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洋通商向來沒有閉關過,乾隆時代《紅樓夢》裏怡紅院的自鳴鍾,與賈寶玉懷裏揣的表,便是西洋貨,而晴雯感冒了還聞鼻煙,煙盒子上畫有個西洋國的女兒。其後事隔多年,西洋貨變成機器製的了,可是進來得仍有限,因為中國產業的嚴整茂密有著自然的約製,使洋貨泛濫不得。廣東的十三行,是中國現今買辦的前輩,但要說他們引導洋貨進來,不如說他們是在節製著,隻許洋貨如暗水流花徑,曉風吹園林,來潤澤中國的產業,而使中國人對自身與外麵的天下世界有驚喜。


    因此英國人隻有賣鴉片,想要用它來破壞中國產業的組織,分解出來可以容許洋貨的市場,但結果亦隻傷了中國民間的浮財,產業則仍無恙,鴉片以外的洋貨銷路仍打不開。他們以為這是中國閉關之故,於是以英國為首,幾次用兵艦大炮來攻打,要增辟商埠,要關稅由他們來定。這些都做到了,可是洋貨在中國仍越不過買辦。


    中國是其買辦亦和別國的不同。別國在類似的場合,因其產業的根須與商業資本連結在一起,而買辦則是商業資本的尖兒,抓住買辦,就把該國的產業都拔起了。中國卻不是商業資本的社會,買辦對產業並不能作主,始終隻可做做掮客。


    西洋國家與日本乃向中國勒索賠款,像對印度及美洲非洲澳洲。在印度及美非澳,他們是隻要勒逼了王,就支配得該國的經濟,哄唬了酋長,就把那部落的土地都買來搶來了。可是中國向來政府不統率民間經濟,賠款亦隻把滿清政府弄窮了,而民間產業則依然不傾動。


    而在中國打開洋貨的銷場,惟有使中國的產業亦資本主義化,但中國又沒西洋史上那種起帶頭作用的市民與地主貴族。中國沒有自由都市,沒有莊園經濟,其民間產業的水深浪闊,來源與去勢皆不歸市民或地主所支配,既不能像英國的由商人直接轉入現代資本主義,亦不比在普魯士的隻要扯起地主貴族的耳朵叫聲變,就整個普魯士的經濟都變過來了。


    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中國經過半個世紀以上,在中國地麵上引起了多少風暴,但舶來商品中最主要的洋布仍舊少人買,洋布的傾銷是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一段長長的期間,中國人是有了餘錢才揀喜歡的洋貨買一點,洋人簡直沒有法子。


    彼時倒是中國的絲茶桐油輸出,如火如荼的興旺了起來,連帶引起百作工匠的繁榮,使城市也景氣,使田稻也好了。這景氣且因不是商業資本帶頭,而是眾業平等和諧的爛漫生發,所以那樣普遍,萬民皆活潑新鮮。


    這段景氣從鴉片戰爭之後開始,一直繼續到民國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為止。彼時通上海的城市如寧波紹興一帶,繭行茶棧油坊像映山紅花的到處開遍,村上鎮上都蓋起新房子。行家接待水客,住家接待百作工匠,店家接待顧客,都有一種熱鬧興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裏沒有一處懶攤,沒有一段破路,沒有一座任其傾倒的橋梁。山場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齊齊,時風清肅,作物沒有牛羊踐踏,沒有人偷竊。人家門前的溪水很深,嶺上的樹木很長。彼時的人們因為勤力,都精神氣爽。而市鎮上與過路碼頭,是貨物如山之積,如川之流,商店都殷實,大戶人家高樓粉牆,小戶人家臨街傍堤,街上朝陽喧嘩,堤上種垂陽柳。


    彼時紹興本來文風極盛,新起的財富更出來了新的知識分子,更平民化的,更與工商業的新氣運相應,而成為有名的幕僚人才,所謂紹興師爺,是中國政界的新幹部,政治與社會結合的環。而從寧波人當中則出來了中國工商界的新幹部,明亮勁直,是他們創造了上海市民的新風格。上海直通外洋,被人想象為馬路上黃金鋪地,雖在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下,亦仍使中國人對外麵天下世界之大有好意的新鮮感覺。


    惟有滿清政府是破落了。敗戰使它失了威嚴,賠款又使它陷於貧窮。其實幾次戰爭皆規模甚小,如八國聯軍之役,即許多省份皆不奉慈禧之旨,而按兵不動。中國沒有像日本幕府時代的攘夷論,有攘夷亦止於河北的義和團,成不得號召人心的政治口號。中國人是因向來有堂堂天下,對異族能不失其感情之正,能見事明白,以為外洋要求通商,於理並不大悖,除了進來鴉片,而且兵艦大炮實在不易抵敵,雖委屈求和亦不失為智,是故幾次戰爭惟清廷大敗,至於乘輿播遷,但民間元氣則並未受到嚴重打擊。至於賠款,因中國向來政府並不支配民間產業,清廷亦惟竭其庫藏之積蓄,而無法轉嫁損失於民間,惟政府因此無力修浚河渠,一任數千年之龐大灌溉工程日益荒廢,結果延至民國而有陝西河南及四川的大饑饉,但在清廷當時則此惡果亦尚未顯現。


    彼時是民間活潑而滿清政府枯萎,變得朝廷與民間配搭不好了。而且南方興旺,北方不興旺,因為北方沒有絲茶桐油,如此就連黃河流域與長江珠江兩流域亦配搭不好了。因有這兩種配搭不好,所以發生震動,要出現新的一統華夏及其核心。


    但這要如何做?要何年何月才做得成功?則沒有定規,隻能做起來看。有些事情,是要等到有著在那裏了,才曉得有這個理,而且可以是這樣好的。這裏首先是出來了太平軍。


    太平軍是乘民間產業的新氣運而起。這倘使發生在西洋,乃有新興資產階級為領導,否則它隻是舊社會的反動,規模也不會有這樣大了。但中國因彼時絲茶桐油輸出所引起的產業好景氣,隻是原來產業性情的新活潑,所以太平軍既無所謂新興資產階級,亦非破落農民的訴苦運動。太平軍的連不是革命,而隻是中國傳統的民間起義,他們是興興頭頭的。


    明人詩: <blockquote>


    雙眉畫不成,十五背娘行。獨自搖蘭槳,橫塘看月生。 </blockquote>


    太平軍的背叛清朝,亦像這樣的幼小淘氣不聽話。她畫眉毛沒有畫得成,是因她有她自己的想頭,你且隻顧由她。而亦隻有她曉得有個新朝要起來,好像月出橫塘,在一個大的風景裏有人的眉目清好。


    西洋沒有這樣的民間起兵,而惟有農民運動。中世紀歐洲的農民運動,乃有經濟的口號,以與地主貴族鬥爭,而城市幫助地主貴族,所以總不能成功。其後如法蘭西大革命時農民暴動的成功,那亦不過是農民暴動的成功而已,且其規模亦仍不能大,隻能做做資產階級的仆僮。中國的民間起兵則雖從農村發難,卻並非農民暴動,因為每次皆州郡並動,地主亦參加,城裏人亦參加,所以能是天下大亂,把舊朝時代來推翻了。他們的不是什麽階級鬥爭,且連經濟的或政治的口號亦沒有,而隻說是舊朝要沒,新朝要興了,這不但高於階級鬥爭,而且是有著比政治經濟更大的東西的。


    民間每次發難,當然都有現實的逼迫,但單拿這一點不夠來說明。人與人比,品性有高下,品性高的人不能隻從現實的得失來衡量他的行事,中華民族即同於此。如秦如隋,新的製度正建立,可是萬民不樂,就要起義,又如漢末唐末明末,生產力正在擴大改編中,但因尚未能和,也要天下大亂,所以新朝多是改樂不改製。單單製不過是治術,要有樂,才製亦可以是禮,而行於治道。“秦為無道”,雖有治術,而世景局蹙汙損了,亦“長嘯激清風,誌若無東吳”,要民間起兵的。中國的民間起兵是長嘯。


    西洋史上奴隸與農奴不能革命,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能革命而不能製禮作樂。中國則不講民權或人權,人是天地人三才的人,凡人皆可以為堯舜,凡人皆可以有君德,不但士有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乃至如陳涉這樣傭耕之農,亦會輟耕太息,而有鴻鵠之誌,這種氣概都是西洋人所沒有的。所以中國一命之吏,攬轡有澄清之誌,蓬戶之氓,揭竿有龍興之象,曆次民間起兵皆不是那一個階級浴血而出,卻是從中有王者興。


    王者之興,製禮作樂,製禮隻是把前朝已經改革好了的新製度去泰去甚,使之成定為禮,故漢之於秦,唐之於隋,明之於元,皆大體沿承其法令典章。而作樂則是開出太平風氣,舒發一代人的新情意,這是在民間起兵時就開始有著了的。從來民間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麵楚歌,及緋衣小兒的童謠,即是踏歌,連舞在內的。原來黃帝時《鹹池》之樂,周武王時《大武》之樂等,亦隻如同唐時《秦王破陣樂》,如同今時解放軍的遍地秧歌舞。而且黃巾紅巾,赤眉綠林,都講究顏色鮮明,一代之興,每改服色,其來曆便是如此。


    我見溫州籀園圖書館掛有忠王李秀成的像,希臘臉型,如此的有英氣,卻又清潔單純使人親,仿佛就在此刻也可以和他相見說話似的。當年太平軍便是這樣的南方農家子弟與百作工匠。中國民間春事將起未起時,鄉下有社戲腰鼓,城裏亦掛燈結彩,扮台閣,這台閣必有故事,如鳳儀亭呂布戲貂蟬,或白蛇娘娘水漫金山,而太平軍便是這樣的一隊青年,他們男子營女子營一路歌舞而來,誰好意思攔阻呢?他們便從廣東廣西一直打到南京,立起朝廷來了。


    可是他們的朝廷立得不像樣。他們的出身地兩廣文明根基比較差,論產業亦廣東雖麵向西洋,頗為興旺,但他背後幾個省份則很荒瘠,不及長江流域的產業也富庶平廣,文明的根基也深穩。彼時半洋腔的廣東人加上硬繃繃的廣西人合成一支太平軍,來到長江流域,首先是湖南人見了已不大對勁,及至江浙,又不懂得與上海相結,因為上海是比廣州好的。而且珠江流域的人除了宋朝盧循作亂,一直沒有過爭衡中原,太平軍不曉得士的政治地位。後來太平軍就吃上海的苦頭,而且士都去投效曾國藩的幕府,眼見得太平軍是鬥不過的了。


    彼時北方是各樣,而長江流域則本該與太平軍可以相契,因為太平軍的新鮮空氣長江流域亦有,所以太平軍初來到時,此地沿途民間都響應,豪傑之士亦聞風興起,如左宗棠,即傳說他先曾去見洪秀全獻過策的。可是人家曉得太平軍的好處,太平軍卻不承認別人也有好處,因此長江流域的農民與百作工匠到底又脫離太平軍,另自編成了湘軍。太平軍是民間起兵,湘軍也是民間起兵。


    況且那時是民間產業依照舊形式還可以有一段相當長期間的繁榮,太平軍擊鼓打鑼玩過一回應當安定了,而曾國藩辦團練,便是依於民間這種安定的要求。他設厘籌餉雖是弊政,但亦是他能生在當時長江流域工商業的新活潑,他並且因此懂得了上海。他又有中原文明的傳統,所以士樂為用。他是能順以成物,把太平軍所引發的新力量新性情有處可以安頓,所以一代之人皆來歸了。他能受降太平軍,且能利用滿清的朝廷與軍隊,他就好像是整個時代。而太平軍這班農村子弟與百作工匠則在南京住下之後,看見人家都在種田作生意了,便也想回去,他們變得很羨慕湘軍,湘軍是有家鄉的。


    中國曆來平大亂,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間起兵轉了風向,平黃巾之亂的盧植孫堅曹操劉備都是民間起兵,平黃巢之亂的朱溫則原從黃巢那邊倒過來,而現在是太平軍的鮮穎警拔的破題亦隻能由湘軍來完篇。


    彼時又尚有撚亂。撚亂好像是太平軍的餘波,其實性格相差甚遠,太平軍有南方的新氣運,而撚亂則隻是黃河流域破落農民的反動。北方是與外洋通商以來,雖亦漸興起煤鐵工業,但不比南方的絲茶桐油散在千門萬戶,煤鐵礦場是離群的,不能一時三刻就帶領起周圍的產業也繁榮,此外皮毛業的輸出雖增加,但在平津則隻是過路。北京從元朝以來原是錢糧匯聚之地,朝廷與民間買賣的關係很密切的,現在卻因賠款之故,又因南方錢糧用於就地對太平軍的戰費之故,清廷與北京及河北民間產業的關係遂失去正常。而山東原為江南通河北漕運的經過之地,沿運河一帶的傳統繁榮至此乃亦忽然蕭條。當時南方是因與外洋的新通商關係,連它與北方的經濟往來也整個的發生變化了。因為有這種種配搭不好,黃河流域的一般手工業便衰落下去,農民則隻能輸出糧食,沒有生產力的新氣運,反而出現了南方所無的大地主。而撚亂是從這樣的背境出來的,所以沒有好處可以說。


    南方絲茶桐油的興旺與手工業相連,而這亦是農業與手工業的結成一片朝氣,但北方人則變得遲鈍起來,從前黃河流域是比南方少有巫魘的,現在卻相反了。比起來,太平軍到底還曾有過政府,但撚亂則隻是流寇。曾國藩的湘軍鬥太平軍是比深穩,而李鴻章的淮軍鬥撚亂則是比明朗。


    太平軍之亂,雖兵戈遍地,但上海與廣州的輸出仍年年增加。亂平之後,更有李鴻章與張之洞的現代化建設,如郵電鐵路造船廠及礦公司,其中江南造船廠,漢冶萍鐵礦,漢陽兵工廠,及漢口武昌的長江堤防,氣魄之大,皆為其後民國時代所未能及。彼時是開始行起官商合股,且有外資侵入了,但仍與周圍的產業保持和諧,因為長江珠江兩流域絲茶桐油的好景氣正方興未艾,所以吃得住,並沒有因為那些現代化建設而農民大批離開土地,且各地手工業城市亦仍普遍殷盛。


    彼時外洋的布匹煤油火柴等雖比以前漸漸進來得多了,也還是建立不起自由競爭的市場。洋人因此要想造成一班產業流氓,與買辦相輔而行,他們就主使傳教徒大大的猖獗起來。洋人而且繼續尋釁開戰,要以炮彈的反複撞擊來分離中國經濟的原子核。這樣就刺激起了義和團。


    義和團與撚亂一樣,出自黃河流域農民的破落反動,他們光是壞事,但亦有一點可以紀念,是傳教徒從此稍稍斂跡,到底成不得產業流氓。而義和團所引致的八國聯軍,則把滿清打擊得再也站不起來。政府益益沒落,而民間益益在新興中,如此就有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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