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賀龍戎馬一生，過慣了軍旅的集體生活。所以，我們自小便聽慣父親的一句話：“住集體，過集體生活去。”所以，我們上學都是住校過集體生活。
賀龍作為共和國的元帥，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軍營，但那種喜歡湊群的習慣從來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幾個老帥住得很集中，活動也在一起，沒有任何大牆的感覺，有時吃飯都是“公社化”，飯後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電影，下部隊統一行動，很有集體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親賀龍常住廣州，廣州留園有三棟房子，賀帥與葉帥、聶帥各住一棟，三棟房之間是草坪，三家人隨便往來，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體生活。警衛營戰士天天在草坪上練刺殺，三位元帥每天也必要來草坪上觀看。手癢時便各抓一條木槍來做幾下示範，父親對這種生活非常喜愛，真有些“樂不思京”。
這種“住集體”的生活畢竟有限，多數時間還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時賀龍住在東交民巷，他住的房間與眾都不同，隻像一個人，就是毛澤東主席。
生活中，父親總是將毛澤東叫作毛大帥，確實是有著很深的崇敬之情。
賀龍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們不理解為什麽會是這樣？父親說：“你們不知道，毛大帥的床就是這樣。”
現在人們參觀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當年我們聽父親講時，卻是有著極大的新鮮感。他也是將床的一半放了書，當然沒有毛主席床上的書多，可也擺滿半張床，有馬列著作、毛選，有大量曆史書籍，還有許多武俠小說。
我們曾不解地問：“爸爸，床弄成這樣還能睡覺嗎？”
父親笑著說：“毛大帥床上的書可比我這點多多了。躺床上，隨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覺前總有些零散時間麽，拿來看看書，看困了就睡，總比沒事等著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親一回家就喊：“曉明，給你看樣東西。”
我跑去一看，高興地叫起來，那是一張海綿墊。那時土包子，沒見過也不懂什麽海綿墊，隻是看著新鮮，黃燦燦的誘人，便高興地叫起來：“這是什麽呀？喲，這麽軟和，太高級了，一捏就沒了，一鬆就這麽大……”
“這叫海綿墊。”父親兩眼笑成月牙形，“是總理送的，就給你當褥子吧。”
這麽高級的東西，可真不舍得當褥子，不當褥子又能幹什麽用？還得往床上鋪。這一鋪，問題發生了。這塊海綿墊子比單人床寬又比雙人床窄，加寬墊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綿墊剪窄了也是決舍不得的。於是，父親拿了大主意：“嘿，這還不簡單嗎？就照這塊墊子做張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這次父親是看褥子配床。這塊海綿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時，林彪曾指示把抄來的東西搞個展覽，讓群眾看看賀龍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單送到林彪那裏，他又下令不辦展覽了。抄家的報告也說“不辦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親收養十幾名烈士子弟，家裏生活是隨便而儉樸的。記得國家最後一次賣公債，父親說：“我買三千。”工作人員笑了，問：“老總，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嗎？”父親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員說：“全買了也不夠三千。”
如果給父親辦抄家展覽，等於宣傳賀龍生活的艱苦樸素。
談到賀龍的“行”，他走路有個“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發現，他走在胡同或走廊裏時，從不走中間，總是靠近一側，時不時地要用手敲敲牆。
“爸爸，你敲什麽呢？”我曾好奇地問。
“噢，習慣了。”父親笑了，他並沒意識到這個動作對現在的人來說難以理解，“過去鬥爭嚴酷，怕有夾壁牆，走哪兒都敲敲，防備著，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賀龍一生，走遍天下，離不開馬和汽車，“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在交給中央的檢查裏說：“我過去喜歡馬，現在喜歡汽車，喜歡一個快。”
這一切都不難向曆史尋找原因。賀龍少年時曾以趕騾馬謀生路，對馬的喜愛便容易理解。他經常掛在嘴頭上的是馬經，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馬通人性”。
賀龍一生千次萬次談論馬。談得最動感情的一次是長征走到“東布子”、“西布子”一帶宿營，準備第二天打一惡仗，然後就可以向甘肅會寧地區與一方麵軍會師了。
營地靜悄悄，戰士們喝過野菜湯便躺下閉了眼。全軍吃野菜，打惡仗，行萬裏路，體質惡劣到極點，必須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體力消耗。
賀龍騎著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棗紅馬，到各部隊檢查一圈回來，鑽進帳篷，朝行軍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據跟隨他的警衛員唐雲清老人回憶，賀龍那一段瘦得厲害，臉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張臉。他並沒入睡，閉目養神一段，小聲問：“小鬼，聽到部隊有什麽思想活動嗎？”
“要打仗，司務長動員殺馬，誰也舍不得殺。”唐雲清又歎口氣：“唉，老總說馬通人性，一點不假。長征一路，跟戰友一樣，怎麽能殺呢？哭了好幾個，都說寧願餓著肚子打仗。”
“馬不能殺。”唐雲清望住賀龍說，“過雪山，過草地，單是咱這匹棗紅馬就救過五十多個戰士，馬背上馱著，馬尾巴上揪著，借一把力就挺過來了，我計算過。”
“過湘水時，遇上洪水，要不是棗紅馬衝浪過河，我早就去見馬克思了。突破烏江時，遇上山體崩塌，要不是棗紅馬反應快，一躍幾丈，我早被巨石砸爛了……”賀龍的兩眼稍閃開一條縫，馬上又合攏了。聲音有些喑啞：“這匹千裏駒有大恩於我賀龍啊……”
然而，當唐雲清一覺醒來時，賀龍不見了，棗紅馬也不見了。正在吃飯的戰士們，碗裏有了肉。唐雲清意識到什麽，飛跑著去尋找賀龍。在一塊山岩後，他驀地立住了腳，半晌作聲不得。
賀龍背靠山岩坐在那裏，馬鞭捧在懷裏，大顆大顆的淚珠從臉上滾落，點點滴在馬鞭上。
“老總—————！”
唐雲清叫了一聲，撲過去，抓住賀龍的兩手搖著，再說不出一句話。他也哭了。
過了很久，賀龍鼻音喃喃地歎出一聲：“唉，餓著肚子打惡仗，會多死多少戰士？戰士戰馬不可皆得啊……”
曾經跟隨賀龍打天下的老人們都說，賀老總愛馬如命。隻有為革命，他才會不惜犧牲生命，不惜犧牲馬。
進城後，父親賀龍棄馬坐車。因為城裏是不允許你騎馬亂跑的。他開始是坐美國吉普，後改坐一輛青綠色的“別爾克”牌轎車。保衛部門多次勸他，說土匪多，不要坐車亂跑。他總是笑著把手一擺：“我騎馬不怕土匪，坐車還會怕土匪了？”
1954年賀龍調北京，組織上為他配一輛吉姆車。吉姆車底盤軟，他不喜歡，隻喜歡吉普車。外出打獵都要坐嘎斯六九。
從進城到“文化大革命”，父親的專車改換幾次，從美國吉普換成“別爾克”，換成“吉姆”，換成“吉斯”，又換成國產的“紅旗”車，始終不曾改換的是他坐快車的習慣。記得每次坐車，他總要說一聲：“開快點。”如果司機開太慢，他就認真問一聲：“你吃飯了沒有？吃了為啥開不動車？”
父親喜歡一個快，工作節奏快，生活節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為了快，他很喜歡坐飛機。
第一次坐飛機，許多人勸賀龍：“要坐飛機就坐男飛行員的飛機，女飛行員應變能力差，體質不如男飛行員，意誌也不比男飛行員……”
父親賀龍就喜歡坐女飛行員的飛機。他曾充滿感情地說：“一個女孩子上天開飛機，要有多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要說危險，人家不危險嗎？隻要可能，我就坐女飛行員的飛機。”
賀龍作為共和國的元帥，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軍營，但那種喜歡湊群的習慣從來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幾個老帥住得很集中，活動也在一起，沒有任何大牆的感覺，有時吃飯都是“公社化”，飯後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電影，下部隊統一行動，很有集體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親賀龍常住廣州，廣州留園有三棟房子，賀帥與葉帥、聶帥各住一棟，三棟房之間是草坪，三家人隨便往來，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體生活。警衛營戰士天天在草坪上練刺殺，三位元帥每天也必要來草坪上觀看。手癢時便各抓一條木槍來做幾下示範，父親對這種生活非常喜愛，真有些“樂不思京”。
這種“住集體”的生活畢竟有限，多數時間還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時賀龍住在東交民巷，他住的房間與眾都不同，隻像一個人，就是毛澤東主席。
生活中，父親總是將毛澤東叫作毛大帥，確實是有著很深的崇敬之情。
賀龍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們不理解為什麽會是這樣？父親說：“你們不知道，毛大帥的床就是這樣。”
現在人們參觀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當年我們聽父親講時，卻是有著極大的新鮮感。他也是將床的一半放了書，當然沒有毛主席床上的書多，可也擺滿半張床，有馬列著作、毛選，有大量曆史書籍，還有許多武俠小說。
我們曾不解地問：“爸爸，床弄成這樣還能睡覺嗎？”
父親笑著說：“毛大帥床上的書可比我這點多多了。躺床上，隨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覺前總有些零散時間麽，拿來看看書，看困了就睡，總比沒事等著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親一回家就喊：“曉明，給你看樣東西。”
我跑去一看，高興地叫起來，那是一張海綿墊。那時土包子，沒見過也不懂什麽海綿墊，隻是看著新鮮，黃燦燦的誘人，便高興地叫起來：“這是什麽呀？喲，這麽軟和，太高級了，一捏就沒了，一鬆就這麽大……”
“這叫海綿墊。”父親兩眼笑成月牙形，“是總理送的，就給你當褥子吧。”
這麽高級的東西，可真不舍得當褥子，不當褥子又能幹什麽用？還得往床上鋪。這一鋪，問題發生了。這塊海綿墊子比單人床寬又比雙人床窄，加寬墊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綿墊剪窄了也是決舍不得的。於是，父親拿了大主意：“嘿，這還不簡單嗎？就照這塊墊子做張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這次父親是看褥子配床。這塊海綿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時，林彪曾指示把抄來的東西搞個展覽，讓群眾看看賀龍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單送到林彪那裏，他又下令不辦展覽了。抄家的報告也說“不辦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親收養十幾名烈士子弟，家裏生活是隨便而儉樸的。記得國家最後一次賣公債，父親說：“我買三千。”工作人員笑了，問：“老總，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嗎？”父親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員說：“全買了也不夠三千。”
如果給父親辦抄家展覽，等於宣傳賀龍生活的艱苦樸素。
談到賀龍的“行”，他走路有個“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發現，他走在胡同或走廊裏時，從不走中間，總是靠近一側，時不時地要用手敲敲牆。
“爸爸，你敲什麽呢？”我曾好奇地問。
“噢，習慣了。”父親笑了，他並沒意識到這個動作對現在的人來說難以理解，“過去鬥爭嚴酷，怕有夾壁牆，走哪兒都敲敲，防備著，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賀龍一生，走遍天下，離不開馬和汽車，“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在交給中央的檢查裏說：“我過去喜歡馬，現在喜歡汽車，喜歡一個快。”
這一切都不難向曆史尋找原因。賀龍少年時曾以趕騾馬謀生路，對馬的喜愛便容易理解。他經常掛在嘴頭上的是馬經，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馬通人性”。
賀龍一生千次萬次談論馬。談得最動感情的一次是長征走到“東布子”、“西布子”一帶宿營，準備第二天打一惡仗，然後就可以向甘肅會寧地區與一方麵軍會師了。
營地靜悄悄，戰士們喝過野菜湯便躺下閉了眼。全軍吃野菜，打惡仗，行萬裏路，體質惡劣到極點，必須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體力消耗。
賀龍騎著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棗紅馬，到各部隊檢查一圈回來，鑽進帳篷，朝行軍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據跟隨他的警衛員唐雲清老人回憶，賀龍那一段瘦得厲害，臉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張臉。他並沒入睡，閉目養神一段，小聲問：“小鬼，聽到部隊有什麽思想活動嗎？”
“要打仗，司務長動員殺馬，誰也舍不得殺。”唐雲清又歎口氣：“唉，老總說馬通人性，一點不假。長征一路，跟戰友一樣，怎麽能殺呢？哭了好幾個，都說寧願餓著肚子打仗。”
“馬不能殺。”唐雲清望住賀龍說，“過雪山，過草地，單是咱這匹棗紅馬就救過五十多個戰士，馬背上馱著，馬尾巴上揪著，借一把力就挺過來了，我計算過。”
“過湘水時，遇上洪水，要不是棗紅馬衝浪過河，我早就去見馬克思了。突破烏江時，遇上山體崩塌，要不是棗紅馬反應快，一躍幾丈，我早被巨石砸爛了……”賀龍的兩眼稍閃開一條縫，馬上又合攏了。聲音有些喑啞：“這匹千裏駒有大恩於我賀龍啊……”
然而，當唐雲清一覺醒來時，賀龍不見了，棗紅馬也不見了。正在吃飯的戰士們，碗裏有了肉。唐雲清意識到什麽，飛跑著去尋找賀龍。在一塊山岩後，他驀地立住了腳，半晌作聲不得。
賀龍背靠山岩坐在那裏，馬鞭捧在懷裏，大顆大顆的淚珠從臉上滾落，點點滴在馬鞭上。
“老總—————！”
唐雲清叫了一聲，撲過去，抓住賀龍的兩手搖著，再說不出一句話。他也哭了。
過了很久，賀龍鼻音喃喃地歎出一聲：“唉，餓著肚子打惡仗，會多死多少戰士？戰士戰馬不可皆得啊……”
曾經跟隨賀龍打天下的老人們都說，賀老總愛馬如命。隻有為革命，他才會不惜犧牲生命，不惜犧牲馬。
進城後，父親賀龍棄馬坐車。因為城裏是不允許你騎馬亂跑的。他開始是坐美國吉普，後改坐一輛青綠色的“別爾克”牌轎車。保衛部門多次勸他，說土匪多，不要坐車亂跑。他總是笑著把手一擺：“我騎馬不怕土匪，坐車還會怕土匪了？”
1954年賀龍調北京，組織上為他配一輛吉姆車。吉姆車底盤軟，他不喜歡，隻喜歡吉普車。外出打獵都要坐嘎斯六九。
從進城到“文化大革命”，父親的專車改換幾次，從美國吉普換成“別爾克”，換成“吉姆”，換成“吉斯”，又換成國產的“紅旗”車，始終不曾改換的是他坐快車的習慣。記得每次坐車，他總要說一聲：“開快點。”如果司機開太慢，他就認真問一聲：“你吃飯了沒有？吃了為啥開不動車？”
父親喜歡一個快，工作節奏快，生活節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為了快，他很喜歡坐飛機。
第一次坐飛機，許多人勸賀龍：“要坐飛機就坐男飛行員的飛機，女飛行員應變能力差，體質不如男飛行員，意誌也不比男飛行員……”
父親賀龍就喜歡坐女飛行員的飛機。他曾充滿感情地說：“一個女孩子上天開飛機，要有多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要說危險，人家不危險嗎？隻要可能，我就坐女飛行員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