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一把抱住木濱說四年不見想、想死我了哥們兒，東升哈哈笑木濱眼裏滴出了淚。
東升拉著木濱一起去吃早飯。吹一聲口哨兒揮一下手，東升叫上了兩個小乞丐四人一起走，拐彎抹角來到了一處街角的甜沫老豆腐攤前。
八十年代中期的鐵佛城全城也就七八個個體早餐攤兒，這個離車站最近也是先前東升木濱乞討時經常混吃喝的地兒。倘若去光顧國營糧店開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油條早餐店，是十有八九沒得有好果子吃的。除了顧客沒吃完剩下的，在國營早餐店裏幾乎得不到施舍。
背著風在牆角找個地方坐下，東升給四個人每人要了一碗甜沫和一碗老豆腐，外加各三個大窩頭。一張小桌子瞬時被吃食排滿，四個人風卷殘雲片刻間消滅殆盡。
其它吃早餐的人們看著兩個年輕人帶著兩個小叫花兒，又是這等吃相，都投來奇異的眼光，不知四人何方神聖是也。
東升說這次回來有兩件事：頭一件是要找些人去深圳做建築工，木濱你一起去吧，我在那邊兒蹚出了門路咱一塊兒掙大錢。木濱說你掙錢我、我相信，可我不能去建、建築工地太危險，我這條命兒是我、我們家三代獨苗兒，生下來活、活下來都不容易，我要好、好好活著派大用場。
東升說我還要在爸爸的墳前立碑，他老人家一輩子羅鍋兒腰人前抬不起頭，我要在村裏第一個立碑讓他在地下把顏麵爭回來。木濱說幹脆連你爺爺的碑也、也立了吧。
吃完飯東升把二十塊錢放到了攤主手裏，說大叔別找了。二十塊錢大約相當於七八天早餐攤的利潤，大叔沒有認出兩個長成小夥子的小乞丐，直到十幾年後又獲贈一間門店，才對今天的事了然。
“你給錢拋得高，就像張飛戰馬超”，“你給錢扔得矮，好像八仙來過海。”，兩個小乞丐唱著侵權木濱東升原創的要飯歌兒，高興地跑開了。
東升也不商量，拉起木濱走進了兩層樓的國營鐵佛百貨商店。百貨商店就在離火車站幾百米遠的地方，東升和木濱熟悉的很卻從來沒有進去過。
店裏的顧客稀稀拉拉，寬大的木櫃台後邊營業員低頭織著毛線衣，一聲同誌沒人理，二聲同誌抬眼皮，三聲同誌緩緩起身小聲哼。每月固定工資，賣不賣貨與她沒有關係。從襪子、鞋、褲子到上衣、圍脖和帽子，東升一應具全地給木濱置辦了全新的一身。
人配衣裳馬配鞍，穿上新衣裳的木濱倒也相貌堂堂，就是毛衣袖子開了的毛線跑出了袖口兒有點不協調。
買完衣服，兩人到城裏唯一的鐵佛紅日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又一人一張單身照。
東升確實是掙錢了，從八二到八六年在深圳的四年多時間裏，東升掙了六千多塊錢。
初去時前兩年是在工地上當小工，推磚拉車扛水泥，一把子力氣什麽都能幹。夏練三伏後背曬得紅通通爆了皮，南方冬天還好沒有北方這般寒冷。一年四季一身衣服，春夏秋冬吃住在工地上。工地沒建之前，睡離地半尺散著潮濕味兒道的草棚子。工地起了框架後，就隨意地窩在在建樓一角睡下，隨著工地進度不斷地閃轉騰挪，任它夏天蚊蟲叮咬冬日涼風嗖嗖。
別人回家過年了，他沒有家就留下來看守工地。從工頭兒那借來部雙卡收錄機，獨自一人拿一瓶酒，對著起伏著彩色煙花的天空放歌：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發生轉機是緣於一次被騙。
那是到深圳的第三年。一個新工地挖建築地槽，挖出的上千方土方需要運到三百米以外的空地上。機械車不夠用隻能用人工推車，東升和另外四個夥伴正好接受了這個任務。土方包工頭第一天讓五個小夥子推土沒有分配數量，而是數車數，十個小時下來記住了五人的總車數六百二十車，即平均每個人一天推了一百二十四車。
第二天早上包工頭兒發了話：每人一百三十五車，誰推完誰下工不論幾點。有了定額後小夥子們拚命地推起來，早幹完早收工，結果就有人九個小時推完了一百三十五車。
第三天早上包工頭兒又發了話，仍舊誰推完誰下工，隻不過車數改成了一百五十車。結果是即使幹的快的也用了十個小時，因為最後實在是累的推不動了。而幹得慢的幹了十二個小時，推到最後腿像灌了鉛一樣抬不起來。一回到住處，五個小夥子胡亂往嘴裏塞點東西，乏得倒頭就躺下一點兒也不能再動彈。
因為是日工，這樣超負荷的工作並不多拿工錢。幾個人去找工頭兒理論一番，也沒起作用。最後咬著牙挺了二十三天，五個人終於將小山似的上千方的土推完了。
等最後一天去結賬時，包工頭兒和工地兒提前結完賬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去找建設方，不是沒人理就是不給好氣，事實上他們或許是真的不知道包工頭兒的去向。三四天後，東升罵了一句他心裏最大的詛咒“餓死他一家子”，就再也沒有時間耗下去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幾個人再去找工地兒幹活兒，不論工錢多少隻要日結。
幾天後還真是找到了答應他們條件的工地兒。一座十層的商業樓需要一年內完工，建築工地正在廣招人馬。五個人幹了七天後，負責人見幾個小夥子能幹肯幹，為了省事也為了留住他們，就提前給他們發放一周工錢。
東升感動地說工頭兒哥工頭兒哥，我們哥兒幾個晚上可以再加半個班兒。工地負責人說什麽工頭兒哥，我是施工隊蘇隊長。東升吐吐舌頭說隊長哥，我們白天綁鋼筯網，晚上就可以打混凝土地麵，這樣黑白交替幹進度快。
一周後東升五個人成了“混凝土小組”，不知不覺地東升成了帶隊伍的劉組長。
發工錢東升平均分自己也不多拿，弟兄幾個越幹越起勁，就有打工的年輕人不斷地加入進來，不到倆月就有了十三四人。劉東升混凝土小組在蘇隊長口裏在辦公室的黑板上，自然而然地也變成了“劉東升混凝土隊”。從卸水泥沙子石子，到攪拌機攪拌，再到推送混凝土和振動夯實夯平整，東升施工隊一條龍全活兒。
迎著日出送走晚霞，這一支鐵軍每天幹十五個小時，一幹就是一年。聞著鋼筋水泥的氣息，一年裏他們沒有走出過工地的大門一步。美其名曰是在特區深圳，實際上是在“與世隔絕”的“煉獄”。東升和他的小夥伴們，和成千上萬從田野從大山裏走出來的青年們一樣，以難言的辛勞和汗水，建設著快速發展的深圳，也營造著自己要改變命運的人生。
東升混凝土隊保證了工期，感動了蘇隊長，竣工時蘇隊長拿出兩千塊錢工期進度獎給了東升。東升謝過蘇隊長，一轉身隨手全都扔給了身邊的弟兄們。
迷人的花花綠綠的鈔票在空氣中散發開來，似飄著芳香，爹為它累彎了腰娘為它熬白了頭。十幾個從全國各地的鄉村懷揣著夢想來深圳淘金的年輕人，嘻哈著，搶著，追趕著，一起分享著勞累的危險的勞作後喜悅的成果。
東升“一戰成名”，人們知道他來自鐵佛市，就忽略了他的姓名約定俗成地喊他“小鐵佛”。第四年，沒有吃過香餑餑的“小鐵佛混凝土隊”隊長劉東升，成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各個建築工地上爭搶的“香餑餑”。
人山人海是當年深圳建築工地的寫照，一個施工隊的效益來自人員規模。果不其然，這次回去之後擴充隊伍的劉東升，又從“小鐵佛”升級為各工地上爭搶的“鐵工頭兒”。
東升回村裏找人和立碑，回村裏去看四年多不見的師娘師妹。
木濱拿著東升給的二百塊錢，買了票。又跑到廁所，趁沒人注意時每隻鞋裏分別塞放了四張二十塊錢兩張五塊錢，餘款放在上衣內兜，擠上了南去上海的火車。
上海是爸爸耀庭發跡和同時背禍的地方，木濱心裏發誓一定要在那裏混出名堂來。為了奶奶，為了爸爸，為了師娘，為了風茹，為了風茹肚裏的孩子，為了脫離困境，為了讓村裏人瞧得起。
“嗚”一聲長鳴，火車駛離了鐵佛城，奔向了他將要打拚兩千個日日夜夜的上海灘。
東升拉著木濱一起去吃早飯。吹一聲口哨兒揮一下手，東升叫上了兩個小乞丐四人一起走，拐彎抹角來到了一處街角的甜沫老豆腐攤前。
八十年代中期的鐵佛城全城也就七八個個體早餐攤兒，這個離車站最近也是先前東升木濱乞討時經常混吃喝的地兒。倘若去光顧國營糧店開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油條早餐店，是十有八九沒得有好果子吃的。除了顧客沒吃完剩下的，在國營早餐店裏幾乎得不到施舍。
背著風在牆角找個地方坐下，東升給四個人每人要了一碗甜沫和一碗老豆腐，外加各三個大窩頭。一張小桌子瞬時被吃食排滿，四個人風卷殘雲片刻間消滅殆盡。
其它吃早餐的人們看著兩個年輕人帶著兩個小叫花兒，又是這等吃相，都投來奇異的眼光，不知四人何方神聖是也。
東升說這次回來有兩件事：頭一件是要找些人去深圳做建築工，木濱你一起去吧，我在那邊兒蹚出了門路咱一塊兒掙大錢。木濱說你掙錢我、我相信，可我不能去建、建築工地太危險，我這條命兒是我、我們家三代獨苗兒，生下來活、活下來都不容易，我要好、好好活著派大用場。
東升說我還要在爸爸的墳前立碑，他老人家一輩子羅鍋兒腰人前抬不起頭，我要在村裏第一個立碑讓他在地下把顏麵爭回來。木濱說幹脆連你爺爺的碑也、也立了吧。
吃完飯東升把二十塊錢放到了攤主手裏，說大叔別找了。二十塊錢大約相當於七八天早餐攤的利潤，大叔沒有認出兩個長成小夥子的小乞丐，直到十幾年後又獲贈一間門店，才對今天的事了然。
“你給錢拋得高，就像張飛戰馬超”，“你給錢扔得矮，好像八仙來過海。”，兩個小乞丐唱著侵權木濱東升原創的要飯歌兒，高興地跑開了。
東升也不商量，拉起木濱走進了兩層樓的國營鐵佛百貨商店。百貨商店就在離火車站幾百米遠的地方，東升和木濱熟悉的很卻從來沒有進去過。
店裏的顧客稀稀拉拉，寬大的木櫃台後邊營業員低頭織著毛線衣，一聲同誌沒人理，二聲同誌抬眼皮，三聲同誌緩緩起身小聲哼。每月固定工資，賣不賣貨與她沒有關係。從襪子、鞋、褲子到上衣、圍脖和帽子，東升一應具全地給木濱置辦了全新的一身。
人配衣裳馬配鞍，穿上新衣裳的木濱倒也相貌堂堂，就是毛衣袖子開了的毛線跑出了袖口兒有點不協調。
買完衣服，兩人到城裏唯一的鐵佛紅日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又一人一張單身照。
東升確實是掙錢了，從八二到八六年在深圳的四年多時間裏，東升掙了六千多塊錢。
初去時前兩年是在工地上當小工，推磚拉車扛水泥，一把子力氣什麽都能幹。夏練三伏後背曬得紅通通爆了皮，南方冬天還好沒有北方這般寒冷。一年四季一身衣服，春夏秋冬吃住在工地上。工地沒建之前，睡離地半尺散著潮濕味兒道的草棚子。工地起了框架後，就隨意地窩在在建樓一角睡下，隨著工地進度不斷地閃轉騰挪，任它夏天蚊蟲叮咬冬日涼風嗖嗖。
別人回家過年了，他沒有家就留下來看守工地。從工頭兒那借來部雙卡收錄機，獨自一人拿一瓶酒，對著起伏著彩色煙花的天空放歌：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發生轉機是緣於一次被騙。
那是到深圳的第三年。一個新工地挖建築地槽，挖出的上千方土方需要運到三百米以外的空地上。機械車不夠用隻能用人工推車，東升和另外四個夥伴正好接受了這個任務。土方包工頭第一天讓五個小夥子推土沒有分配數量，而是數車數，十個小時下來記住了五人的總車數六百二十車，即平均每個人一天推了一百二十四車。
第二天早上包工頭兒發了話：每人一百三十五車，誰推完誰下工不論幾點。有了定額後小夥子們拚命地推起來，早幹完早收工，結果就有人九個小時推完了一百三十五車。
第三天早上包工頭兒又發了話，仍舊誰推完誰下工，隻不過車數改成了一百五十車。結果是即使幹的快的也用了十個小時，因為最後實在是累的推不動了。而幹得慢的幹了十二個小時，推到最後腿像灌了鉛一樣抬不起來。一回到住處，五個小夥子胡亂往嘴裏塞點東西，乏得倒頭就躺下一點兒也不能再動彈。
因為是日工，這樣超負荷的工作並不多拿工錢。幾個人去找工頭兒理論一番，也沒起作用。最後咬著牙挺了二十三天，五個人終於將小山似的上千方的土推完了。
等最後一天去結賬時，包工頭兒和工地兒提前結完賬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去找建設方，不是沒人理就是不給好氣，事實上他們或許是真的不知道包工頭兒的去向。三四天後，東升罵了一句他心裏最大的詛咒“餓死他一家子”，就再也沒有時間耗下去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幾個人再去找工地兒幹活兒，不論工錢多少隻要日結。
幾天後還真是找到了答應他們條件的工地兒。一座十層的商業樓需要一年內完工，建築工地正在廣招人馬。五個人幹了七天後，負責人見幾個小夥子能幹肯幹，為了省事也為了留住他們，就提前給他們發放一周工錢。
東升感動地說工頭兒哥工頭兒哥，我們哥兒幾個晚上可以再加半個班兒。工地負責人說什麽工頭兒哥，我是施工隊蘇隊長。東升吐吐舌頭說隊長哥，我們白天綁鋼筯網，晚上就可以打混凝土地麵，這樣黑白交替幹進度快。
一周後東升五個人成了“混凝土小組”，不知不覺地東升成了帶隊伍的劉組長。
發工錢東升平均分自己也不多拿，弟兄幾個越幹越起勁，就有打工的年輕人不斷地加入進來，不到倆月就有了十三四人。劉東升混凝土小組在蘇隊長口裏在辦公室的黑板上，自然而然地也變成了“劉東升混凝土隊”。從卸水泥沙子石子，到攪拌機攪拌，再到推送混凝土和振動夯實夯平整，東升施工隊一條龍全活兒。
迎著日出送走晚霞，這一支鐵軍每天幹十五個小時，一幹就是一年。聞著鋼筋水泥的氣息，一年裏他們沒有走出過工地的大門一步。美其名曰是在特區深圳，實際上是在“與世隔絕”的“煉獄”。東升和他的小夥伴們，和成千上萬從田野從大山裏走出來的青年們一樣，以難言的辛勞和汗水，建設著快速發展的深圳，也營造著自己要改變命運的人生。
東升混凝土隊保證了工期，感動了蘇隊長，竣工時蘇隊長拿出兩千塊錢工期進度獎給了東升。東升謝過蘇隊長，一轉身隨手全都扔給了身邊的弟兄們。
迷人的花花綠綠的鈔票在空氣中散發開來，似飄著芳香，爹為它累彎了腰娘為它熬白了頭。十幾個從全國各地的鄉村懷揣著夢想來深圳淘金的年輕人，嘻哈著，搶著，追趕著，一起分享著勞累的危險的勞作後喜悅的成果。
東升“一戰成名”，人們知道他來自鐵佛市，就忽略了他的姓名約定俗成地喊他“小鐵佛”。第四年，沒有吃過香餑餑的“小鐵佛混凝土隊”隊長劉東升，成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各個建築工地上爭搶的“香餑餑”。
人山人海是當年深圳建築工地的寫照，一個施工隊的效益來自人員規模。果不其然，這次回去之後擴充隊伍的劉東升，又從“小鐵佛”升級為各工地上爭搶的“鐵工頭兒”。
東升回村裏找人和立碑，回村裏去看四年多不見的師娘師妹。
木濱拿著東升給的二百塊錢，買了票。又跑到廁所，趁沒人注意時每隻鞋裏分別塞放了四張二十塊錢兩張五塊錢，餘款放在上衣內兜，擠上了南去上海的火車。
上海是爸爸耀庭發跡和同時背禍的地方，木濱心裏發誓一定要在那裏混出名堂來。為了奶奶，為了爸爸，為了師娘，為了風茹，為了風茹肚裏的孩子，為了脫離困境，為了讓村裏人瞧得起。
“嗚”一聲長鳴，火車駛離了鐵佛城，奔向了他將要打拚兩千個日日夜夜的上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