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來送信的是拿破侖的副官，首席測繪工兵西蒙·貝爾納，在送完信之後他就前往布魯塞爾北部郊區的維爾福德，那裏才是從梅赫倫修過來的鐵路的站點。
從12世紀開始維爾福德就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布拉班特公爵和格林伯根公爵長期在此爭奪，法蘭德斯伯爵也曾經在這裏與布拉班特公爵的女兒瑪格麗特舉行婚禮。
那時正值英法百年戰爭時期，公爵的女兒瑪格麗特與愛德華三世的兒子本來有婚約，卻因為布拉班特王位繼承戰爭作罷，公爵隻有三個女兒，喬安娜、瑪格麗特和瑪麗亞，當喬安娜繼承公爵爵位時，瑪格麗特的丈夫法蘭德斯伯爵舉兵占領了布拉班特公國及其首都布魯埃爾。也在這個時候，維爾福德修建起了城牆和碉堡，將城市給圍了起來，以妻子的名義獲得了布拉班特和梅赫倫的主權。
從建城之日起，維爾福德就是個軍事要塞，同時它也有國家監獄的職責，但也它位於塞納河畔，同時也是布魯塞爾-斯凱爾特運河的交匯處，是一座手工業和商業城市。由於布業和貿易的蓬勃發展，維爾福德的塞納河的運輸變得日益重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內陸港口，後來查理五世下令開鑿鏈接斯凱爾特河與布魯塞爾的運河，運河開通後不久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建造了好幾個碼頭。
14世紀時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就製定了塞納河運河化的計劃，但直到勃艮第的瑪麗執政時才允許布魯塞爾挖掘新的運河。
布魯塞爾在梅赫倫、維爾福德的下遊，因此所有去布魯塞爾的船經過這兩個城市都要收取通行費，鏈接布魯塞爾和斯凱爾特河的運河一旦修成，梅赫倫與維爾福德就無法收取通行稅了。
梅赫倫直接提出了抗議，維爾福德則表示擔心會影響水流量的問題，一直拖到查理五世才下令修運河，其實那條運河在下令之前就已經挖到維爾福德了，不論梅赫倫和維爾福德如何抗議。也因為這條運河連接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的作用，它多次成為戰場。
這條運河不僅發揮著經濟作用，還有防洪的功能，不論是塞納河還是斯凱爾特河發生洪水溢流，它都可以起溢流的作用，它經過一個山穀，可以作為泄洪的區。
法國人將維爾福德城裏的花邊紡織、油漆、家具等手工業給遷到了梅斯，保留了火藥、鑄鐵廠、焦炭廠等，維爾福德本身將要塞化，另外還有荷蘭南部最大的監獄，荷蘭人稱呼它為“tuchthuis”，意思是懲紀處。這裏曾經是屬於布拉班特的喬安娜的公爵城堡，後來成為檢查站，控製布魯塞爾和魯汶，從1408年起成為國家監獄，曾有人被宗教審判後，在裏麵被火刑燒死，到1774年因為年久失修而近乎廢棄。
18世紀啟蒙思想興起，在此之後人們開始對監獄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輕罰者，人們寧願再教育矯正而不是酷刑體罰，這種再教育包括強迫勞動，畢竟當時“懶惰”被視為萬惡之源。
1766年按照瑪麗亞·特蕾莎的要求，這裏被建造成了一座“示範監獄”，並設置了“改良機構”。鮑文斯說要用犯人來當織工，這在比利時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因為很多建築工地都從這個地方獲取廉價勞動力。
1774年時瑪麗亞特蕾莎決定對這個年久失修的監獄進行徹底改造，因此進行了設計比賽，新的監獄考慮到了通風和男女囚犯分離的問題，接著這座有百年曆史的破舊城堡被徹底拆除，拆除的材料被作為新監獄的地基，曆時三年建成，1779年大約有270名囚犯被安置其中。
然而雖然被稱為“新”監獄，實際上監獄給人的感覺卻很陰森，這裏的采光不佳、景色有限、通風也有問題，設計者和建造者被指控有欺詐行為，很快就失去了宮廷建築師的職位。法國大革命期間，它曾經被當作奧地利的軍醫院和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1794年成為法國的軍事醫院，輕罪犯被釋放和轉移中心，1798年它再次被當作監獄使用，那時候開始就人滿為患了。
從1802年的春天開始這個監獄就爆發了傷寒，死亡人數急劇增加，調查委員會認為是由於潮濕的空氣造成的。法國人要求監獄將犯人集中掩埋，不可以埋在普通市民的墓地裏。
女性和男性不一樣，這個比喻或許不恰當，可是一個族群裏的雌性狒狒如果擅長社交，那麽她幼崽的生存幾率會高很多，並且也幸福很多。作為一個女人，喬治安娜本來不該想這些陰森恐怖的東西的。
以前波莫納聽說歐洲會陷入混亂，她還很慌很著急，想要阻止一切發生，為此西弗勒斯還和她產生了矛盾，他用很冒險的方法，想讓她放棄原本的打算。
她跟埃奇沃斯說了讓愛爾蘭人建監獄的事後就後悔了，1798年的騷動後不少愛爾蘭人還被關在廢棄的船上，可是埃奇沃斯接下來說的話更讓她感到震驚。傷寒這種傳染病，如果不好好控製會造成更大範圍的死亡。更何況現在的懲紀處明顯不夠用，不能往裏麵繼續關犯人。
全境監獄雖然沒有隱私，卻有通風和采光，所以埃奇沃斯的反應沒有她想象中那麽激烈。
有可能是時代不同的原因，埃奇沃斯認為囚犯被囚禁在不同的牢房中，彼此缺乏信息的交流，他們隻能看到看守，而看守可以看到所有人。又加上百葉窗的遮擋，他們不知道看守有沒有偷懶，所以無時無刻不約束自己的行為。
兩個被捕的囚犯，警察知道二人有罪，在不能溝通的情況下如果都不控告對方，由於證據不確定則兩個人都會被無罪釋放。如果一個人招供，另一個人不招供，則招供者因為立功立刻釋放，未招供的人則入獄十年，兩個人同時互相揭發，則因為證據確鑿而兩者都判八年。
人們以為會選擇最優解，即兩個人都不招供。約翰·納什曾經這麽比喻，如果所有人都去邀請那個最漂亮的女孩兒，那麽女孩的朋友們不願意成為替補，最終隻有一個人贏，其他人都輸，反過來，如果大家去邀約女孩的朋友，所有人就都有舞伴了。
可是“實驗結果”證明，現實和想象是存在差距的。
有一個小島上，曾經發生這樣的事，一群叛逃的英國海軍來到了島上，島上並不缺乏食物，一開始叛軍們為了對付島上的土著能一起合作，等最後一個土著被消滅了，他們為了爭奪更好的土地、資源等互相殘殺，直到最後隻剩下2個人，到這時他們用神的名義起誓，絕不傷害對方，可是有個人卻因為哮喘，缺乏必要的醫療而去世了。
當路過的美國商船發現那個小島時，僅剩的男人正在教島上的孩子們讀書，而所有的成年男性，不論是土著還是英國人都已經死了。
喬治安娜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修國家監獄的“女魔頭”，昨晚上朗亨霍芬提出用郵政費用可以修路，現在波拿巴給的這20萬法郎可以挪作他用，比如修個監獄什麽的，但她決定將這個選擇權交給布魯塞爾人民或者議會去討論。
人員和經費都齊了，材料可以從國外進口，也可以自己生產，原本布魯塞爾城外有采石場，經過多年的開采也差不多快沒有了，畢竟布魯塞爾是個經常發生戰爭的地方，建築修了又毀，毀了又修，所以才有亨利-阿曆克斯·蒙特這樣的建築師采用水泥和鋼筋這種新建材。
以前的防禦工事采用的是棱堡，這個建築形式在21世紀已經很少見了，因為絕大多數城牆都已經被拆毀。19世紀它存在，但拿破侖證明了在高機動性下，所有的靜態防禦都形同虛設。
可是現在輪到他自己修防禦工事了，在其他國家都開始學習他的戰爭形式時，他要防禦的其實是他自己。
拿破侖說過，他的字典裏沒有不可能。
可能他真的連夜將瓦朗謝訥的稅吏處置了，並且將公文給了她，接著他就可以沿著通衢大道返回巴黎了。畢竟比起比利時的防禦，處理路易斯安那收購案更棘手，但他也有可能趁著對漢堡施壓，瓦解普魯士為首的北德中立聯盟。
由於普魯士之前扭曲而複雜的外交，他們難以與其他國家建立起堅實的聯盟關係，英國人給了薩克森紡織機的技術，卻控製著棉紡織業的原材料，這種關係比什麽盟約都有約束力。
“所以，他真的去了馬斯特裏赫特？”埃奇沃斯問。
“別問我，我不知道。”喬治安娜搖頭。
就在這時，馬車停了，他們來到了帝國文理學院，校長親自帶著學生們在門口等候。
“把我們剛才說的告訴魯佩。”喬治安娜說，接著車門被打開，周圍響起了音樂聲，她在一位布魯塞爾議員的攙扶下，下了馬車。
從12世紀開始維爾福德就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地，布拉班特公爵和格林伯根公爵長期在此爭奪，法蘭德斯伯爵也曾經在這裏與布拉班特公爵的女兒瑪格麗特舉行婚禮。
那時正值英法百年戰爭時期，公爵的女兒瑪格麗特與愛德華三世的兒子本來有婚約，卻因為布拉班特王位繼承戰爭作罷，公爵隻有三個女兒，喬安娜、瑪格麗特和瑪麗亞，當喬安娜繼承公爵爵位時，瑪格麗特的丈夫法蘭德斯伯爵舉兵占領了布拉班特公國及其首都布魯埃爾。也在這個時候，維爾福德修建起了城牆和碉堡，將城市給圍了起來，以妻子的名義獲得了布拉班特和梅赫倫的主權。
從建城之日起，維爾福德就是個軍事要塞，同時它也有國家監獄的職責，但也它位於塞納河畔，同時也是布魯塞爾-斯凱爾特運河的交匯處，是一座手工業和商業城市。由於布業和貿易的蓬勃發展，維爾福德的塞納河的運輸變得日益重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內陸港口，後來查理五世下令開鑿鏈接斯凱爾特河與布魯塞爾的運河，運河開通後不久在布魯塞爾市中心建造了好幾個碼頭。
14世紀時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就製定了塞納河運河化的計劃，但直到勃艮第的瑪麗執政時才允許布魯塞爾挖掘新的運河。
布魯塞爾在梅赫倫、維爾福德的下遊，因此所有去布魯塞爾的船經過這兩個城市都要收取通行費，鏈接布魯塞爾和斯凱爾特河的運河一旦修成，梅赫倫與維爾福德就無法收取通行稅了。
梅赫倫直接提出了抗議，維爾福德則表示擔心會影響水流量的問題，一直拖到查理五世才下令修運河，其實那條運河在下令之前就已經挖到維爾福德了，不論梅赫倫和維爾福德如何抗議。也因為這條運河連接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的作用，它多次成為戰場。
這條運河不僅發揮著經濟作用，還有防洪的功能，不論是塞納河還是斯凱爾特河發生洪水溢流，它都可以起溢流的作用，它經過一個山穀，可以作為泄洪的區。
法國人將維爾福德城裏的花邊紡織、油漆、家具等手工業給遷到了梅斯，保留了火藥、鑄鐵廠、焦炭廠等，維爾福德本身將要塞化，另外還有荷蘭南部最大的監獄，荷蘭人稱呼它為“tuchthuis”，意思是懲紀處。這裏曾經是屬於布拉班特的喬安娜的公爵城堡，後來成為檢查站，控製布魯塞爾和魯汶，從1408年起成為國家監獄，曾有人被宗教審判後，在裏麵被火刑燒死，到1774年因為年久失修而近乎廢棄。
18世紀啟蒙思想興起，在此之後人們開始對監獄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輕罰者，人們寧願再教育矯正而不是酷刑體罰，這種再教育包括強迫勞動，畢竟當時“懶惰”被視為萬惡之源。
1766年按照瑪麗亞·特蕾莎的要求，這裏被建造成了一座“示範監獄”，並設置了“改良機構”。鮑文斯說要用犯人來當織工，這在比利時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因為很多建築工地都從這個地方獲取廉價勞動力。
1774年時瑪麗亞特蕾莎決定對這個年久失修的監獄進行徹底改造，因此進行了設計比賽，新的監獄考慮到了通風和男女囚犯分離的問題，接著這座有百年曆史的破舊城堡被徹底拆除，拆除的材料被作為新監獄的地基，曆時三年建成，1779年大約有270名囚犯被安置其中。
然而雖然被稱為“新”監獄，實際上監獄給人的感覺卻很陰森，這裏的采光不佳、景色有限、通風也有問題，設計者和建造者被指控有欺詐行為，很快就失去了宮廷建築師的職位。法國大革命期間，它曾經被當作奧地利的軍醫院和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1794年成為法國的軍事醫院，輕罪犯被釋放和轉移中心，1798年它再次被當作監獄使用，那時候開始就人滿為患了。
從1802年的春天開始這個監獄就爆發了傷寒，死亡人數急劇增加，調查委員會認為是由於潮濕的空氣造成的。法國人要求監獄將犯人集中掩埋，不可以埋在普通市民的墓地裏。
女性和男性不一樣，這個比喻或許不恰當，可是一個族群裏的雌性狒狒如果擅長社交，那麽她幼崽的生存幾率會高很多，並且也幸福很多。作為一個女人，喬治安娜本來不該想這些陰森恐怖的東西的。
以前波莫納聽說歐洲會陷入混亂，她還很慌很著急，想要阻止一切發生，為此西弗勒斯還和她產生了矛盾，他用很冒險的方法，想讓她放棄原本的打算。
她跟埃奇沃斯說了讓愛爾蘭人建監獄的事後就後悔了，1798年的騷動後不少愛爾蘭人還被關在廢棄的船上，可是埃奇沃斯接下來說的話更讓她感到震驚。傷寒這種傳染病，如果不好好控製會造成更大範圍的死亡。更何況現在的懲紀處明顯不夠用，不能往裏麵繼續關犯人。
全境監獄雖然沒有隱私，卻有通風和采光，所以埃奇沃斯的反應沒有她想象中那麽激烈。
有可能是時代不同的原因，埃奇沃斯認為囚犯被囚禁在不同的牢房中，彼此缺乏信息的交流，他們隻能看到看守，而看守可以看到所有人。又加上百葉窗的遮擋，他們不知道看守有沒有偷懶，所以無時無刻不約束自己的行為。
兩個被捕的囚犯，警察知道二人有罪，在不能溝通的情況下如果都不控告對方，由於證據不確定則兩個人都會被無罪釋放。如果一個人招供，另一個人不招供，則招供者因為立功立刻釋放，未招供的人則入獄十年，兩個人同時互相揭發，則因為證據確鑿而兩者都判八年。
人們以為會選擇最優解，即兩個人都不招供。約翰·納什曾經這麽比喻，如果所有人都去邀請那個最漂亮的女孩兒，那麽女孩的朋友們不願意成為替補，最終隻有一個人贏，其他人都輸，反過來，如果大家去邀約女孩的朋友，所有人就都有舞伴了。
可是“實驗結果”證明，現實和想象是存在差距的。
有一個小島上，曾經發生這樣的事，一群叛逃的英國海軍來到了島上，島上並不缺乏食物，一開始叛軍們為了對付島上的土著能一起合作，等最後一個土著被消滅了，他們為了爭奪更好的土地、資源等互相殘殺，直到最後隻剩下2個人，到這時他們用神的名義起誓，絕不傷害對方，可是有個人卻因為哮喘，缺乏必要的醫療而去世了。
當路過的美國商船發現那個小島時，僅剩的男人正在教島上的孩子們讀書，而所有的成年男性，不論是土著還是英國人都已經死了。
喬治安娜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修國家監獄的“女魔頭”，昨晚上朗亨霍芬提出用郵政費用可以修路，現在波拿巴給的這20萬法郎可以挪作他用，比如修個監獄什麽的，但她決定將這個選擇權交給布魯塞爾人民或者議會去討論。
人員和經費都齊了，材料可以從國外進口，也可以自己生產，原本布魯塞爾城外有采石場，經過多年的開采也差不多快沒有了，畢竟布魯塞爾是個經常發生戰爭的地方，建築修了又毀，毀了又修，所以才有亨利-阿曆克斯·蒙特這樣的建築師采用水泥和鋼筋這種新建材。
以前的防禦工事采用的是棱堡，這個建築形式在21世紀已經很少見了，因為絕大多數城牆都已經被拆毀。19世紀它存在，但拿破侖證明了在高機動性下，所有的靜態防禦都形同虛設。
可是現在輪到他自己修防禦工事了，在其他國家都開始學習他的戰爭形式時，他要防禦的其實是他自己。
拿破侖說過，他的字典裏沒有不可能。
可能他真的連夜將瓦朗謝訥的稅吏處置了，並且將公文給了她，接著他就可以沿著通衢大道返回巴黎了。畢竟比起比利時的防禦，處理路易斯安那收購案更棘手，但他也有可能趁著對漢堡施壓，瓦解普魯士為首的北德中立聯盟。
由於普魯士之前扭曲而複雜的外交，他們難以與其他國家建立起堅實的聯盟關係，英國人給了薩克森紡織機的技術，卻控製著棉紡織業的原材料，這種關係比什麽盟約都有約束力。
“所以，他真的去了馬斯特裏赫特？”埃奇沃斯問。
“別問我，我不知道。”喬治安娜搖頭。
就在這時，馬車停了，他們來到了帝國文理學院，校長親自帶著學生們在門口等候。
“把我們剛才說的告訴魯佩。”喬治安娜說，接著車門被打開，周圍響起了音樂聲，她在一位布魯塞爾議員的攙扶下，下了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