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在處於應激狀態時，能否快速而自信得做出選擇意味著生與死的區別。
這樣看起來，魔鬼可能確實藏在細節裏。
——進化心理學
加利福尼亞州別稱金州，除了因為出產黃金以外，還因為淘金熱而聞名於世。
好萊塢的電影業從最早的卓別林的無聲電影到現在的特效電影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其中“西部電影”占據了重要地位。
甚至於時至今日，還有小孩在萬聖節時打扮成牛仔，在西部電影裏經常看到這樣的情節，小鎮被控製在邪惡的壞人手裏，路過的牛仔快槍手將之解決，有時這個壞人是鎮長，有時是治安官，英雄總需要一個“壞人”來襯托。
當米爾斯成為“菜鳥”的時候，zodiac的時代已經開始沒落了，但在他最輝煌的時候，在加利福尼亞有一個很有名的連環殺手，他犯下了至少12起謀殺罪，120起入室搶劫以及針對女性的犯罪，包括綁架、酷刑，隻是當時他被掩蓋在zodiac、搖滾和席卷全國的反越戰的運動中，其他州的人很少知道。
他被fbi稱為“金州殺手”，民間則稱呼他為“夜行狂魔”，就像童話故事裏的怪物一樣恐怖。
到了1986年米爾斯加入警隊的時候，他卻忽然停止作案了。一開始凶手的對象是獨居的女性或者是和孩子一起的女性，但是在1977年開始，就算是丈夫在家的情況他還是會闖空門。
在美國下跪是不會獲得同情的，“槍”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用槍殺死闖入自己家裏的劫匪，保護自己的安全是不犯法的。
但是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支持這一觀點，也有人選擇支持禁槍，這些手裏沒槍的屋主遇到了手裏拿著槍的劫匪隻能束手就擒。
對一個趁著屋主不在家，入室打算“扮演丈夫”，後來將他的妻兒殺掉，並且還把她的腦袋割下來放在快遞盒子裏裏，擺在米爾斯麵前的雜種，米爾斯很難和“聖徒”般選擇原諒。
和醫生比起來，牧師或教士更注重心理的磨難，醫生更傾向用藥物來治療某些神經症的症狀，至少米爾斯呆過的那間療養院是這樣的。
療養院裏也有教堂，但那個教士經常不在，新教牧師往往已婚，並且要負擔一個家庭的開支，無法做到和天主教一樣背後有教會的經濟支持。
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對心理學了如指掌，至少那個來找米爾斯的驅魔人是這樣的。
他們經常在沒有苦像的十字架上前聊天，那裏通常都沒人，約瑟夫對他的幫助遠大於心理醫生。
遭受折磨的人往往會去找醫生而不是牧師，但醫生往往不會對心靈的終極問題說什麽。
人格異常、精神分裂需要診斷，需要懂得很多的“測量工具”，並且它現在仍然處於科研階段就已經被法庭開始使用了。
它很容易出錯，就像電影裏演的，最後那個連環殺人犯整合的人格不是妓女，而那個心理醫生也被殺了。
那個電影裏的殺人犯還會繼續殺人，直到被狙擊手幹掉，米爾斯殺了約翰·杜阻止了更多的謀殺發生，雖然那個時候以及在法庭上的辯論都沒提起這一點。
約翰·杜沒有發瘋，他隻是“壞了”，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他應該和普通人隔離開，比如精神病院之類的地方，而不是繼續和普通人當鄰居。
大城市裏的鄰裏關係很冷漠，誰知道隔壁住著什麽樣的人。
約翰·杜的鄰居們沒被他選為目標可真是個奇跡，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房子太詭異了，一旦出現起謀殺案，警察都會去敲門，看鄰居們有沒有看到可疑人員，任誰看到他的那所房子都會起疑心。
披著羊皮的狼躲在羊群裏，輕易是很難發現的。
光憑照片誰能分辨出來哪個是慈善家，哪個是罪犯。
當米爾斯和安東尼回到警局的時候，奧沙利文正在帶著搶劫案被害者指認嫌犯。
此時已經快晚上八點了。
米爾斯和安東尼都沒有打攪他工作，在電梯口的長椅上坐著，那裏通常是帶著手銬的嫌犯坐的，因此用的是結實的金屬，上麵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凹痕，看起來像是被砸成這樣的。
“你知道彼得·賴利麽？”
“什麽？”米爾斯打了個哈欠。
“彼得·賴利，那個被指控殺了他媽媽的年輕人。”安東尼說“周日在教堂彌撒之後，他發現他的媽媽倒在血泊裏，他相信隻要說實話警察很快就會放他走，於是放棄了使用律師權，這無疑是個錯誤的選擇，四個警察輪番對他進行審訊，他們設法讓彼得相信是他殺了自己的母親。”
“你以為我也會這麽對斯加特·戴維斯？”
“你不是警察了。”安東尼揉了揉鼻梁“你今晚住哪？”
“不關你的事。”
“在洛杉磯晚上打車不容易，還是你打算讓你的同事送你回去？”
“我能坐巡邏車。”
“好吧，隨便你。”
於是二人又無話可說了。
彼得·賴利在監獄裏待了20年，直到審判他的法官去世，在法官的櫃子找出當年訊問的記錄，有逼供的過程，他才洗清冤屈出獄。
當時的四個警官，一個是測謊儀操作員，還有一個聲稱他們已經找到了彼得行凶的鐵證。他們用盡了一切辦法深挖那個剛滿18歲男孩的潛意識，讓他在極度疲勞和說服性審訊的轟炸下寫下了認罪書。
不論是法官、檢察官還是警方都不相信一個人在沒有被暴力、威脅或者拷問的情況下會承認自己犯了罪，於是當賴利的律師請求撤銷那個認罪書的時候，他們都選擇了駁回。
二十年後，在主檢察官的文件中發現了賴利的不在場證明，由此證明賴利是無罪的，最終法院撤銷了指控，所有參與案件的人都被開除，而那個真凶依舊逍遙法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心理學家做了一個實驗，如果我們作為旁觀者靜觀兩方談話，那麽我們能夠清晰的看到哪一方的臉，我們就會認為看到臉的那一方占主導地位。”安東尼這時幹巴巴地說道“比如說你和你的朋友在咖啡廳的不同位置，觀察一對情侶談話。你們是聽不到他們談話的內容，隻能看到他們的臉和神情。不一會兒，這對情侶要去看電影了。你坐在這對情侶女方的後麵，看到的是男方的臉，所以你覺得是男方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但你朋友是坐在男方的後麵，他越過男方的肩膀，看到的是女方的臉，所以他認為雖然女方看起來柔弱，卻一路主導，一定是她提議去看電影的。”
“哦，見鬼，他們去看電影和我有什麽關係？”米爾斯不耐煩地嚷嚷。
“攝像頭擺放位置會影響心理感受，也無論看過監控多少次，無論是有經驗的執法人員觀看還是普通市民觀看，隻要是聽不到聲音單憑畫麵做判斷，都會認為攝像頭對準的犯罪嫌疑人帶有愧疚、內疚和懺悔的情緒，而這種‘認為’具有‘不可動搖的持久性’，當時攝像頭是對準彼得·賴利的。所以，使得看監控卻聽不到聲音的人認為彼得·賴利是帶有愧疚、內疚、懺悔的情緒，這也是判處他有罪的原因之一。”安東尼平靜地說道“焦點就是原因，在一個人還沒有了解事物的詳細狀況之前，就緊緊地攫住那個人的注意力，就可以影響那個人隨後的判斷和決策，你不能太相信你警察的直覺，大衛，查案需要客觀公正。”
“用不著你教我！”米爾斯將風衣給裹緊了，然後靠著椅子的扶手呼呼大睡了。
這樣看起來，魔鬼可能確實藏在細節裏。
——進化心理學
加利福尼亞州別稱金州，除了因為出產黃金以外，還因為淘金熱而聞名於世。
好萊塢的電影業從最早的卓別林的無聲電影到現在的特效電影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其中“西部電影”占據了重要地位。
甚至於時至今日，還有小孩在萬聖節時打扮成牛仔，在西部電影裏經常看到這樣的情節，小鎮被控製在邪惡的壞人手裏，路過的牛仔快槍手將之解決，有時這個壞人是鎮長，有時是治安官，英雄總需要一個“壞人”來襯托。
當米爾斯成為“菜鳥”的時候，zodiac的時代已經開始沒落了，但在他最輝煌的時候，在加利福尼亞有一個很有名的連環殺手，他犯下了至少12起謀殺罪，120起入室搶劫以及針對女性的犯罪，包括綁架、酷刑，隻是當時他被掩蓋在zodiac、搖滾和席卷全國的反越戰的運動中，其他州的人很少知道。
他被fbi稱為“金州殺手”，民間則稱呼他為“夜行狂魔”，就像童話故事裏的怪物一樣恐怖。
到了1986年米爾斯加入警隊的時候，他卻忽然停止作案了。一開始凶手的對象是獨居的女性或者是和孩子一起的女性，但是在1977年開始，就算是丈夫在家的情況他還是會闖空門。
在美國下跪是不會獲得同情的，“槍”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用槍殺死闖入自己家裏的劫匪，保護自己的安全是不犯法的。
但是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支持這一觀點，也有人選擇支持禁槍，這些手裏沒槍的屋主遇到了手裏拿著槍的劫匪隻能束手就擒。
對一個趁著屋主不在家，入室打算“扮演丈夫”，後來將他的妻兒殺掉，並且還把她的腦袋割下來放在快遞盒子裏裏，擺在米爾斯麵前的雜種，米爾斯很難和“聖徒”般選擇原諒。
和醫生比起來，牧師或教士更注重心理的磨難，醫生更傾向用藥物來治療某些神經症的症狀，至少米爾斯呆過的那間療養院是這樣的。
療養院裏也有教堂，但那個教士經常不在，新教牧師往往已婚，並且要負擔一個家庭的開支，無法做到和天主教一樣背後有教會的經濟支持。
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對心理學了如指掌，至少那個來找米爾斯的驅魔人是這樣的。
他們經常在沒有苦像的十字架上前聊天，那裏通常都沒人，約瑟夫對他的幫助遠大於心理醫生。
遭受折磨的人往往會去找醫生而不是牧師，但醫生往往不會對心靈的終極問題說什麽。
人格異常、精神分裂需要診斷，需要懂得很多的“測量工具”，並且它現在仍然處於科研階段就已經被法庭開始使用了。
它很容易出錯，就像電影裏演的，最後那個連環殺人犯整合的人格不是妓女，而那個心理醫生也被殺了。
那個電影裏的殺人犯還會繼續殺人，直到被狙擊手幹掉，米爾斯殺了約翰·杜阻止了更多的謀殺發生，雖然那個時候以及在法庭上的辯論都沒提起這一點。
約翰·杜沒有發瘋，他隻是“壞了”，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他應該和普通人隔離開，比如精神病院之類的地方，而不是繼續和普通人當鄰居。
大城市裏的鄰裏關係很冷漠，誰知道隔壁住著什麽樣的人。
約翰·杜的鄰居們沒被他選為目標可真是個奇跡，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房子太詭異了，一旦出現起謀殺案，警察都會去敲門，看鄰居們有沒有看到可疑人員，任誰看到他的那所房子都會起疑心。
披著羊皮的狼躲在羊群裏，輕易是很難發現的。
光憑照片誰能分辨出來哪個是慈善家，哪個是罪犯。
當米爾斯和安東尼回到警局的時候，奧沙利文正在帶著搶劫案被害者指認嫌犯。
此時已經快晚上八點了。
米爾斯和安東尼都沒有打攪他工作，在電梯口的長椅上坐著，那裏通常是帶著手銬的嫌犯坐的，因此用的是結實的金屬，上麵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凹痕，看起來像是被砸成這樣的。
“你知道彼得·賴利麽？”
“什麽？”米爾斯打了個哈欠。
“彼得·賴利，那個被指控殺了他媽媽的年輕人。”安東尼說“周日在教堂彌撒之後，他發現他的媽媽倒在血泊裏，他相信隻要說實話警察很快就會放他走，於是放棄了使用律師權，這無疑是個錯誤的選擇，四個警察輪番對他進行審訊，他們設法讓彼得相信是他殺了自己的母親。”
“你以為我也會這麽對斯加特·戴維斯？”
“你不是警察了。”安東尼揉了揉鼻梁“你今晚住哪？”
“不關你的事。”
“在洛杉磯晚上打車不容易，還是你打算讓你的同事送你回去？”
“我能坐巡邏車。”
“好吧，隨便你。”
於是二人又無話可說了。
彼得·賴利在監獄裏待了20年，直到審判他的法官去世，在法官的櫃子找出當年訊問的記錄，有逼供的過程，他才洗清冤屈出獄。
當時的四個警官，一個是測謊儀操作員，還有一個聲稱他們已經找到了彼得行凶的鐵證。他們用盡了一切辦法深挖那個剛滿18歲男孩的潛意識，讓他在極度疲勞和說服性審訊的轟炸下寫下了認罪書。
不論是法官、檢察官還是警方都不相信一個人在沒有被暴力、威脅或者拷問的情況下會承認自己犯了罪，於是當賴利的律師請求撤銷那個認罪書的時候，他們都選擇了駁回。
二十年後，在主檢察官的文件中發現了賴利的不在場證明，由此證明賴利是無罪的，最終法院撤銷了指控，所有參與案件的人都被開除，而那個真凶依舊逍遙法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心理學家做了一個實驗，如果我們作為旁觀者靜觀兩方談話，那麽我們能夠清晰的看到哪一方的臉，我們就會認為看到臉的那一方占主導地位。”安東尼這時幹巴巴地說道“比如說你和你的朋友在咖啡廳的不同位置，觀察一對情侶談話。你們是聽不到他們談話的內容，隻能看到他們的臉和神情。不一會兒，這對情侶要去看電影了。你坐在這對情侶女方的後麵，看到的是男方的臉，所以你覺得是男方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但你朋友是坐在男方的後麵，他越過男方的肩膀，看到的是女方的臉，所以他認為雖然女方看起來柔弱，卻一路主導，一定是她提議去看電影的。”
“哦，見鬼，他們去看電影和我有什麽關係？”米爾斯不耐煩地嚷嚷。
“攝像頭擺放位置會影響心理感受，也無論看過監控多少次，無論是有經驗的執法人員觀看還是普通市民觀看，隻要是聽不到聲音單憑畫麵做判斷，都會認為攝像頭對準的犯罪嫌疑人帶有愧疚、內疚和懺悔的情緒，而這種‘認為’具有‘不可動搖的持久性’，當時攝像頭是對準彼得·賴利的。所以，使得看監控卻聽不到聲音的人認為彼得·賴利是帶有愧疚、內疚、懺悔的情緒，這也是判處他有罪的原因之一。”安東尼平靜地說道“焦點就是原因，在一個人還沒有了解事物的詳細狀況之前，就緊緊地攫住那個人的注意力，就可以影響那個人隨後的判斷和決策，你不能太相信你警察的直覺，大衛，查案需要客觀公正。”
“用不著你教我！”米爾斯將風衣給裹緊了，然後靠著椅子的扶手呼呼大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