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經濟與法律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作者：格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清河
《水滸傳》寫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鬆始出場。敘事由此轉入武鬆正傳，至三十一回作結，被稱為“武十回”。武鬆是山東清河人氏，在家鄉酒後傷人，躲在柴進莊多時。武鬆遇見宋江後，忽然思念家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武大。路過陽穀縣景陽岡，打死猛虎之後，他在陽穀縣做了都頭，探望兄長一節就此耽擱了下來。不意三二日後，武鬆於縣前閑玩，遇見了賣炊餅的哥哥。原來武大因武鬆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蓮，在清河縣“安身不牢”，已搬至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
由此可見，“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發生在陽穀縣，與清河無涉。那麽，既然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陽穀縣，施耐庵又何必多寫一個清河？在傳統的章回小說中，這種實寫一個、虛備一個的技法，通常被稱做“陪筆”。所謂寫一個，陪一個。惟其如此，敘事方顯得闊綽自然，不至於板滯。這樣的例子，在《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中比比皆是，此處無需贅言。
《金瓶梅》雖被稱為中國章回體小說中第一部虛構之作——它不以曆史故事為敘述對象，具有明顯的虛構性，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講史或曆史演義的羈絆，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來。或者說，“武十回”構成了《金瓶梅》敘事展開的重要契機。簡單比較《金瓶梅》和《水滸傳》即可知道，《金瓶梅》對於“武十回”多有擇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舊，連敘事的語調也一脈相承，甚至在許多地方照錄《水滸傳》的文字，一字不差。當然，《金瓶梅》對“武十回”也有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難於理解的地方，是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由《水滸傳》的陽穀縣改回到了清河縣。此處改動，表麵上看或許屬於細枝末節，但在我看來實則關係重大。
《金瓶梅》 的作者做這樣的改動，或許有他的借口。因為在《水滸傳》中，施耐庵通過陽穀知縣之口，明言清河、陽穀兩地近在咫尺，寫陽穀，或者寫清河，似乎在兩可之間。問題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這個重要地名。我們知道，“紫石街”是武鬆殺嫂、潘氏勾情、王婆貪賄、鄆哥攪局的場所，而作者刻意將原屬陽穀縣的紫石街，移至清河縣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由此，作者不欲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置於陽穀縣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來取代陽穀，其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作者意圖？
換句話說，為何一定要寫清河呢？
查閱宋明兩代的相關史料，在山東境內，並無清河這樣的縣名。也就是說，《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隨手從《水滸傳》中借用了清河這個地名作為故事展開的地點。《明史·地理誌》中確有一個清河縣，也有一個臨清州。清河縣遠在南方的淮安府，與陽穀縣相距遙遠，這裏暫且不論，倒是原屬山東的臨清與《金瓶梅》之間的關係值得認真推究。因為《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臨清距離極近，甚至互相重疊。
元代大運河正式開通之後，臨清是運河航道最重要的樞紐之一，是經濟繁盛、商埠雲集、船隻匯聚的大碼頭。《金瓶梅》對清河的虛構自然是繪聲繪色，但對於臨清的描述，卻與曆史上的臨清若合符節，經得起嚴格的曆史檢驗。《金瓶梅》作為中國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紀商業活動與世情倫理的章回小說，臨清顯然是一個更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麵或側麵描述臨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後二十回，作者幹脆將主要故事移到了臨清。
小說中寫陳敬濟自清河出發，去臨清碼頭照料酒店的生意，常常是騎著驢，身後跟著小伴當，三五日走一趟，說明清河距臨清很近。而《水滸傳》中與清河近在咫尺的陽穀縣，屬兗州府東平州（今屬聊城地界），距離臨清至少兩百華裏。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往返四百華裏，三五日便走一遭，不要說手無縛雞之力的“陳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實為距離臨清很近的一個縣城，可以確定無疑。小說改陽穀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於拉近清河與臨清的距離，為正麵描述依托北運河而興盛之北方商業經濟社會，選擇一個相對可信的地理位置。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個普通的縣城，而是一個設立了包括衛所在內眾多衙門的所在。守備、指揮、都監、提刑等大小官員在這裏駐紮，皇親、太監等各類達官貴人也息影於此；漕運發達，南北交匯，商業興旺，店鋪林立，街市阜盛；巨賈豪商、販夫走卒熙來攘往，院中妓女、伶優、戲子、吹拉彈唱之徒招搖過市，南北商人、幫閑掮客、地痞無賴遊走其間。種種物事，絕非一個地處窮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沒的小小陽穀縣所能容納。作者改易地名的這番苦心，自然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若說《金瓶梅》故事發生地就是今山東河北交界處的清河縣，似乎也有不小的問題。且不說《水滸傳》中本來就有一個清河縣——《金瓶梅》故事的起點，源於對《水滸傳》情節的襲用，單從情節線索來說，《金瓶梅》中的武鬆於陽穀縣打虎之後，即在紫石街安身，並未遠徙。如果說臨清就是故事的發生地，那麽小說中的陽穀縣及其周邊的地理脈絡又如何解釋？
由此看來，若依照曆史或現實的實際地理狀況來按圖索驥，則不能不說，《金瓶梅》的地理設置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悖謬。研究者要考證出故事的實際發生地，就遇到了無法解決的難題。
小說中的地理與實際地理狀況不合，自無足怪。小說家，尤其是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作者，使用煙雲模糊之法本來就是一大特權。在這一點上，《紅樓夢》的“假語村言”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研究者通過小說來複原相應時代的地理和社會狀況，也不能膠柱鼓瑟、削足適履。無論是古典小說還是現代小說，作者當然會透過自己的經驗描述或者反映一定的社會現實狀況，但同時，這種描述又具有強烈的虛構性——它是一個“既是又非”的結構。
而《金瓶梅》的兩難在於：一方麵要沿襲《水滸傳》的故事展開敘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製，另一方麵又希望擺脫傳統章回體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麵另開新局。比如說，它將故事的實際地點移至北方經濟重鎮臨清，表明作者在呈現明代商業經濟活動影響之下的社會現實和倫理方麵，有了全新的考慮。小說地理設置方麵出現矛盾乃至悖謬，也反映了章回小說在發生蛻變時的複雜狀況。
綜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水滸傳》中的清河縣一樣，都是虛構的，實際上並不存在。作者沿用《水滸傳》中這個地名，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和見聞對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這樣的隱喻性暗示——與小說中縱情聲色、吏治腐敗、人倫敗亡的汙濁構成一定意義上的反諷，同時作者也基於自己的敘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闖北的人生閱曆，調動文學想象力，拚合並建立了“清河”這樣一個特殊的故事發生地。
《水滸傳》寫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鬆始出場。敘事由此轉入武鬆正傳，至三十一回作結，被稱為“武十回”。武鬆是山東清河人氏，在家鄉酒後傷人，躲在柴進莊多時。武鬆遇見宋江後，忽然思念家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武大。路過陽穀縣景陽岡，打死猛虎之後，他在陽穀縣做了都頭，探望兄長一節就此耽擱了下來。不意三二日後，武鬆於縣前閑玩，遇見了賣炊餅的哥哥。原來武大因武鬆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蓮，在清河縣“安身不牢”，已搬至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
由此可見，“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發生在陽穀縣，與清河無涉。那麽，既然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陽穀縣，施耐庵又何必多寫一個清河？在傳統的章回小說中，這種實寫一個、虛備一個的技法，通常被稱做“陪筆”。所謂寫一個，陪一個。惟其如此，敘事方顯得闊綽自然，不至於板滯。這樣的例子，在《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中比比皆是，此處無需贅言。
《金瓶梅》雖被稱為中國章回體小說中第一部虛構之作——它不以曆史故事為敘述對象，具有明顯的虛構性，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講史或曆史演義的羈絆，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來。或者說，“武十回”構成了《金瓶梅》敘事展開的重要契機。簡單比較《金瓶梅》和《水滸傳》即可知道，《金瓶梅》對於“武十回”多有擇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舊，連敘事的語調也一脈相承，甚至在許多地方照錄《水滸傳》的文字，一字不差。當然，《金瓶梅》對“武十回”也有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難於理解的地方，是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由《水滸傳》的陽穀縣改回到了清河縣。此處改動，表麵上看或許屬於細枝末節，但在我看來實則關係重大。
《金瓶梅》 的作者做這樣的改動，或許有他的借口。因為在《水滸傳》中，施耐庵通過陽穀知縣之口，明言清河、陽穀兩地近在咫尺，寫陽穀，或者寫清河，似乎在兩可之間。問題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這個重要地名。我們知道，“紫石街”是武鬆殺嫂、潘氏勾情、王婆貪賄、鄆哥攪局的場所，而作者刻意將原屬陽穀縣的紫石街，移至清河縣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由此，作者不欲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置於陽穀縣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來取代陽穀，其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作者意圖？
換句話說，為何一定要寫清河呢？
查閱宋明兩代的相關史料，在山東境內，並無清河這樣的縣名。也就是說，《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隨手從《水滸傳》中借用了清河這個地名作為故事展開的地點。《明史·地理誌》中確有一個清河縣，也有一個臨清州。清河縣遠在南方的淮安府，與陽穀縣相距遙遠，這裏暫且不論，倒是原屬山東的臨清與《金瓶梅》之間的關係值得認真推究。因為《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臨清距離極近，甚至互相重疊。
元代大運河正式開通之後，臨清是運河航道最重要的樞紐之一，是經濟繁盛、商埠雲集、船隻匯聚的大碼頭。《金瓶梅》對清河的虛構自然是繪聲繪色，但對於臨清的描述，卻與曆史上的臨清若合符節，經得起嚴格的曆史檢驗。《金瓶梅》作為中國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紀商業活動與世情倫理的章回小說，臨清顯然是一個更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麵或側麵描述臨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後二十回，作者幹脆將主要故事移到了臨清。
小說中寫陳敬濟自清河出發，去臨清碼頭照料酒店的生意，常常是騎著驢，身後跟著小伴當，三五日走一趟，說明清河距臨清很近。而《水滸傳》中與清河近在咫尺的陽穀縣，屬兗州府東平州（今屬聊城地界），距離臨清至少兩百華裏。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往返四百華裏，三五日便走一遭，不要說手無縛雞之力的“陳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實為距離臨清很近的一個縣城，可以確定無疑。小說改陽穀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於拉近清河與臨清的距離，為正麵描述依托北運河而興盛之北方商業經濟社會，選擇一個相對可信的地理位置。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個普通的縣城，而是一個設立了包括衛所在內眾多衙門的所在。守備、指揮、都監、提刑等大小官員在這裏駐紮，皇親、太監等各類達官貴人也息影於此；漕運發達，南北交匯，商業興旺，店鋪林立，街市阜盛；巨賈豪商、販夫走卒熙來攘往，院中妓女、伶優、戲子、吹拉彈唱之徒招搖過市，南北商人、幫閑掮客、地痞無賴遊走其間。種種物事，絕非一個地處窮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沒的小小陽穀縣所能容納。作者改易地名的這番苦心，自然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若說《金瓶梅》故事發生地就是今山東河北交界處的清河縣，似乎也有不小的問題。且不說《水滸傳》中本來就有一個清河縣——《金瓶梅》故事的起點，源於對《水滸傳》情節的襲用，單從情節線索來說，《金瓶梅》中的武鬆於陽穀縣打虎之後，即在紫石街安身，並未遠徙。如果說臨清就是故事的發生地，那麽小說中的陽穀縣及其周邊的地理脈絡又如何解釋？
由此看來，若依照曆史或現實的實際地理狀況來按圖索驥，則不能不說，《金瓶梅》的地理設置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悖謬。研究者要考證出故事的實際發生地，就遇到了無法解決的難題。
小說中的地理與實際地理狀況不合，自無足怪。小說家，尤其是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作者，使用煙雲模糊之法本來就是一大特權。在這一點上，《紅樓夢》的“假語村言”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研究者通過小說來複原相應時代的地理和社會狀況，也不能膠柱鼓瑟、削足適履。無論是古典小說還是現代小說，作者當然會透過自己的經驗描述或者反映一定的社會現實狀況，但同時，這種描述又具有強烈的虛構性——它是一個“既是又非”的結構。
而《金瓶梅》的兩難在於：一方麵要沿襲《水滸傳》的故事展開敘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製，另一方麵又希望擺脫傳統章回體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麵另開新局。比如說，它將故事的實際地點移至北方經濟重鎮臨清，表明作者在呈現明代商業經濟活動影響之下的社會現實和倫理方麵，有了全新的考慮。小說地理設置方麵出現矛盾乃至悖謬，也反映了章回小說在發生蛻變時的複雜狀況。
綜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縣，與《水滸傳》中的清河縣一樣，都是虛構的，實際上並不存在。作者沿用《水滸傳》中這個地名，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和見聞對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這樣的隱喻性暗示——與小說中縱情聲色、吏治腐敗、人倫敗亡的汙濁構成一定意義上的反諷，同時作者也基於自己的敘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闖北的人生閱曆，調動文學想象力，拚合並建立了“清河”這樣一個特殊的故事發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