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安娜記起來，自己當初是看了尼克·勒梅水晶球裏的景象，知道將來不久整個歐洲都會陷入動亂後，才有了這一次“旅行”的。
現在她看著手裏的書，“尼克”同樣麵臨著即將到來的大亂……
“不想看了？”波拿巴問。
她沒有回答。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你下午不忙了？”
他沉吟不語。
喬治安娜去倒了兩杯葡萄酒，將其中一杯遞給波拿巴，然後自己坐在桌邊喝了一口。
“我有事情要告訴你。”她猶豫了半晌後說。
“關於什麽？”他硬邦邦得問。
話到了嘴邊，她又不知道該不該將卡珊德拉說的預言告訴他了。
關於14年後，一場大災難可能會降臨。
“我曾經告訴你，當我希望從別人那裏聽到建議的時候，我會聽的。”波拿巴掏出了鼻煙壺“現在，繼續念。”
“你不覺得煩嗎？”她問。
“和我剛才在船廠裏看到的比？”他揶揄得笑著“我就當在看一出戲。”
“看這出戲可一點都不讓人覺得愉快。”
“悲劇才是偉人的教室。”
於是她將手裏的酒杯放下，就當是中場休息，繼續朗讀。
清朝的士兵軍服胸前都有一個字，分為兵、勇、丁、卒。
“兵”是常備軍，他們分為八旗軍和綠營軍兩種，而八旗軍又分為漢八旗和滿八旗，提督所統帥的士兵主要是綠營軍。
“勇”是八旗軍不夠使用的時候，在當地鄉村招募的軍隊，他們在戰時聚集起來，戰爭結束時就各自與家人團聚，做自己的活。
“丁”是後勤人員，這個兵種普遍被認為是肥差，因為他們主要管後勤供給。
“卒”大多數都是看守犯人的，這個職業沒有任何技術，卻一樣是個肥差，因為犯人的家屬為了讓犯人在監獄裏好過一點，往往會“打點”，這樣一來他們就有了俸祿外的額外收入。
廣州這樣的偏遠地區是不可能和bj城裏一樣有儀仗隊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還是盡量將儀仗擺得很恢弘整齊，而一些胸口沒有字的軍官則帶領著“勇”在圍觀的人群周圍維持秩序，這些圍觀者也是來上香的，單從外貌來看，你無法區別他們是普通居民還是謀反的人。
監察禦史“紙鳶”也沒有參與祭祀活動，他也在看那些看熱鬧的人群。
乾隆三十三年的時候，湖北曾經發生過一次謀反案，當時有個叫孫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貧出家為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發生後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靈感爆發了，覺得是起事的好時機，在遊蕩化緣時自稱是大明天子後人，本名朱童邵，於荊門聚眾謀反，製作兵器旗幟與清兵交戰。
當時的湖北巡撫就是西林覺羅·鄂寶，如果說鄂寧上奏請乾隆收兵，不要繼續攻打緬甸是因為戰況慘烈，避免滿清投入太多，傷了國本，那麽鄂寶鎮壓叛亂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夠，乾隆先後派了兩個禦史代替他鎮壓叛亂、緝拿首犯孫大有。
不會有人想當“無能廢物”，但阿斯哈的臉皮夠厚，乾隆罵他是個“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折承認自己就是個蠢貨。
這也是“為官之道”，阿斯哈如此應對倒沒有丟官，可以繼續抓海印和尚。當時正值鄉試，阿斯哈一個通過滿文科舉中舉的滿族官員給漢族生員做考官，就這樣還不專心，懷裏還捧著筆墨，隨時準備就叫魂案上報。
鄂寶和接替他指揮的監察禦史就沒他那麽走運了，可以在考棚裏坐著躲過炎炎夏日。
他們又要抓“朱童邵”的同黨，還要抓叫魂案的妖黨，忙得不可開交。當時幾乎全省都戒嚴了，傳說蒼蠅也插翅難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陽縣典吏在盤查一家飯店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書“仆有無價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的字樣。
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倆，不論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給擺起來。要是放在平日可能還有那麽一兩個人想碰碰運氣，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個“福量”，但此時此刻非彼時彼刻，典吏拿住了這位“高人”，並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騙子麽，誰會用真名？這位算命先生自稱姓於，但他的船票上寫的“孫客”，典吏頓時疑心就起了，這莫不是那麽好運，被他撞見了“大明天子”孫大有了吧？
接著典吏又找到了一本書，其中一部詩稿上寫著“斷韁脫鎖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懷之句。典吏又問“孫客”何方人士，答曰荊門，然後“在世劉伯溫”就被請去了知府大牢。
還沒過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於，也不姓孫，更與孫大有沒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這種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訊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寫了一份供詞。
他說他本人因為附近有孫大有謀逆案，未免牽連，故而脫逃。富陽縣令看過了王秀才的供詞，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欽犯孫大有，上堂後因為縣令威脅要用刑，王秀才又說自己姓孫，孫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謀逆，而且還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號是要誅九族的，然後他就跑了。
知縣閱過卷宗後發現，湖北通緝的王、孫、於嫌犯年齡在16歲到30歲，堂下之人有60歲了——他要是沒那個歲數也沒有白胡子擺出“仙風道骨”的模樣，審了半天知縣和典吏也沒搞懂事情的緣由，最後他們隻好把“半仙”送到省城處理。
也有那麽湊巧，當時的浙江巡撫愛新覺羅·永德以前煉過丹，追求長生的道家在八旗貴族之間很流行，他從“半仙”行李裏找到了《道德經》、《陰符經》、《諸真錄》等道家著作，還有些算黃道吉日的書，都算不上禁書，唯獨一本《汗漫遊草》的詩稿，即便裏麵沒有“反清複明”的文字，也充斥著諸多抱怨。
文字獄沒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規矩，隻是做做樣子，把夾棍夾在“半仙”的腳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長堪察地理、風水、行醫卜卦，進來家道貧困，欲外出覓食，原想去河南訪友，到了樊城河道幹旱，於是掉頭去了安慶、蘇州、杭州等地，最後到達富陽，因窮困潦倒，最後靠賣卜謀生，怕人恥笑，所以隱匿了真實姓名。
由於平時愛讀道家著作，喜講修煉之法，就想騙些銀錢度日，所以才在扇麵上寫了“仆遊無價之珍”等字樣，沒料到在富陽被典吏當成朝廷欽命要犯，實際上他與孫大有毫無瓜葛。
愛新覺羅·永德考了考王秀才，萬一是個世外高人呢？
然而王秀才卻說了一大堆沒用的，或者說是淫賊覺得有用的，把愛新覺羅·永德弄得哭笑不得。
最後查明王道定和孫大有案沒有關係，與叫魂案也沒有瓜葛，但他的詩集《汗漫遊草》卻坐穩了文字獄，並且假借煉丹修養之術意圖害人，在判處王某杖責一百後又流三百裏。
元代名畫家黃公望曾做一畫，名曰《富春山居圖》，所繪的就是流經富陽的富春江景色。
雖然是個巡撫，讓愛新覺羅氏來當有點“大材小用”，但那可是個好地方呐。
其他進士如果外放基本上都會去一些窮鄉僻壤，好位置基本上沒漢人的份。
大家都知道大學士的女兒漂亮，科舉製度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殿試三甲分為狀元、探花、榜眼，中狀元肯定是好彩頭，但是中探花有一個規定，那就是探花也許文采不是最好的，卻是哥三裏最帥的，即便“乙之”，那也是很得意的。
順治十四年秋，順天府舉行科舉大考，主考官是翰林院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
此科取進士206人，而參加科舉的“八府之秀”有四千人，又有拔貢、歲貢、官生、民監一千七百餘人，為了考試中榜，很多人都千方百計疏通“關節”。
當時的副考官李振業為大理寺左評事，他年少輕狂，拿了別人的銀子。然而囑咐太多，名額有限，於是他與同夥就私下“權衡取舍”，隻是取舍的依據不是文采和才學，而是爵位高的必錄，爵位低的“乙之”；財富多的必錄，財富少的“乙之”。
等張榜的那天，人情大嘩，一些知道舞弊內情的生員或落第著跑向官府舉報，刑部和吏部出來受理此案。
李振業和他的同夥們被判了斬刑，家產充公、妻子等流放，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也受到了牽連。
曹本榮是湖北黃岡人，順治六年探花，此人自幼勤奮好學，精通經史，學從王陽明，甘貧守道，中榜後為順治帝講《易經》，被學界尊為清初易學大家。
科舉案並沒有讓曹本榮的仕途遭遇太大波折，他在當年降了五級，次年又官複原職了。
可是他這人體弱多病，年僅四十四歲就去世了，所遺之物除了書籍外再無長物。
當時有人將他與商周時期的箕子、宋元時期的許衡並論，並且還認為他超越了王陽明，成了曹子，或稱文靖先生。因為他太過清貧，甚至連入殮的錢都沒有，當然他也沒有結婚生子，不過他收養了一個名叫譚風禎的漢陽人的兒子，這個孩子他視如己出，這個小兒長大後，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姓譚，一個姓曹，而這個曹姓男嬰就是曹曦的祖父。
即便不是和曹本榮有真正血緣關係的兒子，也一樣繼承了曹本榮體弱的毛病。到了曹曦這一代就幹脆不學《易學》了，如此一來他倒是長得英俊、挺拔、健康。
這位文官也沒有參與祭祀，也不見他和監察禦史般掃視人群，尼克完全不知道他在哪兒。
萬幸的是祭祀儀式順利結束了，最後並沒有出亂子。
可能隻是虛驚一場，因為對方已經知道官府有察覺，所以不敢偷襲了吧。
現在她看著手裏的書，“尼克”同樣麵臨著即將到來的大亂……
“不想看了？”波拿巴問。
她沒有回答。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你下午不忙了？”
他沉吟不語。
喬治安娜去倒了兩杯葡萄酒，將其中一杯遞給波拿巴，然後自己坐在桌邊喝了一口。
“我有事情要告訴你。”她猶豫了半晌後說。
“關於什麽？”他硬邦邦得問。
話到了嘴邊，她又不知道該不該將卡珊德拉說的預言告訴他了。
關於14年後，一場大災難可能會降臨。
“我曾經告訴你，當我希望從別人那裏聽到建議的時候，我會聽的。”波拿巴掏出了鼻煙壺“現在，繼續念。”
“你不覺得煩嗎？”她問。
“和我剛才在船廠裏看到的比？”他揶揄得笑著“我就當在看一出戲。”
“看這出戲可一點都不讓人覺得愉快。”
“悲劇才是偉人的教室。”
於是她將手裏的酒杯放下，就當是中場休息，繼續朗讀。
清朝的士兵軍服胸前都有一個字，分為兵、勇、丁、卒。
“兵”是常備軍，他們分為八旗軍和綠營軍兩種，而八旗軍又分為漢八旗和滿八旗，提督所統帥的士兵主要是綠營軍。
“勇”是八旗軍不夠使用的時候，在當地鄉村招募的軍隊，他們在戰時聚集起來，戰爭結束時就各自與家人團聚，做自己的活。
“丁”是後勤人員，這個兵種普遍被認為是肥差，因為他們主要管後勤供給。
“卒”大多數都是看守犯人的，這個職業沒有任何技術，卻一樣是個肥差，因為犯人的家屬為了讓犯人在監獄裏好過一點，往往會“打點”，這樣一來他們就有了俸祿外的額外收入。
廣州這樣的偏遠地區是不可能和bj城裏一樣有儀仗隊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還是盡量將儀仗擺得很恢弘整齊，而一些胸口沒有字的軍官則帶領著“勇”在圍觀的人群周圍維持秩序，這些圍觀者也是來上香的，單從外貌來看，你無法區別他們是普通居民還是謀反的人。
監察禦史“紙鳶”也沒有參與祭祀活動，他也在看那些看熱鬧的人群。
乾隆三十三年的時候，湖北曾經發生過一次謀反案，當時有個叫孫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貧出家為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發生後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靈感爆發了，覺得是起事的好時機，在遊蕩化緣時自稱是大明天子後人，本名朱童邵，於荊門聚眾謀反，製作兵器旗幟與清兵交戰。
當時的湖北巡撫就是西林覺羅·鄂寶，如果說鄂寧上奏請乾隆收兵，不要繼續攻打緬甸是因為戰況慘烈，避免滿清投入太多，傷了國本，那麽鄂寶鎮壓叛亂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夠，乾隆先後派了兩個禦史代替他鎮壓叛亂、緝拿首犯孫大有。
不會有人想當“無能廢物”，但阿斯哈的臉皮夠厚，乾隆罵他是個“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折承認自己就是個蠢貨。
這也是“為官之道”，阿斯哈如此應對倒沒有丟官，可以繼續抓海印和尚。當時正值鄉試，阿斯哈一個通過滿文科舉中舉的滿族官員給漢族生員做考官，就這樣還不專心，懷裏還捧著筆墨，隨時準備就叫魂案上報。
鄂寶和接替他指揮的監察禦史就沒他那麽走運了，可以在考棚裏坐著躲過炎炎夏日。
他們又要抓“朱童邵”的同黨，還要抓叫魂案的妖黨，忙得不可開交。當時幾乎全省都戒嚴了，傳說蒼蠅也插翅難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陽縣典吏在盤查一家飯店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書“仆有無價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的字樣。
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倆，不論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給擺起來。要是放在平日可能還有那麽一兩個人想碰碰運氣，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個“福量”，但此時此刻非彼時彼刻，典吏拿住了這位“高人”，並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騙子麽，誰會用真名？這位算命先生自稱姓於，但他的船票上寫的“孫客”，典吏頓時疑心就起了，這莫不是那麽好運，被他撞見了“大明天子”孫大有了吧？
接著典吏又找到了一本書，其中一部詩稿上寫著“斷韁脫鎖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懷之句。典吏又問“孫客”何方人士，答曰荊門，然後“在世劉伯溫”就被請去了知府大牢。
還沒過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於，也不姓孫，更與孫大有沒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這種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訊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寫了一份供詞。
他說他本人因為附近有孫大有謀逆案，未免牽連，故而脫逃。富陽縣令看過了王秀才的供詞，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欽犯孫大有，上堂後因為縣令威脅要用刑，王秀才又說自己姓孫，孫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謀逆，而且還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號是要誅九族的，然後他就跑了。
知縣閱過卷宗後發現，湖北通緝的王、孫、於嫌犯年齡在16歲到30歲，堂下之人有60歲了——他要是沒那個歲數也沒有白胡子擺出“仙風道骨”的模樣，審了半天知縣和典吏也沒搞懂事情的緣由，最後他們隻好把“半仙”送到省城處理。
也有那麽湊巧，當時的浙江巡撫愛新覺羅·永德以前煉過丹，追求長生的道家在八旗貴族之間很流行，他從“半仙”行李裏找到了《道德經》、《陰符經》、《諸真錄》等道家著作，還有些算黃道吉日的書，都算不上禁書，唯獨一本《汗漫遊草》的詩稿，即便裏麵沒有“反清複明”的文字，也充斥著諸多抱怨。
文字獄沒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規矩，隻是做做樣子，把夾棍夾在“半仙”的腳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長堪察地理、風水、行醫卜卦，進來家道貧困，欲外出覓食，原想去河南訪友，到了樊城河道幹旱，於是掉頭去了安慶、蘇州、杭州等地，最後到達富陽，因窮困潦倒，最後靠賣卜謀生，怕人恥笑，所以隱匿了真實姓名。
由於平時愛讀道家著作，喜講修煉之法，就想騙些銀錢度日，所以才在扇麵上寫了“仆遊無價之珍”等字樣，沒料到在富陽被典吏當成朝廷欽命要犯，實際上他與孫大有毫無瓜葛。
愛新覺羅·永德考了考王秀才，萬一是個世外高人呢？
然而王秀才卻說了一大堆沒用的，或者說是淫賊覺得有用的，把愛新覺羅·永德弄得哭笑不得。
最後查明王道定和孫大有案沒有關係，與叫魂案也沒有瓜葛，但他的詩集《汗漫遊草》卻坐穩了文字獄，並且假借煉丹修養之術意圖害人，在判處王某杖責一百後又流三百裏。
元代名畫家黃公望曾做一畫，名曰《富春山居圖》，所繪的就是流經富陽的富春江景色。
雖然是個巡撫，讓愛新覺羅氏來當有點“大材小用”，但那可是個好地方呐。
其他進士如果外放基本上都會去一些窮鄉僻壤，好位置基本上沒漢人的份。
大家都知道大學士的女兒漂亮，科舉製度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殿試三甲分為狀元、探花、榜眼，中狀元肯定是好彩頭，但是中探花有一個規定，那就是探花也許文采不是最好的，卻是哥三裏最帥的，即便“乙之”，那也是很得意的。
順治十四年秋，順天府舉行科舉大考，主考官是翰林院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
此科取進士206人，而參加科舉的“八府之秀”有四千人，又有拔貢、歲貢、官生、民監一千七百餘人，為了考試中榜，很多人都千方百計疏通“關節”。
當時的副考官李振業為大理寺左評事，他年少輕狂，拿了別人的銀子。然而囑咐太多，名額有限，於是他與同夥就私下“權衡取舍”，隻是取舍的依據不是文采和才學，而是爵位高的必錄，爵位低的“乙之”；財富多的必錄，財富少的“乙之”。
等張榜的那天，人情大嘩，一些知道舞弊內情的生員或落第著跑向官府舉報，刑部和吏部出來受理此案。
李振業和他的同夥們被判了斬刑，家產充公、妻子等流放，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也受到了牽連。
曹本榮是湖北黃岡人，順治六年探花，此人自幼勤奮好學，精通經史，學從王陽明，甘貧守道，中榜後為順治帝講《易經》，被學界尊為清初易學大家。
科舉案並沒有讓曹本榮的仕途遭遇太大波折，他在當年降了五級，次年又官複原職了。
可是他這人體弱多病，年僅四十四歲就去世了，所遺之物除了書籍外再無長物。
當時有人將他與商周時期的箕子、宋元時期的許衡並論，並且還認為他超越了王陽明，成了曹子，或稱文靖先生。因為他太過清貧，甚至連入殮的錢都沒有，當然他也沒有結婚生子，不過他收養了一個名叫譚風禎的漢陽人的兒子，這個孩子他視如己出，這個小兒長大後，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姓譚，一個姓曹，而這個曹姓男嬰就是曹曦的祖父。
即便不是和曹本榮有真正血緣關係的兒子，也一樣繼承了曹本榮體弱的毛病。到了曹曦這一代就幹脆不學《易學》了，如此一來他倒是長得英俊、挺拔、健康。
這位文官也沒有參與祭祀，也不見他和監察禦史般掃視人群，尼克完全不知道他在哪兒。
萬幸的是祭祀儀式順利結束了，最後並沒有出亂子。
可能隻是虛驚一場，因為對方已經知道官府有察覺，所以不敢偷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