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的戰鬥已經結束。我們重新返回前線已經三天時間了。經過那場戰鬥，尤其是在讀了報紙上那些互相謾罵的文章之後，我感到真的很難想象，在戰鬥爆發前我竟天真地認為這將會是一場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我想，每一個在西班牙待過幾周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地有這種理想幻滅的感覺。此時，我想起了到達巴塞羅那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記者所說的話：“戰爭就意味著欺騙，這裏的戰爭也絕不會例外！”我當時很吃驚，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即使到了現在，到了五月份，我也不會相信這是真的。但事實是，這場戰爭正在一點一點地讓我相信這是真的。隨著戰爭的繼續，其罪惡也在一點一點地積累，每一場戰爭都是如此，因為在戰爭中個人自由、客觀報道等等都與戰爭的效率格格不入。
我們現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來將會發生些什麽。很明顯，卡巴列羅政府將要倒台，並且會被一個受共產黨影響更深、更右傾的政府所替代（大約在一兩周後所發生的事情也確實如此）。新政府試圖一勞永逸地瓦解工會的權力。接下來，如果佛朗哥被打敗——即使暫且不提重組西班牙政權的問題，工會的前景也並不是很妙。至於報紙上說，這是一場“為民主而戰的戰爭”，那純屬胡言亂語。沒有任何理智的人會認為在戰後如此分崩離析、元氣大傷的西班牙還會有什麽民主，就算是在英國和法國，按我們對民主的理解，處於這種情況下也不會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隻能是專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階級專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著總的趨勢將會是很禮貌的。比起德國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要顯得“人道”得多、“溫和”得多了。戰後的西班牙所麵臨的選擇隻能是，要麽接受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要麽使國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許是領土的真正分裂，也許是分裂成幾個經濟區域。
然而，無論戰後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條道路，其結果都將令人感到沮喪。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殘暴而強大的法西斯專政，共和國政府還是值得我們去為之戰鬥的。不管戰後這個政府可能會犯多少錯誤，佛朗哥的統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對工人，即城鎮無產者來說，誰來統治這個國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個農業國，政府取勝無疑會給農民們帶來好處，至少當初奪占的那些土地會繼續留在他們手中。如果政府掌權，他們還會沒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實行的農奴製也將一去不複返。戰後的這個政府肯定是反教會、反封建的，它會限製教會的權力，至少在短期內會是這樣的。而且，它還會使國家走向現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強教育和公共衛生建設。即使在戰爭期間，政府也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們對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當意大利和德國的傀儡、與大地主沆瀣一氣、利用教會和軍隊反對革命以外，幾乎沒幹過任何好事。人民陣線可能是一場騙局，但若佛朗哥取勝卻肯定會是個時代的失誤。希望佛朗哥取勝的大概也隻有百萬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問題是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的惡名，這個問題就像噩夢一樣纏繞了我一兩年。從1930年開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戰無不勝。現在該他們遭受打擊了，這個時候究竟誰能挫敗他們已不重要。如果我們能將佛朗哥及其雇傭軍統統趕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讓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優秀兒女因此被投入監獄的代價，那麽國際形勢也將會有極大的改觀。因此僅僅從反法西斯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也是值得進行的。
這就是我當時的看法。可以這樣說，比起涅格林政府剛剛執政那會兒，我對它的看法已經好多了。這個政府畢竟正以極大的勇氣在堅持這場戰爭，而且也表現出了超出人們預期的政治寬容。但我仍然保留這個觀點：隻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結局怎樣，戰後政府的發展趨勢可頂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結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發展也確實證實了我的預言。
那時，我剛剛到達前線就聽說了鮑伯?斯邁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國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倫西亞，投入監獄。從前一年的十月開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邁利曾經為馬統工黨工作過幾個月，後來，當得知回國前要隨宣傳隊要前線待三個月的消息後，他參加了另一支剛剛到達的英國獨立工黨的民兵小分隊。我們過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單獨監禁，連律師也不準接觸。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護曆來都是司空見慣的事。你可能在沒有任何指控的情況下被投入監獄長達好幾個月之久，更不用說是經過審判的了。最後，我們還是從一個被釋放的獄友那裏得知斯邁利是因“攜帶武器”而被捕的。所謂“武器”，據我所知，那隻不過是戰爭初期用過的非常原始的兩枚手榴彈而已。他帶上這兩個小玩意兒原本打算回國後在課堂上展示給自己的學生們看的，此外他還順便撿了些彈片和其他紀念品。那兩個手榴彈中根本沒有炸藥和保險銷，其實隻是毫無殺傷力的生鐵筒而已。很明顯，所謂攜帶武器完全是個借口，斯邁利的被捕無疑是因他曾為馬統工黨工作過。巴塞羅那戰鬥剛剛結束，當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會讓任何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輕易離開西班牙。所以，在過境檢查中，他們隻要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邁利的初衷，也許隻是為了把他滯留在西班牙審查上幾天。但在西班牙，麻煩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監獄，不管是否經過審判，通常也就隻得這樣沒完沒了地待下去。
我們仍然待在韋斯卡前線，但我們被安排在更靠右邊的陣地，在幾周前我們曾經攻占下來的法西斯據點的對麵。我們現在作為teniente*——我猜想，相當於英國軍隊中的二等陸軍上尉-帶領著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隊，其中既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報上去，申請正規任命，但我無法確定能否得到批準。以前，民兵軍官通常拒絕接受正規任命，因為那意味著將有額外的支出，與民兵的平均主義思想相衝突，但現在他們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經宣布，本傑明晉升陸軍上尉，柯普將要被任命為陸軍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戰，必須依靠民兵軍官，但並沒給他們比少校更高的軍銜，這大概主要是為了把軍事大權留給正規軍的指揮官和從軍校剛畢業的軍官。結果是，在我們師，毫無疑問在其他師也一樣，軍官們全部處在荒唐的臨時位置上，無論師長、旅長或軍長大家都是少校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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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副官，中尉。——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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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倒沒發生太多的事。傑卡要道附近的戰役漸趨緩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趨向激烈。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擾是狙擊手。法西斯戰壕雖然距離我們150多碼遠，但他們的地勢更高，並且分散在我們的兩邊。我們的陣地呈現為一種直角形狀。直角頂端的突出部位是個危險的地方，據守那兒的狙擊手經常傷亡慘重。法西斯分子不時地運來槍榴彈或類似的武器居高臨下襲擊我們。炮彈會發出沉重的爆炸聲，這聲音讓人焦躁不安，因為你無法及時覺察炮彈正在飛來並立即躲避，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危險。炮彈在地上炸出的彈坑與洗臉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熱難耐，夜晚雖然比較涼爽，可蚊子卻鬧得人心煩。我們從巴塞羅那帶來的幹淨衣服，很快就長滿了虱子。荒蕪的果園無人看管，樹上的櫻桃正在變白。連續兩天的驟雨漫進掩體，胸牆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過後，我們不得不用可憐兮兮的西班牙鐵鍬挖了多天又濕又黏的土，那鐵鍬沒有木柄，還彎得像個鐵勺子。
上麵答應給我們小分隊配一門迫擊炮，我熱切盼望著使用它。晚上我們像平常一樣巡邏——但比從前更危險，因為法西斯戰壕的士兵裝備更齊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們在鐵絲網外撒滿了空罐頭盒，一有叮當聲就用機關槍掃射。白天，我們深入到軍事無人區狙擊敵人。匍匐前進一百碼，就到了一個隱蔽在茂密草叢後的壕溝，從壕溝裏可以壓製法西斯軍隊的一堵胸牆的隘口。我們在那裏支起一個來複槍架。如果你在那裏多等一會兒，一般你就會看到一些穿著卡其布製服的人影匆忙閃過那個隘口。我開了幾槍。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幾乎不太可能——我的射擊技術很差。但頗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隊竟弄不清這些子彈是從哪兒飛過來的，所以我相信我遲早準會打中一個。然而，不幸的是，有個法西斯狙擊手倒是先打中了我。這事兒發生在我重回前線後的第十天。被子彈擊中的整個過程十分有趣，我想這值得仔細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溝胸牆的角落裏，早上五點，這向來就是一個危險的時間。因為我們背對著東邊，黎明破曉時，隻要你把頭探過胸牆，頭部輪廓就會在朝陽的映襯下清清楚楚地顯露出來。我那時正與一個等待換崗的哨兵說話。就在正說著什麽的時候，突然，我感到——很難描述我感到了什麽——雖然我對這種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大致說來，那種感覺就像處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聲巨響和一道眩目的閃光完全包圍了我，然後我感到一陣劇烈的震動——沒有疼痛，隻是一陣猛烈的震動，就像觸了電；震動之後，隻覺得全身虛弱無力，類似遭電擊的感覺，全身麻木。我麵前的沙袋被震出很遠。我想如果你曾被閃電擊中過，你就會體會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識到自己中彈了，但是因為有巨響和閃光，我以為是旁邊的來複槍意外走火擊中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秒鍾的時間裏。接下來，我的膝蓋軟了，我身子倒下去，頭撞到了地上，發出一聲悶響。讓我稍感安慰的是，頭並沒撞傷。我感到頭昏目眩，覺得自己傷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剛才跟他講話的那個美國哨兵衝過來。“天哪！你被擊中了嗎？”大家都圍了過來。接著又是通常的一陣驚呼——“把他抬起來！他被打中哪兒了？解開他的襯衣！”等等。那個美國人想找把刀子割開我的襯衫。我知道我的口袋裏有一把小刀，就試圖拿出來，卻發現我的右胳膊已經失去了知覺。由於沒覺得疼，我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滿足感。這該會使我妻子高興了，我想；她一直想讓我負點傷，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戰役中丟掉性命。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兒了，傷得有多嚴重；我什麽也感覺不到，但我意識到子彈擊中了我正麵的某個地方。當我試圖說話時，我發現自己發不聲音來了，隻能發出微弱的嘰嘰聲，作第二次努力時，我終於問出我哪兒被打中了。在喉嚨，他們說。擔架員哈裏?韋伯帶來繃帶和一小瓶用於戰場消毒的酒精。他們把我抬起時，我嘴裏吐出很多血沫。我聽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說，子彈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時，那酒塗在傷口上會讓我感到十分難受，而此時我卻覺得它灑在傷口上很舒適、涼爽。
他們再一次把我放下來，有人找來了擔架。在知道子彈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這下肯定完蛋了。我還從來沒聽說過任何人或動物被子彈正中穿過還能活下來的事。血順著嘴角滴下來。“動脈被打斷了。”我想。我猜想一個人頸動脈被割斷後還能活多久，也許過不了幾分鍾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兩分鍾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許已經死了。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時刻會想什麽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對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的極度怨恨。把一切問題拋開後，我感到這個世界還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夠的時間來真切地感受這一切。這荒謬的不幸使我感到極度惱怒。這簡直毫無意義！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這肮髒的戰壕的角落裏，由於自己的一時疏忽，就這樣一命嗚呼了！我也想到了開槍打中我的那個人——猜想他到底長得什麽模樣——是西班牙人還是外國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對他沒有一點兒怨恨。我想，因為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如果我還有可能的話，我也同樣會殺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虜後，作為戰俘被帶到我的麵前，我隻會稱讚他的槍法一流。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們剛把我抬上擔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開始有了知覺，疼得厲害。這時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時跌斷了的。但是疼痛也讓我打消了即將死亡的疑慮。因為我知道，人之將死的時候，感覺不會有那麽強烈。我開始有些恢複常態了，突然憐憫起那四個肩上抬著擔架的人來。他們汗流浹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護車距離這裏還有1.5英裏。路麵狀況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濘溜滑。我曾在一兩天前幫助抬運一個傷員，深知這是個苦差事。在許多地方，白楊葉碰到擔架邊緣又輕輕地拂過我的臉，這使我感到能夠活在一個有白楊樹的世界上是多麽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惡魔一樣纏繞著我，使我忍不住罵出聲來，但終於還是忍住了，因為每次過於用力的呼吸都會使血從嘴裏湧出來。
醫生給我重新包紮了傷口，注射了一針嗎啡，然後就把我送到了謝塔莫。謝塔莫的醫院設在臨時搭建的木屋裏。傷員通常隻在那兒停留幾小時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羅或萊裏達。我雖然被嗎啡麻醉著，還是感到疼痛無比，幾乎不能動彈，不停吞咽湧上來的血水。即使在這種狀態下，沒經訓練的護士仍然試圖讓我咽下醫院的標準餐——湯、雞蛋、油膩的燉菜等——這是西班牙醫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願下咽，她似乎感到很驚訝。我想要一支煙，但在那個煙草奇缺的時期，醫院裏哪怕一支煙也找不到。不久，有兩個請假暫離前線幾小時的戰友來到了我的病床邊。
“你好啊！你還活著，是吧？太好了！我們想要你的手表、左輪手槍和手電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話，我們也想要。”
他們帶著我所有隨身攜帶的東西離開了，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一個人受傷以後，他所有的東西都會被分光。這再正常不過了，因為手表、左輪手槍等在前線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放在傷員的行李中帶離前線，那就一定會在途中的某個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號和傷員不斷地被送過來，等到湊滿一輛救護車時，人們就把我們抬上車，送往巴巴斯特羅。這是怎樣的一段曆程啊！人們過去常說，在戰場上，手腳受傷的人一般都會好起來，而腹部受傷的人活下來的希望不太大。我現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為沒有一個內髒受傷的傷員能夠僥幸熬過那數英裏顛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車碾壓得破敗不堪，而且自開戰以來從沒整修過。砰砰！哐哐！乒乓！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覽中見到的那個叫做“搖來擺去”的怪物。人們忘了應該把我們捆綁在擔架上。幸虧我的左手還有點力氣，沒讓我從擔架上摔下來。有個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車廂地板上，天知道那會有多疼。另一個人歪倒在救護車的角落裏，嘔吐得到處都是一團糟。巴巴斯特羅的醫院非常擁擠，病床擠得幾乎連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們把我們中的一些傷員抬回醫院的火車上，送往萊裏達。
我在萊裏達待了五六天。那是一個很大的醫院，病號、傷員和平民病人幾乎完全混雜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傷勢很重。我旁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黑頭發的年輕人。他吃下去的藥物使尿液變得像翡翠一樣發綠，床前的尿瓶成為病房中的一大奇觀！一個說英語的荷蘭共產黨人聽說醫院裏有一個英國人之後，像朋友一樣地對待我，還給我拿來了英文報紙，。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場戰鬥中受了重傷，後來在萊裏達醫院安頓了下來，還娶了這兒的一位漂亮的護士小姐。由於所負的傷，他的一條腿萎縮得像我的胳膊一樣細。兩個休假的民兵——我們是在前線的第一個星期碰到的——來醫院看望受傷的朋友，認出了我。其實，他們隻不過是18歲左右的孩子。他們尷尬地站在我的床邊，試圖說些什麽，但最後作為一種表達對我受傷感到難過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裏所有的煙草塞給我，然後轉身就走了。他們走得那麽快，以至於我根本來不及把煙草還給他們或者道個謝。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後來我才知道，在這小鎮中的任何地方都買不到煙草，他們這是把一周的配給量都送給了我。
過了幾天，我已經能夠胳膊吊著繃帶下床走動，但不知什麽原因，把胳膊放下時還很疼。當時摔倒造成的內傷也疼得厲害，我幾乎完全失聲，而傷口本身卻沒有什麽疼痛。事情似乎總是這樣：一顆子彈引起的巨大震蕩會麻木局部的神經，而殺傷力較小的細小的彈片卻會像魔鬼一樣折磨你。醫院的院子裏有個不錯的花園，園裏有個水塘，養著一些金魚，還有一些灰色的小魚——反正，我覺得它們顏色比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裏注視著它們，一看就是幾個小時。萊裏達醫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對阿拉貢前線的醫院體製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線醫院的情況是否也是這樣。在某些方麵，這些醫院都還挺不錯。醫生個個精明能幹，也從不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於兩個方麵嚴重的失誤，也許使得成百上千個原本能夠救活的人死在這裏了。
第一個方麵就是，無論在什麽地方，靠近前線的醫院基本上都隻為傷員清創包紮。如果你沒有傷到不能動彈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療。從理論上說，大部分傷員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羅那或是塔拉戈納，但由於受運輸條件限製，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這些傷員被滯留愛謝塔莫，巴特斯特羅，蒙鬆，萊裏達或其他地方。除了偶爾清洗一下繃帶，他們得不到任何的治療，有時甚至連清洗繃帶也不可能。被炮彈炸成重傷或骨頭被炸碎的傷員，多數均被巴黎產的繃帶和石膏裹得嚴嚴實實，就像被裝在硬殼子裏一樣，傷勢記錄則用鉛筆直接寫在硬殼上。通常，他們隻有在十天後抵達巴塞羅那或塔拉戈納後，這個殼子才能被打開。若想在路上檢查傷口絕對不可能，少得可憐的幾個醫生也根本來不及這樣做。隻有在匆匆忙忙經過病床邊的時候，他們才會說：“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羅那就會有人給你治療的。”可是謠傳卻說，醫院的專用列車誰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開往巴塞羅那。醫院的另一個失誤就是缺少訓練有素的護士。很明顯，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護士，這可能是因為在戰前醫院的護理工作多由修女來完成。我這並非在埋怨西班牙的護士。她們在護理我時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與和善，但毫無疑問，她們也相當缺少專業培訓。她們人人都知道如何量體溫，有些人還知道怎樣纏繃帶，但僅此而已。結果，那些身負重傷無法自理的人就慘了。這些護士會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傷員連續便秘一周以上，她們也很少過問那些虛弱得無法為自己清洗創傷的人。我記得，有一個被炸斷了胳膊的可憐家夥告訴我，他已經三個星期沒有洗臉了。病床也可以好幾天都不給整理一次。醫院的夥食好得很——簡直是好得過了頭。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別處沒有這樣的傳統：那就是用豐盛而油膩的食物去填塞傷員的肚子。在萊裏達，夥食簡直棒極了：早餐從六點開始，有湯、煎蛋卷、燉菜、麵包、白葡萄酒，還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豐盛——而這時，大多數西班牙人都在忍饑挨餓、營養不良。看來西班牙人從來就不知道什麽叫清淡的飲食，因為他們給傷員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無二致：一樣的油膩無比，無論哪一樣食品總是用橄欖油浸泡。
一天早晨，醫院宣布，我們這個病房的人當天將被送往巴塞羅那。我設法給在巴塞羅那的妻子發了電報，告訴她我很快就要回來了。不久，人們把我們抬上汽車，送往火車站。可是，直到火車開動時，隨行的醫院勤務員才漫不經心地告訴我們，列車根本不是開往巴塞羅那，而是開往塔拉戈納。我在想，說不定又是火車司機改變了主意。“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我想。但他們同意停車讓我再去發一個電報。這也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而更典型的是那封電報從未送達。
人們把我們抬進一節最普通的三等車廂，裏麵隻有木椅子。許多人傷勢很重，那天早上還是他們負傷以來第一次離開病床。不一會，由於酷熱和顛簸，幾乎有過半傷病員發生虛脫，有些人更嘔吐得滿地穢物。隨車的醫務人員在橫七豎八地躺著的有如死屍般的傷病員中穿梭，他們抱著裝滿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張張嘴裏。那水非常難喝，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種怪味。太陽快要落山時，我們到了塔拉戈納。鐵路是沿著海岸線鋪設的，離海麵很近。我們乘坐的列車進站時，正好有一列滿載國際縱隊士兵的軍用列車出站，天橋上的人們正向他們熱情揮手。那列車很長，車上麵載滿了士兵，以及拖著野戰炮的敞蓬卡車，每門野戰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車廂好象要被擠爆了一樣。至今我仍異常清晰地記得那列火車在昏黃夜色中駛過的情景。一扇扇擠滿笑臉的列車窗，一根根斜放的長槍筒，一條條飄動的紅絲巾——所有這一切都在青綠色海麵的映襯下從我們的眼前慢慢地閃過。
“外國人，”有人說道，“他們是意大利人。”
這很明顯。因為除了意大利人，沒有人能組成如此優美的隊伍，也沒有人能如此優雅地回應人們的歡呼致敬——這優雅並未因列車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馬翻而稍遜本色。後來我們才聽說，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達拉哈拉戰役勝利的部隊的一部分。他們剛剛休整過，現在被調往阿拉貢前線。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在幾周後的韋斯卡戰役中陣亡。在我們的列車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傷員在車窗前擠來擠去，向那列車上的意大利人歡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揮動著。一隻隻纏著繃帶的手不停地敬禮。這簡直就是活脫脫一幅戰爭的諷喻畫。滿載著士兵的列車驕傲地呼嘯而去，滿載著傷員的火車慢慢地停下來。那卡車拖著的大炮像往常一樣令人膽寒，那種恐懼無論如何揮之不去。但這場戰爭畢竟是光榮的。
塔拉戈納的醫院非常大，裏麵住滿了來自各條戰線的傷員。看看這兒有些什麽樣的創傷吧！這兒有一種特殊的治療創傷的辦法。我想也許是根據某種最新醫療實踐發明的。但這看上去卻異常可怕。這種方法完全不用包紮傷口，而是盡量讓傷口充分暴露，然後用塗滿黃油的棉布蒙在罩住傷口的鐵絲網上遮擋蒼蠅。透過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傷口上血紅色的膠凍狀物。有一個傷員臉部和喉部受了傷。他的腦袋被套在一個塗滿黃油的棉布蒙成的圓形頭套裏，嘴被封住，隻能通過插在雙唇之間的細膠管來呼吸。可憐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獨淒惶，眼神飄忽不定；他隻能透過棉布罩木然地看著你，更是無法說話。我在塔拉戈納待了三四天，體力漸漸恢複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灘。海邊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樣奢華，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海濱步行街上高檔咖啡館比比皆是，肥頭胖腦的當地資產階級們悠閑地躺在折疊椅上沐浴陽光，好象戰爭遠在千萬裏一樣。但我的確看到一個遊泳者被淹死了。這樣的事竟發生雜那樣淺而溫暖的海水中，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離開前線***天後，終於有人為我檢查創傷了。手術室裏，醫生們正在檢查剛到的傷員。他們用雙手握住長柄大剪刀剪開護胸甲，然後摞好。在前線急救站，肋骨、鎖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傷員，一般要被套上護胸甲。在大而笨重的護胸甲的領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長焦慮且肮髒的麵孔，嘴巴上長滿了亂蓬蓬的胡子。那位醫生，三十歲左右，精神飽滿，模樣帥氣。他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就用粗糙的紗布包住我的舌頭使勁地向外拽，接著把一麵牙醫用的小鏡子塞進我的喉嚨裏，要我說“啊……”他一直這麽拽著，直到我舌頭上滲血，眼睛裏充滿了淚水，他這才告訴我，有一側聲帶麻痹了。
“到什麽時候聲音才能恢複正常？”我問道。
“聲音？哦，你的聲音永遠都不會恢複正常了。”他很高興地說道。
但是，我以後的經曆證明他錯了。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裏，我隻能用非常低而細小的聲音說話。但從那以後，我的聲音突然恢複正常，另一邊聲帶竟然康複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為子彈損傷了脖子後麵的某處神經。手臂部的這種神經性陣痛大約持續了一個月，晚上疼得尤其厲害，幾乎難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處於半癱瘓狀態。直到現在，五個月過去了，食指依然麻木——這是頸部受傷留下的一種奇怪的後遺症。
我的傷勢成為醫院裏的小小奇聞。許多醫生在給我做檢查時，全都禁不住咂舌感歎：“運氣真好！運氣真好！”其中一位醫生用極其權威的口吻告訴我：子彈和動脈之間隻有不到一毫米的距離。我不清楚他是怎麽測量出來的。我那時遇到的所有人——醫生、護士、實習醫生和病人——都說，你被子彈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來，實在是太幸運了！但我卻禁不住地想說，要是根本就沒打著，那豈不是更幸運麽？
我們現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來將會發生些什麽。很明顯，卡巴列羅政府將要倒台，並且會被一個受共產黨影響更深、更右傾的政府所替代（大約在一兩周後所發生的事情也確實如此）。新政府試圖一勞永逸地瓦解工會的權力。接下來，如果佛朗哥被打敗——即使暫且不提重組西班牙政權的問題，工會的前景也並不是很妙。至於報紙上說，這是一場“為民主而戰的戰爭”，那純屬胡言亂語。沒有任何理智的人會認為在戰後如此分崩離析、元氣大傷的西班牙還會有什麽民主，就算是在英國和法國，按我們對民主的理解，處於這種情況下也不會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隻能是專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階級專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著總的趨勢將會是很禮貌的。比起德國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要顯得“人道”得多、“溫和”得多了。戰後的西班牙所麵臨的選擇隻能是，要麽接受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要麽使國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許是領土的真正分裂，也許是分裂成幾個經濟區域。
然而，無論戰後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條道路，其結果都將令人感到沮喪。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殘暴而強大的法西斯專政，共和國政府還是值得我們去為之戰鬥的。不管戰後這個政府可能會犯多少錯誤，佛朗哥的統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對工人，即城鎮無產者來說，誰來統治這個國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個農業國，政府取勝無疑會給農民們帶來好處，至少當初奪占的那些土地會繼續留在他們手中。如果政府掌權，他們還會沒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實行的農奴製也將一去不複返。戰後的這個政府肯定是反教會、反封建的，它會限製教會的權力，至少在短期內會是這樣的。而且，它還會使國家走向現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強教育和公共衛生建設。即使在戰爭期間，政府也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們對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當意大利和德國的傀儡、與大地主沆瀣一氣、利用教會和軍隊反對革命以外，幾乎沒幹過任何好事。人民陣線可能是一場騙局，但若佛朗哥取勝卻肯定會是個時代的失誤。希望佛朗哥取勝的大概也隻有百萬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問題是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的惡名，這個問題就像噩夢一樣纏繞了我一兩年。從1930年開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戰無不勝。現在該他們遭受打擊了，這個時候究竟誰能挫敗他們已不重要。如果我們能將佛朗哥及其雇傭軍統統趕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讓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優秀兒女因此被投入監獄的代價，那麽國際形勢也將會有極大的改觀。因此僅僅從反法西斯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也是值得進行的。
這就是我當時的看法。可以這樣說，比起涅格林政府剛剛執政那會兒，我對它的看法已經好多了。這個政府畢竟正以極大的勇氣在堅持這場戰爭，而且也表現出了超出人們預期的政治寬容。但我仍然保留這個觀點：隻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結局怎樣，戰後政府的發展趨勢可頂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結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發展也確實證實了我的預言。
那時，我剛剛到達前線就聽說了鮑伯?斯邁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國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倫西亞，投入監獄。從前一年的十月開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邁利曾經為馬統工黨工作過幾個月，後來，當得知回國前要隨宣傳隊要前線待三個月的消息後，他參加了另一支剛剛到達的英國獨立工黨的民兵小分隊。我們過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單獨監禁，連律師也不準接觸。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護曆來都是司空見慣的事。你可能在沒有任何指控的情況下被投入監獄長達好幾個月之久，更不用說是經過審判的了。最後，我們還是從一個被釋放的獄友那裏得知斯邁利是因“攜帶武器”而被捕的。所謂“武器”，據我所知，那隻不過是戰爭初期用過的非常原始的兩枚手榴彈而已。他帶上這兩個小玩意兒原本打算回國後在課堂上展示給自己的學生們看的，此外他還順便撿了些彈片和其他紀念品。那兩個手榴彈中根本沒有炸藥和保險銷，其實隻是毫無殺傷力的生鐵筒而已。很明顯，所謂攜帶武器完全是個借口，斯邁利的被捕無疑是因他曾為馬統工黨工作過。巴塞羅那戰鬥剛剛結束，當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會讓任何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輕易離開西班牙。所以，在過境檢查中，他們隻要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邁利的初衷，也許隻是為了把他滯留在西班牙審查上幾天。但在西班牙，麻煩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監獄，不管是否經過審判，通常也就隻得這樣沒完沒了地待下去。
我們仍然待在韋斯卡前線，但我們被安排在更靠右邊的陣地，在幾周前我們曾經攻占下來的法西斯據點的對麵。我們現在作為teniente*——我猜想，相當於英國軍隊中的二等陸軍上尉-帶領著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隊，其中既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報上去，申請正規任命，但我無法確定能否得到批準。以前，民兵軍官通常拒絕接受正規任命，因為那意味著將有額外的支出，與民兵的平均主義思想相衝突，但現在他們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經宣布，本傑明晉升陸軍上尉，柯普將要被任命為陸軍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戰，必須依靠民兵軍官，但並沒給他們比少校更高的軍銜，這大概主要是為了把軍事大權留給正規軍的指揮官和從軍校剛畢業的軍官。結果是，在我們師，毫無疑問在其他師也一樣，軍官們全部處在荒唐的臨時位置上，無論師長、旅長或軍長大家都是少校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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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副官，中尉。——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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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倒沒發生太多的事。傑卡要道附近的戰役漸趨緩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趨向激烈。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擾是狙擊手。法西斯戰壕雖然距離我們150多碼遠，但他們的地勢更高，並且分散在我們的兩邊。我們的陣地呈現為一種直角形狀。直角頂端的突出部位是個危險的地方，據守那兒的狙擊手經常傷亡慘重。法西斯分子不時地運來槍榴彈或類似的武器居高臨下襲擊我們。炮彈會發出沉重的爆炸聲，這聲音讓人焦躁不安，因為你無法及時覺察炮彈正在飛來並立即躲避，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危險。炮彈在地上炸出的彈坑與洗臉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熱難耐，夜晚雖然比較涼爽，可蚊子卻鬧得人心煩。我們從巴塞羅那帶來的幹淨衣服，很快就長滿了虱子。荒蕪的果園無人看管，樹上的櫻桃正在變白。連續兩天的驟雨漫進掩體，胸牆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過後，我們不得不用可憐兮兮的西班牙鐵鍬挖了多天又濕又黏的土，那鐵鍬沒有木柄，還彎得像個鐵勺子。
上麵答應給我們小分隊配一門迫擊炮，我熱切盼望著使用它。晚上我們像平常一樣巡邏——但比從前更危險，因為法西斯戰壕的士兵裝備更齊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們在鐵絲網外撒滿了空罐頭盒，一有叮當聲就用機關槍掃射。白天，我們深入到軍事無人區狙擊敵人。匍匐前進一百碼，就到了一個隱蔽在茂密草叢後的壕溝，從壕溝裏可以壓製法西斯軍隊的一堵胸牆的隘口。我們在那裏支起一個來複槍架。如果你在那裏多等一會兒，一般你就會看到一些穿著卡其布製服的人影匆忙閃過那個隘口。我開了幾槍。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幾乎不太可能——我的射擊技術很差。但頗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隊竟弄不清這些子彈是從哪兒飛過來的，所以我相信我遲早準會打中一個。然而，不幸的是，有個法西斯狙擊手倒是先打中了我。這事兒發生在我重回前線後的第十天。被子彈擊中的整個過程十分有趣，我想這值得仔細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溝胸牆的角落裏，早上五點，這向來就是一個危險的時間。因為我們背對著東邊，黎明破曉時，隻要你把頭探過胸牆，頭部輪廓就會在朝陽的映襯下清清楚楚地顯露出來。我那時正與一個等待換崗的哨兵說話。就在正說著什麽的時候，突然，我感到——很難描述我感到了什麽——雖然我對這種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大致說來，那種感覺就像處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聲巨響和一道眩目的閃光完全包圍了我，然後我感到一陣劇烈的震動——沒有疼痛，隻是一陣猛烈的震動，就像觸了電；震動之後，隻覺得全身虛弱無力，類似遭電擊的感覺，全身麻木。我麵前的沙袋被震出很遠。我想如果你曾被閃電擊中過，你就會體會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識到自己中彈了，但是因為有巨響和閃光，我以為是旁邊的來複槍意外走火擊中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秒鍾的時間裏。接下來，我的膝蓋軟了，我身子倒下去，頭撞到了地上，發出一聲悶響。讓我稍感安慰的是，頭並沒撞傷。我感到頭昏目眩，覺得自己傷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剛才跟他講話的那個美國哨兵衝過來。“天哪！你被擊中了嗎？”大家都圍了過來。接著又是通常的一陣驚呼——“把他抬起來！他被打中哪兒了？解開他的襯衣！”等等。那個美國人想找把刀子割開我的襯衫。我知道我的口袋裏有一把小刀，就試圖拿出來，卻發現我的右胳膊已經失去了知覺。由於沒覺得疼，我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滿足感。這該會使我妻子高興了，我想；她一直想讓我負點傷，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戰役中丟掉性命。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兒了，傷得有多嚴重；我什麽也感覺不到，但我意識到子彈擊中了我正麵的某個地方。當我試圖說話時，我發現自己發不聲音來了，隻能發出微弱的嘰嘰聲，作第二次努力時，我終於問出我哪兒被打中了。在喉嚨，他們說。擔架員哈裏?韋伯帶來繃帶和一小瓶用於戰場消毒的酒精。他們把我抬起時，我嘴裏吐出很多血沫。我聽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說，子彈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時，那酒塗在傷口上會讓我感到十分難受，而此時我卻覺得它灑在傷口上很舒適、涼爽。
他們再一次把我放下來，有人找來了擔架。在知道子彈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這下肯定完蛋了。我還從來沒聽說過任何人或動物被子彈正中穿過還能活下來的事。血順著嘴角滴下來。“動脈被打斷了。”我想。我猜想一個人頸動脈被割斷後還能活多久，也許過不了幾分鍾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兩分鍾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許已經死了。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時刻會想什麽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對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的極度怨恨。把一切問題拋開後，我感到這個世界還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夠的時間來真切地感受這一切。這荒謬的不幸使我感到極度惱怒。這簡直毫無意義！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這肮髒的戰壕的角落裏，由於自己的一時疏忽，就這樣一命嗚呼了！我也想到了開槍打中我的那個人——猜想他到底長得什麽模樣——是西班牙人還是外國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對他沒有一點兒怨恨。我想，因為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如果我還有可能的話，我也同樣會殺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虜後，作為戰俘被帶到我的麵前，我隻會稱讚他的槍法一流。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們剛把我抬上擔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開始有了知覺，疼得厲害。這時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時跌斷了的。但是疼痛也讓我打消了即將死亡的疑慮。因為我知道，人之將死的時候，感覺不會有那麽強烈。我開始有些恢複常態了，突然憐憫起那四個肩上抬著擔架的人來。他們汗流浹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護車距離這裏還有1.5英裏。路麵狀況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濘溜滑。我曾在一兩天前幫助抬運一個傷員，深知這是個苦差事。在許多地方，白楊葉碰到擔架邊緣又輕輕地拂過我的臉，這使我感到能夠活在一個有白楊樹的世界上是多麽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惡魔一樣纏繞著我，使我忍不住罵出聲來，但終於還是忍住了，因為每次過於用力的呼吸都會使血從嘴裏湧出來。
醫生給我重新包紮了傷口，注射了一針嗎啡，然後就把我送到了謝塔莫。謝塔莫的醫院設在臨時搭建的木屋裏。傷員通常隻在那兒停留幾小時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羅或萊裏達。我雖然被嗎啡麻醉著，還是感到疼痛無比，幾乎不能動彈，不停吞咽湧上來的血水。即使在這種狀態下，沒經訓練的護士仍然試圖讓我咽下醫院的標準餐——湯、雞蛋、油膩的燉菜等——這是西班牙醫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願下咽，她似乎感到很驚訝。我想要一支煙，但在那個煙草奇缺的時期，醫院裏哪怕一支煙也找不到。不久，有兩個請假暫離前線幾小時的戰友來到了我的病床邊。
“你好啊！你還活著，是吧？太好了！我們想要你的手表、左輪手槍和手電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話，我們也想要。”
他們帶著我所有隨身攜帶的東西離開了，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一個人受傷以後，他所有的東西都會被分光。這再正常不過了，因為手表、左輪手槍等在前線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放在傷員的行李中帶離前線，那就一定會在途中的某個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號和傷員不斷地被送過來，等到湊滿一輛救護車時，人們就把我們抬上車，送往巴巴斯特羅。這是怎樣的一段曆程啊！人們過去常說，在戰場上，手腳受傷的人一般都會好起來，而腹部受傷的人活下來的希望不太大。我現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為沒有一個內髒受傷的傷員能夠僥幸熬過那數英裏顛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車碾壓得破敗不堪，而且自開戰以來從沒整修過。砰砰！哐哐！乒乓！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覽中見到的那個叫做“搖來擺去”的怪物。人們忘了應該把我們捆綁在擔架上。幸虧我的左手還有點力氣，沒讓我從擔架上摔下來。有個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車廂地板上，天知道那會有多疼。另一個人歪倒在救護車的角落裏，嘔吐得到處都是一團糟。巴巴斯特羅的醫院非常擁擠，病床擠得幾乎連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們把我們中的一些傷員抬回醫院的火車上，送往萊裏達。
我在萊裏達待了五六天。那是一個很大的醫院，病號、傷員和平民病人幾乎完全混雜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傷勢很重。我旁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黑頭發的年輕人。他吃下去的藥物使尿液變得像翡翠一樣發綠，床前的尿瓶成為病房中的一大奇觀！一個說英語的荷蘭共產黨人聽說醫院裏有一個英國人之後，像朋友一樣地對待我，還給我拿來了英文報紙，。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場戰鬥中受了重傷，後來在萊裏達醫院安頓了下來，還娶了這兒的一位漂亮的護士小姐。由於所負的傷，他的一條腿萎縮得像我的胳膊一樣細。兩個休假的民兵——我們是在前線的第一個星期碰到的——來醫院看望受傷的朋友，認出了我。其實，他們隻不過是18歲左右的孩子。他們尷尬地站在我的床邊，試圖說些什麽，但最後作為一種表達對我受傷感到難過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裏所有的煙草塞給我，然後轉身就走了。他們走得那麽快，以至於我根本來不及把煙草還給他們或者道個謝。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後來我才知道，在這小鎮中的任何地方都買不到煙草，他們這是把一周的配給量都送給了我。
過了幾天，我已經能夠胳膊吊著繃帶下床走動，但不知什麽原因，把胳膊放下時還很疼。當時摔倒造成的內傷也疼得厲害，我幾乎完全失聲，而傷口本身卻沒有什麽疼痛。事情似乎總是這樣：一顆子彈引起的巨大震蕩會麻木局部的神經，而殺傷力較小的細小的彈片卻會像魔鬼一樣折磨你。醫院的院子裏有個不錯的花園，園裏有個水塘，養著一些金魚，還有一些灰色的小魚——反正，我覺得它們顏色比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裏注視著它們，一看就是幾個小時。萊裏達醫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對阿拉貢前線的醫院體製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線醫院的情況是否也是這樣。在某些方麵，這些醫院都還挺不錯。醫生個個精明能幹，也從不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於兩個方麵嚴重的失誤，也許使得成百上千個原本能夠救活的人死在這裏了。
第一個方麵就是，無論在什麽地方，靠近前線的醫院基本上都隻為傷員清創包紮。如果你沒有傷到不能動彈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療。從理論上說，大部分傷員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羅那或是塔拉戈納，但由於受運輸條件限製，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這些傷員被滯留愛謝塔莫，巴特斯特羅，蒙鬆，萊裏達或其他地方。除了偶爾清洗一下繃帶，他們得不到任何的治療，有時甚至連清洗繃帶也不可能。被炮彈炸成重傷或骨頭被炸碎的傷員，多數均被巴黎產的繃帶和石膏裹得嚴嚴實實，就像被裝在硬殼子裏一樣，傷勢記錄則用鉛筆直接寫在硬殼上。通常，他們隻有在十天後抵達巴塞羅那或塔拉戈納後，這個殼子才能被打開。若想在路上檢查傷口絕對不可能，少得可憐的幾個醫生也根本來不及這樣做。隻有在匆匆忙忙經過病床邊的時候，他們才會說：“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羅那就會有人給你治療的。”可是謠傳卻說，醫院的專用列車誰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開往巴塞羅那。醫院的另一個失誤就是缺少訓練有素的護士。很明顯，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護士，這可能是因為在戰前醫院的護理工作多由修女來完成。我這並非在埋怨西班牙的護士。她們在護理我時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與和善，但毫無疑問，她們也相當缺少專業培訓。她們人人都知道如何量體溫，有些人還知道怎樣纏繃帶，但僅此而已。結果，那些身負重傷無法自理的人就慘了。這些護士會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傷員連續便秘一周以上，她們也很少過問那些虛弱得無法為自己清洗創傷的人。我記得，有一個被炸斷了胳膊的可憐家夥告訴我，他已經三個星期沒有洗臉了。病床也可以好幾天都不給整理一次。醫院的夥食好得很——簡直是好得過了頭。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別處沒有這樣的傳統：那就是用豐盛而油膩的食物去填塞傷員的肚子。在萊裏達，夥食簡直棒極了：早餐從六點開始，有湯、煎蛋卷、燉菜、麵包、白葡萄酒，還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豐盛——而這時，大多數西班牙人都在忍饑挨餓、營養不良。看來西班牙人從來就不知道什麽叫清淡的飲食，因為他們給傷員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無二致：一樣的油膩無比，無論哪一樣食品總是用橄欖油浸泡。
一天早晨，醫院宣布，我們這個病房的人當天將被送往巴塞羅那。我設法給在巴塞羅那的妻子發了電報，告訴她我很快就要回來了。不久，人們把我們抬上汽車，送往火車站。可是，直到火車開動時，隨行的醫院勤務員才漫不經心地告訴我們，列車根本不是開往巴塞羅那，而是開往塔拉戈納。我在想，說不定又是火車司機改變了主意。“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我想。但他們同意停車讓我再去發一個電報。這也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而更典型的是那封電報從未送達。
人們把我們抬進一節最普通的三等車廂，裏麵隻有木椅子。許多人傷勢很重，那天早上還是他們負傷以來第一次離開病床。不一會，由於酷熱和顛簸，幾乎有過半傷病員發生虛脫，有些人更嘔吐得滿地穢物。隨車的醫務人員在橫七豎八地躺著的有如死屍般的傷病員中穿梭，他們抱著裝滿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張張嘴裏。那水非常難喝，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種怪味。太陽快要落山時，我們到了塔拉戈納。鐵路是沿著海岸線鋪設的，離海麵很近。我們乘坐的列車進站時，正好有一列滿載國際縱隊士兵的軍用列車出站，天橋上的人們正向他們熱情揮手。那列車很長，車上麵載滿了士兵，以及拖著野戰炮的敞蓬卡車，每門野戰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車廂好象要被擠爆了一樣。至今我仍異常清晰地記得那列火車在昏黃夜色中駛過的情景。一扇扇擠滿笑臉的列車窗，一根根斜放的長槍筒，一條條飄動的紅絲巾——所有這一切都在青綠色海麵的映襯下從我們的眼前慢慢地閃過。
“外國人，”有人說道，“他們是意大利人。”
這很明顯。因為除了意大利人，沒有人能組成如此優美的隊伍，也沒有人能如此優雅地回應人們的歡呼致敬——這優雅並未因列車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馬翻而稍遜本色。後來我們才聽說，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達拉哈拉戰役勝利的部隊的一部分。他們剛剛休整過，現在被調往阿拉貢前線。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在幾周後的韋斯卡戰役中陣亡。在我們的列車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傷員在車窗前擠來擠去，向那列車上的意大利人歡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揮動著。一隻隻纏著繃帶的手不停地敬禮。這簡直就是活脫脫一幅戰爭的諷喻畫。滿載著士兵的列車驕傲地呼嘯而去，滿載著傷員的火車慢慢地停下來。那卡車拖著的大炮像往常一樣令人膽寒，那種恐懼無論如何揮之不去。但這場戰爭畢竟是光榮的。
塔拉戈納的醫院非常大，裏麵住滿了來自各條戰線的傷員。看看這兒有些什麽樣的創傷吧！這兒有一種特殊的治療創傷的辦法。我想也許是根據某種最新醫療實踐發明的。但這看上去卻異常可怕。這種方法完全不用包紮傷口，而是盡量讓傷口充分暴露，然後用塗滿黃油的棉布蒙在罩住傷口的鐵絲網上遮擋蒼蠅。透過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傷口上血紅色的膠凍狀物。有一個傷員臉部和喉部受了傷。他的腦袋被套在一個塗滿黃油的棉布蒙成的圓形頭套裏，嘴被封住，隻能通過插在雙唇之間的細膠管來呼吸。可憐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獨淒惶，眼神飄忽不定；他隻能透過棉布罩木然地看著你，更是無法說話。我在塔拉戈納待了三四天，體力漸漸恢複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灘。海邊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樣奢華，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海濱步行街上高檔咖啡館比比皆是，肥頭胖腦的當地資產階級們悠閑地躺在折疊椅上沐浴陽光，好象戰爭遠在千萬裏一樣。但我的確看到一個遊泳者被淹死了。這樣的事竟發生雜那樣淺而溫暖的海水中，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離開前線***天後，終於有人為我檢查創傷了。手術室裏，醫生們正在檢查剛到的傷員。他們用雙手握住長柄大剪刀剪開護胸甲，然後摞好。在前線急救站，肋骨、鎖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傷員，一般要被套上護胸甲。在大而笨重的護胸甲的領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長焦慮且肮髒的麵孔，嘴巴上長滿了亂蓬蓬的胡子。那位醫生，三十歲左右，精神飽滿，模樣帥氣。他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就用粗糙的紗布包住我的舌頭使勁地向外拽，接著把一麵牙醫用的小鏡子塞進我的喉嚨裏，要我說“啊……”他一直這麽拽著，直到我舌頭上滲血，眼睛裏充滿了淚水，他這才告訴我，有一側聲帶麻痹了。
“到什麽時候聲音才能恢複正常？”我問道。
“聲音？哦，你的聲音永遠都不會恢複正常了。”他很高興地說道。
但是，我以後的經曆證明他錯了。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裏，我隻能用非常低而細小的聲音說話。但從那以後，我的聲音突然恢複正常，另一邊聲帶竟然康複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為子彈損傷了脖子後麵的某處神經。手臂部的這種神經性陣痛大約持續了一個月，晚上疼得尤其厲害，幾乎難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處於半癱瘓狀態。直到現在，五個月過去了，食指依然麻木——這是頸部受傷留下的一種奇怪的後遺症。
我的傷勢成為醫院裏的小小奇聞。許多醫生在給我做檢查時，全都禁不住咂舌感歎：“運氣真好！運氣真好！”其中一位醫生用極其權威的口吻告訴我：子彈和動脈之間隻有不到一毫米的距離。我不清楚他是怎麽測量出來的。我那時遇到的所有人——醫生、護士、實習醫生和病人——都說，你被子彈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來，實在是太幸運了！但我卻禁不住地想說，要是根本就沒打著，那豈不是更幸運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