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5年佛羅倫薩在梅第奇家族的統治之下欣欣向榮。讓他們發家的高利貸已經發展成了銀行金融業，他們已經成為佛羅倫薩的首富。
然而他們奢侈的生活方式卻引起了佛羅倫薩聖馬可修道院任牧職的吉洛拉謨·薩伏那洛拉的不滿。
他是個多明我教會的修士，在講道時抨擊教皇和教會的腐敗，揭露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的殘暴統治，反對富人驕奢淫逸，主張重整社會道德，提倡虔誠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頗得平民的擁護。
1491年他任聖馬可修道院院長，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薩伏那洛拉成為城市平民起義的精神領袖。
在趕走了美第奇家族後，1497年他領導宗教改革，在廣場焚毀珠寶、奢侈品、華麗衣物和所謂傷風敗俗的書籍等，包括但丁、奧維德、薄伽丘，禁止世俗音樂，推行聖歌，並改革城市行政管理與稅收製度。
當時的教皇亞曆山大六世是打算用一頂紅衣主教的紅帽子收買他，但是他卻稱那位波吉亞家的教皇是“撒旦的代表”。同年教皇革除薩伏那洛拉的教籍，1498年4月教皇和美第奇家族利用饑荒，煽動群眾攻打聖馬可修道院。
佛羅倫薩共和國失敗，薩伏那洛拉被加以裂教及異端狂想分子的罪名，在佛羅倫薩鬧市中被火刑處死。
世俗化的教會其實沒有普通人想得那麽極端，動不動就燒書、用火刑，十字軍東征後收獲了很多希臘、羅馬的書籍，數沙者就是其中之一，梵蒂岡收藏有希臘文抄本，但這本書不是誰都可以看的。
想要看教會的藏書要成為修士，女人更別想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確實阻礙了時代的進步，也阻斷了一些不該掌握知識為非作歹的人。
陪審團製度幾乎沒什麽大用處，那是法官用來分擔責任的，這些陪審團成員來自各個階級和職業，有可能是華爾街的金融分析師和獨居老人關在一個房間裏，一起討論一個年輕人是不是真的用彈簧匕首殺了他的父親。
雖然各項證據都證明那個年輕人是有罪的，隻要陪審團覺得他是無罪的，那他就會被無罪釋放。
群體容易感情用事，如果有個女人裝出淒慘的樣子，就免不了有人會心軟。
一個年輕人也是如此，移情和同情會影響陪審團的判斷，但如果那個案件的惡劣程度影響到了他們自己，那必定會嚴懲不貸。
宗教審判所裏沒有陪審團，組團控告一個“女巫”的村民陪審倒是很多，判決錯了就是法官的責任。
人們對宗教審判所的錯誤認識可能正是來自於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敵對狀態。
到16世紀中葉，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富有也最強大的國家。包括荷蘭、德國北部和英格蘭在內的歐洲新教區域也許無法在軍事上與之匹敵，但他們卻擁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機。
西班牙人在戰場上擊敗了新教徒，但卻輸掉了宣傳戰，而新教徒攻擊的正好就是宗教審判所。
數不清的書籍和小冊子從北方的印刷機裏湧出來，控訴著西班牙帝國在新世界的人性淪喪和可怕暴行。富饒的西班牙被描繪成了一個黑暗愚昧的邪惡之地。女教皇瓊恩更是喚起了女性的同情心和憤慨。
在那場宣傳戰裏天主教輸給了新教，再加上擅長甩脫責任的法庭，新教國家就顯得非常先進了。
砸毀了所有傳統新建起來的現代主義就像甩掉了所有輜重的軍團，一開始或許還能突飛猛進，拖得越久就越沒有力氣了。
貪婪是一種原罪，也許是明天，也許是明年，也許是十年以後。美聯儲停止低息貸款，美國的房市泡沫就會破滅，底層的中低收入階級血本無歸，被銀行收走房子後流落街頭。
資本家是不會管平民的死活的，他們隻會管自己的利益，就算世界發生核爆他們也有地堡可以躲。
謊言有很多種，有的無傷大雅，有的則是傷天害理，可是這些人卻足夠狡猾，不論是天災還是人禍，每次都能躲過，反而是無辜的人被他們牽連。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瘋狂到這個份上，也許資本家給自己挖墳坑能掙錢他們也不管不顧了。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是糧價飛漲，引起市民的“不滿”，窮人餓得營養不良，富人還戴著假發套，臉上敷著粉在沙龍裏附庸風雅，投機商根本不去管，這種怨恨不斷累積，最終量變到質變，如脫韁的野馬一樣失控了。
人的心靈擁有多種麵向，文學作品其實是在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中暢遊，那些成功的作品往往能擊中人心、引發讀者劇烈情感共鳴，他寫的“文學作品”是作者抒發情感的管道、也是承擔集體無意識的載體。
薩德侯爵寫的情色小說為什麽沒有讓·雅克·盧梭的書那麽受歡迎呢？
性也是無意識中的，這個花點錢在妓女身上就能找到答案，盧梭的論文則揭示了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讓處於被壓迫的人們搞明白了很多以前似懂非懂的問題。
在諸如電台、電視這些新傳媒出現前，報紙是主要的宣傳工具。
在動亂時代，報紙是黨派爭鬥的利器，和平年代則是生活的調味劑，麵向平民的廉價報紙充滿了各種軟文，而麵向資產階級的報紙價格要貴很多，內容也少了花哨的排版，也沒那麽多奇聞怪談、風流韻事。
廉價報紙再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很多廣告，人們對於衛生、健康、食品、服裝、家庭的知識變多了。
每個民族的精神成分攜帶著他命運的定律，它簡直是一種神秘的力量，這事關民族整個進化的過程。
在帕拉迪奧前的建築師也存在一個摸索的過程，他們犯了很多在後來人看起來很幼稚的問題，但這些人都是黑暗的未知中的探索者，有了他們的啟迪後，帕拉迪奧去羅馬看過那些古老的建築，才有了影響整個歐洲的建築風格。
在混沌中披荊斬刺不容易，在成功之前要麵對很多次失敗，甚至有人一直失敗。
人隻活一次，一直失敗的卻還想堅持夢想，這樣的感覺有多糟糕瓦格納在巴黎就體會過了。
幸好他遇到了路德維西，一個非常有錢的讚助商。
蓬巴杜夫人的時代，威尼斯已經有樂譜印刷機了，但是用了它的話，盧梭和瓦格納就沒法靠抄樂譜維持生計了。
除了藝術品，還有藝術家需要保護，但是在歌劇魅影裏，有錢人隻想和漂亮的芭蕾舞女演員鬼混，他們對藝術的理解也就這個程度了。
他們家裏是什麽都不缺，唯獨就缺德，性好克裏斯丁和她的朋友有人保護，不然她們就要和別的女演員一樣被騷擾了。
在宗教改革最激烈的十年裏，激進改革派否認了鬼神擁有物質方麵的力量，從而否定了巫術的魔鬼學概念，有關魔鬼學的文獻不再傳播，連暢銷書《女巫之錘》也消聲滅跡了。
然而魔鬼會隨著那些書消失而一起消失麽？
在威尼斯粉色的晨曦中，波莫娜靠在毫無生氣的方形窗邊眺望著亞得裏亞海，它正隨著氣候變化，一點點升高，等有朝一日高過利多島的時候，即便摩西計劃管用了，威尼斯還是要沉在海底。
它會成為第二個亞特蘭蒂斯，後人們一定也和現在的人一樣好奇，為什麽它會沉沒？但那個時候又有多少人認得現在的文字呢？
然而他們奢侈的生活方式卻引起了佛羅倫薩聖馬可修道院任牧職的吉洛拉謨·薩伏那洛拉的不滿。
他是個多明我教會的修士，在講道時抨擊教皇和教會的腐敗，揭露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的殘暴統治，反對富人驕奢淫逸，主張重整社會道德，提倡虔誠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頗得平民的擁護。
1491年他任聖馬可修道院院長，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薩伏那洛拉成為城市平民起義的精神領袖。
在趕走了美第奇家族後，1497年他領導宗教改革，在廣場焚毀珠寶、奢侈品、華麗衣物和所謂傷風敗俗的書籍等，包括但丁、奧維德、薄伽丘，禁止世俗音樂，推行聖歌，並改革城市行政管理與稅收製度。
當時的教皇亞曆山大六世是打算用一頂紅衣主教的紅帽子收買他，但是他卻稱那位波吉亞家的教皇是“撒旦的代表”。同年教皇革除薩伏那洛拉的教籍，1498年4月教皇和美第奇家族利用饑荒，煽動群眾攻打聖馬可修道院。
佛羅倫薩共和國失敗，薩伏那洛拉被加以裂教及異端狂想分子的罪名，在佛羅倫薩鬧市中被火刑處死。
世俗化的教會其實沒有普通人想得那麽極端，動不動就燒書、用火刑，十字軍東征後收獲了很多希臘、羅馬的書籍，數沙者就是其中之一，梵蒂岡收藏有希臘文抄本，但這本書不是誰都可以看的。
想要看教會的藏書要成為修士，女人更別想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確實阻礙了時代的進步，也阻斷了一些不該掌握知識為非作歹的人。
陪審團製度幾乎沒什麽大用處，那是法官用來分擔責任的，這些陪審團成員來自各個階級和職業，有可能是華爾街的金融分析師和獨居老人關在一個房間裏，一起討論一個年輕人是不是真的用彈簧匕首殺了他的父親。
雖然各項證據都證明那個年輕人是有罪的，隻要陪審團覺得他是無罪的，那他就會被無罪釋放。
群體容易感情用事，如果有個女人裝出淒慘的樣子，就免不了有人會心軟。
一個年輕人也是如此，移情和同情會影響陪審團的判斷，但如果那個案件的惡劣程度影響到了他們自己，那必定會嚴懲不貸。
宗教審判所裏沒有陪審團，組團控告一個“女巫”的村民陪審倒是很多，判決錯了就是法官的責任。
人們對宗教審判所的錯誤認識可能正是來自於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敵對狀態。
到16世紀中葉，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富有也最強大的國家。包括荷蘭、德國北部和英格蘭在內的歐洲新教區域也許無法在軍事上與之匹敵，但他們卻擁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機。
西班牙人在戰場上擊敗了新教徒，但卻輸掉了宣傳戰，而新教徒攻擊的正好就是宗教審判所。
數不清的書籍和小冊子從北方的印刷機裏湧出來，控訴著西班牙帝國在新世界的人性淪喪和可怕暴行。富饒的西班牙被描繪成了一個黑暗愚昧的邪惡之地。女教皇瓊恩更是喚起了女性的同情心和憤慨。
在那場宣傳戰裏天主教輸給了新教，再加上擅長甩脫責任的法庭，新教國家就顯得非常先進了。
砸毀了所有傳統新建起來的現代主義就像甩掉了所有輜重的軍團，一開始或許還能突飛猛進，拖得越久就越沒有力氣了。
貪婪是一種原罪，也許是明天，也許是明年，也許是十年以後。美聯儲停止低息貸款，美國的房市泡沫就會破滅，底層的中低收入階級血本無歸，被銀行收走房子後流落街頭。
資本家是不會管平民的死活的，他們隻會管自己的利益，就算世界發生核爆他們也有地堡可以躲。
謊言有很多種，有的無傷大雅，有的則是傷天害理，可是這些人卻足夠狡猾，不論是天災還是人禍，每次都能躲過，反而是無辜的人被他們牽連。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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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靈擁有多種麵向，文學作品其實是在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中暢遊，那些成功的作品往往能擊中人心、引發讀者劇烈情感共鳴，他寫的“文學作品”是作者抒發情感的管道、也是承擔集體無意識的載體。
薩德侯爵寫的情色小說為什麽沒有讓·雅克·盧梭的書那麽受歡迎呢？
性也是無意識中的，這個花點錢在妓女身上就能找到答案，盧梭的論文則揭示了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讓處於被壓迫的人們搞明白了很多以前似懂非懂的問題。
在諸如電台、電視這些新傳媒出現前，報紙是主要的宣傳工具。
在動亂時代，報紙是黨派爭鬥的利器，和平年代則是生活的調味劑，麵向平民的廉價報紙充滿了各種軟文，而麵向資產階級的報紙價格要貴很多，內容也少了花哨的排版，也沒那麽多奇聞怪談、風流韻事。
廉價報紙再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很多廣告，人們對於衛生、健康、食品、服裝、家庭的知識變多了。
每個民族的精神成分攜帶著他命運的定律，它簡直是一種神秘的力量，這事關民族整個進化的過程。
在帕拉迪奧前的建築師也存在一個摸索的過程，他們犯了很多在後來人看起來很幼稚的問題，但這些人都是黑暗的未知中的探索者，有了他們的啟迪後，帕拉迪奧去羅馬看過那些古老的建築，才有了影響整個歐洲的建築風格。
在混沌中披荊斬刺不容易，在成功之前要麵對很多次失敗，甚至有人一直失敗。
人隻活一次，一直失敗的卻還想堅持夢想，這樣的感覺有多糟糕瓦格納在巴黎就體會過了。
幸好他遇到了路德維西，一個非常有錢的讚助商。
蓬巴杜夫人的時代，威尼斯已經有樂譜印刷機了，但是用了它的話，盧梭和瓦格納就沒法靠抄樂譜維持生計了。
除了藝術品，還有藝術家需要保護，但是在歌劇魅影裏，有錢人隻想和漂亮的芭蕾舞女演員鬼混，他們對藝術的理解也就這個程度了。
他們家裏是什麽都不缺，唯獨就缺德，性好克裏斯丁和她的朋友有人保護，不然她們就要和別的女演員一樣被騷擾了。
在宗教改革最激烈的十年裏，激進改革派否認了鬼神擁有物質方麵的力量，從而否定了巫術的魔鬼學概念，有關魔鬼學的文獻不再傳播，連暢銷書《女巫之錘》也消聲滅跡了。
然而魔鬼會隨著那些書消失而一起消失麽？
在威尼斯粉色的晨曦中，波莫娜靠在毫無生氣的方形窗邊眺望著亞得裏亞海，它正隨著氣候變化，一點點升高，等有朝一日高過利多島的時候，即便摩西計劃管用了，威尼斯還是要沉在海底。
它會成為第二個亞特蘭蒂斯，後人們一定也和現在的人一樣好奇，為什麽它會沉沒？但那個時候又有多少人認得現在的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