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遊牧民族都有逐水草而居的習慣,比如西克索斯人,他們入侵埃及時正值底比斯第十三王朝,與努比亞人建立的十四王朝南北分治時期。
盡管沒有證據顯示雙方有過軍事衝突,但這樣的政治分裂不可避免得削弱了埃及的實力,而駕駛著先進戰車的西索克斯人趁此機會來到了這片水草豐美的土地上,並一度將勢力擴展到孟菲斯。相比之下第十三王朝的舊勢力隻能在底比斯苟延殘喘,力求埃及人獨立政權的餘燼不會死滅,為此他們還修了一尊代表底比斯的男性勇士塑像瓦塞特。
這尊雕塑樹立起之後能激發多少埃及人的鬥誌不得而知,雅赫霍特普及她的丈夫、兒子們身先士卒、奮勇殺敵,雅赫霍特普的丈夫和卡摩斯一世都戰死疆場,一尊虛擬的勇士雕塑和一個活生生的勇士誰更能激發出士氣呢?
埃及第十八王朝不再修建金字塔,這既意味著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人們不再在金字塔頂端加蓋花崗岩,這些堅固的石塊被用來修建城市的防禦工事,活人會住在裏麵,女性的珠寶也不隻是裝飾作用,她們要與愛琴海的盟友們貿易,獲得玻璃。
玻璃在20世紀雖然廉價,在古代卻是奢侈品,威尼斯也是因為擅長製造玻璃才在文藝複興時期以“玻璃藝術家”的稱號聞名於世。
伽利略是比較公認的第一個發明天文望遠鏡的人,但最早發現凹麵鏡和凸透鏡組合可以看到遠處這個現象的卻不是他,而是一個法國工匠。
他利用這個原理製造了一架儀器獻給了拿騷的毛裏茨,後來被一個叫雅克·貝德維爾的人參觀了,他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伽利略,描述了這個儀器的存在,伽利略意識到這架一起對科學研究的作用,然後伽利略利用身在威尼斯的便利製造了一台望遠鏡。
不過那個時候的威尼斯做不出純度很高的玻璃,為此他還和工匠們一起改良了配方,至於拿騷的那個儀器可能是用天然水晶做的。望遠鏡做成後伽利略立刻用它來觀測天空,1610年1月7日是他用望遠鏡觀測天空的第一天,他觀看的是木星,他看到木星周圍有3顆明亮的小星球,與黃道平行,排成一條直線,兩顆向東一顆向西。
一開始伽利略沒有在意,以為這是三個普通的星球,沒有必要去計算距離。第二天伽利略再次對準木星,發現那三顆星球依舊全部排列在木星的西側,他開始有了懷疑,1月9日是個陰天,1月10日再觀測時兩顆星星又移動到了木星的東側。觀察自此伽利略意識到自己發現的是三顆木星的衛星,類似地球的月亮,1月13日他發現了第四顆衛星。以往人類以為地球是唯一有月亮,享受月光的天體,自然而然得一位地球是位於宇宙的中心。伽利略新的觀測表明木星不僅體積大鍋地球,而且木星有4個月亮,削弱了地心說的基礎。1610年時他出版了《星際信使》一書,公開了自己的天文發現,開普勒也讀過了,這個發現讓他放棄了曾經珍愛的“宇宙和諧論”之夢,而這也是中世紀哲學中早已存在的概念。開普勒認為除了神創世之時達到了完美和諧外,之後的世界裏和諧已經不存在了,萬有引力定律傳播的是上帝與自然的和諧,這比某些到處散布日心說,製造不和諧的知識分子要好多了。
美國《獨立宣言》用“powerofearth”獲得了一時的成就,也讓《人權宣言》獲得了崇高聲譽,然而接下來25年的政治動蕩和拿破侖的征服戰爭沒有給人們帶來千年福王國和公正而持久的社會秩序,反倒是斷頭台、恐怖統治和毀滅性的戰爭,各民族屈服於一個軍事冒險家的冷酷獨裁統治,以至於“革命”這個詞在相當一部分人心裏留下了無政府狀態和無神論帶來的混亂畫麵,對於拿破侖和他的戰爭產生了不同的評價,並不是每個人都是認同並且向往的。
法國大革命時期左翼是指的坐在製憲會議中左側,反對君主體製,支持激進改革的人,第二階級的貴族成員坐在右側,他們是保守主義者,漸漸的左和右成了一種政治術語。
原本這些東西和一個愛吃蛋糕與法式浪漫的小女孩兒能有什麽關係呢?問題是2005年的秋天巴黎即將發生暴動,這就是小女孩必須思考的了,不會有人想在暴動的巴黎度蜜月吧?除非她想換一個口味,試試末日逃亡是個什麽滋味。
巴黎市中心的房子很密集,也容易產生熱島效應,熱空氣流不出去,每年都有很多無家可歸以及沒有安裝空調的市民因為高熱死亡。
地鐵裏沒有降溫設備,就像那些在地鐵口拿著吉他唱歌的歌手們唱的,車廂裏熱得像地獄,氣味更是變化多端,那絕不隻是人體散發的氣味,有的說類似硫化氫、有的說是燃燒的空氣的味道,有人說是汽車輪胎燃燒的味道,或者是髒襪子、尿味,匯集到每個車站都會提供不同味道組成的雞尾酒。二戰時為了消除駐紮法國的美軍對法國人的偏見,曾寫了一個名為《法國人的112個惱人之處》的小冊子,那時候車廂裏還有股大蒜味。
為了遮蓋這股氣味,地鐵公司在車廂裏噴灑了氣味微妙的香水,原本相比起不洗澡的味道,女士們更願意聞香水味,但香榭麗舍站那種摻假的香奈兒5號和左岸香水味隻給了過於天真的遊客雅致的印象,仔細聞的話還是能聞到死老鼠的氣味和刹車的焦糊味。
比看到一碗有老鼠的濃湯更惡心的是你喝到一半發現濃湯裏有死老鼠,你要是不知道湯裏有死老鼠還沒什麽,明知道裏麵有還要喝下去才惡心。
法國的香頌不隻是甜蜜的情歌和民謠,還有政治和抗議內容,地鐵工人7、8月份要罷工的,哪兒涼快到哪兒去,這下連有死老鼠的湯也喝不到了,這半點都影響不到富有階級,同樣民眾燒了奢侈品商店樓上住的普通人會失去僅有的家。
以前法國貴族認為不交稅是他們的特權,現在的商人階級避稅到國外去了,留下的人為了他們剩下的那點殘羹冷炙而爭搶。
在發火前要冷靜思考,樓蘭之所以會被遺棄是因為孔雀河改道,河水不再從那座建在沙漠裏的城市流過。沒有“流水”,不論是什麽革命都幹不了,英國的工業革命除了技術創新之外還因為銀行敢於貸款給工廠主,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成功之處,換成別的國家和文明不一定能做到這一點,法國的銀行家就缺乏這一點,工匠們在法國時沒有弄出工業革命。
法國人自己也研究過,那場革命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如果它失敗了為什麽又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又失敗。
除去近代哲學家濫用“自然”這個名詞,自然的內涵是值得討論的,人的本我和超我本來就存在矛盾,才需要自我調節。
拿破侖兵敗滑鐵盧之後失去了控製,他大罵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絲襪裏的一坨屎(merde)。
塔列朗對那位昔日的皇帝說“可惜啊,先生們,這麽偉大的一個人居然那麽沒教養。”
merde在現在的法國是一個溫和的罵人方式,演員們會祝福對方演出大獲成功時用到這個詞,以前演出成功與否要看劇院外長長的馬車隊來衡量,如果車馬多,當然會在大街上留下數量驚人的馬糞。
土倫之戰時巴黎派來的指揮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軍官裏的貴族,拿破侖則用望遠鏡看到了“小直布羅陀”,他明白自己該幹什麽,才越級向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去信舉報。
巫術指控的時候,有人是為了報仇誣告,有人是為了政治鬥爭才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塞勒姆更是讓馬薩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離析,鬧成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劇院,人們閑得沒有事做,才給自己找事做。
除了寫“他人既地獄”之外,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寫《存在與虛無》,他深化了胡塞爾的“從實事本身出發”的思想,改造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優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諸多曾經神聖不可否認的神、精靈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認的,否認自我即是抑鬱與自毀的先兆,不論那些施加精神壓迫的人們怎麽詆毀都不要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東方有句哲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行弗亂其所為。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識,反思前的我思是沒有把自我和自身區別開來,分別形成客觀對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渾然一體,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人體內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同構的,這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我”是應運而生的,天地間總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個正確的位置前會諸事不順,換一個位置,換一個運氣。
西方的上帝則不近人情,就不提約伯那個倒黴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實驗的對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窮全是考驗,上帝說你過關了,就又讓他子孫滿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幾個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個不變的大宇宙裏,上帝是這個大宇宙的締造者,他什麽都計劃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舉是上帝的計劃,善人幹了善事一點好處都沒有,連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則找了個征兆,發財就證明自己找到了那個天職,還有什麽比財富更能證明神恩的。
這種神權的專製、要求人絕對臣服,加上羅馬的征服和羅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內核,少數服從多數看似民主,但蘇格拉底是怎麽死的?不是死於多數派暴政之中麽?
甚至於早期宣揚日心說的科學家、反奴隸製也是少數派,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價值觀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它隻是符合邊沁功利主義提出的“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利維坦結構,當大多數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利維坦就不複存在,相反的會出現一種反利維坦,人的本性在於自我保存和生存,強製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製也就可以侵犯了。
沒什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以前的俄國貴族後來離開了俄國和君主製也和普通人沒兩樣了,那是他們沒準備,沒把資產轉移出來。
這場暴亂會遍布歐洲,需要軍隊進行鎮壓,盧修斯馬爾福已經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們記得要提前走了,聽不聽隨他們自己的意願,就像菲利普·英格裏希,他也聽到了穆迪牧師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選擇。
1981年隨著修建國立圖書館的總統當選,法國也曾誕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場麵。這些商人、名人和企業老板和拿破侖三世的歐仁妮皇後一樣,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著一隊隊豪華轎車連夜沿著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機場。或直接開往比利時、瑞士,據說他們那麽做是為了逃避新的財富稅。當左翼日報《解放報》知道了這個消息後,立刻用醒目的大標題在頭版上破口大罵“滾吧,你們這些為富不仁的闊佬。”
有傳聞說當時逃離高盧的法國人比逃離不列顛的英國人還要多,這種現象不足為奇了,富人也和遊牧民族一樣“逐水草而居”,哪裏的稅率便宜他們就到哪裏去,他們的資金會帶來建設,諸如開曼群島也是這麽富起來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僅是潛水勝地、度假勝地,還是第四大離岸金融中心,和曾經在18世紀非常富饒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個非常和諧的島,就像富人區,吵架都會被視為衝突,就更別提貧民窟的那種混亂和暴力了。
難怪它被人叫做“天堂”。
但想要去天堂要先逃離地獄,這次情況和上次總統當選不一樣,笛卡爾在他的數學哲學書裏稱呼橢圓為卵,他的數學不隻是心形曲線,還有卵形線折射和“燃火點”。
而在靈魂方麵他認為人的靈魂由激情、驚奇、愛、恨、欲望、高興、悲哀組成。陷入群體激情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冷靜下來的,“我不思就我不在”,人一旦進入渾然忘我、混沌、原始的狀態誰都不知道能幹出什麽事來。
也許不會出現法國大革命時當街開膛破肚的場麵,但圍毆致死是有可能發生的,幸好平時勤於運動,可穿細跟高跟鞋肯定跑不快的。
狩獵男人沒那麽刺激,要不然瑪麗·沃倫那麽漂亮豐滿的年輕女人怎麽會和莎拉·古德、布裏奇特·畢肖普一樣成為第一批被懷疑的對象。
長期壓抑本我,等它被放出來就是個不斷咆哮的怪物。
那時人臉上往往帶著笑容,就和“小醜”臉上的笑容一樣。
盡管沒有證據顯示雙方有過軍事衝突,但這樣的政治分裂不可避免得削弱了埃及的實力,而駕駛著先進戰車的西索克斯人趁此機會來到了這片水草豐美的土地上,並一度將勢力擴展到孟菲斯。相比之下第十三王朝的舊勢力隻能在底比斯苟延殘喘,力求埃及人獨立政權的餘燼不會死滅,為此他們還修了一尊代表底比斯的男性勇士塑像瓦塞特。
這尊雕塑樹立起之後能激發多少埃及人的鬥誌不得而知,雅赫霍特普及她的丈夫、兒子們身先士卒、奮勇殺敵,雅赫霍特普的丈夫和卡摩斯一世都戰死疆場,一尊虛擬的勇士雕塑和一個活生生的勇士誰更能激發出士氣呢?
埃及第十八王朝不再修建金字塔,這既意味著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人們不再在金字塔頂端加蓋花崗岩,這些堅固的石塊被用來修建城市的防禦工事,活人會住在裏麵,女性的珠寶也不隻是裝飾作用,她們要與愛琴海的盟友們貿易,獲得玻璃。
玻璃在20世紀雖然廉價,在古代卻是奢侈品,威尼斯也是因為擅長製造玻璃才在文藝複興時期以“玻璃藝術家”的稱號聞名於世。
伽利略是比較公認的第一個發明天文望遠鏡的人,但最早發現凹麵鏡和凸透鏡組合可以看到遠處這個現象的卻不是他,而是一個法國工匠。
他利用這個原理製造了一架儀器獻給了拿騷的毛裏茨,後來被一個叫雅克·貝德維爾的人參觀了,他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伽利略,描述了這個儀器的存在,伽利略意識到這架一起對科學研究的作用,然後伽利略利用身在威尼斯的便利製造了一台望遠鏡。
不過那個時候的威尼斯做不出純度很高的玻璃,為此他還和工匠們一起改良了配方,至於拿騷的那個儀器可能是用天然水晶做的。望遠鏡做成後伽利略立刻用它來觀測天空,1610年1月7日是他用望遠鏡觀測天空的第一天,他觀看的是木星,他看到木星周圍有3顆明亮的小星球,與黃道平行,排成一條直線,兩顆向東一顆向西。
一開始伽利略沒有在意,以為這是三個普通的星球,沒有必要去計算距離。第二天伽利略再次對準木星,發現那三顆星球依舊全部排列在木星的西側,他開始有了懷疑,1月9日是個陰天,1月10日再觀測時兩顆星星又移動到了木星的東側。觀察自此伽利略意識到自己發現的是三顆木星的衛星,類似地球的月亮,1月13日他發現了第四顆衛星。以往人類以為地球是唯一有月亮,享受月光的天體,自然而然得一位地球是位於宇宙的中心。伽利略新的觀測表明木星不僅體積大鍋地球,而且木星有4個月亮,削弱了地心說的基礎。1610年時他出版了《星際信使》一書,公開了自己的天文發現,開普勒也讀過了,這個發現讓他放棄了曾經珍愛的“宇宙和諧論”之夢,而這也是中世紀哲學中早已存在的概念。開普勒認為除了神創世之時達到了完美和諧外,之後的世界裏和諧已經不存在了,萬有引力定律傳播的是上帝與自然的和諧,這比某些到處散布日心說,製造不和諧的知識分子要好多了。
美國《獨立宣言》用“powerofearth”獲得了一時的成就,也讓《人權宣言》獲得了崇高聲譽,然而接下來25年的政治動蕩和拿破侖的征服戰爭沒有給人們帶來千年福王國和公正而持久的社會秩序,反倒是斷頭台、恐怖統治和毀滅性的戰爭,各民族屈服於一個軍事冒險家的冷酷獨裁統治,以至於“革命”這個詞在相當一部分人心裏留下了無政府狀態和無神論帶來的混亂畫麵,對於拿破侖和他的戰爭產生了不同的評價,並不是每個人都是認同並且向往的。
法國大革命時期左翼是指的坐在製憲會議中左側,反對君主體製,支持激進改革的人,第二階級的貴族成員坐在右側,他們是保守主義者,漸漸的左和右成了一種政治術語。
原本這些東西和一個愛吃蛋糕與法式浪漫的小女孩兒能有什麽關係呢?問題是2005年的秋天巴黎即將發生暴動,這就是小女孩必須思考的了,不會有人想在暴動的巴黎度蜜月吧?除非她想換一個口味,試試末日逃亡是個什麽滋味。
巴黎市中心的房子很密集,也容易產生熱島效應,熱空氣流不出去,每年都有很多無家可歸以及沒有安裝空調的市民因為高熱死亡。
地鐵裏沒有降溫設備,就像那些在地鐵口拿著吉他唱歌的歌手們唱的,車廂裏熱得像地獄,氣味更是變化多端,那絕不隻是人體散發的氣味,有的說類似硫化氫、有的說是燃燒的空氣的味道,有人說是汽車輪胎燃燒的味道,或者是髒襪子、尿味,匯集到每個車站都會提供不同味道組成的雞尾酒。二戰時為了消除駐紮法國的美軍對法國人的偏見,曾寫了一個名為《法國人的112個惱人之處》的小冊子,那時候車廂裏還有股大蒜味。
為了遮蓋這股氣味,地鐵公司在車廂裏噴灑了氣味微妙的香水,原本相比起不洗澡的味道,女士們更願意聞香水味,但香榭麗舍站那種摻假的香奈兒5號和左岸香水味隻給了過於天真的遊客雅致的印象,仔細聞的話還是能聞到死老鼠的氣味和刹車的焦糊味。
比看到一碗有老鼠的濃湯更惡心的是你喝到一半發現濃湯裏有死老鼠,你要是不知道湯裏有死老鼠還沒什麽,明知道裏麵有還要喝下去才惡心。
法國的香頌不隻是甜蜜的情歌和民謠,還有政治和抗議內容,地鐵工人7、8月份要罷工的,哪兒涼快到哪兒去,這下連有死老鼠的湯也喝不到了,這半點都影響不到富有階級,同樣民眾燒了奢侈品商店樓上住的普通人會失去僅有的家。
以前法國貴族認為不交稅是他們的特權,現在的商人階級避稅到國外去了,留下的人為了他們剩下的那點殘羹冷炙而爭搶。
在發火前要冷靜思考,樓蘭之所以會被遺棄是因為孔雀河改道,河水不再從那座建在沙漠裏的城市流過。沒有“流水”,不論是什麽革命都幹不了,英國的工業革命除了技術創新之外還因為銀行敢於貸款給工廠主,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成功之處,換成別的國家和文明不一定能做到這一點,法國的銀行家就缺乏這一點,工匠們在法國時沒有弄出工業革命。
法國人自己也研究過,那場革命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如果它失敗了為什麽又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又失敗。
除去近代哲學家濫用“自然”這個名詞,自然的內涵是值得討論的,人的本我和超我本來就存在矛盾,才需要自我調節。
拿破侖兵敗滑鐵盧之後失去了控製,他大罵背叛了他的塔列朗是絲襪裏的一坨屎(merde)。
塔列朗對那位昔日的皇帝說“可惜啊,先生們,這麽偉大的一個人居然那麽沒教養。”
merde在現在的法國是一個溫和的罵人方式,演員們會祝福對方演出大獲成功時用到這個詞,以前演出成功與否要看劇院外長長的馬車隊來衡量,如果車馬多,當然會在大街上留下數量驚人的馬糞。
土倫之戰時巴黎派來的指揮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軍官裏的貴族,拿破侖則用望遠鏡看到了“小直布羅陀”,他明白自己該幹什麽,才越級向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去信舉報。
巫術指控的時候,有人是為了報仇誣告,有人是為了政治鬥爭才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塞勒姆更是讓馬薩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離析,鬧成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劇院,人們閑得沒有事做,才給自己找事做。
除了寫“他人既地獄”之外,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寫《存在與虛無》,他深化了胡塞爾的“從實事本身出發”的思想,改造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優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諸多曾經神聖不可否認的神、精靈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認的,否認自我即是抑鬱與自毀的先兆,不論那些施加精神壓迫的人們怎麽詆毀都不要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東方有句哲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行弗亂其所為。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識,反思前的我思是沒有把自我和自身區別開來,分別形成客觀對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渾然一體,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人體內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同構的,這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我”是應運而生的,天地間總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個正確的位置前會諸事不順,換一個位置,換一個運氣。
西方的上帝則不近人情,就不提約伯那個倒黴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實驗的對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窮全是考驗,上帝說你過關了,就又讓他子孫滿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幾個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個不變的大宇宙裏,上帝是這個大宇宙的締造者,他什麽都計劃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舉是上帝的計劃,善人幹了善事一點好處都沒有,連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則找了個征兆,發財就證明自己找到了那個天職,還有什麽比財富更能證明神恩的。
這種神權的專製、要求人絕對臣服,加上羅馬的征服和羅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內核,少數服從多數看似民主,但蘇格拉底是怎麽死的?不是死於多數派暴政之中麽?
甚至於早期宣揚日心說的科學家、反奴隸製也是少數派,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價值觀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它隻是符合邊沁功利主義提出的“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利維坦結構,當大多數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利維坦就不複存在,相反的會出現一種反利維坦,人的本性在於自我保存和生存,強製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製也就可以侵犯了。
沒什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以前的俄國貴族後來離開了俄國和君主製也和普通人沒兩樣了,那是他們沒準備,沒把資產轉移出來。
這場暴亂會遍布歐洲,需要軍隊進行鎮壓,盧修斯馬爾福已經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們記得要提前走了,聽不聽隨他們自己的意願,就像菲利普·英格裏希,他也聽到了穆迪牧師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選擇。
1981年隨著修建國立圖書館的總統當選,法國也曾誕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場麵。這些商人、名人和企業老板和拿破侖三世的歐仁妮皇後一樣,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著一隊隊豪華轎車連夜沿著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機場。或直接開往比利時、瑞士,據說他們那麽做是為了逃避新的財富稅。當左翼日報《解放報》知道了這個消息後,立刻用醒目的大標題在頭版上破口大罵“滾吧,你們這些為富不仁的闊佬。”
有傳聞說當時逃離高盧的法國人比逃離不列顛的英國人還要多,這種現象不足為奇了,富人也和遊牧民族一樣“逐水草而居”,哪裏的稅率便宜他們就到哪裏去,他們的資金會帶來建設,諸如開曼群島也是這麽富起來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僅是潛水勝地、度假勝地,還是第四大離岸金融中心,和曾經在18世紀非常富饒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個非常和諧的島,就像富人區,吵架都會被視為衝突,就更別提貧民窟的那種混亂和暴力了。
難怪它被人叫做“天堂”。
但想要去天堂要先逃離地獄,這次情況和上次總統當選不一樣,笛卡爾在他的數學哲學書裏稱呼橢圓為卵,他的數學不隻是心形曲線,還有卵形線折射和“燃火點”。
而在靈魂方麵他認為人的靈魂由激情、驚奇、愛、恨、欲望、高興、悲哀組成。陷入群體激情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冷靜下來的,“我不思就我不在”,人一旦進入渾然忘我、混沌、原始的狀態誰都不知道能幹出什麽事來。
也許不會出現法國大革命時當街開膛破肚的場麵,但圍毆致死是有可能發生的,幸好平時勤於運動,可穿細跟高跟鞋肯定跑不快的。
狩獵男人沒那麽刺激,要不然瑪麗·沃倫那麽漂亮豐滿的年輕女人怎麽會和莎拉·古德、布裏奇特·畢肖普一樣成為第一批被懷疑的對象。
長期壓抑本我,等它被放出來就是個不斷咆哮的怪物。
那時人臉上往往帶著笑容,就和“小醜”臉上的笑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