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長江流域的。長江流域兼有黃河流域的深穩與珠江流域的清新，不但其產業活潑遍在，且此地的士大夫從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的幕府下來，亦真是新人，惟有他們才是與立憲政治性情相投的。從來民間起兵，開頭多難免有巫魘，但這次武昌起義則很簡潔，好像風日晴妍，波浪裏湧出一朵白蓮花。
武昌起義，長江流域各省即刻紛紛響應，全不用組成一支大軍殺得馬仰人翻，這是因為士大夫與民間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軍事的局麵這樣快結束，開門見山就立憲，馬上建都南京，大家請孫中山先生回國當臨時大總統，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灑然。陶淵明《雪》詩： <blockquote>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blockquote>
草木不驚，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郭山川無恙，就已經是民國世界，歲月都堂堂了。
長江流域這次起義，能使雲廣都響應，華北雖派兵來討伐，但到得漢陽，亦接受了這邊的條款，一切都比太平軍順利，這不隻因時機已更成熟，主要還因作風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間起兵是沿承太平軍的，其立憲則是沿承戊戌政變的，但是能行於新的節氣。他們反滿，其實當時滿人對漢人的壓迫早成過去，而清帝退位後，民國還優待他，可見亦沒有怨仇尚記在心裏。他們口說反滿，隻是因為中國文明接觸現代西方而新生這樁大事竟是蕩蕩莫能名。
然而孫中山先生是對於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覺的。中國史上開出新朝的民間起兵，其初多不自覺，是做到了那裏自然開出花來，而自始抱有自覺的則反為見得狹小，此所以東漢光武帝不及西漢高祖的壯闊。中國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現。然而孫先生的自覺，是因他更出於漢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覺可比是寫一篇好文章，非著意，亦非不著意，從中華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到後來的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皆是孫先生從積思中得天啟，一步步皆是艱難，一步步皆似偶然的發見。他是從這創業的體驗說出了知難行易。
臨時約法的好處是清曠平明，但未足以為中華民國的新製度。原來中國曆次出現新朝，皆隻是開創風氣，而製度則大體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分則有待於繼續化成，故革命惟對改樂而言，但改製則從來都是漸進的。如漢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沒有改製的問題。若與改樂同時還有改製的問題，則如東周之末經過春秋戰國與秦朝，東漢之末經過魏晉南北朝，北宋之末經過南宋與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麵改樂，一麵尚須改製，因為戊戌變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夠，中華民國的新製是惟能待其漸進的自然化成與孫先生的天才的創造。
我們日常生活最可喜樂的是知性，最可信賴的是意誌。國家與世界的曆史是生在於先知先覺者與民族的誌氣。民元孫先生讓位於袁世凱，對北京妥協，是因革命黨的同誌們不聽孫先生的話。其實當時是應當斷然貫徹初意的，即使為此而與清朝的北洋軍決戰亦好。革命要求斷然的充分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夠，所以旁逸而為軍閥的連年內戰。後來北伐與抗戰，皆是補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戰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這樣的一戰。
但民初的一般亦還是有好風光。司馬遷寫楚漢之際及與他同時的人都有一種可愛，因為是個新時代，確有許多人是好的。民國初年的武人被稱為軍閥，其實他們多是出身民間，從辛亥革命發跡的，亦有原是清朝的軍人，從李鴻章練新兵這條根裏生出來的，他們不單沿承淮軍，且還沿承有太平軍與湘軍的朝氣。他們喜愛權謀，可是直爽，很敬重讀書人。他們能儉約而豪華。
民國初年的武人出身鄉村，而國會議員則出身城市，那時是鄉村也興旺，城市也興旺，所以城裏人也有好風氣，而縉紳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這樣中國社會的秩序裏，並非產業代表而是士。他們雖非產業代表，但是極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熱鬧，與世俗禮意的慷慨。他們讀孔孟之書，而亦講事功，亦愛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儉，因為規規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對市麵上的行情隨時要機變，也沒有個對世界新潮流固執不通的。
孫中山先生當年反對那班督軍及國會議員，同時卻有與他們相往來的餘裕。民國初年那班人的豪華，世俗得明亮，不是單靠權位金錢就能有的，還因為有一個時代的風氣，那時是街上陌上的眾人都眉目清揚。
但這隻是長江流域的氣象，黃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則仍是辛澀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國政治的性格不許以一地域來製馭其他地域，卻要黃河珠江兩流域也向長江流域看齊，鞭其後者而進之，才能出現華夏的新一統及其核心。還有滿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產業在全國中的比重卻日在增大，不過滿洲到底不能自成氣候，隻要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統，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這些都不能頃刻做到，所以關內軍閥割據，關外更張作霖自成一局麵。
而且就在民國初年，長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絲茶桐油的輸出驟落，從太平軍那時以來六十年的農村好景遂中斷，從此長江流域的農民也陷入長期貧窮了。這很影響政局，前此長江流域是顆定風珠，所以袁世凱做總統頭兩年裏還曾相當一統，但此後則形勢急轉為南北分裂，長江流域反為隻能依違兩間，內裏也各省獨立起來了。
好在時人的動靜不單取決於一代的形勢，卻更生於許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國初年亦隻是地域的產業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統一，但人們仍覺得是一個中華民國，好比過去春秋戰國時、魏晉六朝時、唐末藩鎮時、南宋偏安時，局麵盡管分裂，人們卻仍覺是生在一個天下，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產業與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墜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漢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現實之外尚有天意策動政治經濟及一代形勢向好的方麵走，且出來得大人如劉邦李世民及孫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麵之外更有蕩蕩世景，亦不單是一代的，而是曠視古今的大人。這就是時勢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則能造時勢。亦不單大英雄才能，民國初年那樣的割據，但是連尋常巷陌之人，亦皆能灑然，不墜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覺。
而且就在那時，城市有了新景氣，即紗廠的興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紗廠比前此的郵電鐵路造船與礦，更能帶引起許多新的產業，這些被帶引起的新的製造業雖然規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現代空氣裏的了。西洋史上新興紡織業隻為外銷，其社會資本又偏流，不能這樣快帶引起本地一般產業的繁榮，而中國的紗廠則是生在眾業的枝葉倡條裏大朵的花。前此洋布總是要進來不容易，這回即是中國自己開起紗廠，從內裏把市場來翻新了，隻見聯聯排排的布莊，大的小的，木機織的，鐵機織的，織出像洋布那樣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間，長江流域的城市是與鄉村絲茶桐油的新繁榮結在一起的，現在絲茶桐油雖衰落了，但城市已有個富庶的底子，所以開得起紗廠，織出來的布也賣給城裏人，也賣給鄉下人，因為紗廠與城市的及農村的其他產業有了新的聯係之故，並非全靠補了這一次世界大戰時洋布的斷擋，倒是中國自己打開了市場，然後日本人才亦能進來開紗廠，而且戰後洋布才也能大量進來的。
彼時城市的新繁榮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來計劃，卻都是民營紗廠，且因軍閥割據，連官辦的與官商合辦的企業亦皆實際移到了商人手裏，但是沒有發生兼並壟斷。城市這樣鮮亮，政局雖割據，亦著實曠蕩，沒有對於人的阻塞，如此就出來了五四時代的新人。
武昌起義，長江流域各省即刻紛紛響應，全不用組成一支大軍殺得馬仰人翻，這是因為士大夫與民間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軍事的局麵這樣快結束，開門見山就立憲，馬上建都南京，大家請孫中山先生回國當臨時大總統，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灑然。陶淵明《雪》詩： <blockquote>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blockquote>
草木不驚，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郭山川無恙，就已經是民國世界，歲月都堂堂了。
長江流域這次起義，能使雲廣都響應，華北雖派兵來討伐，但到得漢陽，亦接受了這邊的條款，一切都比太平軍順利，這不隻因時機已更成熟，主要還因作風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間起兵是沿承太平軍的，其立憲則是沿承戊戌政變的，但是能行於新的節氣。他們反滿，其實當時滿人對漢人的壓迫早成過去，而清帝退位後，民國還優待他，可見亦沒有怨仇尚記在心裏。他們口說反滿，隻是因為中國文明接觸現代西方而新生這樁大事竟是蕩蕩莫能名。
然而孫中山先生是對於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覺的。中國史上開出新朝的民間起兵，其初多不自覺，是做到了那裏自然開出花來，而自始抱有自覺的則反為見得狹小，此所以東漢光武帝不及西漢高祖的壯闊。中國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現。然而孫先生的自覺，是因他更出於漢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覺可比是寫一篇好文章，非著意，亦非不著意，從中華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到後來的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皆是孫先生從積思中得天啟，一步步皆是艱難，一步步皆似偶然的發見。他是從這創業的體驗說出了知難行易。
臨時約法的好處是清曠平明，但未足以為中華民國的新製度。原來中國曆次出現新朝，皆隻是開創風氣，而製度則大體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分則有待於繼續化成，故革命惟對改樂而言，但改製則從來都是漸進的。如漢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沒有改製的問題。若與改樂同時還有改製的問題，則如東周之末經過春秋戰國與秦朝，東漢之末經過魏晉南北朝，北宋之末經過南宋與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麵改樂，一麵尚須改製，因為戊戌變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夠，中華民國的新製是惟能待其漸進的自然化成與孫先生的天才的創造。
我們日常生活最可喜樂的是知性，最可信賴的是意誌。國家與世界的曆史是生在於先知先覺者與民族的誌氣。民元孫先生讓位於袁世凱，對北京妥協，是因革命黨的同誌們不聽孫先生的話。其實當時是應當斷然貫徹初意的，即使為此而與清朝的北洋軍決戰亦好。革命要求斷然的充分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夠，所以旁逸而為軍閥的連年內戰。後來北伐與抗戰，皆是補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戰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這樣的一戰。
但民初的一般亦還是有好風光。司馬遷寫楚漢之際及與他同時的人都有一種可愛，因為是個新時代，確有許多人是好的。民國初年的武人被稱為軍閥，其實他們多是出身民間，從辛亥革命發跡的，亦有原是清朝的軍人，從李鴻章練新兵這條根裏生出來的，他們不單沿承淮軍，且還沿承有太平軍與湘軍的朝氣。他們喜愛權謀，可是直爽，很敬重讀書人。他們能儉約而豪華。
民國初年的武人出身鄉村，而國會議員則出身城市，那時是鄉村也興旺，城市也興旺，所以城裏人也有好風氣，而縉紳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這樣中國社會的秩序裏，並非產業代表而是士。他們雖非產業代表，但是極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熱鬧，與世俗禮意的慷慨。他們讀孔孟之書，而亦講事功，亦愛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儉，因為規規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對市麵上的行情隨時要機變，也沒有個對世界新潮流固執不通的。
孫中山先生當年反對那班督軍及國會議員，同時卻有與他們相往來的餘裕。民國初年那班人的豪華，世俗得明亮，不是單靠權位金錢就能有的，還因為有一個時代的風氣，那時是街上陌上的眾人都眉目清揚。
但這隻是長江流域的氣象，黃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則仍是辛澀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國政治的性格不許以一地域來製馭其他地域，卻要黃河珠江兩流域也向長江流域看齊，鞭其後者而進之，才能出現華夏的新一統及其核心。還有滿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產業在全國中的比重卻日在增大，不過滿洲到底不能自成氣候，隻要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統，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這些都不能頃刻做到，所以關內軍閥割據，關外更張作霖自成一局麵。
而且就在民國初年，長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絲茶桐油的輸出驟落，從太平軍那時以來六十年的農村好景遂中斷，從此長江流域的農民也陷入長期貧窮了。這很影響政局，前此長江流域是顆定風珠，所以袁世凱做總統頭兩年裏還曾相當一統，但此後則形勢急轉為南北分裂，長江流域反為隻能依違兩間，內裏也各省獨立起來了。
好在時人的動靜不單取決於一代的形勢，卻更生於許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國初年亦隻是地域的產業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統一，但人們仍覺得是一個中華民國，好比過去春秋戰國時、魏晉六朝時、唐末藩鎮時、南宋偏安時，局麵盡管分裂，人們卻仍覺是生在一個天下，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產業與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墜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漢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現實之外尚有天意策動政治經濟及一代形勢向好的方麵走，且出來得大人如劉邦李世民及孫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麵之外更有蕩蕩世景，亦不單是一代的，而是曠視古今的大人。這就是時勢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則能造時勢。亦不單大英雄才能，民國初年那樣的割據，但是連尋常巷陌之人，亦皆能灑然，不墜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覺。
而且就在那時，城市有了新景氣，即紗廠的興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紗廠比前此的郵電鐵路造船與礦，更能帶引起許多新的產業，這些被帶引起的新的製造業雖然規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現代空氣裏的了。西洋史上新興紡織業隻為外銷，其社會資本又偏流，不能這樣快帶引起本地一般產業的繁榮，而中國的紗廠則是生在眾業的枝葉倡條裏大朵的花。前此洋布總是要進來不容易，這回即是中國自己開起紗廠，從內裏把市場來翻新了，隻見聯聯排排的布莊，大的小的，木機織的，鐵機織的，織出像洋布那樣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間，長江流域的城市是與鄉村絲茶桐油的新繁榮結在一起的，現在絲茶桐油雖衰落了，但城市已有個富庶的底子，所以開得起紗廠，織出來的布也賣給城裏人，也賣給鄉下人，因為紗廠與城市的及農村的其他產業有了新的聯係之故，並非全靠補了這一次世界大戰時洋布的斷擋，倒是中國自己打開了市場，然後日本人才亦能進來開紗廠，而且戰後洋布才也能大量進來的。
彼時城市的新繁榮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來計劃，卻都是民營紗廠，且因軍閥割據，連官辦的與官商合辦的企業亦皆實際移到了商人手裏，但是沒有發生兼並壟斷。城市這樣鮮亮，政局雖割據，亦著實曠蕩，沒有對於人的阻塞，如此就出來了五四時代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