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齊魯書社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點的《金瓶梅》刪節本。按照學校下發的通知,確有研究需要的教師,可以提交購書申請。當時,我還是華東師大中文係寫作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打了報告,居然獲得批準。或許是此書過於“珍貴”了,我拿到書後並沒有坐下來好好閱讀,而是忙著四處向人炫耀。這就直接導致了此書在兩個月後的失竊。


    幾年後的一個晚上,在北京的白家莊,批評家朱偉和幾位作家為《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優劣,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因為還沒有來得及讀完《金瓶梅》,當然不敢置喙。但朱偉先生那句“不管怎麽說,《金瓶梅》都要比《紅樓夢》好得多”的斷語,讓我這樣一個“紅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後,就立即躲進學校的圖書館,將此書完整地讀了一遍。


    不用說,我如此急切地閱讀此書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固有的信念:所謂比《紅樓夢》還要好的小說,在人世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讀完《金瓶梅》之後,不知為什麽,我對朱偉先生那句明顯偏激的斷語,產生了秘密的親切感。從那以後,我開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幾乎是每隔兩三年,就要將《金瓶梅》重讀一遍。有了好的本子,我也會將它複印出來,分贈好友;每遇“金迷”,必時相切磋,引為同調。


    《金瓶梅》是一部激憤之書,也是一部悲憫之書。在中國小說史上,無論是世界觀、價值觀、修辭學,還是給讀者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時間的流逝從未減損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闡釋史上,雖說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讀者和研究者,同時也積壓了越來越多的誤會和曲解。


    在反複閱讀《金瓶梅》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於十六世紀前後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聯係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金瓶梅》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釋。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刺激以及這種刺激帶給我的種種困惑,也是寫作此書的動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現的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與今天中國現實之間的內在關聯,給我帶來了極不真實的恍惚之感。這種感覺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我甚至有些疑心,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社會、曆史和文化大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


    書名“雪隱鷺鷥”,源於《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兩句詩:“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雪隱鷺鷥”這個意象,很容易讓我們體味到平常的人情世態中所隱藏的深險湍流,讓我們想起《紅樓夢》中“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蒼勁悲涼,或許還會讓我們聯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學界極為流行的“空”和“無”。當然,《金瓶梅》所強調的“空無”,絕非空無一物,它一直在引誘我們去索解隱秘,探幽訪勝。


    為了讓那些沒有讀過《金瓶梅》或不喜歡《金瓶梅》的讀者也能了解本書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隨筆和例話的寫作方式。當然,如果讀者對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背景沒有興趣,也可以跳過卷一和卷二,直接閱讀後半部分的文本解讀。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所使用的《金瓶梅》版本主要有以下兩個:崇禎本為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此書是北大館藏本的影印本,也是國內現存崇禎本中較為精善的本子;萬曆本采用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北京圖書館舊藏本(現存台灣)為底本,於1991年影印出版的《金瓶梅詞話》。考慮到繁、簡字體對讀和校勘的便利,作者也參考了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會評會校本。


    作者


    201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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