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物的時候,教授講,每個存在都是一個奇跡,所以我們要捍衛物種多樣性。翻閑書,哲學家講,幸福的嚴格定義是多態,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還是偶爾想起陳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裏的玫瑰花再好,我還是間或想起蒜蓉的西蘭花。


    於是我們期望改變,期望不一樣。


    摘下眼鏡,戴上墨鏡,眼裏的姑娘漂亮了,整個世界變藍了。塞上耳機,推土機、軋路機的聲音不見了,陳升在嚎叫:“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許多情”。推開門,雪還沒停,唯長安街一痕,景山一點,所有由現代城領導的“紅配綠,賽狗屁”建築,都被白色鎮住。一覺兒醒來,窗戶陰仄,雨疏風緊,想起年輕時候好多個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張臉能夠長多少個包、一雙腳能夠走多遠、一個姑娘能夠想多久。還有,我們換電腦牆紙、屏幕保護。我們換手機圖標、來電鈴聲。我們學英文、加入wto。我們辦奧運、修通了五環六環路。


    但是,“不一樣”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樣”,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時間的晚上,我在深州。從客戶那邊回到酒店,打開啤酒,打開電視,紐約世貿大樓在裏麵冒煙。第一反應是美國大片,《真實的謊言》續集,喝了一口啤酒,等著施瓦茨辛格撅著一身腱子肉出現。第二反應是邪教鬧事,攔截了通信衛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個反應是打我同事的手機,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過度,開始幻視幻聽。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沒來沙塵暴,北京來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變。二十幾年來,第一次感覺北京金刀大馬,馬路老寬,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時候一樣,在街頭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幾年來,第一次重遊北海,丁香還盛,楊柳還青,“仿膳”還是國營的,還號稱慈禧愛吃,紅燒駝掌還是一股腳丫子味兒。幾年來,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電話,問還好嗎,問郵寄地址,說剛買到城裏最後一箱n-95口罩,說放下電話就會用特快寄出。一年多來,老婆第一次主動下廚房,麻婆豆腐,蒜蓉西蘭花,我問她會不會做香辣蟹、福壽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變。第一次從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裝。老板的目的不是放鬆下屬,而是希望同誌們一天一洗衣服,遠離非典。第一次七點之前回家不感覺負疚。反正客戶已經在家辦公了,隔壁寫字樓也被封了,我一個人急有什麽用呢?七點回家,春夜方長,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聞聯播,讀《霍亂時期的愛情》和《臨床醫學的誕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醫學愛好者,討論冠狀病毒長得什麽樣,為什麽激素有效,什麽時候出現疫苗。第一次想,為什麽要求經濟每一年每個月都要增長呢?為什麽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觀念改變。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個人衛生要注意,當眾打噴嚏、隨地吐痰、濫殺邪吃是罪大惡極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瓊斯、恒生指數、gdp,還有非典指數: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還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誌,踏著生死,每天幹著十幾個小時,領著很少的工資。第一次,大家明白,無論庶民公侯,說話做事都是要負責任的,沒有報紙電視還有互聯網,沒有互聯網還有短信息,沒有短信息還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車上,三環東路又開始塞車了,街邊的火鍋館子又基本上滿了人。車上的收音機裏,一個經濟學家在發言:“非典的影響是短暫的、局部的、可逆轉的。”手機上老總留言:明天穿西裝,見客戶,新項目啟動。寫信謝我的前女友,告訴她我沒得非典,但人卻被n-95糊得缺氧。問她為什麽好久沒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惡俗的台灣愛情詩:有時關切是問,有時關切是不問。這樣水波不興,你好我也好。山還是山,水還是水,生活和工作終會照舊。希望觀念的改變能留得長久些:敬天憫人,相信人心。


    學醫的時候,老師講,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處存在的。回家刻了顆陰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200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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