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還寫過一首詞：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這首詞描述的場景是一個路人，聽到了圍牆裏的少女蕩秋千發出的笑聲，忍不住停下腳步想象那畫麵。
女子從12歲開始就被關在閨房裏，偶爾能聽到街頭走街串巷的賣貨郎的歌聲，有些好奇心重的女子會拿著一麵鏡子，待在暗處窺視著大門口，看出入的人們。
一堵牆不隻是隔絕了外男和女眷們交流的機會，還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當提督府內表演牡丹亭的時候，民間也有自己的慶祝活動。閩浙潮汕一帶流行傀儡戲，這種木偶與歐洲木偶最大的區別不隻是衣物和人物的打扮。
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都提起了木偶，歐洲木偶的起源被認為是古希臘時期，即便表演宗教題材也是神話故事，而中國木偶最早卻用於喪葬儀式，或者說它們都是代替活人的殉葬品。
將活人當成陪葬品是很殘忍的，至少在明太祖朱元璋死後還有嬪妃為他殉葬。在商周時期如果沒有活人殉葬，就說明這個人不是位高權重的人，而商鞅則通過改革廢黜了這個慘無人道的陪葬製度，雖然他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有更多的農民種地，以及更多的士兵征戰。
傀儡最早的稱呼是“人俑”，一開始它是用陶瓷燒製的，後來變成了木頭，在《說文解字》中“偶”是用桐木做的，可見古代中國人相信木偶是有靈魂的。
他們將木偶做得非常精美是為了讓它們看起來接近活人，但其用意沒有戲劇因素。在《周禮》中方相氏蒙熊皮、戴黃金麵具，上穿黑色的衣服，下穿朱紅色的裙子，手裏舉著盾牌，搜索宮室裏的疫鬼，並將其驅離。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方相氏還要負責為墓穴驅鬼，避免不是墓主人的野鬼享用墓主人該享用的祭祀。
而方相氏在墓穴中驅鬼的儀式被稱為“喪家樂”，大概在漢末的時候，有些人為了證明自己勇敢，會故意在宴會上要求表演傀儡戲，並且唱挽歌。挽歌的主要內容是表達對死者哀傷的，這兩種屬於喪葬的儀式活動出現在婚禮上也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有人認為這是漢朝即將要滅亡的征兆。
傀儡戲來源於帶有巫術性質的宗教儀式，即使後來不在喪葬儀式中表演，它的驅邪作用並沒有退化，比如神廟落成、火災等所謂“有妖氣”的情形下會排演，並且禁止妊娠的婦女觀看。一些地方將之稱為“神戲”，內容以驅邪邀福為主，因此傀儡戲具有詭秘的神秘色彩，也是禁忌最多的民間劇種，平時很難看到，但祭祀媽祖生日這種盛會上卻會表演。
紫禁城中有很多事並不是平民可以接觸到的，甚至於那些“白丁”與舉人這些參加科舉的文人接觸到的信息也不同。
清朝將首都定在bj的是順治皇帝，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改國號為大清，當時的首都在興京，後來又改在了“東京”遼陽。努爾哈赤死後皇太極即位，在擴建沈陽後改為盛京，並將盛京作為都城。
皇太極這麽做主要是為了躲避天花，但是這種瘟疫還是防不勝防，天花還是在皇宮中蔓延開來，甚至康熙皇帝之所以被選中成為皇帝，也是因為他出過天花。
熱河避暑山莊的建立並不完全是因為皇帝喜好奢侈，避暑納涼，你可以理解為那是個隔離區，這樣就可以避免關外民族的首領和士兵將天花帶進人口稠密的bj，又或者是漢人將天花傳染給那些關外民族。
即加強了中央和各個民族之間的關係，也降低了風險。
大玉兒是蒙古女人，她在草原上長大，對她來說蒙古是她的家鄉，而愛新覺羅·福臨則是在bj城裏長大的，他的老師幾乎都是漢人，並且還是明朝狀元，他甚至還能和曹本榮討論《周易》，這就涉及了一個問題，滿清是“馬上得天下”，難道還要繼續“馬上治天下”？
作為一個滿族統治者，順治親政後重用漢官，他們的地位得到了明顯提高，範文程甚至出任了議政大臣，在這之前漢官從沒有誰出任過這個職位。
努爾哈赤、皇太極等都規定，漢官在各衙門中不能掌印，順治則不管這個規矩，誰的官銜大誰就掌印。
沙皇要滿清承認是沙皇的殖民地，順治要求沙皇反過來朝貢，沙俄和滿清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第一仗是順治年間開始打的，一直打到康熙年間才簽訂條約。
換一個理解方式，唐代的李姓皇帝也是鮮卑族人，可是他們和漢族一起打突厥，又加上認老子李耳為祖先，他們才成了華夏曆史的一部分。
這些屬於帝王心術，一個街頭雜耍藝人一輩子都不可能接觸到，同樣舉人沒有在西林覺羅家任職的經曆他也不可能知道。有道是宰相門前七品官，這不僅僅是因為仆人待人倨傲。
董鄂妃在宮裏過得很慘，即便有錯的並不是她。
她是嫁過人的，但順治皇帝對她有種迷戀，就像一個遊牧民族首領一樣從滿族軍官手裏要來，很快就成了皇貴妃。
別說被廢為靜妃的皇後，普通的嬪妃也嫉妒她，她所生的那個皇四子，隻活了幾個月就夭折了，女人或許不敢和男人一樣拿著兵器，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可是對付一個嬰兒還是敢的，諸如毒殺或者是用枕頭蓋住孩子的臉將其悶死，漢武帝時期的巫蠱之禍也是因為女人之間的嫉妒開始的。
這種無影無形的手段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對於董鄂妃的死法，宮裏眾說紛紜。雖然西林覺羅氏在舉人進入他們家的時候已經有點“昨日黃花”了，但他們到底是“張鄂之爭”的鄂黨黨魁，鄂爾泰的家人，而張就是說的張廷玉了。
王陽明去bj的時候，正好碰上張居正改革，他也無可奈何得卷入了黨爭之中。
和珅最開始的住處並不是什刹海附近的豪宅，古代有一種刑叫“棄市”，也就是屍體執行死刑後不掩埋，而扔在那兒示眾，明朝的刑場叫西市，西市裏有一個有名的小吃，賣的是保定來的驢肉，生的熟的都有，逐漸那個地方被人稱為驢肉胡同，劉墉家就在那兒。
和珅是正紅旗的，驢肉胡同又恰巧是正紅旗的領地，和珅就是在那兒出生的。
在元代以前那裏屬於郊區，忽必烈修元大都的時候那塊地方才圈進城裏，到了明朝成了處決犯人的刑場，袁崇煥就是在西市淩遲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和舉人一樣帶了那麽多盤纏上路，他有個“同期”就住在什刹海的廟裏。
他一個外鄉人哪裏曉得那麽多，有地方能落腳就不錯了，有天夜裏他挑燈夜讀，不知不覺到了深夜，然後，他點的油燈就變成綠色的了。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酷熱難耐，他住的那件小屋卻格外涼爽，然而再涼快也不至於大夏天冷到要生爐子取暖的地步。
他曉得那地方不能久待，連夜跑到了隔壁的真武祠，那是個道觀，裏麵的道士跟他說了這些過往。第二天天一亮，就聽說那裏死了人。
距離舉人朋友所住不遠的那個房間，在乾隆三十一年時就貼了封條，不知道什麽原因，反正就是不讓人進去住了。
等那人被抬了出去，寺裏就又貼了一張封條，而寺廟的主持如“老僧入定”般法相莊嚴，好像他早已知道了要發生什麽。
這分明就是個“蘭若寺”，舉人的朋友寧可去驢肉胡同租一個破爛屋，比鄰著臭氣熏天的牲口棚，也不再住那兒了。
後來他得了瘧疾，丟了小半條命，雖然最後調養過來，在參加了乾隆三十四年的科舉後就再也沒有考了。
從順治定都bj後，清廷就往東北移民，往遼東開荒。到了乾隆五年因為移民過多，朝廷宣布禁令，卻全然無用。
沿海隻開了四個口岸，陸上怎麽走卻沒人管，江南的絲織品和華中、華南的茶葉運到這裏後，運到了遼陽、盛京、撫順等地。他們再把人參、皮毛等物資送到內地的大城市，很快就發了財。
舉人的朋友後來也“闖關東”去了，成了一個雜貨店老板，雖然吃不起燕窩、鮑魚、海參，豬肉燉粉條、小雞燉蘑菇還是能吃得起的。
在他們那邊還有“跳大神的”，那屬於薩滿，臉上帶著個可怕的木頭麵具，身上戴著叮叮當當的鈴鐺彩帶，但那和商周時期的東西並不一樣。
雖然傳教士們已經帶來了日心說和天體運動儀，但康乾盛世期間的皇帝們卻對那些高產的美洲農作物更感興趣。有了這些農作物，即便吃不了米麵，也可以用土豆紅薯充饑。
比起教化“刁民”，他們更願意讓百姓成為“隻有肚腸，沒有頭腦”的“奴才”。
這樣精心培養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的，但是他們也是容易被謠言迷惑的。
蠱，惑亂也。
《左傳》有雲，女惑男，風落山，謂之山風蠱，亂極而治。
蘇東坡講：器久不用而蟲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皆謂之蠱。
要治蠱必治腐敗，在整治腐敗時必須要“高尚其事”，保持自己高尚的氣節。
王陽明將人的心比作一麵鏡子，隻要被塵土蒙上了光明，照什麽都是髒的，因此需要常常磨鏡才能恢複光彩照人的本來麵目。
這就很像神秀所說的：
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
至於慧能所說的境界，說起來容易，修起來太難了，別說慧能，王陽明說的“磨鏡”都難以做到，畢竟不是誰都有那樣的毅力，堅持自己的意誌，毫不動搖的。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這首詞描述的場景是一個路人，聽到了圍牆裏的少女蕩秋千發出的笑聲，忍不住停下腳步想象那畫麵。
女子從12歲開始就被關在閨房裏，偶爾能聽到街頭走街串巷的賣貨郎的歌聲，有些好奇心重的女子會拿著一麵鏡子，待在暗處窺視著大門口，看出入的人們。
一堵牆不隻是隔絕了外男和女眷們交流的機會，還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當提督府內表演牡丹亭的時候，民間也有自己的慶祝活動。閩浙潮汕一帶流行傀儡戲，這種木偶與歐洲木偶最大的區別不隻是衣物和人物的打扮。
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都提起了木偶，歐洲木偶的起源被認為是古希臘時期，即便表演宗教題材也是神話故事，而中國木偶最早卻用於喪葬儀式，或者說它們都是代替活人的殉葬品。
將活人當成陪葬品是很殘忍的，至少在明太祖朱元璋死後還有嬪妃為他殉葬。在商周時期如果沒有活人殉葬，就說明這個人不是位高權重的人，而商鞅則通過改革廢黜了這個慘無人道的陪葬製度，雖然他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有更多的農民種地，以及更多的士兵征戰。
傀儡最早的稱呼是“人俑”，一開始它是用陶瓷燒製的，後來變成了木頭，在《說文解字》中“偶”是用桐木做的，可見古代中國人相信木偶是有靈魂的。
他們將木偶做得非常精美是為了讓它們看起來接近活人，但其用意沒有戲劇因素。在《周禮》中方相氏蒙熊皮、戴黃金麵具，上穿黑色的衣服，下穿朱紅色的裙子，手裏舉著盾牌，搜索宮室裏的疫鬼，並將其驅離。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方相氏還要負責為墓穴驅鬼，避免不是墓主人的野鬼享用墓主人該享用的祭祀。
而方相氏在墓穴中驅鬼的儀式被稱為“喪家樂”，大概在漢末的時候，有些人為了證明自己勇敢，會故意在宴會上要求表演傀儡戲，並且唱挽歌。挽歌的主要內容是表達對死者哀傷的，這兩種屬於喪葬的儀式活動出現在婚禮上也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所以有人認為這是漢朝即將要滅亡的征兆。
傀儡戲來源於帶有巫術性質的宗教儀式，即使後來不在喪葬儀式中表演，它的驅邪作用並沒有退化，比如神廟落成、火災等所謂“有妖氣”的情形下會排演，並且禁止妊娠的婦女觀看。一些地方將之稱為“神戲”，內容以驅邪邀福為主，因此傀儡戲具有詭秘的神秘色彩，也是禁忌最多的民間劇種，平時很難看到，但祭祀媽祖生日這種盛會上卻會表演。
紫禁城中有很多事並不是平民可以接觸到的，甚至於那些“白丁”與舉人這些參加科舉的文人接觸到的信息也不同。
清朝將首都定在bj的是順治皇帝，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改國號為大清，當時的首都在興京，後來又改在了“東京”遼陽。努爾哈赤死後皇太極即位，在擴建沈陽後改為盛京，並將盛京作為都城。
皇太極這麽做主要是為了躲避天花，但是這種瘟疫還是防不勝防，天花還是在皇宮中蔓延開來，甚至康熙皇帝之所以被選中成為皇帝，也是因為他出過天花。
熱河避暑山莊的建立並不完全是因為皇帝喜好奢侈，避暑納涼，你可以理解為那是個隔離區，這樣就可以避免關外民族的首領和士兵將天花帶進人口稠密的bj，又或者是漢人將天花傳染給那些關外民族。
即加強了中央和各個民族之間的關係，也降低了風險。
大玉兒是蒙古女人，她在草原上長大，對她來說蒙古是她的家鄉，而愛新覺羅·福臨則是在bj城裏長大的，他的老師幾乎都是漢人，並且還是明朝狀元，他甚至還能和曹本榮討論《周易》，這就涉及了一個問題，滿清是“馬上得天下”，難道還要繼續“馬上治天下”？
作為一個滿族統治者，順治親政後重用漢官，他們的地位得到了明顯提高，範文程甚至出任了議政大臣，在這之前漢官從沒有誰出任過這個職位。
努爾哈赤、皇太極等都規定，漢官在各衙門中不能掌印，順治則不管這個規矩，誰的官銜大誰就掌印。
沙皇要滿清承認是沙皇的殖民地，順治要求沙皇反過來朝貢，沙俄和滿清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第一仗是順治年間開始打的，一直打到康熙年間才簽訂條約。
換一個理解方式，唐代的李姓皇帝也是鮮卑族人，可是他們和漢族一起打突厥，又加上認老子李耳為祖先，他們才成了華夏曆史的一部分。
這些屬於帝王心術，一個街頭雜耍藝人一輩子都不可能接觸到，同樣舉人沒有在西林覺羅家任職的經曆他也不可能知道。有道是宰相門前七品官，這不僅僅是因為仆人待人倨傲。
董鄂妃在宮裏過得很慘，即便有錯的並不是她。
她是嫁過人的，但順治皇帝對她有種迷戀，就像一個遊牧民族首領一樣從滿族軍官手裏要來，很快就成了皇貴妃。
別說被廢為靜妃的皇後，普通的嬪妃也嫉妒她，她所生的那個皇四子，隻活了幾個月就夭折了，女人或許不敢和男人一樣拿著兵器，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可是對付一個嬰兒還是敢的，諸如毒殺或者是用枕頭蓋住孩子的臉將其悶死，漢武帝時期的巫蠱之禍也是因為女人之間的嫉妒開始的。
這種無影無形的手段有人嗤之以鼻，有人深信不疑。對於董鄂妃的死法，宮裏眾說紛紜。雖然西林覺羅氏在舉人進入他們家的時候已經有點“昨日黃花”了，但他們到底是“張鄂之爭”的鄂黨黨魁，鄂爾泰的家人，而張就是說的張廷玉了。
王陽明去bj的時候，正好碰上張居正改革，他也無可奈何得卷入了黨爭之中。
和珅最開始的住處並不是什刹海附近的豪宅，古代有一種刑叫“棄市”，也就是屍體執行死刑後不掩埋，而扔在那兒示眾，明朝的刑場叫西市，西市裏有一個有名的小吃，賣的是保定來的驢肉，生的熟的都有，逐漸那個地方被人稱為驢肉胡同，劉墉家就在那兒。
和珅是正紅旗的，驢肉胡同又恰巧是正紅旗的領地，和珅就是在那兒出生的。
在元代以前那裏屬於郊區，忽必烈修元大都的時候那塊地方才圈進城裏，到了明朝成了處決犯人的刑場，袁崇煥就是在西市淩遲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和舉人一樣帶了那麽多盤纏上路，他有個“同期”就住在什刹海的廟裏。
他一個外鄉人哪裏曉得那麽多，有地方能落腳就不錯了，有天夜裏他挑燈夜讀，不知不覺到了深夜，然後，他點的油燈就變成綠色的了。
乾隆三十三年的夏天酷熱難耐，他住的那件小屋卻格外涼爽，然而再涼快也不至於大夏天冷到要生爐子取暖的地步。
他曉得那地方不能久待，連夜跑到了隔壁的真武祠，那是個道觀，裏麵的道士跟他說了這些過往。第二天天一亮，就聽說那裏死了人。
距離舉人朋友所住不遠的那個房間，在乾隆三十一年時就貼了封條，不知道什麽原因，反正就是不讓人進去住了。
等那人被抬了出去，寺裏就又貼了一張封條，而寺廟的主持如“老僧入定”般法相莊嚴，好像他早已知道了要發生什麽。
這分明就是個“蘭若寺”，舉人的朋友寧可去驢肉胡同租一個破爛屋，比鄰著臭氣熏天的牲口棚，也不再住那兒了。
後來他得了瘧疾，丟了小半條命，雖然最後調養過來，在參加了乾隆三十四年的科舉後就再也沒有考了。
從順治定都bj後，清廷就往東北移民，往遼東開荒。到了乾隆五年因為移民過多，朝廷宣布禁令，卻全然無用。
沿海隻開了四個口岸，陸上怎麽走卻沒人管，江南的絲織品和華中、華南的茶葉運到這裏後，運到了遼陽、盛京、撫順等地。他們再把人參、皮毛等物資送到內地的大城市，很快就發了財。
舉人的朋友後來也“闖關東”去了，成了一個雜貨店老板，雖然吃不起燕窩、鮑魚、海參，豬肉燉粉條、小雞燉蘑菇還是能吃得起的。
在他們那邊還有“跳大神的”，那屬於薩滿，臉上帶著個可怕的木頭麵具，身上戴著叮叮當當的鈴鐺彩帶，但那和商周時期的東西並不一樣。
雖然傳教士們已經帶來了日心說和天體運動儀，但康乾盛世期間的皇帝們卻對那些高產的美洲農作物更感興趣。有了這些農作物，即便吃不了米麵，也可以用土豆紅薯充饑。
比起教化“刁民”，他們更願意讓百姓成為“隻有肚腸，沒有頭腦”的“奴才”。
這樣精心培養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的，但是他們也是容易被謠言迷惑的。
蠱，惑亂也。
《左傳》有雲，女惑男，風落山，謂之山風蠱，亂極而治。
蘇東坡講：器久不用而蟲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皆謂之蠱。
要治蠱必治腐敗，在整治腐敗時必須要“高尚其事”，保持自己高尚的氣節。
王陽明將人的心比作一麵鏡子，隻要被塵土蒙上了光明，照什麽都是髒的，因此需要常常磨鏡才能恢複光彩照人的本來麵目。
這就很像神秀所說的：
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
至於慧能所說的境界，說起來容易，修起來太難了，別說慧能，王陽明說的“磨鏡”都難以做到，畢竟不是誰都有那樣的毅力，堅持自己的意誌，毫不動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