張。被發現了嗎？我們沒出一點聲音啊！難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著，一群紅衛兵，五六個或七八個吧，站在院裏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號，又念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同昭嚇得趕緊把燈關上。他們反鬧得更歡，夜裏靜，聲音顯得分外響分外清晰。喇叭聲像火車汽笛那樣震耳。不一會兒，他們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電筒往窗子裏照。他們的手電都是長把兒的，電池放得多，光極亮。他們在下邊往上照，我們沒有窗簾，電光就直接照在屋頂上，手電晃來晃去，許多條雪白的光就在屋頂上亂劃，好像夜間空襲的探照燈。那種緊張感難以表達。我們哪敢再去生爐子，隻能穿著棉襖坐在床上。我緊緊摟著她，感到她在發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門聲和一群人破門而入。
還好，他們沒有上樓來，隻是在院裏鬧，鬧了一陣，盡了興，便回去了。冬日外邊畢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時間他們又來了興致，就會再跑到院裏吹喇叭、喊口號，用手電的強光朝著我們的“新房”攻擊一陣。整整一夜我們就是這麽度過的。到了後半夜，他們大概也累了，沒勁兒了，睡了？反正沒動靜了。我們便穿著棉衣臥在床上。屋內沒有爐火，太冷；又怕他們突然襲擊，闖進來。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戰。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臉頰，她的臉像冰涼的玻璃罐兒；她是木然的，毫無反應也無感覺。
我們的結婚照
後來，我們也睡著了，睜開眼時天已亮了。沒有窗簾的屋子亮得早，其實這時還不到七點鍾。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幾枝插在玻璃杯裏的康乃馨，卻感覺不到它們優雅的美。它們精致的花瓣漠然開放在凍人的晨寒中，這就是我們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來，我一直把自己這個遭遇視作我的一個人生財富，一生都不會丟掉。我妻子卻從來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為結婚紀念日，她要挪到轉一天，改為1月1日——元旦。她想從生命裏切掉這一天，或者跨過這一天。
跟著應該是“蜜月”了，但我們也不可能有蜜月，因為“一月風暴”開始了，否定紅衛兵、罵紅衛兵的聲音出來了，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嗎？怎麽忽然成了資產階級保皇派了？跟著造反隊紛紛揭竿而起。前一陣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來拉一幫人馬，專和原先正統的“主義兵”作對。一天，我去文化館辦事,撞到美術組一個姓韓的幹部，他說：“你怎麽不參加咱們文化係統的造反隊？”我說：“我能參加嗎？我出身不好。”他說：“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願意跟著毛主席造封資修的反，造當權派保皇派的反，都歡迎參加。”我聽了很興奮，表示願意，他帶著我上樓去報名，還領了一個大紅袖章，足有半尺寬，上邊隻印了兩個黃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時感到威風八麵。幾個月來最有威懾力、令人震悚的紅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從此變了一個人？
從文化館出來，我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親家，想叫母親感到一種保障與安全。一路上覺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隻聽幾個在路邊玩耍的孩子驚奇地說：“瞧，馮大個兒當上紅衛兵了。”這些孩子肯定都參與過抄我家，現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點詫異：我怎麽成了紅衛兵？我到家，母親見我戴著大紅袖章，問了半天我也說不明白，母親露出擔憂。不過，她也不必擔憂，第二天文化館就來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據說他們的總頭說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對立麵挑刺找麻煩。雖然後來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參加了造反派，我卻從此認定自己還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遙派最好。
我結了婚，到了現實生活裏，才發現我們乘上了一隻很單薄和無助的小船，而且這隻船正在沉沒。我倆在同一個單位——書畫社裏從事古畫的臨摹。她喜歡花鳥和仕女，習畫時師從天津美院的兩位老畫家溥佐和張其翼；我長於山水，老師是惠孝同和嚴六符。我倆都從宋畫入手，臨摹也多是絹本，在書畫社裏都算是高手，靠畫畫吃飯應該沒什麽問題，可是“文革”一來，古畫成了“四舊”，臨摹古畫是宣傳封資修，我們書畫社立即把所有的畫，包括臨本、範本、粉本以及各種資料全堆在街邊上燒了。可是臨摹古畫被廢止，馬上斷了我們的糧草。結婚後第一個月兩人的工資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們，單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經濟的穀底，像一群無奈地站在幹涸的河床上的禽鳥。
結婚十年後大地震中，所有結婚紀念物都丟失，連結婚證也砸在廢墟裏，隻有結婚時我倆精心選購的夜明鍾幸存於世。但玻璃麵碎掉，表針已停住不動。這時間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觸發我的自救之謀的還是紅袖章。
這期間我在街上發現戴各種字樣袖章的人愈來愈多，能不能給他們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藝美術設計的朋友打聽，得知印袖章的工藝極其簡單，經過一通努力，很快將書畫社改行為絲印作坊，專印袖章和各種旗幟。我們書畫社隻有一間房子，在營口道臨街的一幢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是一個做糨糊的車間，街上人車往來，畫畫有點亂，招攬業務卻是個好地方。絲印一開張，天天各種紅衛兵和造反隊爬上樓來印袖章隊旗。那時社會各種群眾組織揭竿而起，我們隻要對方出示單位證明就給印。一天，有個學生來印袖章，“紅衛兵”前邊加“千鈞棒”三個字。那時紅衛兵已不是鐵板一塊，分裂成各派，各立名號，多取於毛主席詩句，如“風雷激”“金猴”“雲水怒”“從頭越”“追窮寇”“全無敵”“在險峰”等等。這學生與我辦理完手續，我送他下樓，他邊走邊說：“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了。”我不認識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紅衛兵？著意看他一眼，有點像曾經那個跟著周隊長的高個子，待回來拿他的介紹信一看——十二中，沒錯！這時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滿屋子的紅袖章，對紅衛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鬆了綁。
隨著形勢日益複雜，袖章愈加五花八門。有時對立的兩派都來印袖章，在我們這兒遭遇上了，沒說幾句話就要打架，我單位的老邢對他們說：“你們要打到街上去打，我們是逍遙派，沒觀點，不向著任何人，誰來印都給印。”單位的同事們說這樣最好，管它哪派，給活兒幹就好。
可是這種超然的日子沒過多久，一天上班來忽見人人臉色都有些異樣，抬頭看，迎麵牆上兩張大字報，竟是寫給我的。題目是“揭發馮驥才的十大罪狀”，小標題是“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馮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紅筆打著叉。再看署名是我單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麽會是他？
這個王姓的同事是劉奎齡的徒弟，擅長走獸翎毛，功力不錯，我和他平時關係挺好。他喜歡向人借錢，常常借了還不上，債主就找上門來要，逢到有人向他討債，都要靠我去幫他周旋和解圍。再說前兩天下班還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說有笑的。
他為什麽突然對我反目？當時的我，盡管已經二十五歲，由於此前的家境還算富裕，人生過於簡單，喜歡把生活想象成小說，對待人際關係過於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說不諳世事，“文革”讓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麵；我驚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須接受，因為現實是強製性的，人生存在現實裏，不管現實變成什麽樣，你首先得承認它。“文革”前書畫社由三個人組成的社委會來管理，這三個人是區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裏的行政、財務和業務往來。我是其中一個。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畫工，管行政和財務；我年輕，比較能幹，負責與社外的業務聯係，過去是接洽書畫業務，現在便是聯係絲印了。別看在這個小小的書畫社管這點事兒什麽也算不上，卻叫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麵孔，露出殺氣。
那天下午，他來到書畫社時正好和我麵對麵，他的目光立即躲開，再沒瞧我一眼。屋裏的人都不說話，沒人跟他說話，也沒跟我說話，氣氛異樣。那時的生活可是說變就變。我腦袋有點亂，同昭的一句話卻使我清醒過來：“人家當權派都是國家派的幹部，是黨員，你什麽也不是，光是跑跑業務就能算當權派嗎？”我便找朋友去打聽我是否算當權派。有的說：“你算屁當權派。你那單位自負盈虧，說垮就垮，垮不垮都沒人管。你別再給他們聯係活兒幹了，沒人上班，看看誰是當權派。”有的說：“你那個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個正式單位，甭說公費醫療，連工作證都沒有，你是當權派？不是太無知了？”有的說：“人家是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是黨員嗎？你單位連一個黨員都沒有，哪來的當權派？你還真把你自己當回事，瞧把你嚇的，臉都白了。”他們說得再有理、再好，卻沒人認可，這些道理也無法拿到書畫社去說。於是，我到文化館和區政府的文化科去問，但是過去管我們單位的文化館吳主任和區文化科的卞科長都被打倒靠邊站，再去問別人，別人隻是笑笑，沒人解釋，也沒人肯解釋。有人告訴我，現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沒人主事，很多問題沒人說了算；據說在天安門廣場上臨時建立了一些地區的聯絡處，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們谘詢。天津的事歸“華北地區聯絡處”管，這個聯絡處也在天安門廣場上辦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馬上到火車站買車票奔往北京。那天陰天，趕到天安門廣場，昏昏沉沉，天氣很冷，黑壓壓到處是人，人群中間立著一些臨時辦公的帳篷，人們擠來擠去，多是進京告狀的人。運動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現在沒人管了，便跑來申冤；一個老人拉著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著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說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煩，我比你還冤，老人才鬆了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東邊終於找到這個“華北地區聯絡處”，我們鑽了進去，裏邊隻有一個人，幹部模樣，穿著厚厚的軍大衣，頭戴“三塊瓦”棉帽，兩邊的兩塊放下來垂在麵頰旁，人有五十多歲，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張小桌前，陰沉著臉，見我們進來，隻說一個字：“坐。”桌上一支筆，一個登記本。他指指登記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單位、地址都寫上去，然後隻說兩個字：“說吧。”我便把書畫社的情況一五一十說來，這些話我昨天想了一夜，複習了無數遍，來北京時還想了一路，記得清清楚楚，可是張口一說卻亂了，愈想說清楚就愈亂，最後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話說給他：“我到底算不算當權派？”然後著急地等著答案。
我為自己“新房”畫的速寫
這幹部在我說話時好像根本沒聽，我說完他立刻說：“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當權派應該是本單位革命群眾說了算。”說完這兩句，不管我再怎麽問，他翻來覆去隻這兩句，最後說：“回本單位去吧。”
我從帳篷鑽出來時，心已涼到底了，和廣場一樣涼和空空蕩蕩。忽見妻子站在我對麵，身上裹著一個大棉猴，斜背個軍包，綠色的背帶斜在胸前，嘴上扣著一個大白口罩，口罩上邊一雙大眼睛直望著我，絕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湧起一陣憐惜的情感，作為男人我不能把壓力放在她身上，我應比她強，給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擁她說：“沒什麽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們回去吧。”我們踏上了返回的火車。
火車上很亂，有進京告狀的，有各派之間相互串聯的，也有全國大串聯的紅衛兵；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是可以不買票的，但他們常常會和列車員吵起來；還有一些賣各種“紅衛兵小報”和“戰報”的人在車廂裏擠來擠去，叫著：“一分錢一份！”
我和同昭上車晚了，沒有座位，就坐在車廂連接處的地上，肩靠著肩。我的腿長，常給走來走去的人踩著。忽然車廂裏的喇叭廣播一條沒頭沒腦的新聞說：偉大領袖的身體非常健康，經醫學鑒定，偉大領袖至少活一百四十歲，他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車廂裏立時被一片高呼萬歲之聲淹沒。我和妻子對視一眼，傳達彼此心中的驚愕：這運動還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們老了，要搞一輩子嗎？我感覺火車好似載著我們正在一頭紮入無窮的黑夜裏。
這兒是大理道鬆竹裏2號樓，在一條短胡同的盡頭，一幢典型的折中主義風格建築；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獨住，高家曾經很富有，所以這次抄家抄得特別狠，傳說抄出來一車黃金，其實隻是傳說而已。抄完之後，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樓的兩間臥室裏。其餘的屋子都給了其他幾家“掃地出門”的被抄戶。這些外來的被抄戶中，有天津最大的資本家、做過副市長的畢鳴歧；有啟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後人；再有，便是顧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隻給了二樓上的一長一方兩間小屋。凡是被“掃地出門”的，隻準許帶少得可憐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臉盆、暖壺、舊桌椅，別的東西都不準帶，所以這兩間房屋雖小，仍顯得空蕩蕩的。我們結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間，不足十平米。
當時我倆兩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沒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掃幹淨，再用拖布把地板拖過，站在空屋中間，聞著清水擦過的木地板的氣味，心中忽冒出一種新生活即將從這裏開始的興奮來，我倆相互露出笑容。但是興奮也不能出聲，因為樓下住著紅衛兵。四個月前五大道抄家時，這裏曾是紅衛兵的臨時指揮部，後來一些被抄戶住進樓中，它更像一個看守所。然而此時紅衛兵大多外出串聯去了，主戰場已不在這裏，人也少了，我們反過來要加倍警惕他們；不能叫他們得到任何風聲。
大理道鬆竹裏2號的窗戶，1967年1月1日我在這裏度過了“新婚之夜”
我從自己家裏搬來兩件家具，一是小時候使用的書桌，書桌的一角在抄家時被斧子砍去，桌麵還有幾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們小小的新房內，大小剛好；再一件是租界時代的遺物——躺櫃，櫃門已被砸爛。我便把櫃子立起來，用木板釘個櫃門裝上合頁，成了一個別致的小立櫃。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爛木頭架起來的。沒有窗簾，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紙糊在窗戶上。同昭買了一盆文竹放在改製的小立櫃上邊，婆娑的綠葉斜垂下來，這惹起了我們對“新生活”的幻想，跟著便興致勃勃去到商場，給自己的新房添置了兩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義者，這兩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選的，一台是造型別致、漆成天藍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機，另一個是小小的夜明鍾。於是，一個在廢墟上構築的小巢就這麽溫馨地成形了。這台收音機還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擰。我知道，隻要短波的電台一響，叫人聽見，就會讓我立刻送命。我們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後，對誰也不說。
那時，我母親躲在家中不敢出門，因為她頭發被剪，一時長不長，出去就會暴露，遭人攻擊。直到天冷，可以用塊布做頭巾把頭發包上，她才敢提籃子去買菜。母親隻有不多的一點錢，她交給我二十塊錢，叫我給同昭做件紅褂子。同昭哪敢穿紅的，就買塊藍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襖的罩褂，母親見了就哭了，說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紅的，又拿出二十塊執意叫同昭再買塊紅色的。這樣母親手裏可就沒多少錢了。同昭執意不要，我卻接過錢來，又拉著同昭去買了塊深洋紅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給母親看。依從母親，叫她順心。那時候所有的事都是戧著，隻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氣兒順著。
結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親在勸業場附近惠中路上的紅葉飯店請我們吃飯。那是一條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飯店，店門不過五尺寬，三層小樓，但這裏專營的四川菜卻做得有滋有味。記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魚香肉絲，炒得很香，後來隻要一吃魚香肉絲就自然會想起“結婚”二字。當時她的母親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來參加我們的“新婚晚宴”。她父親舉起盛著葡萄酒的酒杯輕輕說了一句：“祝賀！祝賀！”跟著六七個酒杯丁丁一響，她父親送給我們一小束淡粉色、很優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歡的花，這就是我們的新婚了。我們一邊吃，一邊不時扭頭看看是否有人發現我們，好像我們在偷著幹什麽事。這感覺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
在我離開家來赴“晚宴”時，母親給了我一個布包，裏邊有一套秋衣秋褲，還有內衣和襪子。我出門把這布包夾在自行車後衣架上，跨上車，一心去往“晚宴”，飯後騎車到新房，忽然發現布包沒了，掉了嗎？那可是我帶到新房的全部家當！是掉了。因此我說我人生的新階段是真正從零開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個人心中的一個美夢，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更殘酷的現實。
我們從外邊回家、鎖車、上樓、開門都是小心翼翼，幾乎沒有出任何聲音。進屋開了燈不一會兒，外邊忽然響起喇叭聲，嚇了我一跳；聲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聽原來聲音出自外邊院裏，跟著有人喊：“狗崽子，你們幹什麽哪？”是紅衛兵！他們知道了？我們突然感到極度緊張。被發現了嗎？我們沒出一點聲音啊！難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著，一群紅衛兵，五六個或七八個吧，站在院裏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號，又念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同昭嚇得趕緊把燈關上。他們反鬧得更歡，夜裏靜，聲音顯得分外響分外清晰。喇叭聲像火車汽笛那樣震耳。不一會兒，他們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電筒往窗子裏照。他們的手電都是長把兒的，電池放得多，光極亮。他們在下邊往上照，我們沒有窗簾，電光就直接照在屋頂上，手電晃來晃去，許多條雪白的光就在屋頂上亂劃，好像夜間空襲的探照燈。那種緊張感難以表達。我們哪敢再去生爐子，隻能穿著棉襖坐在床上。我緊緊摟著她，感到她在發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門聲和一群人破門而入。
還好，他們沒有上樓來，隻是在院裏鬧，鬧了一陣，盡了興，便回去了。冬日外邊畢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時間他們又來了興致，就會再跑到院裏吹喇叭、喊口號，用手電的強光朝著我們的“新房”攻擊一陣。整整一夜我們就是這麽度過的。到了後半夜，他們大概也累了，沒勁兒了，睡了？反正沒動靜了。我們便穿著棉衣臥在床上。屋內沒有爐火，太冷；又怕他們突然襲擊，闖進來。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戰。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臉頰，她的臉像冰涼的玻璃罐兒；她是木然的，毫無反應也無感覺。
我們的結婚照
後來，我們也睡著了，睜開眼時天已亮了。沒有窗簾的屋子亮得早，其實這時還不到七點鍾。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幾枝插在玻璃杯裏的康乃馨，卻感覺不到它們優雅的美。它們精致的花瓣漠然開放在凍人的晨寒中，這就是我們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來，我一直把自己這個遭遇視作我的一個人生財富，一生都不會丟掉。我妻子卻從來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為結婚紀念日，她要挪到轉一天，改為1月1日——元旦。她想從生命裏切掉這一天，或者跨過這一天。
跟著應該是“蜜月”了，但我們也不可能有蜜月，因為“一月風暴”開始了，否定紅衛兵、罵紅衛兵的聲音出來了，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嗎？怎麽忽然成了資產階級保皇派了？跟著造反隊紛紛揭竿而起。前一陣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來拉一幫人馬，專和原先正統的“主義兵”作對。一天，我去文化館辦事,撞到美術組一個姓韓的幹部，他說：“你怎麽不參加咱們文化係統的造反隊？”我說：“我能參加嗎？我出身不好。”他說：“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願意跟著毛主席造封資修的反，造當權派保皇派的反，都歡迎參加。”我聽了很興奮，表示願意，他帶著我上樓去報名，還領了一個大紅袖章，足有半尺寬，上邊隻印了兩個黃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時感到威風八麵。幾個月來最有威懾力、令人震悚的紅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從此變了一個人？
從文化館出來，我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親家，想叫母親感到一種保障與安全。一路上覺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個很厲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隻聽幾個在路邊玩耍的孩子驚奇地說：“瞧，馮大個兒當上紅衛兵了。”這些孩子肯定都參與過抄我家，現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點詫異：我怎麽成了紅衛兵？我到家，母親見我戴著大紅袖章，問了半天我也說不明白，母親露出擔憂。不過，她也不必擔憂，第二天文化館就來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據說他們的總頭說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對立麵挑刺找麻煩。雖然後來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參加了造反派，我卻從此認定自己還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遙派最好。
我結了婚，到了現實生活裏，才發現我們乘上了一隻很單薄和無助的小船，而且這隻船正在沉沒。我倆在同一個單位——書畫社裏從事古畫的臨摹。她喜歡花鳥和仕女，習畫時師從天津美院的兩位老畫家溥佐和張其翼；我長於山水，老師是惠孝同和嚴六符。我倆都從宋畫入手，臨摹也多是絹本，在書畫社裏都算是高手，靠畫畫吃飯應該沒什麽問題，可是“文革”一來，古畫成了“四舊”，臨摹古畫是宣傳封資修，我們書畫社立即把所有的畫，包括臨本、範本、粉本以及各種資料全堆在街邊上燒了。可是臨摹古畫被廢止，馬上斷了我們的糧草。結婚後第一個月兩人的工資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們，單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經濟的穀底，像一群無奈地站在幹涸的河床上的禽鳥。
結婚十年後大地震中，所有結婚紀念物都丟失，連結婚證也砸在廢墟裏，隻有結婚時我倆精心選購的夜明鍾幸存於世。但玻璃麵碎掉，表針已停住不動。這時間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觸發我的自救之謀的還是紅袖章。
這期間我在街上發現戴各種字樣袖章的人愈來愈多，能不能給他們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藝美術設計的朋友打聽，得知印袖章的工藝極其簡單，經過一通努力，很快將書畫社改行為絲印作坊，專印袖章和各種旗幟。我們書畫社隻有一間房子，在營口道臨街的一幢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是一個做糨糊的車間，街上人車往來，畫畫有點亂，招攬業務卻是個好地方。絲印一開張，天天各種紅衛兵和造反隊爬上樓來印袖章隊旗。那時社會各種群眾組織揭竿而起，我們隻要對方出示單位證明就給印。一天，有個學生來印袖章，“紅衛兵”前邊加“千鈞棒”三個字。那時紅衛兵已不是鐵板一塊，分裂成各派，各立名號，多取於毛主席詩句，如“風雷激”“金猴”“雲水怒”“從頭越”“追窮寇”“全無敵”“在險峰”等等。這學生與我辦理完手續，我送他下樓，他邊走邊說：“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了。”我不認識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紅衛兵？著意看他一眼，有點像曾經那個跟著周隊長的高個子，待回來拿他的介紹信一看——十二中，沒錯！這時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滿屋子的紅袖章，對紅衛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鬆了綁。
隨著形勢日益複雜，袖章愈加五花八門。有時對立的兩派都來印袖章，在我們這兒遭遇上了，沒說幾句話就要打架，我單位的老邢對他們說：“你們要打到街上去打，我們是逍遙派，沒觀點，不向著任何人，誰來印都給印。”單位的同事們說這樣最好，管它哪派，給活兒幹就好。
可是這種超然的日子沒過多久，一天上班來忽見人人臉色都有些異樣，抬頭看，迎麵牆上兩張大字報，竟是寫給我的。題目是“揭發馮驥才的十大罪狀”，小標題是“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馮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紅筆打著叉。再看署名是我單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麽會是他？
這個王姓的同事是劉奎齡的徒弟，擅長走獸翎毛，功力不錯，我和他平時關係挺好。他喜歡向人借錢，常常借了還不上，債主就找上門來要，逢到有人向他討債，都要靠我去幫他周旋和解圍。再說前兩天下班還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說有笑的。
他為什麽突然對我反目？當時的我，盡管已經二十五歲，由於此前的家境還算富裕，人生過於簡單，喜歡把生活想象成小說，對待人際關係過於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說不諳世事，“文革”讓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麵；我驚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須接受，因為現實是強製性的，人生存在現實裏，不管現實變成什麽樣，你首先得承認它。“文革”前書畫社由三個人組成的社委會來管理，這三個人是區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裏的行政、財務和業務往來。我是其中一個。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畫工，管行政和財務；我年輕，比較能幹，負責與社外的業務聯係，過去是接洽書畫業務，現在便是聯係絲印了。別看在這個小小的書畫社管這點事兒什麽也算不上，卻叫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麵孔，露出殺氣。
那天下午，他來到書畫社時正好和我麵對麵，他的目光立即躲開，再沒瞧我一眼。屋裏的人都不說話，沒人跟他說話，也沒跟我說話，氣氛異樣。那時的生活可是說變就變。我腦袋有點亂，同昭的一句話卻使我清醒過來：“人家當權派都是國家派的幹部，是黨員，你什麽也不是，光是跑跑業務就能算當權派嗎？”我便找朋友去打聽我是否算當權派。有的說：“你算屁當權派。你那單位自負盈虧，說垮就垮，垮不垮都沒人管。你別再給他們聯係活兒幹了，沒人上班，看看誰是當權派。”有的說：“你那個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個正式單位，甭說公費醫療，連工作證都沒有，你是當權派？不是太無知了？”有的說：“人家是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是黨員嗎？你單位連一個黨員都沒有，哪來的當權派？你還真把你自己當回事，瞧把你嚇的，臉都白了。”他們說得再有理、再好，卻沒人認可，這些道理也無法拿到書畫社去說。於是，我到文化館和區政府的文化科去問，但是過去管我們單位的文化館吳主任和區文化科的卞科長都被打倒靠邊站，再去問別人，別人隻是笑笑，沒人解釋，也沒人肯解釋。有人告訴我，現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沒人主事，很多問題沒人說了算；據說在天安門廣場上臨時建立了一些地區的聯絡處，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們谘詢。天津的事歸“華北地區聯絡處”管，這個聯絡處也在天安門廣場上辦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馬上到火車站買車票奔往北京。那天陰天，趕到天安門廣場，昏昏沉沉，天氣很冷，黑壓壓到處是人，人群中間立著一些臨時辦公的帳篷，人們擠來擠去，多是進京告狀的人。運動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現在沒人管了，便跑來申冤；一個老人拉著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著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說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煩，我比你還冤，老人才鬆了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東邊終於找到這個“華北地區聯絡處”，我們鑽了進去，裏邊隻有一個人，幹部模樣，穿著厚厚的軍大衣，頭戴“三塊瓦”棉帽，兩邊的兩塊放下來垂在麵頰旁，人有五十多歲，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張小桌前，陰沉著臉，見我們進來，隻說一個字：“坐。”桌上一支筆，一個登記本。他指指登記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單位、地址都寫上去，然後隻說兩個字：“說吧。”我便把書畫社的情況一五一十說來，這些話我昨天想了一夜，複習了無數遍，來北京時還想了一路，記得清清楚楚，可是張口一說卻亂了，愈想說清楚就愈亂，最後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話說給他：“我到底算不算當權派？”然後著急地等著答案。
我為自己“新房”畫的速寫
這幹部在我說話時好像根本沒聽，我說完他立刻說：“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當權派應該是本單位革命群眾說了算。”說完這兩句，不管我再怎麽問，他翻來覆去隻這兩句，最後說：“回本單位去吧。”
我從帳篷鑽出來時，心已涼到底了，和廣場一樣涼和空空蕩蕩。忽見妻子站在我對麵，身上裹著一個大棉猴，斜背個軍包，綠色的背帶斜在胸前，嘴上扣著一個大白口罩，口罩上邊一雙大眼睛直望著我，絕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湧起一陣憐惜的情感，作為男人我不能把壓力放在她身上，我應比她強，給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擁她說：“沒什麽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們回去吧。”我們踏上了返回的火車。
火車上很亂，有進京告狀的，有各派之間相互串聯的，也有全國大串聯的紅衛兵；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是可以不買票的，但他們常常會和列車員吵起來；還有一些賣各種“紅衛兵小報”和“戰報”的人在車廂裏擠來擠去，叫著：“一分錢一份！”
我和同昭上車晚了，沒有座位，就坐在車廂連接處的地上，肩靠著肩。我的腿長，常給走來走去的人踩著。忽然車廂裏的喇叭廣播一條沒頭沒腦的新聞說：偉大領袖的身體非常健康，經醫學鑒定，偉大領袖至少活一百四十歲，他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車廂裏立時被一片高呼萬歲之聲淹沒。我和妻子對視一眼，傳達彼此心中的驚愕：這運動還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們老了，要搞一輩子嗎？我感覺火車好似載著我們正在一頭紮入無窮的黑夜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