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從那個老人身邊回來不久，聽說他的病越來越重了。這期間老人又跑去看了幾次，每次回來都很沮喪，臉色鐵青。我長時間不敢問他話，一些情況都是他自己講出來的。他講得斷斷續續，什麽組織上來人拉他到醫院裏去，他用一隻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過去了，人們才把他抬到醫院裏。他醒來一看是在醫院，又嚷著踢著要回去，不吃不喝。沒有辦法，隻得把他抬回了。再後來又是出事，沒法隻得在炕上看護，那兒的條件當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為得病，才堅持住到山村裏，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樣。我的這個老戰友比所有人都倔，戰爭年代的那股拗勁又上來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這樣說：從他記事起，村子裏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麽多人能，他為什麽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為什麽就要到鋥明瓦亮的大醫院裏去死？有人告訴他，現在不比過去，現在條件好了，村裏的人到病危時刻也要抬到醫院裏。他說那好吧，就把我抬到鄉醫院吧！”
老人講這些的時候，我流下了眼淚。我想起了東部平原，還有後來去過的南部大山——那裏的人隻要到了五十多歲，得了病就很少往醫院送了。他們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頂多請幾個鄉間郎中來看一看。有時候數遍一個村子也找不到一個人在醫院裏合上眼睛。他們從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著那個倔強的老人，他的行為——他大概是以這種方式，替所有山裏人表達一種悲淒的心情，表達自己對貧窮的抗議……我說不明白，反正他在以這種方式表達那種特殊的心緒，表達了他對死亡的極度藐視。
老人歎息著：“我這個老夥計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個部裏，部長病危時曾立下一個遺囑，其中有一條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動，有好幾個人受這個啟發，也這樣提出來，希望骨灰能撒到他們流血流汗、印下戰鬥足跡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執行部長遺囑的時候，他親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動這麽多人，先是乘火車，然後出動直升機和船……我的這位老戰友驚呼起來：‘天哪，這要花多少錢哪，這要花國家多少錢哪！’他為此特意改了遺囑，說自己死了之後一定不要開追悼會，也不要向遺體告別；至於骨灰嘛，隨便埋到哪棵樹下都行，埋到哪兒方便就埋到哪兒吧。前幾年他臥床不起後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個地方，等將來由他的大女兒花兒親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邊——最好找一棵老棗樹……”
老人告訴，那個老戰友一生裏有一個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裏人。那個貧窮的小山村看起來挺寒酸，沉默寡言，實際上蠻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萬不要輕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長歎，說那個老戰友的事情他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裏，那真是給人警醒的一個大故事。剛開始村裏人都為自己這兒出了一個“老紅軍”歡欣鼓舞，走到哪裏都說誰是他們村裏的人；後來，自從他跟自己的結發夫妻分手後，就再也沒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裏，躺在原來的那個小瓦房裏的大土炕上了，還是沒人同情。他們都說：“活該！”他幾次昏迷過去，村裏人都很少來看他的，原來他們還是不能原諒他。直到前不久，都說老紅軍眼看不行了，這才有三三兩兩的人來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同輩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輕的人像來看一個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們對這個人並沒有多少感情……
老人說這一段故事時，給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這其中包含的什麽。
這個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間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那一叢美人蕉的葉子有幾片好像被寒氣凍蔫了，衰敗的花朵落了一地。還有門外那大片的苔菜葉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楊也在開始脫葉。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傳來。老紅軍的老戰友，那個前幾天還躺在炕上的中風者，於前一天晚上零點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聲不吭蹲在了院牆外邊，麵向著那個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後消失在一溜山陰後邊，他仍然那麽蹲著。夜深了，兒媳莫芳走出來，為他披上了一件寬大的風衣，又走開。我站在他的旁邊。
星星出來了，他仍然在那兒蹲著。他讓我回去，我沒有聽。後來他隻好站起，扳著我的肩膀一塊兒進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戰友告別。我隨他一同去，他搖搖頭。
兩天之後，村裏要開一個追悼會，老人說要舉行一個葬禮——小村人決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遺囑，也不管組織上準備怎麽辦，反正這次要自己幹。老人說他要參加葬禮，還說要講點什麽。他說在這整個城裏，和這個人在一塊兒戰鬥過的隻有他一個人了，“我們老哥倆誰也代替不了，我們才是真正的老哥倆，他不過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許了。
葬禮是在那個老人死去一個星期內舉行的。花兒和她母親到處尋找一棵像樣的老棗樹，後來就在村子最東邊、山的豁口下邊、太陽一出來能夠最早照亮的一個山坡那兒找到了：一棵長得歪歪扭扭、樹幹上滿是傷疤和瘤子的異常茁壯的老棗樹。據村裏人講，這棵樹活得年紀最長了，而且迎著陽光望去，很像是一個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著這個村子。這是守護啊！這兒的人都覺得那棵老棗樹和死去的老人有點相像。幾乎沒有什麽爭執，就在那片開闊地上，村裏人準備埋下死者了。
晚秋時節，雨聲沙沙……到後來這雨水越來越小，卻仍然使人們身上濕漉漉的。這個對遺棄了結發之妻的老軍人冷落了幾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間都從四麵八方匯來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們得到消息也來了。人們都口口相傳，說那個打過很多仗的老紅軍死了——這兒剩下的惟一一個老紅軍也要趕來參加葬禮。在這最後的時刻，小村人一手包辦了所有的事項，好像故意瞞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個城裏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聲。後來可能是有人覺得這未免過分，還是在最後時刻通知了他們。
於是就讓我們看到了在骨灰盒旁邊佇立的那兩個哼哼唧唧、用力忍著眼淚的孩子。他們都白白胖胖，戴著眼鏡，一眼望去，與滿場的人都有極明顯的差異。村裏負責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瘦骨伶仃，一雙眼睛老盯住一個地方，不善言詞，說話簡短。開始時他站在老棗樹下，四下裏望一望，說一句：“他去了，是咱村裏的，咱大夥兒來送他。嗯，都來啦，好，一個不少。”
他說這話的時候，那雙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轉了半圈。我不由得隨他的目光看去。我發現，小娃娃、老人，走路艱難不得不拄著拐杖一步步挪來的老頭老婆……圍了很多，使人很難相信在這山旮旯裏竟然藏下了這麽多的人。更令人驚訝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來了。它們大概是跟著自己的主人來的，這時候神情肅穆地站在那兒，沒有一個蹦跳的，都老老實實麵向這棵老棗樹。負責人的話剛剛落地，人群裏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議論聲，有人嗚嗚哭泣，先是老婆婆，後來是老頭子。年輕人一聲不吭咬著嘴唇，又抬起眼睛尋找花兒和她母親、那兩個白白胖胖的城裏孩子——他們正摘下眼鏡擦拭……
2
葬禮上沒有發現上級組織的派員，連老人所在單位的花圈都沒有一個。我有些不安地問了問老紅軍，他小聲說：“這是村裏人的疏忽，這兒太偏僻；不過這也好，不會有人幹擾這個葬禮……”是的，這已經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裏的負責人最後說的是：“今後花兒和她娘有什麽事，就是大夥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裏的事接過來辦了，是吧？我敢說是哩！好啦，老少爺們說道說道，有個說道？沒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聲喊了一句：
“讓紅軍老哥給咱說道呀！”
一片迎合聲。流淚的眼睛都仰起，盯著我身旁的老人。他頭頂的一團閃閃白發這時往下一點點滴著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棗樹下。我發現他一直挺著的腰板不知為什麽一夜之間弓了，站在老棗樹下，一雙瘦瘦的大手顯得那麽長，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蓋了。他的目光落在旁邊那個比他矮小得多的村裏負責人的肩上。這樣看了一會兒，好像在琢磨什麽。後來他說話了，令我有點驚訝的是他已經不用普通話了，而改用了與這個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濃重的山地口音。我發現他說的詞兒都是山裏人常用的，很容易聽。我明白了，他在和山裏人說話。他這番話就算是葬禮上的演講了。
一開始他簡單地回顧了死去這位老戰友參軍的情景，經曆了哪幾場重要的戰鬥、立了哪些功，還有，戰爭結束之後他幹了些什麽、最後與其交談了些什麽、他死前最看重最掛記的是什麽……這些都說得很簡略。但我覺得這濃重的地方口音盡管壓得低低，卻像是在山間滾動的雷聲。他不緊不慢，仍然那麽低沉，像在跟村裏人麵對麵交談：
我們從那個老人身邊回來不久，聽說他的病越來越重了。這期間老人又跑去看了幾次，每次回來都很沮喪，臉色鐵青。我長時間不敢問他話，一些情況都是他自己講出來的。他講得斷斷續續，什麽組織上來人拉他到醫院裏去，他用一隻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過去了，人們才把他抬到醫院裏。他醒來一看是在醫院，又嚷著踢著要回去，不吃不喝。沒有辦法，隻得把他抬回了。再後來又是出事，沒法隻得在炕上看護，那兒的條件當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為得病，才堅持住到山村裏，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樣。我的這個老戰友比所有人都倔，戰爭年代的那股拗勁又上來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這樣說：從他記事起，村子裏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麽多人能，他為什麽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為什麽就要到鋥明瓦亮的大醫院裏去死？有人告訴他，現在不比過去，現在條件好了，村裏的人到病危時刻也要抬到醫院裏。他說那好吧，就把我抬到鄉醫院吧！”
老人講這些的時候，我流下了眼淚。我想起了東部平原，還有後來去過的南部大山——那裏的人隻要到了五十多歲，得了病就很少往醫院送了。他們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頂多請幾個鄉間郎中來看一看。有時候數遍一個村子也找不到一個人在醫院裏合上眼睛。他們從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著那個倔強的老人，他的行為——他大概是以這種方式，替所有山裏人表達一種悲淒的心情，表達自己對貧窮的抗議……我說不明白，反正他在以這種方式表達那種特殊的心緒，表達了他對死亡的極度藐視。
老人歎息著：“我這個老夥計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個部裏，部長病危時曾立下一個遺囑，其中有一條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動，有好幾個人受這個啟發，也這樣提出來，希望骨灰能撒到他們流血流汗、印下戰鬥足跡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執行部長遺囑的時候，他親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動這麽多人，先是乘火車，然後出動直升機和船……我的這位老戰友驚呼起來：‘天哪，這要花多少錢哪，這要花國家多少錢哪！’他為此特意改了遺囑，說自己死了之後一定不要開追悼會，也不要向遺體告別；至於骨灰嘛，隨便埋到哪棵樹下都行，埋到哪兒方便就埋到哪兒吧。前幾年他臥床不起後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個地方，等將來由他的大女兒花兒親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邊——最好找一棵老棗樹……”
老人告訴，那個老戰友一生裏有一個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裏人。那個貧窮的小山村看起來挺寒酸，沉默寡言，實際上蠻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萬不要輕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長歎，說那個老戰友的事情他從頭到尾都看在眼裏，那真是給人警醒的一個大故事。剛開始村裏人都為自己這兒出了一個“老紅軍”歡欣鼓舞，走到哪裏都說誰是他們村裏的人；後來，自從他跟自己的結發夫妻分手後，就再也沒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裏，躺在原來的那個小瓦房裏的大土炕上了，還是沒人同情。他們都說：“活該！”他幾次昏迷過去，村裏人都很少來看他的，原來他們還是不能原諒他。直到前不久，都說老紅軍眼看不行了，這才有三三兩兩的人來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同輩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輕的人像來看一個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們對這個人並沒有多少感情……
老人說這一段故事時，給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這其中包含的什麽。
這個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間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那一叢美人蕉的葉子有幾片好像被寒氣凍蔫了，衰敗的花朵落了一地。還有門外那大片的苔菜葉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楊也在開始脫葉。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傳來。老紅軍的老戰友，那個前幾天還躺在炕上的中風者，於前一天晚上零點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聲不吭蹲在了院牆外邊，麵向著那個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後消失在一溜山陰後邊，他仍然那麽蹲著。夜深了，兒媳莫芳走出來，為他披上了一件寬大的風衣，又走開。我站在他的旁邊。
星星出來了，他仍然在那兒蹲著。他讓我回去，我沒有聽。後來他隻好站起，扳著我的肩膀一塊兒進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戰友告別。我隨他一同去，他搖搖頭。
兩天之後，村裏要開一個追悼會，老人說要舉行一個葬禮——小村人決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遺囑，也不管組織上準備怎麽辦，反正這次要自己幹。老人說他要參加葬禮，還說要講點什麽。他說在這整個城裏，和這個人在一塊兒戰鬥過的隻有他一個人了，“我們老哥倆誰也代替不了，我們才是真正的老哥倆，他不過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許了。
葬禮是在那個老人死去一個星期內舉行的。花兒和她母親到處尋找一棵像樣的老棗樹，後來就在村子最東邊、山的豁口下邊、太陽一出來能夠最早照亮的一個山坡那兒找到了：一棵長得歪歪扭扭、樹幹上滿是傷疤和瘤子的異常茁壯的老棗樹。據村裏人講，這棵樹活得年紀最長了，而且迎著陽光望去，很像是一個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著這個村子。這是守護啊！這兒的人都覺得那棵老棗樹和死去的老人有點相像。幾乎沒有什麽爭執，就在那片開闊地上，村裏人準備埋下死者了。
晚秋時節，雨聲沙沙……到後來這雨水越來越小，卻仍然使人們身上濕漉漉的。這個對遺棄了結發之妻的老軍人冷落了幾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間都從四麵八方匯來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們得到消息也來了。人們都口口相傳，說那個打過很多仗的老紅軍死了——這兒剩下的惟一一個老紅軍也要趕來參加葬禮。在這最後的時刻，小村人一手包辦了所有的事項，好像故意瞞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個城裏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聲。後來可能是有人覺得這未免過分，還是在最後時刻通知了他們。
於是就讓我們看到了在骨灰盒旁邊佇立的那兩個哼哼唧唧、用力忍著眼淚的孩子。他們都白白胖胖，戴著眼鏡，一眼望去，與滿場的人都有極明顯的差異。村裏負責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瘦骨伶仃，一雙眼睛老盯住一個地方，不善言詞，說話簡短。開始時他站在老棗樹下，四下裏望一望，說一句：“他去了，是咱村裏的，咱大夥兒來送他。嗯，都來啦，好，一個不少。”
他說這話的時候，那雙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轉了半圈。我不由得隨他的目光看去。我發現，小娃娃、老人，走路艱難不得不拄著拐杖一步步挪來的老頭老婆……圍了很多，使人很難相信在這山旮旯裏竟然藏下了這麽多的人。更令人驚訝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來了。它們大概是跟著自己的主人來的，這時候神情肅穆地站在那兒，沒有一個蹦跳的，都老老實實麵向這棵老棗樹。負責人的話剛剛落地，人群裏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議論聲，有人嗚嗚哭泣，先是老婆婆，後來是老頭子。年輕人一聲不吭咬著嘴唇，又抬起眼睛尋找花兒和她母親、那兩個白白胖胖的城裏孩子——他們正摘下眼鏡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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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上沒有發現上級組織的派員，連老人所在單位的花圈都沒有一個。我有些不安地問了問老紅軍，他小聲說：“這是村裏人的疏忽，這兒太偏僻；不過這也好，不會有人幹擾這個葬禮……”是的，這已經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裏的負責人最後說的是：“今後花兒和她娘有什麽事，就是大夥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裏的事接過來辦了，是吧？我敢說是哩！好啦，老少爺們說道說道，有個說道？沒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聲喊了一句：
“讓紅軍老哥給咱說道呀！”
一片迎合聲。流淚的眼睛都仰起，盯著我身旁的老人。他頭頂的一團閃閃白發這時往下一點點滴著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棗樹下。我發現他一直挺著的腰板不知為什麽一夜之間弓了，站在老棗樹下，一雙瘦瘦的大手顯得那麽長，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蓋了。他的目光落在旁邊那個比他矮小得多的村裏負責人的肩上。這樣看了一會兒，好像在琢磨什麽。後來他說話了，令我有點驚訝的是他已經不用普通話了，而改用了與這個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濃重的山地口音。我發現他說的詞兒都是山裏人常用的，很容易聽。我明白了，他在和山裏人說話。他這番話就算是葬禮上的演講了。
一開始他簡單地回顧了死去這位老戰友參軍的情景，經曆了哪幾場重要的戰鬥、立了哪些功，還有，戰爭結束之後他幹了些什麽、最後與其交談了些什麽、他死前最看重最掛記的是什麽……這些都說得很簡略。但我覺得這濃重的地方口音盡管壓得低低，卻像是在山間滾動的雷聲。他不緊不慢，仍然那麽低沉，像在跟村裏人麵對麵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