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聯想的是曹操納荀彧之議，但早在曹操任兗州牧時，來投的毛玠已向曹操建議：“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這個真知灼見恐怕已留在曹操的腦海中。
劉協曾使劉虞子、侍中劉和偽逃董卓，欲招其父將兵來迎，但失敗了；李傕與郭汜的混戰期間，終逃出了長安。但除了張楊曾供應糧食外，其他軍閥對他不聞不問，“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
劉協當初欲招攬的首選是與王允共誅董卓的呂布，但呂布自己無畜積，養不起這群漢官。因為當時的情況，正如《三國誌.董卓傳》所雲：“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這也解釋楊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義所寫的信後，會表薦其為鎮東將軍、襲祖爵費亭侯。因為他不但少外援，更缺糧！
董承接納趙岐之議，倒是促成了劉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但沒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袁術是有實力迎獻帝，不過他想的卻是自己稱帝；袁紹呢？沮授倒是勸過他：“迎大駕於西京，複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複，以此爭鋒，誰能敵之？”袁紹聽罷也說：“此吾心也。”盡管他真的遣郭圖迎劉協，但最終卻在會議中接受反對派淳於瓊的建議，放棄沮授之策。袁紹本來就不太認同劉協這個董卓所立之傀儡，固是原因之一，畢竟他曾打算另立劉虞，來對抗董卓這個關東同盟部份人眼中的偽帝。
陳琳代筆的《為袁紹檄豫州》，倒以此為自己辯護當初的決定：“後會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前一半與公孫瓚火拚是真的，烽火連遍幽、冀、青三州，但這隻是對外能宣稱的表麵理由。當然，長安政權也應記一功，讓公孫瓚假節督幽、並、青、冀四州（見《後漢書.劉虞傳》），他便能名正言順討袁紹。
但其真正的理由有兩個，其一是淳於瓊（《獻帝傳》的記錄是包括郭圖，但陳壽則記郭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的反對之因：“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這個理由，恐怕才是當時大部份人（包括袁紹）的心中所想，。
另一個就真的不能明說了：“馥以書與袁術，雲帝非孝靈子”（見《三國誌.公孫瓚傳》注引《吳書》）、“時議者……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見《三國誌.袁術傳》注引《吳書》），直言劉協非劉宏子的韓馥，乃與袁紹謀立劉虞為帝的同謀，劉協有可能不懷疑袁紹是散播謠言的同謀嗎？
關東聯盟討董時，朝廷曾遣五個使者，結果卻是四死一被逐（僅大鴻臚韓融以名德免死）！其中，少府陰修是死於袁術之手，袁紹可以賴帳不認；但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和越騎校尉王愧等，卻真的是袁紹下令予王匡殺掉。這五人是九卿、八校尉的級別，對無仇無怨的公卿尚如此，劉協會怎樣想？胡母班死前臭罵袁紹的“悖暴無道”嗎？界橋之戰後，又殺長安所署的冀州牧壺壽，屢殺漢官還能讓劉協無所顧慮嗎？
公孫瓚表袁紹罪狀中的第五條就稱：“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楊定曾請侍中尹忠為長史，劉協卻在詔書以此回答：“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為關東所笑。”（見《後漢紀》卷28）可想而知劉協與關東之間的關係何等惡劣，關東盟主袁紹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少。
要知道很多忠於漢室的臣子如朱俊，留下一句“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後，就這樣丟下陶謙，自解兵權入仕；李傕和郭汜欲殺王允，但忌憚在左馮翊和宋翼和在右扶風的王宏，先以一紙皇命征二人入朝，二人明知是計但宋翼還是雲：“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結果入朝被害。
因為他們投靠漢室是隻認劉氏皇帝，而不是當權者本人。沮授有沒有提供能解決雙方間互不信任的方案呢？至少沒有文獻記錄。連迎帝之決定都沒有作出，自然也不會有具體實行方案，從河內借道還是從兗州借道，自然也無從談起，何況袁紹還忙於征戰四方。
曹操迎劉協後，“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也還真可能是劉協本人的意願，但更多的是曹操欲從此拋開“袁、曹一家”的形象，哪怕甘冒被袁紹攻擊之危；袁紹倒是被迫要上書解釋。這又顯示了在建安初，漢帝還是有點影響力，否則袁紹也不用回書。（應劭在建安元年刪定律令作的《漢儀》，更像是個人行為，袁紹隻是不幹預讓其上奏。因為從根本利益上來說，不是漢忠臣的他，自然不樂見其他人控製的朝廷辦得有聲有色。就算袁紹因大將軍職被讓而改變立場，也就兩、三個月，時間太怱忙。）
可能是受此打擊，袁紹倒是欲更進一步，拋下漢室對其的影響，《三國誌.袁紹傳》注引《典略》雲：“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鹹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隻是在手下的反對下，唯有棄車保帥。
像“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的荀彧，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紹的本質，哪怕被袁紹待以上賓之禮，還是要投靠比袁紹弱小多、當時連一塊地盤也沒有的曹操。“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固是原因之一。曹操是關東討董時，是僅有兩個追擊的其中一位；曹操欲迎劉協時，丁衝信中稱其“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誌”。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慮兩人對漢室的態度，因為曹操在當時確實比袁紹更尊漢。
袁紹的各種舉動，其實就告訴大家，迎不迎漢室，不單單是政治取向的問題，而是決定你想讓怎樣政治立場的士人來投；你也不能逆大多數臣子們的意願而行。
正當袁紹猶疑之際，剛從呂布手中奪回殘破不堪的兗州的曹操，對於是否迎漢帝一事上，有意見認為“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製。”諸將或疑不是全無道理，唯荀彧、程昱力勸，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具體化、形象化，動之以利來說服曹操：“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誌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範曄所述與陳壽略有小異）
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來思考，先提出姬重耳、劉邦的舊事，既而再以大順、大略、大德之利來打動曹操，最後說韓暹、楊奉之流不足為懼。曹操終於走出爭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麵，琅琊王劉容弟劉邈在初平四年（見《後漢紀》卷27）至長安時，盛稱曹操忠誠於帝。這事說明有王族在劉協前稱曹操是忠臣，且他確有實際行動顯示過忠誠（關東軍時西進、數百裏奉迎欲和解關東的趙岐），劉協當初是能信任曹操的，這是他和袁紹的區別。何況如同司馬光等在《資治通鑒》卷66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所講：“尺土一民，皆非漢有”，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故雙方一拍即合。
曹操在得知被表薦為鎮東將軍和襲祖爵費亭侯後，並不是立即接受，而是先後三次退讓（見《藝文類聚》卷51）。當中也不忘申述自己的功勞（實至名歸）和忠於漢帝，不但爭取了漢室及其官員，亦令仍流浪各方的士人有好感，最終以上《謝襲費亭侯表》告終。
乘董承潛召入京之機，曹操奏韓暹之罪，迫使其出逃。成功攬權（領司隸校尉圖能監察京官、錄尚書事控製尚書台）的同時，以封列侯的方式拉攏其他漢官，尤其是還有兵權的董承。當中，鍾繇和丁衝算是答謝其助己行為。又追贈沮儁為弘農太守，謂“矜死節也”；誅侍中台崇、尚書馮碩等三人，謂“討有罪也”。那也應該是出師有名，方能達至立威為實。
曹操猶疑是否把漢帝遷往新占領的潁川，還是仍留在殘破不堪的洛陽之時，早已為曹操效力的董昭分析利害後，曹操詐稱移往魯陽，方便就食許都之糧。楊奉中計，發現時曹操已遷都於許。曹操在許都幹了一件仕奉漢室的大事：宗廟社稷製度始立（《為袁紹檄豫州》提及的徐勳助繕修郊廟，自然隻是順水推舟協助，暫時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也上貢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器物（詳情可見《曹操集》收錄的《上器物表》、《上雜物疏》）。
遠在長沙避戰禍的杜襲，“太祖迎天子都許”後，“逃還鄉裏”。句子的次序透露出一個訊息：先有曹操迎漢帝都許，後才有杜襲回鄉。甚麽原因驅使杜襲這麽幹？與杜襲齊名、同避亂荊州並通財，曾合為一家的趙儼，解釋了個中關鍵。他得知曹操迎帝後，便對謂繁欽說：“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
荀彧已仕曹多年，難道他沒考慮過邀請“托疾隱居”的荀悅同仕嗎？不太可能。忠於漢室的荀悅，偏偏也是這時才為曹操的鎮東將軍府所辟；道路隔絕無法往蜀的荀攸，也是這時方仕曹。
《孔少府集》載有孔融《六言詩》三首，第二首為：“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第三首第一句為：“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這算是反映了曹操初迎漢帝於許時，一部份人對曹操的印象；孔融自己也在北海為袁譚所破後，應征為將作大匠，且也寫書勸王朗北來：“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
擁帝後，曹操才得以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公府辟召對仕子的吸引力，無疑比州府為大。但更大的優勢是，在擁帝下的情況下，能上表推薦後，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全國士人：華歆、王朗這兩位日後的魏朝三公就是明例，其中華歆，孫權縱不願也隻能放人。
連劉氏王族也有人投靠曹操，比方劉放，勸王鬆依曹操時的其中一個理由為：“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曹操遣使詢揚州時，劉曄往見論事勢，後隨劉勳仕曹。當然，也有劉氏國王倒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殺琅琊王劉熙，國除（見《後漢書.獻帝紀》），原因就是本傳所寫的“坐謀欲渡江”。
朝廷也吸納了一些名人為漢官，哪怕他們不願為曹操效力，也有助提升曹操的名聲。這批人中，名氣最大的首推大儒鄭玄，以公車征其為大司農（但被婉拒沒仕）、孔融為將作大匠、張儉為衛尉、陳紀為大鴻臚、趙岐為太常、徐璆雖一度受困於袁術，但終來投為衛尉。
以上眾人透露出一個事實，士人不論是衝著漢帝，還是因此預料曹操能成大器，結果都投靠曹操控製下的漢朝廷，故《後漢書.禰衡傳》雲：“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這益證荀彧所料的“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是真知灼見。
對於根基不穩的群雄，一紙來自漢室的拜授之命，還是能值幾個錢：曹操遣使後既能取得自領兗州牧的合法性，又能談化因驅逐漢廷派遣的兗州刺史金尚（注17）之壞影響；
呂布偷襲劉備奪徐州，在徐州根本沒有民心基礎的他，也欲求徐州牧一職，與曹操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渡江的孫策更明顯，自稱“匡濟漢室”的他，急於擺脫士人眼中“術兵”（見《三國誌.許靖傳》）、“袁術將孫策”（見《獻帝紀》）形象的他，漢室詔命能讓他擺脫逆賊袁術黨羽之名，正是孫策所需要的。《三國誌.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雲：“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誧，誧便承製假策明漢將軍。”如果孫策不重視漢官，騎都尉和明漢將軍，對他來說真的沒任何區別，但實情卻不是如此。孫權統事後始出仕，“以直道見禪”，左遷鬱林太守並死於任上的陸績，死前遺言還自稱“有漢誌士”；沈友更直斥孫權：“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孫氏在江東遇上忠漢者，其實就是曹操的一個縮影，曹操麵對的漢官更多。
漢雜號將軍對雄據一方的孫策，尚有如此的吸引力，這又折射出曹操通過[上表]的形式下加官予手下（偏、裨將軍以外），滿足手下對己的期望，以加忠誠，比方夏侯惇的建武將軍、於禁的虎威將軍。高敏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孫吳封爵製的創始年代考略》列出大量史料，顯示孫權在奪荊州前不敢僭越漢廷自行封侯，所以搞出奉邑製這有封爵食邑之實而無其名的製度，因為表臣子封侯要看曹操麵色，這又突顯出迎漢帝在封爵上能成為外交籌碼，曹操也更容易讓得力部下列侯。
不是隱居已仕官的，一部份人如仕袁紹的辛毗，雖受曹操所辟而不應；但也有些人如韓嵩，劉表讓其出使許前，韓嵩先為自己預留後路：“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複為將軍死也。”這條同時透露士人投曹可以免除投二主的道德包袱，因本來就是漢臣。
《後漢書.董卓傳》雲：“使謁者仆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太平禦覽》卷363引《典略》雲：“李催移保黃白城，梁興、張橫等破之，送其首。”這是以詔命，讓非曹將討滅其他軍閥的事例。
三國誌.馬超傳》雲：“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征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這更是以天子名義下，征關中諸侯馬騰入朝為質；《張既傳》注引《魏略》雲：“故但誅（韓）約子孫在京師者”，這則是韓遂遣子孫為質之例。好歹也讓起兵者不得不有所顧慮。
《三國誌.杜畿傳》雲：“而高幹舉並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征，河東人衛固、範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鍾繇傳》注引《魏略》雲：“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高幹之亂突顯出河東郡的重要性，太守王邑乃曹操迎漢帝前已任，但不是曹操的心腹，曹操為更強控製，強行詔征王邑回許都，讓杜畿接任。
《鍾繇傳》注引《戰略》雲：“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於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並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這是漢帝能成為拉攏中立諸侯的原因之一的例子。
《三國誌.呂布傳》雲：“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泰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此乃陳珪以迎天子為理據之一，破環呂布與袁術的聯合。
避居武陵、曾被曹操征為尚書的王俊，曾勸劉表勿再與袁紹繼續聯絡：“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見《三國誌.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
《牽招傳》雲：“招嗬（韓）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韓忠是公孫康的使者，牽招迫使烏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據之一，就是“翼戴天子”。
官渡之戰前沮授諫：“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崔琰所稱的“天子在許，民望助順”，可謂是真實的反映。“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故後悔的袁紹，“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孫策在官渡之戰時，“陰欲襲許，迎漢帝”，因為確實能讓部份文臣武將如張昭等有投降之心（發映於赤壁戰前）；賈詡、劉放和桓階則是以此為其中一個理由，勸說對方投曹；張承對袁術、諸葛亮對劉備時就強調曹操有挾天子的優勢；劉胤諫邵續勿降石勒，引用：“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來表示人心所向；元宏答盧淵諫表曰：“曹操勝袁，蓋由德業內舉。”奉天子應是其德的部份體現。
尉遲迥、司馬消難等起兵討楊堅，西梁諸將競勸蕭巋舉兵與其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蕭巋猶未決，柳莊勸：“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蕭巋同意，眾議遂止。
但挾天子以令諸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淳於瓊等就不會反對袁紹迎漢帝，尤其是劉協並不是一個甘心當傀儡之輩：
《後漢書.伏皇後紀》雲：“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嚐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複朝請。”這事發生的時間，據《三國誌.武帝紀》注引《世語》所交代，是“公將討張繡”之時，故裴鬆之附於建安二年。這個下馬威，簡直是性命攸關，曹操唯一的對應之策就是從此不再入覲，為日後曹操在鄴城營建霸府留下伏線。
關於衣帶詔的真實性，是否僅是曹操與董卓餘黨董承（範曄把其附在《董卓傳》，與李傕等同一待遇）之間的鬥爭等問題，爭議不斷，故存疑（注18）；但董承遷車騎將軍絕對是其旨意，因為這等同剝奪了曹操以司空行車騎將軍中的車騎將軍之職能（軍事），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願。
查《後漢書》卷十四、四十二、五十和五十五，北海康王、阜陵王劉赦、下邳王劉宜、甘陵王劉忠、濟北王劉政五人薨後無子，國除。其中，劉宜和劉忠死後一直無王，至建安十一年時才終為曹操廢國；
前王（齊王劉承與平原王劉碩）到底是薨還是被誅皆不書，國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載，也許真的是百納本有脫字，故到底是無子國除、有國無王多年，還是其他原因才為曹操廢國呢？無法考究。常山國也有類似情況，劉暠因黃巾賊（不是建安十二年殺濟南王劉贇的徐和等）棄國走，事後有否複國？不詳。
參照他王為例：濟南王劉贇在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殺，但子劉開嗣，且在位十三年至曹丕代漢；彭城王劉和在建安十八年死後，由孫劉祗嗣，其他劉氏王如沛王等繼嗣的情況就不再一一列舉；琅琊國更複立劉熙為王。觀曹操在諸王繼嗣的問題上，基本是無子才國除，故齊、常山和平原三國應隻是一直無王才終廢。
孔融這名氣大、對士人有號召力的漢忠臣，經常挑釁曹操，故徹底消滅袁氏後，在建安十三年鏟除這眼中釘，曹操此舉可以說是為丞相後的立威示眾，測試一下反曹份子的反應，又能打擊漢帝的威信。與當年的楊彪不同，那時曹操隻是眾多諸侯之一，自身實力與威望不足，也沒有合理理由，故在荀彧、孔融等請命下隻好放人。這一年算是雙方關係的一個轉捩點，往後越來越惡劣；
建安十七年劉協四子封王，但如同許靖之言：“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魏公國十郡中，趙國、中山、常山、安平、甘陵和平原本是劉氏王國。其中，安平王劉續早於靈帝中平元年因罪，國除。中山王劉稚是早已無子，國除；故建安十一年這次除八國行動中，雖然基本是出師有名，但會否隻是曹操為掃除日後的障礙而提早的一步呢？恐怕最了他本人外，無人知道。一直健在又沒獲罪的趙王劉圭，曹操隻好在建安十八年徒其為博陵王。
劉邦曾說過：“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見《史記.呂太後本紀》）曹操不欲馬止為王，結果先弄一個位在諸侯王之上的魏公，加上其僣用天子禮儀，迫使親漢勢力的最後反撲...
劉協曾使劉虞子、侍中劉和偽逃董卓，欲招其父將兵來迎，但失敗了；李傕與郭汜的混戰期間，終逃出了長安。但除了張楊曾供應糧食外，其他軍閥對他不聞不問，“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
劉協當初欲招攬的首選是與王允共誅董卓的呂布，但呂布自己無畜積，養不起這群漢官。因為當時的情況，正如《三國誌.董卓傳》所雲：“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這也解釋楊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義所寫的信後，會表薦其為鎮東將軍、襲祖爵費亭侯。因為他不但少外援，更缺糧！
董承接納趙岐之議，倒是促成了劉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但沒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袁術是有實力迎獻帝，不過他想的卻是自己稱帝；袁紹呢？沮授倒是勸過他：“迎大駕於西京，複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複，以此爭鋒，誰能敵之？”袁紹聽罷也說：“此吾心也。”盡管他真的遣郭圖迎劉協，但最終卻在會議中接受反對派淳於瓊的建議，放棄沮授之策。袁紹本來就不太認同劉協這個董卓所立之傀儡，固是原因之一，畢竟他曾打算另立劉虞，來對抗董卓這個關東同盟部份人眼中的偽帝。
陳琳代筆的《為袁紹檄豫州》，倒以此為自己辯護當初的決定：“後會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前一半與公孫瓚火拚是真的，烽火連遍幽、冀、青三州，但這隻是對外能宣稱的表麵理由。當然，長安政權也應記一功，讓公孫瓚假節督幽、並、青、冀四州（見《後漢書.劉虞傳》），他便能名正言順討袁紹。
但其真正的理由有兩個，其一是淳於瓊（《獻帝傳》的記錄是包括郭圖，但陳壽則記郭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的反對之因：“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這個理由，恐怕才是當時大部份人（包括袁紹）的心中所想，。
另一個就真的不能明說了：“馥以書與袁術，雲帝非孝靈子”（見《三國誌.公孫瓚傳》注引《吳書》）、“時議者……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見《三國誌.袁術傳》注引《吳書》），直言劉協非劉宏子的韓馥，乃與袁紹謀立劉虞為帝的同謀，劉協有可能不懷疑袁紹是散播謠言的同謀嗎？
關東聯盟討董時，朝廷曾遣五個使者，結果卻是四死一被逐（僅大鴻臚韓融以名德免死）！其中，少府陰修是死於袁術之手，袁紹可以賴帳不認；但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和越騎校尉王愧等，卻真的是袁紹下令予王匡殺掉。這五人是九卿、八校尉的級別，對無仇無怨的公卿尚如此，劉協會怎樣想？胡母班死前臭罵袁紹的“悖暴無道”嗎？界橋之戰後，又殺長安所署的冀州牧壺壽，屢殺漢官還能讓劉協無所顧慮嗎？
公孫瓚表袁紹罪狀中的第五條就稱：“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楊定曾請侍中尹忠為長史，劉協卻在詔書以此回答：“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為關東所笑。”（見《後漢紀》卷28）可想而知劉協與關東之間的關係何等惡劣，關東盟主袁紹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少。
要知道很多忠於漢室的臣子如朱俊，留下一句“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後，就這樣丟下陶謙，自解兵權入仕；李傕和郭汜欲殺王允，但忌憚在左馮翊和宋翼和在右扶風的王宏，先以一紙皇命征二人入朝，二人明知是計但宋翼還是雲：“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結果入朝被害。
因為他們投靠漢室是隻認劉氏皇帝，而不是當權者本人。沮授有沒有提供能解決雙方間互不信任的方案呢？至少沒有文獻記錄。連迎帝之決定都沒有作出，自然也不會有具體實行方案，從河內借道還是從兗州借道，自然也無從談起，何況袁紹還忙於征戰四方。
曹操迎劉協後，“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也還真可能是劉協本人的意願，但更多的是曹操欲從此拋開“袁、曹一家”的形象，哪怕甘冒被袁紹攻擊之危；袁紹倒是被迫要上書解釋。這又顯示了在建安初，漢帝還是有點影響力，否則袁紹也不用回書。（應劭在建安元年刪定律令作的《漢儀》，更像是個人行為，袁紹隻是不幹預讓其上奏。因為從根本利益上來說，不是漢忠臣的他，自然不樂見其他人控製的朝廷辦得有聲有色。就算袁紹因大將軍職被讓而改變立場，也就兩、三個月，時間太怱忙。）
可能是受此打擊，袁紹倒是欲更進一步，拋下漢室對其的影響，《三國誌.袁紹傳》注引《典略》雲：“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鹹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隻是在手下的反對下，唯有棄車保帥。
像“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的荀彧，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紹的本質，哪怕被袁紹待以上賓之禮，還是要投靠比袁紹弱小多、當時連一塊地盤也沒有的曹操。“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固是原因之一。曹操是關東討董時，是僅有兩個追擊的其中一位；曹操欲迎劉協時，丁衝信中稱其“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誌”。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慮兩人對漢室的態度，因為曹操在當時確實比袁紹更尊漢。
袁紹的各種舉動，其實就告訴大家，迎不迎漢室，不單單是政治取向的問題，而是決定你想讓怎樣政治立場的士人來投；你也不能逆大多數臣子們的意願而行。
正當袁紹猶疑之際，剛從呂布手中奪回殘破不堪的兗州的曹操，對於是否迎漢帝一事上，有意見認為“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製。”諸將或疑不是全無道理，唯荀彧、程昱力勸，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具體化、形象化，動之以利來說服曹操：“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誌也。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範曄所述與陳壽略有小異）
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來思考，先提出姬重耳、劉邦的舊事，既而再以大順、大略、大德之利來打動曹操，最後說韓暹、楊奉之流不足為懼。曹操終於走出爭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麵，琅琊王劉容弟劉邈在初平四年（見《後漢紀》卷27）至長安時，盛稱曹操忠誠於帝。這事說明有王族在劉協前稱曹操是忠臣，且他確有實際行動顯示過忠誠（關東軍時西進、數百裏奉迎欲和解關東的趙岐），劉協當初是能信任曹操的，這是他和袁紹的區別。何況如同司馬光等在《資治通鑒》卷66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所講：“尺土一民，皆非漢有”，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故雙方一拍即合。
曹操在得知被表薦為鎮東將軍和襲祖爵費亭侯後，並不是立即接受，而是先後三次退讓（見《藝文類聚》卷51）。當中也不忘申述自己的功勞（實至名歸）和忠於漢帝，不但爭取了漢室及其官員，亦令仍流浪各方的士人有好感，最終以上《謝襲費亭侯表》告終。
乘董承潛召入京之機，曹操奏韓暹之罪，迫使其出逃。成功攬權（領司隸校尉圖能監察京官、錄尚書事控製尚書台）的同時，以封列侯的方式拉攏其他漢官，尤其是還有兵權的董承。當中，鍾繇和丁衝算是答謝其助己行為。又追贈沮儁為弘農太守，謂“矜死節也”；誅侍中台崇、尚書馮碩等三人，謂“討有罪也”。那也應該是出師有名，方能達至立威為實。
曹操猶疑是否把漢帝遷往新占領的潁川，還是仍留在殘破不堪的洛陽之時，早已為曹操效力的董昭分析利害後，曹操詐稱移往魯陽，方便就食許都之糧。楊奉中計，發現時曹操已遷都於許。曹操在許都幹了一件仕奉漢室的大事：宗廟社稷製度始立（《為袁紹檄豫州》提及的徐勳助繕修郊廟，自然隻是順水推舟協助，暫時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也上貢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器物（詳情可見《曹操集》收錄的《上器物表》、《上雜物疏》）。
遠在長沙避戰禍的杜襲，“太祖迎天子都許”後，“逃還鄉裏”。句子的次序透露出一個訊息：先有曹操迎漢帝都許，後才有杜襲回鄉。甚麽原因驅使杜襲這麽幹？與杜襲齊名、同避亂荊州並通財，曾合為一家的趙儼，解釋了個中關鍵。他得知曹操迎帝後，便對謂繁欽說：“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
荀彧已仕曹多年，難道他沒考慮過邀請“托疾隱居”的荀悅同仕嗎？不太可能。忠於漢室的荀悅，偏偏也是這時才為曹操的鎮東將軍府所辟；道路隔絕無法往蜀的荀攸，也是這時方仕曹。
《孔少府集》載有孔融《六言詩》三首，第二首為：“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第三首第一句為：“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國無私。”這算是反映了曹操初迎漢帝於許時，一部份人對曹操的印象；孔融自己也在北海為袁譚所破後，應征為將作大匠，且也寫書勸王朗北來：“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
擁帝後，曹操才得以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公府辟召對仕子的吸引力，無疑比州府為大。但更大的優勢是，在擁帝下的情況下，能上表推薦後，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全國士人：華歆、王朗這兩位日後的魏朝三公就是明例，其中華歆，孫權縱不願也隻能放人。
連劉氏王族也有人投靠曹操，比方劉放，勸王鬆依曹操時的其中一個理由為：“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曹操遣使詢揚州時，劉曄往見論事勢，後隨劉勳仕曹。當然，也有劉氏國王倒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殺琅琊王劉熙，國除（見《後漢書.獻帝紀》），原因就是本傳所寫的“坐謀欲渡江”。
朝廷也吸納了一些名人為漢官，哪怕他們不願為曹操效力，也有助提升曹操的名聲。這批人中，名氣最大的首推大儒鄭玄，以公車征其為大司農（但被婉拒沒仕）、孔融為將作大匠、張儉為衛尉、陳紀為大鴻臚、趙岐為太常、徐璆雖一度受困於袁術，但終來投為衛尉。
以上眾人透露出一個事實，士人不論是衝著漢帝，還是因此預料曹操能成大器，結果都投靠曹操控製下的漢朝廷，故《後漢書.禰衡傳》雲：“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這益證荀彧所料的“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是真知灼見。
對於根基不穩的群雄，一紙來自漢室的拜授之命，還是能值幾個錢：曹操遣使後既能取得自領兗州牧的合法性，又能談化因驅逐漢廷派遣的兗州刺史金尚（注17）之壞影響；
呂布偷襲劉備奪徐州，在徐州根本沒有民心基礎的他，也欲求徐州牧一職，與曹操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渡江的孫策更明顯，自稱“匡濟漢室”的他，急於擺脫士人眼中“術兵”（見《三國誌.許靖傳》）、“袁術將孫策”（見《獻帝紀》）形象的他，漢室詔命能讓他擺脫逆賊袁術黨羽之名，正是孫策所需要的。《三國誌.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雲：“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誧，誧便承製假策明漢將軍。”如果孫策不重視漢官，騎都尉和明漢將軍，對他來說真的沒任何區別，但實情卻不是如此。孫權統事後始出仕，“以直道見禪”，左遷鬱林太守並死於任上的陸績，死前遺言還自稱“有漢誌士”；沈友更直斥孫權：“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孫氏在江東遇上忠漢者，其實就是曹操的一個縮影，曹操麵對的漢官更多。
漢雜號將軍對雄據一方的孫策，尚有如此的吸引力，這又折射出曹操通過[上表]的形式下加官予手下（偏、裨將軍以外），滿足手下對己的期望，以加忠誠，比方夏侯惇的建武將軍、於禁的虎威將軍。高敏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孫吳封爵製的創始年代考略》列出大量史料，顯示孫權在奪荊州前不敢僭越漢廷自行封侯，所以搞出奉邑製這有封爵食邑之實而無其名的製度，因為表臣子封侯要看曹操麵色，這又突顯出迎漢帝在封爵上能成為外交籌碼，曹操也更容易讓得力部下列侯。
不是隱居已仕官的，一部份人如仕袁紹的辛毗，雖受曹操所辟而不應；但也有些人如韓嵩，劉表讓其出使許前，韓嵩先為自己預留後路：“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複為將軍死也。”這條同時透露士人投曹可以免除投二主的道德包袱，因本來就是漢臣。
《後漢書.董卓傳》雲：“使謁者仆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太平禦覽》卷363引《典略》雲：“李催移保黃白城，梁興、張橫等破之，送其首。”這是以詔命，讓非曹將討滅其他軍閥的事例。
三國誌.馬超傳》雲：“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征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這更是以天子名義下，征關中諸侯馬騰入朝為質；《張既傳》注引《魏略》雲：“故但誅（韓）約子孫在京師者”，這則是韓遂遣子孫為質之例。好歹也讓起兵者不得不有所顧慮。
《三國誌.杜畿傳》雲：“而高幹舉並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征，河東人衛固、範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鍾繇傳》注引《魏略》雲：“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高幹之亂突顯出河東郡的重要性，太守王邑乃曹操迎漢帝前已任，但不是曹操的心腹，曹操為更強控製，強行詔征王邑回許都，讓杜畿接任。
《鍾繇傳》注引《戰略》雲：“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於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並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這是漢帝能成為拉攏中立諸侯的原因之一的例子。
《三國誌.呂布傳》雲：“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泰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此乃陳珪以迎天子為理據之一，破環呂布與袁術的聯合。
避居武陵、曾被曹操征為尚書的王俊，曾勸劉表勿再與袁紹繼續聯絡：“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見《三國誌.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
《牽招傳》雲：“招嗬（韓）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韓忠是公孫康的使者，牽招迫使烏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據之一，就是“翼戴天子”。
官渡之戰前沮授諫：“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崔琰所稱的“天子在許，民望助順”，可謂是真實的反映。“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故後悔的袁紹，“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孫策在官渡之戰時，“陰欲襲許，迎漢帝”，因為確實能讓部份文臣武將如張昭等有投降之心（發映於赤壁戰前）；賈詡、劉放和桓階則是以此為其中一個理由，勸說對方投曹；張承對袁術、諸葛亮對劉備時就強調曹操有挾天子的優勢；劉胤諫邵續勿降石勒，引用：“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來表示人心所向；元宏答盧淵諫表曰：“曹操勝袁，蓋由德業內舉。”奉天子應是其德的部份體現。
尉遲迥、司馬消難等起兵討楊堅，西梁諸將競勸蕭巋舉兵與其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蕭巋猶未決，柳莊勸：“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蕭巋同意，眾議遂止。
但挾天子以令諸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淳於瓊等就不會反對袁紹迎漢帝，尤其是劉協並不是一個甘心當傀儡之輩：
《後漢書.伏皇後紀》雲：“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嚐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複朝請。”這事發生的時間，據《三國誌.武帝紀》注引《世語》所交代，是“公將討張繡”之時，故裴鬆之附於建安二年。這個下馬威，簡直是性命攸關，曹操唯一的對應之策就是從此不再入覲，為日後曹操在鄴城營建霸府留下伏線。
關於衣帶詔的真實性，是否僅是曹操與董卓餘黨董承（範曄把其附在《董卓傳》，與李傕等同一待遇）之間的鬥爭等問題，爭議不斷，故存疑（注18）；但董承遷車騎將軍絕對是其旨意，因為這等同剝奪了曹操以司空行車騎將軍中的車騎將軍之職能（軍事），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願。
查《後漢書》卷十四、四十二、五十和五十五，北海康王、阜陵王劉赦、下邳王劉宜、甘陵王劉忠、濟北王劉政五人薨後無子，國除。其中，劉宜和劉忠死後一直無王，至建安十一年時才終為曹操廢國；
前王（齊王劉承與平原王劉碩）到底是薨還是被誅皆不書，國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載，也許真的是百納本有脫字，故到底是無子國除、有國無王多年，還是其他原因才為曹操廢國呢？無法考究。常山國也有類似情況，劉暠因黃巾賊（不是建安十二年殺濟南王劉贇的徐和等）棄國走，事後有否複國？不詳。
參照他王為例：濟南王劉贇在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殺，但子劉開嗣，且在位十三年至曹丕代漢；彭城王劉和在建安十八年死後，由孫劉祗嗣，其他劉氏王如沛王等繼嗣的情況就不再一一列舉；琅琊國更複立劉熙為王。觀曹操在諸王繼嗣的問題上，基本是無子才國除，故齊、常山和平原三國應隻是一直無王才終廢。
孔融這名氣大、對士人有號召力的漢忠臣，經常挑釁曹操，故徹底消滅袁氏後，在建安十三年鏟除這眼中釘，曹操此舉可以說是為丞相後的立威示眾，測試一下反曹份子的反應，又能打擊漢帝的威信。與當年的楊彪不同，那時曹操隻是眾多諸侯之一，自身實力與威望不足，也沒有合理理由，故在荀彧、孔融等請命下隻好放人。這一年算是雙方關係的一個轉捩點，往後越來越惡劣；
建安十七年劉協四子封王，但如同許靖之言：“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魏公國十郡中，趙國、中山、常山、安平、甘陵和平原本是劉氏王國。其中，安平王劉續早於靈帝中平元年因罪，國除。中山王劉稚是早已無子，國除；故建安十一年這次除八國行動中，雖然基本是出師有名，但會否隻是曹操為掃除日後的障礙而提早的一步呢？恐怕最了他本人外，無人知道。一直健在又沒獲罪的趙王劉圭，曹操隻好在建安十八年徒其為博陵王。
劉邦曾說過：“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見《史記.呂太後本紀》）曹操不欲馬止為王，結果先弄一個位在諸侯王之上的魏公，加上其僣用天子禮儀，迫使親漢勢力的最後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