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來的幾周，我一直在巴塞羅那，那裏彌漫著一種特別的情緒——猜疑、恐懼、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戰鬥留下了無法根除的影響。毫無疑問，隨著卡巴列羅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產黨絕對掌握了政權，內部秩序的控製權也移交給共產黨的部長們，隻要有一點點機會，他們都會打擊競爭對手，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但到現在為止，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我自己無法想象將來會發生什麽事情，但有一種持久的模糊的危機感，我意識到糟糕的事情即將發生。哪怕你幾乎與這場陰謀不沾邊，這種氛圍也會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個同謀。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館的角落裏小聲講話，時刻擔心鄰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於受到出版審查製度的影響，各種可怕的謠言流傳開來。有一種說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對戰爭采取妥協態度。當時，我傾向於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法西斯分子離畢爾巴鄂越來越近，而政府顯然沒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鎮上到處懸掛著巴斯克旗幟，姑娘們在咖啡館裏叮當作響地擺弄著化妝盒，廣播裏照例廣播“英勇保衛者”的事跡。但巴斯克並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援助。這讓人覺得政府在玩弄兩麵派手法。後來的事件證明我的這些想法全都錯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點力量的話，畢爾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貢前線隻發動一次進攻，即使是失敗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轉移部分軍隊，但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進攻行動，直到為時已晚——事實上，直到畢爾巴鄂陷落都沒有開始進攻。全國勞工聯盟散發大量傳單：“小心提防！”，暗示“某個政黨”（意指共產黨）正秘密策劃軍事政變。人們也普遍擔心加泰羅尼亞將受到攻擊。此前，當我們重返恰時，我看到人們正在前線後麵修築幾十英裏長的堅固防線，並在巴塞羅那各地開挖新的防彈掩體。巴塞羅那經常擔心空中和海上襲擊，警報更多的時候是誤報，但每當警報拉響，全城燈火都要熄滅數小時，膽小的人就會躲進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監獄裏一直人滿為患，既有因五月戰鬥而抓進來的，也有其他人——當然，總是有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忠實支持者——被三三兩兩地送進監獄，然後一直待在那兒，通常不得與外界聯係。鮑勃?斯邁利仍舊被關在巴倫西亞的監獄裏，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不管現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還是負責此事的律師，都不準見他。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關進監獄。他們通常被當作逃兵抓起來。一般情況下，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誌願者還是正規軍。幾個月前，在部隊裏服役的民兵被當作誌願者，他們任何時候想離開都能拿到遣散證明。現在，政府好象已經改變了主意，聲稱民兵是正規軍，如果他想回家，那麽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沒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線的一些地方，當局仍在簽發遣散證明。在前線，這些證明有時被認可，有時不被認可，如果不被認可，你立刻就會被投進監獄。後來，監獄裏的外國“逃兵”人數狂增到數百人，但一旦他們自己的國家提出抗議，他們大多會被遣送回國。
一夥夥武裝的突襲部隊在街道的每個角落遊蕩，國民自衛隊仍舊占據著咖啡館和其他的戰略要地，許多加聯社黨的建築依然被沙包隔離和封鎖著。城裏許多地方都有馬槍騎兵和國民自衛隊駐守的崗哨，他們攔住路人要查證件。每個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馬統工黨民兵證，隻能出示護照或醫院的證明。哪怕被知道曾經在馬統工黨民兵組織中服過役，也非常危險。他們用各種可恥的方式懲罰受傷或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例如，他們很難拿到自己的薪金。《戰鬥》仍舊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檢查使它幾乎難以生存，《團結》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也受到嚴格檢查。有一條新的規定是：報紙不得在被審查刪除的版麵中留下空白，而必須用其他東西填塞。結果，人們通常總是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東西會被砍掉。
在整個戰爭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時有不同，但這時卻是食物短缺最嚴重的時期之一。麵包缺乏，靠摻雜大米來生產各種廉價麵包。士兵在營房裏吃的是像油灰一樣的劣質麵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貴的走私煙外，其他煙草幾乎難覓蹤跡。橄欖油匱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種不同的場合下必須使用橄欖油。等待購買橄欖油的婦女排起了長隊，長隊由騎馬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維持秩序，他們時常騎著馬穿過隊伍，想讓馬蹄踐踏婦女的腳趾來取樂。當時，缺少零錢是一個小麻煩。銀幣已被收回，尚未發行新的鑄幣，因此在十生丁硬幣和兩個半比塞塔紙幣之間沒有任何硬幣，十個比塞塔以下的紙幣稀少[1]。對赤貧者而言，這意味著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婦女僅帶著十比塞塔的紙幣可能在雜貨店外麵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卻不能買到任何東西，隻不過是因為雜貨商沒有零錢，而她又不能把這張鈔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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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購買力相當於四個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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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夢魘般的氣氛真是一言難盡——這種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謠言的變化多端、報紙的新聞審查、武裝人員的頻繁光顧。由於英國並不存在當時這種氣氛的基本條件，因此很難輕易加以表述。在英國，也無法憑空想象什麽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輕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礦工，我並不介意讓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充當歐洲政治傳聲筒的“優秀黨員”仍然少見，“消滅”或“清除”碰巧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的觀念還沒有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巴塞羅那，它卻是理所當然的。“斯大林主義者”控製著局麵，因此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然都在劫難逃。然而，人人都擔心的事情——發生一場新的巷戰，畢竟沒有發生。假如發生的話，像以前一樣，所有責任也都將會加到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我時刻警惕第一聲槍響。城裏好象到處都是壞消息，人人都十分關注，並在議論紛紛。奇怪的是，每個人所說的話竟會那樣相似：“這裏的氣氛太可怕了，就像進了精神病押。”但也許並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國遊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馬觀花，從旅館到旅館，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大氣候有什麽異樣。我注意到（《星期天快報》，1937年10月17日）阿索爾伯爵夫人寫道：
我到過巴倫西亞，馬德裏和巴塞羅那……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沒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動。我住過的所有旅館不僅“正常”、“體麵”，而且特別舒適，隻是缺少黃油和咖啡。
這就是英國旅遊者的德性，他們不相信漂亮旅館的外麵還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們能為阿索爾伯爵夫人找到些許黃油。
那時我住在莫蘭療養院，它是由馬統工黨經營的療養院之一，坐落在提比達波（tibidabo）郊區。提比達波是一座奇形怪狀的山脈，在巴塞羅那後麵突兀高聳，傳說撒旦正是在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國家指給耶穌卡的（這座山由此得名）。這些房屋以前屬於一些富裕的資本家，在革命時期被占領。那裏的大多數人要麽是從前線剛送下來的傷兵，要麽是因截肢而終身殘廢的傷員。那裏也有另外幾名英國人：威廉姆斯的一條腿受傷了；十八歲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懷疑得了肺結核而從戰壕送了回來；阿瑟?克林頓的左臂骨折，仍然紮著繃帶吊在一種綽號叫“飛機”的儀器上，西班牙醫院正使用這類儀器。我妻子仍舊住在大陸飯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羅那。早上，我往往到總醫院去對我的胳膊進行電療，電療時有一種奇特的感覺——一股針刺般的電流使全身的肌肉跳來跳去——不過，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漸有所減輕。我們倆決定最好盡快回到英國。我的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說話，看起來是永遠也不能講話了，醫生告訴我幾個月之內還不適合去作戰。我遲早得去掙錢，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沒有多大意義。但我主要還是出於自私的目的，我最強烈的願望是徹底離開這個國家，遠離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圍，遠離到處都是武裝人員的街道，遠離空襲、戰壕、機槍、刺耳的有軌電車、不加牛奶的茶、油製品和香煙短缺——遠離我所知道的與西班牙相關的幾乎每一樣東西。
總醫院的醫生告訴我我已無需繼續治療，但為了拿到遣散證明，我不得不到前線附近的一個醫院去拿醫療證明，然後到謝塔莫的馬統工黨民兵總部在遣散證明上加蓋印章。那時，柯普剛剛興高采烈地從前線回來，他剛參加了戰鬥，並預言韋斯卡最終會被攻克。政府動用大量的飛機，並從馬德裏前線運來軍隊，在那裏集結了三萬人。我前麵看到過的那些意大利人從塔拉戈納抵達前線，並對傑卡要道發動進攻，但已傷亡慘重，並損失了兩輛坦克，然而，柯普說，那個城鎮注定要陷落。（啊！它沒有被攻陷，進攻混亂不堪——隻是引發報紙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時，柯普得去巴倫西亞與作戰部的人見麵。他有一封負責指揮東線部隊的波薩斯將軍寫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說成一個“非常自信的人”，推薦他到工程部一個特殊崗位任職（柯普已經是一名民用工程師了）。就在我去謝塔莫的當天，他去了巴倫西亞——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後，我回到巴塞羅那。我們乘坐一輛載重卡車午夜前後抵達謝塔莫，一到馬統工黨總部，連名字都還沒有登記，人們就叫我們排成一隊，給我們分發來複槍和子彈。進攻好象剛開始，他們在任何時候好象都需要後備軍。盡管我口袋裏裝著醫院的證明，但我還是無法完全拒絕和其他人一塊排隊。我拿子彈箱當枕頭睡在地麵上，心情極度沮喪。當時，傷勢已經損害了我的神經——我相信這會經常發作——戰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懼。然而像往常一樣，我們還得等到天亮，況且我們畢竟還沒有接到出發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醫院證明，去辦遣散證明。這是一係列混亂不堪、令人討厭的程序。像往常一樣，人們推來推去，我也隻好在醫院之間來回碾轉——從謝塔莫到巴巴斯特羅和萊裏達返回——集結在韋斯卡的軍隊已經切斷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讓一切混亂不堪。我記得晚上總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溝渠裏；一次睡在窄窄的長凳上，半夜裏還從凳子上摔了下來；還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羅市立旅館裏，一旦你離開鐵路，除了偶爾路過的顛簸不已的火車外別無他車可乘。你得在路邊等候幾個小時，有時要連等三四個小時，與成群結隊憂傷不安的農民為伍，他們攜帶滿箱的鴨子或兔子，向每一輛路過的卡車招手。當你終於有幸等到一輛沒有塞滿人、麵包或子彈箱的卡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過來時，卡車就會像吞食肉醬似的把你吞進去。戰馬從來不會像那些卡車一樣把我拋得老高老高，趕路的唯一辦法是大家相互貼在一起。讓我難堪的是，我身體太虛弱，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就爬不上卡車。
我在去蒙鬆醫院取醫療證時在那裏住了一晚。鄰床是一位突襲隊員，左眼受傷了。他待人友善，給了我幾根香煙。我說：“要是在巴塞羅那，我們本會互相攻擊。”我們都笑了起來。奇怪的是，隻要你來到前線附近的任何地方，整個的精神狀態似乎就完全改變了。政治派別間的一切或幾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裏，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會因我屬於馬統工黨而對我心存敵意。那種事情隻有在巴塞羅那或者遠離戰爭的地方才會發生。謝塔莫有大量突襲隊員，被從巴塞羅那派來參加進攻韋斯卡的戰鬥。突襲隊員不是為前線作戰準備的部隊，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經曆過戰火。在巴塞羅那，他們是街道的主人，在這裏，他們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線戰鬥過幾個月的15歲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鬆醫院的醫生照例讓我伸出舌頭做內窺鏡檢查，並像其他醫生一樣高興地向我保證，我再也不能說話了，並在證明文件上簽字。在我等候檢查的時候，手術室裏正做非麻醉的殘忍手術——我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使用麻醉劑。手術一直在進行，一聲聲尖叫傳來，等到我走進去的時候，隻見椅子被扔得到處都是，地板上一灘灘血和尿。
這段最後旅程的細節異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和幾個月前相比，現在我的心態已經大不相同了，變得更加善於觀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證明，並加蓋了第29師的印章，還有醫生證明我已“宣告殘廢”。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國去了，因此我也幾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羅待了近一天的時間，因為每天隻有一趟火車。我以前曾路過巴巴斯特羅，有過匆匆的一瞥，那對我而言隻是戰爭的一部分——昏暗、泥濘、陰冷，到處都是呼嘯而過的卡車，到處都是衣衫襤褸的軍隊士兵。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賞心悅目彎彎曲曲的街道、老石橋、放著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鋪，人們在那裏製作車輪、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壺。我興致勃勃地看著一個人製作皮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水壺裏麵用獸皮製作，而且內裏的一麵毛還沒有褪去，因此，你確實喝下過經山羊毛過濾的水。我用這種水壺喝了幾個月的水，竟一無所知。城鎮後麵有一條翡翠般淺綠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從臥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無數鴿子棲息在崖洞中。萊裏達的有些古老建築已經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殘垣斷壁上築巢，向遠處看去，長年累月堆積起來的鳥巢就像是洛可可時期建築的範本。奇怪的是，我在這裏駐留了近六個月卻視而不見。現在懷揣遣散證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個人，也有點像旅遊者。這幾乎是第一次讓我感到自己確確實實身處西班牙，置身於一個我終身神往的國度。在萊裏達和巴巴斯特羅靜謐的老街上，我似乎獲得了解脫，遠離西班牙謠言，這些謠言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白色的層層山巒、牧羊人、訊問地牢、摩爾人風格的宮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騾隊、灰色的橄欖樹和一叢叢檸檬樹、披黑披肩的姑娘、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紅衣主教、鬥牛賽、吉卜賽人和小夜曲——總之，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歐洲國家中，它最讓我心馳神往。遺憾的是，當我想方設法最終到達這裏時，我隻看到了這個國家東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亂的戰爭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裏。
回到巴塞羅那時天色已晚，沒有出租車，也不可能回到莫蘭療養院，它在城外，我隻好去大陸飯店，在路上停下來吃了晚餐。我記得與一名慈祥侍者的談話，我們談起橡木水罐，包著黃銅，他們用它給客人斟酒。我說我想買一套帶回英國去，他深表同情地說：“是的，美極了，不是嗎？可惜現在買不到了，沒有人製作，再也沒人製作任何東西，這戰爭——真是遺憾啊！”我們都認為戰爭讓人感到遺憾。我又覺得自己像旅遊者。侍者輕輕地問我：“喜歡西班牙嗎？還會再來西班牙嗎？”哦，是的，我會再訪西班牙。因為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這段心平氣和的談話讓我銘記心底。
當我到達旅館時，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來，用一種在我看來無所謂的樣子朝我走過來，用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脖子，麵帶甜蜜的微笑。由於休息室裏還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邊輕聲說：
“出去！”
“什麽？”
“馬上離開這兒！”
“什麽？”
“不要站在這兒！你必須迅速離開！”
“什麽？為什麽？你是什麽意思？”
她拉著我的胳膊朝樓梯的方向走去。我們在半路上遇見一個法國人——我就不說出他的名字了，盡管他和馬統工黨沒有絲毫關係，但當我們身處困境時，他總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他滿心關懷地看著我。
“聽著！你不應該來這裏。在他們沒給警察打電話之前，趕快跑出去躲起來。”
請注意！樓梯底部與一名旅館職員，是馬統工黨成員（我想，經理並不知道），他從電梯裏偷偷地溜了出來，用蹩腳的英語告訴我立即離開。甚至到這時，我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問道。
“你還沒有聽說嗎？”
“沒有。聽說什麽？我什麽都沒聽說。”
“馬統工黨已經被鎮壓。他們占據了所有建築物，實際上是把每個人都關進了監獄。有人說他們正在進行槍殺。”
原來是這樣，我們得另找一個地方談話。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館裏都是警察，但我們在一條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靜的咖啡館。我的妻子向我解釋了在我離開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寧的辦公室將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們搜查了福爾肯飯店，並將那裏所有的人逮捕起來，他們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這個地方馬上變成監獄，隨即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犯人。第二天，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它的所有辦公室、書報亭、療養院和紅十字救濟中心等都被占領。同時，警察設法逮捕他們能抓到的和他們所知道的與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人。在一兩天之內，40名執委會成員全部或幾乎全部被關進監獄。可能隻有一兩個人逃走並躲了起來，但警察開始使詭計：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們的妻子抓起來當人質（交戰雙方在戰爭中都廣泛使用這種方法）。根本沒有辦法統計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聽說僅巴塞羅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當時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數一定更多。最優秀的人員都被抓了起來。在有些情況下，警察甚至從醫院裏把受傷的民兵殘酷地拖走。
這讓人深感不安。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麽？我可以理解他們對馬統工黨的鎮壓，但他們為什麽要逮捕那麽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很明顯，鎮壓馬統工黨引發了連鎖反應，馬統工黨現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隸屬於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樣，沒有一個被捕的人受到指控。與此同時，巴倫西亞共產黨的報刊則在製造所謂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陰謀”的故事，例如馬統工黨用收音機和敵人聯係，用隱形墨水簽發文件，等等。我在前麵已經討論過這類事情。重要的是，這些隻出現在巴倫西亞的報紙上，我認為我的說法正確，在任何巴塞羅那的報紙上，無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共和派的報紙，都對這些事情或鎮壓馬統工黨的事情隻字不提。不是從任何西班牙的報紙上，而是從一兩天後到達巴塞羅那的英國報紙上，我們最先了解到了對馬統工黨領導人指控的真正實情。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政府極不負責地指控我們犯有間諜罪和叛國罪，一些政府成員後來也拒絕承認。我們隻是隱約得知馬統工黨領導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經濟資助，大概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監獄裏的人正被秘密槍殺的謠言在四處傳播，雖然有些誇大其詞，但確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毫無疑問，寧的事情就是這樣。寧被捕後被轉移到巴倫西亞，隨後又轉移到馬德裏。寧被槍殺的謠言最早在6月21日傳到了巴塞羅那，後來謠言變得更真切：寧已在監獄裏被警察秘密槍殺，屍體被扔在大街上。這個故事有幾個來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員費德裏科?蒙塞尼的說法。從那時到現在再也沒有聽說過寧還活著。後來當各國代表團就此向政府提出質詢時，政府遮遮掩掩，隻是說，寧已經失蹤，他們對他的行蹤也一無所知。一些報紙為此編造說寧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盤上，但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司法部長伊魯霍後來宣稱，埃斯帕涅新聞社偽造了政府公報。[1]無論怎樣，像寧這樣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將來某一天寧又活著出現了，否則我們就會認為他被暗殺在監獄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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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馬科斯頓代表團報告，我參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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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續了幾個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內的政治犯的人數已經高達數千人。下層警察的自主權值得引起注意。許多逮捕被承認為非法，一些被警察總長下令釋放的人在監獄大門口又被重新逮捕，並被轉移到“秘密監獄”，庫爾特?蘭道和他妻子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大約在6月17日號被逮捕，蘭道馬上就“失蹤了”。五個月之後，他妻子仍被關進監獄裏，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進行絕食抗議，此後司法部長才送來口信告訴她：她丈夫已經死亡。不久之後，她被釋放，但幾乎是同一時間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進監獄。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級別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對戰爭產生什麽影響漠不關心。在事前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他們就隨時準備逮捕重要軍官。大約在6月末，統帥第29師的何塞?羅維拉將軍在前線附近的某個地方被從巴塞羅那派來的一隊警察抓了起來。他的部下派了一個代表團向作戰部提出抗議，結果發現作戰部和警察總長奧爾特加都沒有得到羅維拉被捕的消息。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整個事件的細節，雖然可能無足輕重，但一律對前線部隊實行封鎖。正如你看到的那樣，我和前線其他人都沒聽到馬統工黨被鎮壓的任何消息，馬統工黨的民兵總部、紅十字救援中心等都運轉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離巴塞羅那僅100英裏的萊裏達這樣的鐵路沿線城市，都沒有任何人聽說那裏所發生的事情。巴塞羅那以外的報紙對此未提隻言片語（巴倫西亞的報紙編造的間諜故事，並沒有送到阿拉貢前線）。毫無疑問，巴塞羅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是為了防止他們把消息帶回前線。我在6月15日到前線去時所帶的那期報紙，一定是到了那裏的最後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樣會不為人知，因為運貨的卡車等仍來來回回通過那裏。毫無疑問，消息被封鎖了，我已經從許多人那裏得知：事情發生好幾天之後，前線將士才聽到風聲。所有這一切的動機昭然若揭。進攻韋斯卡的戰鬥剛剛開始，馬統工黨民兵仍是一支獨立部隊，當局可能害怕他們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後會拒絕作戰。實際上，消息傳來時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其間，一定有許多戰死的人不知道後方的報紙正把他們稱為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事情讓人難以釋懷。我知道慣常的作法是向部隊封鎖壞消息，作為一種製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讓人參加戰鬥，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支持的黨派正被鎮壓，他們的領導人被控叛國，他們的親友被投入監獄，這些就要另當別論了。
我的妻子開始告訴我，我的朋友們都發生了些什麽事情。有些英國人或其他外國人已經離開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蘭療養院時沒有被逮捕，正在某個地方躲藏。約翰?麥克奈爾也是這樣，他本來去了法國，當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時，他又回到西班牙——這是一個魯莽的舉動，但他不願在自己的同誌身處危境之時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則不過是些編年簡史了：“他們已經逮捕某某”和“他們已經逮捕某某”。他們好象已經“逮捕”幾乎每個人。當聽到喬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時，我嚇了一大跳。
“什麽！柯普？我還以為他在巴倫西亞。”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羅那，手上拿著作戰部寫給負責東部戰線工程運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當然知道馬統工黨已被鎮壓，但他以為警察不會蠢到在他身負緊急軍令去前線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陸飯店取工具包的時候，當時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員一邊扯謊設法留住他，一邊給警察打電話。當我聽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時，我承認我憤怒之至。他是我個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幹了幾個月，我和他在戰火中並肩戰鬥，我知道他的經曆。他拋棄了一切——家人、國家、生計——隻是為了來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的戰鬥。他原在比利時預備役部隊服役，未經許可就離開了比利時，參加了一支外國軍隊。此前，他曾幫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產軍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國，那麽他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多年的牢獄生涯。他從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線，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民兵晉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經參加過多少次戰鬥，但知道他受過一次傷。在五月騷亂中，我親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發生的戰鬥，也許挽救了一二十個人的生命。那些人回報他的竟是把投進監獄。生氣隻是浪費時間，但這種愚蠢的狠毒確實是考驗人的耐性。
同時，他們沒有“逮捕”我妻子，盡管她扔留在大陸飯店，但警察根本沒有去逮捕她。她顯然是被當作誘餌。然而幾個晚上之前，在午夜後的幾個小時，六個便衣警察闖入我們旅館的臥室裏，進行搜查。他們幾乎搜走了我們的每一塊紙片，幸好留下了護照和支票本。他們帶走了我的日記、所有書籍、過去幾個月積累的所有剪報（我經常在想這些剪報對他們有什麽用）、所有戰爭紀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們帶走了讀者寄給我的許多信件，其中一些我還沒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讀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寫信給我探討最新一本書的有關情況，卻沒有收到回信，碰巧讀到了這幾行，他願意把這當作一種道歉嗎？）我後來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蘭療養院的所有東西，甚至把我的一包髒亞麻衣服也帶走了。他們可能認為那上麵會有用隱形墨水寫的情報。
當時，無論怎樣來看，我妻子繼續住在那家飯店更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來，他們會立即追捕她。至於我自己，我得馬上躲藏起來，前景令我不安。盡管大肆逮捕，我幾乎不相信我處在危險之中。整件事情看起來毫無意義，柯普正是由於同樣拒絕認真考慮，這種愚蠢的突襲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問，為什麽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麽？我甚至還不是馬統工黨成員。我在五月戰鬥中確實扛槍上陣，但有四五萬人都是這樣做的（隻是猜測）。此外，我急需合適的夜間睡眠。我想冒一下險回旅館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釋事態。我做過什麽或者沒做過什麽都無關緊要。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隻是恐怖統治。我沒有任何明確的犯罪行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為馬統工黨服務這一事實就足以把我送進監獄。現在還固守那種隻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國觀念毫無用處。法律實際上是警察選擇製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來並掩蓋我和馬統工黨之間有任何關係的事實。我們檢查了一下口袋裏的證件。妻子讓我撕掉民兵證，那上麵印有馬統工黨大寫字母，還有一群民兵以馬統工黨的旗幟為背景的一張照片，現在僅憑這些東西就可以讓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證明。盡管危險，因為證上蓋著29師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師屬於馬統工黨，但沒有它們，我可能被當作逃兵抓起來。
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是離開西班牙。留在這裏等待牢獄之災遲早降臨毫無意義。事實上，我們兩個更願意留下來，隻想看看發生什麽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監獄汙穢不堪（實際上，那裏比我想象的還要糟糕）。一旦進入監獄，你絕不會知道何時才能夠出來。我身體狀況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們計劃第二天在英國領事館見麵，科特曼和麥克奈爾也會去那裏。可能要好幾天才能準備好護照。在離開西班牙之前，你得把護照拿到三個不同的地方蓋章——警察總局、法國領事館和加泰羅尼亞移民局。當然，警察總局非常危險。但也許英國領事館在不讓他們知道我們和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情況下能把事情辦妥。顯然一定會有一份國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單，我們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單到達之前，我們可能已經幸運地通過了國界。整個過程，一定會有許多麻煩和拖遝。但幸好這裏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國。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蓋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沒有他們那麽大的能耐。
我們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館，我在黑暗之中遊蕩，想找個地方睡覺。我記得當時心情鬱悶煩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無處可去，沒有地方收留我。實際上，馬統工黨沒有地下組織。毫無疑問，領導們已經意識到黨可能會被鎮壓，但他們絕沒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動*。實際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馬統工黨被鎮壓的那一天，他們還在繼續改建馬統工黨建築（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們正在執委會大樓建一家電影院，那裏原來是一家銀行）。因此，事實上根本沒有集會和隱蔽地點，而這些是每個革命政黨都應該擁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會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毀而露宿街頭。五天的疲憊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著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厲害，現在那幫家夥將我四處驅逐，我隻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隨人行，我沒有做出任何正確的政治決定，事情發生時我從不做決定。當我處在戰爭或政治的混亂之中時，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意識到沒有辦法減輕我身體上的不適，隻是深深地希望這種荒唐的事情早點結束。我後來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義，但事情發生時，我隻是想遠離他們——這也許不太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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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舊時基督教教會和政府官員為處死行巫者而聯合進行的搜捕行動，現在指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借口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迫害。——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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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遠，竟走到了總醫院附近。我想找個地方躺下，讓討厭的警察找不到我，不會找我要證件。我試著找了一個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著水。然後我來到一座廢棄的教堂，那裏被革命烈火焚燒過，已經破破爛爛。那隻是一個無頂、四堵牆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塊。我在黑暗中摸索，終於找到一個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磚爛瓦上並不舒服，好在這是一個暖和的夜晚，我設法睡了幾個小時。
由於受到出版審查製度的影響，各種可怕的謠言流傳開來。有一種說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對戰爭采取妥協態度。當時，我傾向於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法西斯分子離畢爾巴鄂越來越近，而政府顯然沒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鎮上到處懸掛著巴斯克旗幟，姑娘們在咖啡館裏叮當作響地擺弄著化妝盒，廣播裏照例廣播“英勇保衛者”的事跡。但巴斯克並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援助。這讓人覺得政府在玩弄兩麵派手法。後來的事件證明我的這些想法全都錯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點力量的話，畢爾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貢前線隻發動一次進攻，即使是失敗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轉移部分軍隊，但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進攻行動，直到為時已晚——事實上，直到畢爾巴鄂陷落都沒有開始進攻。全國勞工聯盟散發大量傳單：“小心提防！”，暗示“某個政黨”（意指共產黨）正秘密策劃軍事政變。人們也普遍擔心加泰羅尼亞將受到攻擊。此前，當我們重返恰時，我看到人們正在前線後麵修築幾十英裏長的堅固防線，並在巴塞羅那各地開挖新的防彈掩體。巴塞羅那經常擔心空中和海上襲擊，警報更多的時候是誤報，但每當警報拉響，全城燈火都要熄滅數小時，膽小的人就會躲進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監獄裏一直人滿為患，既有因五月戰鬥而抓進來的，也有其他人——當然，總是有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忠實支持者——被三三兩兩地送進監獄，然後一直待在那兒，通常不得與外界聯係。鮑勃?斯邁利仍舊被關在巴倫西亞的監獄裏，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不管現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還是負責此事的律師，都不準見他。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關進監獄。他們通常被當作逃兵抓起來。一般情況下，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誌願者還是正規軍。幾個月前，在部隊裏服役的民兵被當作誌願者，他們任何時候想離開都能拿到遣散證明。現在，政府好象已經改變了主意，聲稱民兵是正規軍，如果他想回家，那麽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沒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線的一些地方，當局仍在簽發遣散證明。在前線，這些證明有時被認可，有時不被認可，如果不被認可，你立刻就會被投進監獄。後來，監獄裏的外國“逃兵”人數狂增到數百人，但一旦他們自己的國家提出抗議，他們大多會被遣送回國。
一夥夥武裝的突襲部隊在街道的每個角落遊蕩，國民自衛隊仍舊占據著咖啡館和其他的戰略要地，許多加聯社黨的建築依然被沙包隔離和封鎖著。城裏許多地方都有馬槍騎兵和國民自衛隊駐守的崗哨，他們攔住路人要查證件。每個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馬統工黨民兵證，隻能出示護照或醫院的證明。哪怕被知道曾經在馬統工黨民兵組織中服過役，也非常危險。他們用各種可恥的方式懲罰受傷或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例如，他們很難拿到自己的薪金。《戰鬥》仍舊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檢查使它幾乎難以生存，《團結》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也受到嚴格檢查。有一條新的規定是：報紙不得在被審查刪除的版麵中留下空白，而必須用其他東西填塞。結果，人們通常總是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東西會被砍掉。
在整個戰爭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時有不同，但這時卻是食物短缺最嚴重的時期之一。麵包缺乏，靠摻雜大米來生產各種廉價麵包。士兵在營房裏吃的是像油灰一樣的劣質麵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貴的走私煙外，其他煙草幾乎難覓蹤跡。橄欖油匱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種不同的場合下必須使用橄欖油。等待購買橄欖油的婦女排起了長隊，長隊由騎馬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維持秩序，他們時常騎著馬穿過隊伍，想讓馬蹄踐踏婦女的腳趾來取樂。當時，缺少零錢是一個小麻煩。銀幣已被收回，尚未發行新的鑄幣，因此在十生丁硬幣和兩個半比塞塔紙幣之間沒有任何硬幣，十個比塞塔以下的紙幣稀少[1]。對赤貧者而言，這意味著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婦女僅帶著十比塞塔的紙幣可能在雜貨店外麵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卻不能買到任何東西，隻不過是因為雜貨商沒有零錢，而她又不能把這張鈔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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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購買力相當於四個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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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夢魘般的氣氛真是一言難盡——這種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謠言的變化多端、報紙的新聞審查、武裝人員的頻繁光顧。由於英國並不存在當時這種氣氛的基本條件，因此很難輕易加以表述。在英國，也無法憑空想象什麽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輕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礦工，我並不介意讓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充當歐洲政治傳聲筒的“優秀黨員”仍然少見，“消滅”或“清除”碰巧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的觀念還沒有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巴塞羅那，它卻是理所當然的。“斯大林主義者”控製著局麵，因此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然都在劫難逃。然而，人人都擔心的事情——發生一場新的巷戰，畢竟沒有發生。假如發生的話，像以前一樣，所有責任也都將會加到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我時刻警惕第一聲槍響。城裏好象到處都是壞消息，人人都十分關注，並在議論紛紛。奇怪的是，每個人所說的話竟會那樣相似：“這裏的氣氛太可怕了，就像進了精神病押。”但也許並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國遊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馬觀花，從旅館到旅館，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大氣候有什麽異樣。我注意到（《星期天快報》，1937年10月17日）阿索爾伯爵夫人寫道：
我到過巴倫西亞，馬德裏和巴塞羅那……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沒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動。我住過的所有旅館不僅“正常”、“體麵”，而且特別舒適，隻是缺少黃油和咖啡。
這就是英國旅遊者的德性，他們不相信漂亮旅館的外麵還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們能為阿索爾伯爵夫人找到些許黃油。
那時我住在莫蘭療養院，它是由馬統工黨經營的療養院之一，坐落在提比達波（tibidabo）郊區。提比達波是一座奇形怪狀的山脈，在巴塞羅那後麵突兀高聳，傳說撒旦正是在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國家指給耶穌卡的（這座山由此得名）。這些房屋以前屬於一些富裕的資本家，在革命時期被占領。那裏的大多數人要麽是從前線剛送下來的傷兵，要麽是因截肢而終身殘廢的傷員。那裏也有另外幾名英國人：威廉姆斯的一條腿受傷了；十八歲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懷疑得了肺結核而從戰壕送了回來；阿瑟?克林頓的左臂骨折，仍然紮著繃帶吊在一種綽號叫“飛機”的儀器上，西班牙醫院正使用這類儀器。我妻子仍舊住在大陸飯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羅那。早上，我往往到總醫院去對我的胳膊進行電療，電療時有一種奇特的感覺——一股針刺般的電流使全身的肌肉跳來跳去——不過，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漸有所減輕。我們倆決定最好盡快回到英國。我的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說話，看起來是永遠也不能講話了，醫生告訴我幾個月之內還不適合去作戰。我遲早得去掙錢，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沒有多大意義。但我主要還是出於自私的目的，我最強烈的願望是徹底離開這個國家，遠離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圍，遠離到處都是武裝人員的街道，遠離空襲、戰壕、機槍、刺耳的有軌電車、不加牛奶的茶、油製品和香煙短缺——遠離我所知道的與西班牙相關的幾乎每一樣東西。
總醫院的醫生告訴我我已無需繼續治療，但為了拿到遣散證明，我不得不到前線附近的一個醫院去拿醫療證明，然後到謝塔莫的馬統工黨民兵總部在遣散證明上加蓋印章。那時，柯普剛剛興高采烈地從前線回來，他剛參加了戰鬥，並預言韋斯卡最終會被攻克。政府動用大量的飛機，並從馬德裏前線運來軍隊，在那裏集結了三萬人。我前麵看到過的那些意大利人從塔拉戈納抵達前線，並對傑卡要道發動進攻，但已傷亡慘重，並損失了兩輛坦克，然而，柯普說，那個城鎮注定要陷落。（啊！它沒有被攻陷，進攻混亂不堪——隻是引發報紙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時，柯普得去巴倫西亞與作戰部的人見麵。他有一封負責指揮東線部隊的波薩斯將軍寫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說成一個“非常自信的人”，推薦他到工程部一個特殊崗位任職（柯普已經是一名民用工程師了）。就在我去謝塔莫的當天，他去了巴倫西亞——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後，我回到巴塞羅那。我們乘坐一輛載重卡車午夜前後抵達謝塔莫，一到馬統工黨總部，連名字都還沒有登記，人們就叫我們排成一隊，給我們分發來複槍和子彈。進攻好象剛開始，他們在任何時候好象都需要後備軍。盡管我口袋裏裝著醫院的證明，但我還是無法完全拒絕和其他人一塊排隊。我拿子彈箱當枕頭睡在地麵上，心情極度沮喪。當時，傷勢已經損害了我的神經——我相信這會經常發作——戰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懼。然而像往常一樣，我們還得等到天亮，況且我們畢竟還沒有接到出發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醫院證明，去辦遣散證明。這是一係列混亂不堪、令人討厭的程序。像往常一樣，人們推來推去，我也隻好在醫院之間來回碾轉——從謝塔莫到巴巴斯特羅和萊裏達返回——集結在韋斯卡的軍隊已經切斷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讓一切混亂不堪。我記得晚上總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醫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溝渠裏；一次睡在窄窄的長凳上，半夜裏還從凳子上摔了下來；還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羅市立旅館裏，一旦你離開鐵路，除了偶爾路過的顛簸不已的火車外別無他車可乘。你得在路邊等候幾個小時，有時要連等三四個小時，與成群結隊憂傷不安的農民為伍，他們攜帶滿箱的鴨子或兔子，向每一輛路過的卡車招手。當你終於有幸等到一輛沒有塞滿人、麵包或子彈箱的卡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過來時，卡車就會像吞食肉醬似的把你吞進去。戰馬從來不會像那些卡車一樣把我拋得老高老高，趕路的唯一辦法是大家相互貼在一起。讓我難堪的是，我身體太虛弱，沒有別人的幫助，我就爬不上卡車。
我在去蒙鬆醫院取醫療證時在那裏住了一晚。鄰床是一位突襲隊員，左眼受傷了。他待人友善，給了我幾根香煙。我說：“要是在巴塞羅那，我們本會互相攻擊。”我們都笑了起來。奇怪的是，隻要你來到前線附近的任何地方，整個的精神狀態似乎就完全改變了。政治派別間的一切或幾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裏，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會因我屬於馬統工黨而對我心存敵意。那種事情隻有在巴塞羅那或者遠離戰爭的地方才會發生。謝塔莫有大量突襲隊員，被從巴塞羅那派來參加進攻韋斯卡的戰鬥。突襲隊員不是為前線作戰準備的部隊，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經曆過戰火。在巴塞羅那，他們是街道的主人，在這裏，他們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線戰鬥過幾個月的15歲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鬆醫院的醫生照例讓我伸出舌頭做內窺鏡檢查，並像其他醫生一樣高興地向我保證，我再也不能說話了，並在證明文件上簽字。在我等候檢查的時候，手術室裏正做非麻醉的殘忍手術——我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使用麻醉劑。手術一直在進行，一聲聲尖叫傳來，等到我走進去的時候，隻見椅子被扔得到處都是，地板上一灘灘血和尿。
這段最後旅程的細節異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和幾個月前相比，現在我的心態已經大不相同了，變得更加善於觀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證明，並加蓋了第29師的印章，還有醫生證明我已“宣告殘廢”。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國去了，因此我也幾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羅待了近一天的時間，因為每天隻有一趟火車。我以前曾路過巴巴斯特羅，有過匆匆的一瞥，那對我而言隻是戰爭的一部分——昏暗、泥濘、陰冷，到處都是呼嘯而過的卡車，到處都是衣衫襤褸的軍隊士兵。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賞心悅目彎彎曲曲的街道、老石橋、放著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鋪，人們在那裏製作車輪、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壺。我興致勃勃地看著一個人製作皮壺，我以前從來沒見過，水壺裏麵用獸皮製作，而且內裏的一麵毛還沒有褪去，因此，你確實喝下過經山羊毛過濾的水。我用這種水壺喝了幾個月的水，竟一無所知。城鎮後麵有一條翡翠般淺綠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從臥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無數鴿子棲息在崖洞中。萊裏達的有些古老建築已經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殘垣斷壁上築巢，向遠處看去，長年累月堆積起來的鳥巢就像是洛可可時期建築的範本。奇怪的是，我在這裏駐留了近六個月卻視而不見。現在懷揣遣散證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個人，也有點像旅遊者。這幾乎是第一次讓我感到自己確確實實身處西班牙，置身於一個我終身神往的國度。在萊裏達和巴巴斯特羅靜謐的老街上，我似乎獲得了解脫，遠離西班牙謠言，這些謠言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白色的層層山巒、牧羊人、訊問地牢、摩爾人風格的宮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騾隊、灰色的橄欖樹和一叢叢檸檬樹、披黑披肩的姑娘、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紅衣主教、鬥牛賽、吉卜賽人和小夜曲——總之，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歐洲國家中，它最讓我心馳神往。遺憾的是，當我想方設法最終到達這裏時，我隻看到了這個國家東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亂的戰爭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裏。
回到巴塞羅那時天色已晚，沒有出租車，也不可能回到莫蘭療養院，它在城外，我隻好去大陸飯店，在路上停下來吃了晚餐。我記得與一名慈祥侍者的談話，我們談起橡木水罐，包著黃銅，他們用它給客人斟酒。我說我想買一套帶回英國去，他深表同情地說：“是的，美極了，不是嗎？可惜現在買不到了，沒有人製作，再也沒人製作任何東西，這戰爭——真是遺憾啊！”我們都認為戰爭讓人感到遺憾。我又覺得自己像旅遊者。侍者輕輕地問我：“喜歡西班牙嗎？還會再來西班牙嗎？”哦，是的，我會再訪西班牙。因為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這段心平氣和的談話讓我銘記心底。
當我到達旅館時，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來，用一種在我看來無所謂的樣子朝我走過來，用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脖子，麵帶甜蜜的微笑。由於休息室裏還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邊輕聲說：
“出去！”
“什麽？”
“馬上離開這兒！”
“什麽？”
“不要站在這兒！你必須迅速離開！”
“什麽？為什麽？你是什麽意思？”
她拉著我的胳膊朝樓梯的方向走去。我們在半路上遇見一個法國人——我就不說出他的名字了，盡管他和馬統工黨沒有絲毫關係，但當我們身處困境時，他總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他滿心關懷地看著我。
“聽著！你不應該來這裏。在他們沒給警察打電話之前，趕快跑出去躲起來。”
請注意！樓梯底部與一名旅館職員，是馬統工黨成員（我想，經理並不知道），他從電梯裏偷偷地溜了出來，用蹩腳的英語告訴我立即離開。甚至到這時，我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問道。
“你還沒有聽說嗎？”
“沒有。聽說什麽？我什麽都沒聽說。”
“馬統工黨已經被鎮壓。他們占據了所有建築物，實際上是把每個人都關進了監獄。有人說他們正在進行槍殺。”
原來是這樣，我們得另找一個地方談話。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館裏都是警察，但我們在一條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靜的咖啡館。我的妻子向我解釋了在我離開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寧的辦公室將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們搜查了福爾肯飯店，並將那裏所有的人逮捕起來，他們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這個地方馬上變成監獄，隨即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犯人。第二天，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它的所有辦公室、書報亭、療養院和紅十字救濟中心等都被占領。同時，警察設法逮捕他們能抓到的和他們所知道的與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人。在一兩天之內，40名執委會成員全部或幾乎全部被關進監獄。可能隻有一兩個人逃走並躲了起來，但警察開始使詭計：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們的妻子抓起來當人質（交戰雙方在戰爭中都廣泛使用這種方法）。根本沒有辦法統計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聽說僅巴塞羅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當時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數一定更多。最優秀的人員都被抓了起來。在有些情況下，警察甚至從醫院裏把受傷的民兵殘酷地拖走。
這讓人深感不安。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麽？我可以理解他們對馬統工黨的鎮壓，但他們為什麽要逮捕那麽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很明顯，鎮壓馬統工黨引發了連鎖反應，馬統工黨現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隸屬於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樣，沒有一個被捕的人受到指控。與此同時，巴倫西亞共產黨的報刊則在製造所謂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陰謀”的故事，例如馬統工黨用收音機和敵人聯係，用隱形墨水簽發文件，等等。我在前麵已經討論過這類事情。重要的是，這些隻出現在巴倫西亞的報紙上，我認為我的說法正確，在任何巴塞羅那的報紙上，無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共和派的報紙，都對這些事情或鎮壓馬統工黨的事情隻字不提。不是從任何西班牙的報紙上，而是從一兩天後到達巴塞羅那的英國報紙上，我們最先了解到了對馬統工黨領導人指控的真正實情。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政府極不負責地指控我們犯有間諜罪和叛國罪，一些政府成員後來也拒絕承認。我們隻是隱約得知馬統工黨領導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經濟資助，大概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監獄裏的人正被秘密槍殺的謠言在四處傳播，雖然有些誇大其詞，但確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毫無疑問，寧的事情就是這樣。寧被捕後被轉移到巴倫西亞，隨後又轉移到馬德裏。寧被槍殺的謠言最早在6月21日傳到了巴塞羅那，後來謠言變得更真切：寧已在監獄裏被警察秘密槍殺，屍體被扔在大街上。這個故事有幾個來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員費德裏科?蒙塞尼的說法。從那時到現在再也沒有聽說過寧還活著。後來當各國代表團就此向政府提出質詢時，政府遮遮掩掩，隻是說，寧已經失蹤，他們對他的行蹤也一無所知。一些報紙為此編造說寧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盤上，但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司法部長伊魯霍後來宣稱，埃斯帕涅新聞社偽造了政府公報。[1]無論怎樣，像寧這樣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將來某一天寧又活著出現了，否則我們就會認為他被暗殺在監獄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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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閱馬科斯頓代表團報告，我參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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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續了幾個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內的政治犯的人數已經高達數千人。下層警察的自主權值得引起注意。許多逮捕被承認為非法，一些被警察總長下令釋放的人在監獄大門口又被重新逮捕，並被轉移到“秘密監獄”，庫爾特?蘭道和他妻子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大約在6月17日號被逮捕，蘭道馬上就“失蹤了”。五個月之後，他妻子仍被關進監獄裏，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進行絕食抗議，此後司法部長才送來口信告訴她：她丈夫已經死亡。不久之後，她被釋放，但幾乎是同一時間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進監獄。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級別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對戰爭產生什麽影響漠不關心。在事前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他們就隨時準備逮捕重要軍官。大約在6月末，統帥第29師的何塞?羅維拉將軍在前線附近的某個地方被從巴塞羅那派來的一隊警察抓了起來。他的部下派了一個代表團向作戰部提出抗議，結果發現作戰部和警察總長奧爾特加都沒有得到羅維拉被捕的消息。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整個事件的細節，雖然可能無足輕重，但一律對前線部隊實行封鎖。正如你看到的那樣，我和前線其他人都沒聽到馬統工黨被鎮壓的任何消息，馬統工黨的民兵總部、紅十字救援中心等都運轉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離巴塞羅那僅100英裏的萊裏達這樣的鐵路沿線城市，都沒有任何人聽說那裏所發生的事情。巴塞羅那以外的報紙對此未提隻言片語（巴倫西亞的報紙編造的間諜故事，並沒有送到阿拉貢前線）。毫無疑問，巴塞羅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是為了防止他們把消息帶回前線。我在6月15日到前線去時所帶的那期報紙，一定是到了那裏的最後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樣會不為人知，因為運貨的卡車等仍來來回回通過那裏。毫無疑問，消息被封鎖了，我已經從許多人那裏得知：事情發生好幾天之後，前線將士才聽到風聲。所有這一切的動機昭然若揭。進攻韋斯卡的戰鬥剛剛開始，馬統工黨民兵仍是一支獨立部隊，當局可能害怕他們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後會拒絕作戰。實際上，消息傳來時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其間，一定有許多戰死的人不知道後方的報紙正把他們稱為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事情讓人難以釋懷。我知道慣常的作法是向部隊封鎖壞消息，作為一種製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讓人參加戰鬥，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支持的黨派正被鎮壓，他們的領導人被控叛國，他們的親友被投入監獄，這些就要另當別論了。
我的妻子開始告訴我，我的朋友們都發生了些什麽事情。有些英國人或其他外國人已經離開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蘭療養院時沒有被逮捕，正在某個地方躲藏。約翰?麥克奈爾也是這樣，他本來去了法國，當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時，他又回到西班牙——這是一個魯莽的舉動，但他不願在自己的同誌身處危境之時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則不過是些編年簡史了：“他們已經逮捕某某”和“他們已經逮捕某某”。他們好象已經“逮捕”幾乎每個人。當聽到喬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時，我嚇了一大跳。
“什麽！柯普？我還以為他在巴倫西亞。”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羅那，手上拿著作戰部寫給負責東部戰線工程運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當然知道馬統工黨已被鎮壓，但他以為警察不會蠢到在他身負緊急軍令去前線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陸飯店取工具包的時候，當時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員一邊扯謊設法留住他，一邊給警察打電話。當我聽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時，我承認我憤怒之至。他是我個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幹了幾個月，我和他在戰火中並肩戰鬥，我知道他的經曆。他拋棄了一切——家人、國家、生計——隻是為了來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的戰鬥。他原在比利時預備役部隊服役，未經許可就離開了比利時，參加了一支外國軍隊。此前，他曾幫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產軍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國，那麽他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多年的牢獄生涯。他從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線，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民兵晉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經參加過多少次戰鬥，但知道他受過一次傷。在五月騷亂中，我親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發生的戰鬥，也許挽救了一二十個人的生命。那些人回報他的竟是把投進監獄。生氣隻是浪費時間，但這種愚蠢的狠毒確實是考驗人的耐性。
同時，他們沒有“逮捕”我妻子，盡管她扔留在大陸飯店，但警察根本沒有去逮捕她。她顯然是被當作誘餌。然而幾個晚上之前，在午夜後的幾個小時，六個便衣警察闖入我們旅館的臥室裏，進行搜查。他們幾乎搜走了我們的每一塊紙片，幸好留下了護照和支票本。他們帶走了我的日記、所有書籍、過去幾個月積累的所有剪報（我經常在想這些剪報對他們有什麽用）、所有戰爭紀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們帶走了讀者寄給我的許多信件，其中一些我還沒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讀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寫信給我探討最新一本書的有關情況，卻沒有收到回信，碰巧讀到了這幾行，他願意把這當作一種道歉嗎？）我後來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蘭療養院的所有東西，甚至把我的一包髒亞麻衣服也帶走了。他們可能認為那上麵會有用隱形墨水寫的情報。
當時，無論怎樣來看，我妻子繼續住在那家飯店更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來，他們會立即追捕她。至於我自己，我得馬上躲藏起來，前景令我不安。盡管大肆逮捕，我幾乎不相信我處在危險之中。整件事情看起來毫無意義，柯普正是由於同樣拒絕認真考慮，這種愚蠢的突襲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問，為什麽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麽？我甚至還不是馬統工黨成員。我在五月戰鬥中確實扛槍上陣，但有四五萬人都是這樣做的（隻是猜測）。此外，我急需合適的夜間睡眠。我想冒一下險回旅館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釋事態。我做過什麽或者沒做過什麽都無關緊要。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隻是恐怖統治。我沒有任何明確的犯罪行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為馬統工黨服務這一事實就足以把我送進監獄。現在還固守那種隻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國觀念毫無用處。法律實際上是警察選擇製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來並掩蓋我和馬統工黨之間有任何關係的事實。我們檢查了一下口袋裏的證件。妻子讓我撕掉民兵證，那上麵印有馬統工黨大寫字母，還有一群民兵以馬統工黨的旗幟為背景的一張照片，現在僅憑這些東西就可以讓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證明。盡管危險，因為證上蓋著29師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師屬於馬統工黨，但沒有它們，我可能被當作逃兵抓起來。
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是離開西班牙。留在這裏等待牢獄之災遲早降臨毫無意義。事實上，我們兩個更願意留下來，隻想看看發生什麽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監獄汙穢不堪（實際上，那裏比我想象的還要糟糕）。一旦進入監獄，你絕不會知道何時才能夠出來。我身體狀況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們計劃第二天在英國領事館見麵，科特曼和麥克奈爾也會去那裏。可能要好幾天才能準備好護照。在離開西班牙之前，你得把護照拿到三個不同的地方蓋章——警察總局、法國領事館和加泰羅尼亞移民局。當然，警察總局非常危險。但也許英國領事館在不讓他們知道我們和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情況下能把事情辦妥。顯然一定會有一份國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單，我們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單到達之前，我們可能已經幸運地通過了國界。整個過程，一定會有許多麻煩和拖遝。但幸好這裏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國。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蓋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沒有他們那麽大的能耐。
我們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館，我在黑暗之中遊蕩，想找個地方睡覺。我記得當時心情鬱悶煩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無處可去，沒有地方收留我。實際上，馬統工黨沒有地下組織。毫無疑問，領導們已經意識到黨可能會被鎮壓，但他們絕沒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動*。實際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馬統工黨被鎮壓的那一天，他們還在繼續改建馬統工黨建築（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們正在執委會大樓建一家電影院，那裏原來是一家銀行）。因此，事實上根本沒有集會和隱蔽地點，而這些是每個革命政黨都應該擁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會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毀而露宿街頭。五天的疲憊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著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厲害，現在那幫家夥將我四處驅逐，我隻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隨人行，我沒有做出任何正確的政治決定，事情發生時我從不做決定。當我處在戰爭或政治的混亂之中時，總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意識到沒有辦法減輕我身體上的不適，隻是深深地希望這種荒唐的事情早點結束。我後來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義，但事情發生時，我隻是想遠離他們——這也許不太體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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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舊時基督教教會和政府官員為處死行巫者而聯合進行的搜捕行動，現在指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借口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治迫害。——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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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遠，竟走到了總醫院附近。我想找個地方躺下，讓討厭的警察找不到我，不會找我要證件。我試著找了一個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著水。然後我來到一座廢棄的教堂，那裏被革命烈火焚燒過，已經破破爛爛。那隻是一個無頂、四堵牆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塊。我在黑暗中摸索，終於找到一個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磚爛瓦上並不舒服，好在這是一個暖和的夜晚，我設法睡了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