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賀龍才打馬趕回家，進門便抓個小板凳朝地上一擺，笑著喊：“來，咱們給孩子洗個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著丈夫說。
“不，就現在洗。”賀龍當年七歲就被他的父親扔進河裏，學會遊泳。現在他可舍不得把剛出世一天的兒子扔河裏，抱著兒子不撒手地說：“讓兒子早得水。”
話音才落，賀炳炎身後跟著一群將軍，一陣風地闖進來，高門大嗓地問：“老總，給兒子起名了嗎？”
“關政委說叫鵬飛好。”
“嗨，叫什麽飛呀。我的兒子是打雷生的，叫賀雷生，老總的兒子是下雨生的，順著幹，叫雨生吧！”
隨賀炳炎來的將軍們七嘴八舌亂參謀：“賀龍的兒子要有龍字才好。就叫小龍吧！”
亂過一陣，賀龍的兒子便叫了賀雨生。為有龍字，小名就叫了賀小龍。
賀雨生也罷，賀小龍也罷，關向應政委都不予以承認。他堅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賀鵬飛。
從聽到賀龍得子的消息，關向應當天便拒絕再吃奶粉。當時延安生活艱苦，關向應重病在身，為保證他的營養，毛澤東和黨中央特別決定供給他一定數量的奶粉。可是現在他不肯吃了，無論護士怎樣勸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養後代。”關向應在病床上咳著，喘著，斷斷續續說，“我沒有兒子。賀關一體，鵬飛就是我的兒子，我要養薛明，養鵬飛……把奶粉給薛明送去，給鵬飛送去，給鵬飛吃……”
關向應始終堅持把賀龍的兒子叫賀鵬飛。
1946年7月21日，關向應在延安病逝。噩耗傳來，延安一片悲聲。延安和晉綏都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賀龍為這位最親密的戰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絕。在晉綏召開的追悼會上，他念悼詞，泣不成聲，終於沒有念完，掩麵放聲大哭，悼詞隻好由別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來，“賀關”一體，名字總是寫在一個文件一個命令一個決議上，緊密不可分。如今“賀存關去”，賀龍悲不自勝，痛定思痛，對妻子薛明說：“兒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鵬飛吧，這是向應同誌起的名……”
於是，這個寄托了無限情誼無窮憶念的“鵬飛”，便永遠不可改變地做了賀龍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後，母親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東升，朝霞滿天之際生下來，分別取名賀曉明和賀黎明。這個“明”，不僅是天明，也是繼承了母親薛明的“明”。
在我們子女麵前，他的慈愛多於嚴厲。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來不打孩子，全家隻有我挨過惟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親正在織毛衣，我們在旁邊玩。父親叫我們別給媽媽搗亂，我們並不在乎父親說什麽，隻覺玩得高興。當我從母親麵前跑過時，恰好毛線團滾落下來，滾到我腳邊。父親錯以為是我搗亂，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來：“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遺傳下來的那種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騰了。我扭頭在父親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親猝不及防，哎喲一聲，鬆開手。我撲向母親，母親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間屋裏不再出來。
片刻，父親推門進來，他的神氣已經顯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親脫下我的褲子，屁股蛋上赫然幾條紅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嗎？”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虧。”父親息事寧人地賠上笑臉，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約是為了“賠償”打孩子的損失吧？父親正式宣布：“這次我帶曉明去北京。”
這是1953年。父親過去到北京開會，從不帶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決定帶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著我，這使我覺得光榮驕傲，真有點飄飄然呢。
“曉明，”父親抱起我，胡子在我臉上紮一下，“你到北京有什麽要求？”
過去我很怕父親的胡子紮，這次為了感謝父親給我的榮耀，我高高興興接受了這一紮，翻著眼珠邊想邊說：“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門！嗯……還要看雪！”
父親笑了，說：“前兩個要求麽，給你辦到。第三個要求，這次可辦不到了，北京已經是花紅柳綠，看不見雪嘍。”
於是，我放棄了第三個要求。那時進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親特意帶我去一趟拍賣市場，買了條紫色的舊裙子，回來改一改，前麵綴個小和平鴿，就成了我的進京禮服。
就這樣，我隨父親第一次來到北京。當天就坐三輪車去看了天安門。然而，見毛主席就沒那麽快了。父親或者叫我去坐有軌電車，或者叫我去東安市場買小金魚，就是不提帶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實，這件事一直擱在父親的心上，他是在尋找機會。當他感到有個機會時，便對我說：“走吧，今天帶你進中南海。”
父親為了叫我見到毛主席，費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豐澤園裏談事，便把我帶入中南海，放在楊尚昆家。他先去談事情，看場合是否適合，然後再做打算。大概這次氣氛比較輕鬆隨便，不是那種開會或正式匯報的氣氛，父親便不失時機地向毛澤東說：“主席，我女兒一直想見見你……”
“來了嗎？”毛澤東問。
“帶來了。放在尚昆同誌家裏。”
“帶來麽，帶來我看看。”
父親帶我走進菊香書屋的客廳裏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我拉著父親的手不放，眼睛盯著毛主席，小聲說：“毛主席，你好。”
“喔，這不是一排明嗎？”毛主席笑著立起身，過來抱起我，“長這麽大了。”
“我叫賀曉明。”
“你媽媽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賀黎明。”父親在旁邊說。
“對，你媽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這不是一排明嗎？”毛澤東的話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我的妹妹賀黎明便有了另一個名字，叫賀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間，那裏擺個桌子，他打開小罐，從裏麵抓幾塊糖放在我手裏，說：“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著毛主席，忘了說話。父親過來抱我，一邊說：“曉明，毛主席還要談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們的曉明再見。”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見。”我一步三回頭地隨父親走出了會客廳。
“曉明，爸爸好不好？”父親在院子裏問。
“爸爸好。”我親了父親一口。父親甜甜地笑了，那是滿足了女兒心願之後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親調北京，催母親帶我們盡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親站在燈光下迎候我們，他的頭上飄舞著雪花，老遠就喊：“曉明，爸爸已經滿足了你的第三個願望，你看看這漫天飛舞的雪，看哪。”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著丈夫說。
“不，就現在洗。”賀龍當年七歲就被他的父親扔進河裏，學會遊泳。現在他可舍不得把剛出世一天的兒子扔河裏，抱著兒子不撒手地說：“讓兒子早得水。”
話音才落，賀炳炎身後跟著一群將軍，一陣風地闖進來，高門大嗓地問：“老總，給兒子起名了嗎？”
“關政委說叫鵬飛好。”
“嗨，叫什麽飛呀。我的兒子是打雷生的，叫賀雷生，老總的兒子是下雨生的，順著幹，叫雨生吧！”
隨賀炳炎來的將軍們七嘴八舌亂參謀：“賀龍的兒子要有龍字才好。就叫小龍吧！”
亂過一陣，賀龍的兒子便叫了賀雨生。為有龍字，小名就叫了賀小龍。
賀雨生也罷，賀小龍也罷，關向應政委都不予以承認。他堅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賀鵬飛。
從聽到賀龍得子的消息，關向應當天便拒絕再吃奶粉。當時延安生活艱苦，關向應重病在身，為保證他的營養，毛澤東和黨中央特別決定供給他一定數量的奶粉。可是現在他不肯吃了，無論護士怎樣勸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養後代。”關向應在病床上咳著，喘著，斷斷續續說，“我沒有兒子。賀關一體，鵬飛就是我的兒子，我要養薛明，養鵬飛……把奶粉給薛明送去，給鵬飛送去，給鵬飛吃……”
關向應始終堅持把賀龍的兒子叫賀鵬飛。
1946年7月21日，關向應在延安病逝。噩耗傳來，延安一片悲聲。延安和晉綏都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賀龍為這位最親密的戰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絕。在晉綏召開的追悼會上，他念悼詞，泣不成聲，終於沒有念完，掩麵放聲大哭，悼詞隻好由別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來，“賀關”一體，名字總是寫在一個文件一個命令一個決議上，緊密不可分。如今“賀存關去”，賀龍悲不自勝，痛定思痛，對妻子薛明說：“兒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鵬飛吧，這是向應同誌起的名……”
於是，這個寄托了無限情誼無窮憶念的“鵬飛”，便永遠不可改變地做了賀龍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後，母親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東升，朝霞滿天之際生下來，分別取名賀曉明和賀黎明。這個“明”，不僅是天明，也是繼承了母親薛明的“明”。
在我們子女麵前，他的慈愛多於嚴厲。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來不打孩子，全家隻有我挨過惟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親正在織毛衣，我們在旁邊玩。父親叫我們別給媽媽搗亂，我們並不在乎父親說什麽，隻覺玩得高興。當我從母親麵前跑過時，恰好毛線團滾落下來，滾到我腳邊。父親錯以為是我搗亂，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來：“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遺傳下來的那種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騰了。我扭頭在父親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親猝不及防，哎喲一聲，鬆開手。我撲向母親，母親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間屋裏不再出來。
片刻，父親推門進來，他的神氣已經顯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親脫下我的褲子，屁股蛋上赫然幾條紅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嗎？”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虧。”父親息事寧人地賠上笑臉，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約是為了“賠償”打孩子的損失吧？父親正式宣布：“這次我帶曉明去北京。”
這是1953年。父親過去到北京開會，從不帶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決定帶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著我，這使我覺得光榮驕傲，真有點飄飄然呢。
“曉明，”父親抱起我，胡子在我臉上紮一下，“你到北京有什麽要求？”
過去我很怕父親的胡子紮，這次為了感謝父親給我的榮耀，我高高興興接受了這一紮，翻著眼珠邊想邊說：“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門！嗯……還要看雪！”
父親笑了，說：“前兩個要求麽，給你辦到。第三個要求，這次可辦不到了，北京已經是花紅柳綠，看不見雪嘍。”
於是，我放棄了第三個要求。那時進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親特意帶我去一趟拍賣市場，買了條紫色的舊裙子，回來改一改，前麵綴個小和平鴿，就成了我的進京禮服。
就這樣，我隨父親第一次來到北京。當天就坐三輪車去看了天安門。然而，見毛主席就沒那麽快了。父親或者叫我去坐有軌電車，或者叫我去東安市場買小金魚，就是不提帶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實，這件事一直擱在父親的心上，他是在尋找機會。當他感到有個機會時，便對我說：“走吧，今天帶你進中南海。”
父親為了叫我見到毛主席，費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豐澤園裏談事，便把我帶入中南海，放在楊尚昆家。他先去談事情，看場合是否適合，然後再做打算。大概這次氣氛比較輕鬆隨便，不是那種開會或正式匯報的氣氛，父親便不失時機地向毛澤東說：“主席，我女兒一直想見見你……”
“來了嗎？”毛澤東問。
“帶來了。放在尚昆同誌家裏。”
“帶來麽，帶來我看看。”
父親帶我走進菊香書屋的客廳裏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我拉著父親的手不放，眼睛盯著毛主席，小聲說：“毛主席，你好。”
“喔，這不是一排明嗎？”毛主席笑著立起身，過來抱起我，“長這麽大了。”
“我叫賀曉明。”
“你媽媽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賀黎明。”父親在旁邊說。
“對，你媽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這不是一排明嗎？”毛澤東的話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我的妹妹賀黎明便有了另一個名字，叫賀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間，那裏擺個桌子，他打開小罐，從裏麵抓幾塊糖放在我手裏，說：“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著毛主席，忘了說話。父親過來抱我，一邊說：“曉明，毛主席還要談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們的曉明再見。”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見。”我一步三回頭地隨父親走出了會客廳。
“曉明，爸爸好不好？”父親在院子裏問。
“爸爸好。”我親了父親一口。父親甜甜地笑了，那是滿足了女兒心願之後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親調北京，催母親帶我們盡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親站在燈光下迎候我們，他的頭上飄舞著雪花，老遠就喊：“曉明，爸爸已經滿足了你的第三個願望，你看看這漫天飛舞的雪，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