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目光轉向舉世公認的文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這部作品的開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那樣，托爾斯泰最初想描寫的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不愛家庭，沒有責任感，為了情愛拋棄了丈夫和孩子，遭整個上流社會唾棄，最終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問世之後，卻被千千萬萬的讀者稱之為最美麗的愛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偉大作品。
對於這部俄羅斯名著所包含的社會學、文學及美學意義，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論述。今天，我們隻想指出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托爾斯泰情結”。
我們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這部書中存在著兩個男主人公，渥倫斯基和列文，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托爾斯泰將自己一分為二構成的：渥倫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麵；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麵。
當他分別用這兩麵麵對安娜和吉蒂時，這裏隱含的一層意義，是作者的愛情婚姻觀念：他把安娜當做自己真正對之有情欲的愛人，而把吉蒂當做名正言順的妻子。在麵對安娜這樣的女人時，作者是一個充滿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麵對吉蒂時，他是一個要裝模作樣地生存在社會的規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這兩個女性與渥倫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兩麵性對應，表達出了托爾斯泰完整的愛情婚姻觀。他要找一個純潔的、被社會所認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愛情隻能與充滿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關這個女人的名聲、名分是無關緊要的。也許這種名聲、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順，恰恰刺激著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這或許是現實主義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說中，這個安排或許是順理成章的自然邏輯。
然而，我們仍要說，是潛意識決定著一切。當托爾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結局時，不過表明了作者在潛意識中對安娜這類女性的態度，安娜隻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倫斯基產生了懺悔。在這裏，與其說是渥倫斯基產生了懺悔，不如說托爾斯泰產生了懺悔。
在托爾斯泰將安娜的命運做了這樣的安排之後，作者這一懺悔的潛意識就像圖畫般展現出來。當安娜在想像中手舉蠟燭朦朧走過什麽畫麵的時候，當安娜絕望地臥向鐵軌時，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對女人的深刻懺悔情結。
這一情結在他的另一部文學名著《複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現出來：《複活》中的聶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爾斯泰的化身。
在《複活》中，依然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依然是一個懺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懺悔，是因為女人的墮落與他有關，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與渥倫斯基有關一樣。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與《複活》的聯係對應中，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完整的愛情觀和婚姻觀。
在《複活》中，聶赫留朵夫最終未能與瑪斯洛娃結婚，也表明了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樣的婚姻觀：作為上流社會的體麵男人，他隻能娶吉蒂為妻；但作為一個有著熱烈愛欲的男人，他渴望著安娜和貪戀著瑪斯洛娃。然而，這種激情會毀了一個體麵男人的身家事業。故事最終隻能以女性的毀滅或者犧牲為結束；在接受了這個犧牲之後，男人獻出自己的懺悔。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為自己對女性的懺悔寫作是托爾斯泰偉大的創作動力之一。這個懺悔又與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觀相聯係，他要名正言順的妻子，卻渴望充滿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這一情結其實與中國的《紅樓夢》中賈寶玉對薛寶釵、林黛玉、襲人的關係如出一轍。在《紅樓夢》的愛情演繹中，終於是寶玉和寶釵成婚，這表明了正統婚姻觀念在《紅樓夢》中的勝利。同樣，在《紅樓夢》中，讓林黛玉作為精神的愛人為他而死，讓襲人作為肉體的情欲為他犧牲。
賈寶玉對女人的憐愛其實也包含著懺悔。在某種意義上，《紅樓夢》也是曹雪芹對女性懺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學作品。
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俯瞰偉大的托爾斯泰時，就會清楚地看到在其眾多作品中都潛含著的一個基本情結，也便看到了托爾斯泰所處的社會在愛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實情感和顧及利害的理性選擇之間的矛盾。
這其實是近代社會中相當多的男性都麵臨的矛盾。它終於通過托爾斯泰的作品表現了出來。
當然，關於托爾斯泰的作品，關於曹雪芹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類似剖析，這裏要說明的是，所謂“賈寶玉情結”、“托爾斯泰情結”不過是這些偉大作品的一個層麵。
透過這些偉大作品的表麵理性框架，能發現很多深藏的潛意識結構。這些結構就像我們分析《西遊記》一樣，同樣會體現出多層次的象征意義。
最終是聶赫留朵夫不想和瑪斯洛娃結婚，所以有了《複活》的安排。
最終是渥倫斯基要把安娜作為包袱甩掉，隻有安娜的臥軌自殺是他惟一能夠接受的方式──他並不願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尋到了另外的情人而離開他──他也因為這種結局獻出了更多的懺悔。
托爾斯泰對待女人的態度應該說充滿了矛盾，也充滿了“偽善”，這是近代社會中相當多的男人的“偽善”。
公平地說，這是不應該原諒和饒恕的“偽善”。
人類曆史上許多崇高道義的行為來源於懺悔，而懺悔來源於道德上的虧欠與罪過感。
這是相當普遍的規律。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與《複活》這兩部書中確實體現了一個潛意識情結，他有著對女人的罪惡感，他在為懺悔而寫作，為贖罪而寫作。
就實質而言，他是在解決自己心理的一個矛盾衝突。這種內心的情結一般看來可能並不顯得多麽慘烈，考察托爾斯泰的一生，或許很難發現有什麽記載在案的強有力事件，使得他對女人產生如此強烈的懺悔和贖罪心理。
然而，人類的心理就是這樣，有些看來已經被理智掩蓋過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時光淹沒的往事，卻深深地沉入潛意識。當夢思維和藝術思維展開時，它就泛濫起來。
托爾斯泰正是在藝術的寫作中真實地表現出了這個強烈的情結。
一個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寫一個相同的故事，寫一個相同的旋律，絕非偶然。
他的作品還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把男主人公對女性的傷害歸咎於社會，是社會造成了男性的懦弱與自私，是社會扼殺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瑪斯洛娃。這種歸咎應該說是正當的邏輯。
然而，正因為比這歸咎更深刻的潛意識是他的懺悔心理，才使得他對社會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強度。
人的心理常常會以轉換的形式表現出來，托爾斯泰及其小說中的主人公，正是因為懺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惡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惡社會的過程中表現出正義凜然。
批判了社會，就能在精神上解脫自己。
小說中的這個邏輯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實邏輯：一個男人，處在聶赫留朵夫、渥倫斯基的境地，隻有在對社會做出批判的同時獲得凜然正義感，才能夠使自己的罪惡感減輕，得到心靈上的平衡。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這兩部書表現出的文學麵貌的根源。
可以說，《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聶赫留朵夫情結”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決人生矛盾的滿足。
在這個世界上，相當多的男人有著聶赫留朵夫情結。他們超越道德規範與約束，去追求、勾引、占有著女人；又由於功利的考慮、道德的壓力或者其他種種社會規範，做出了傷害女人的行為。由此，他們產生了深刻的、不一定為自己所覺察的罪惡感、懺悔心理和贖罪的需要。
托爾斯泰的作品幫助他們解決了這個矛盾。使他們既重溫了追逐女人的幸福與快感，又釋放了對女人的懺悔心理；一旦把責任加給社會，對社會實行義正辭嚴的審判，便解脫了自己。
托爾斯泰的小說讓許許多多的男人“經曆”了一回聶赫留朵夫的故事，使他們在藝術的夢幻中解決了內心的衝突。
即使對於那些還沒有經曆過這種人生故事的男人，他們內心的感情結構也很容易和聶赫留朵夫相共鳴。這是近代社會文化造成的共同結構。因此，對這部分男性讀者而言，他們也同樣在一個未來時的意義上解決了這個矛盾。
“托爾斯泰情結”或者說渥倫斯基、聶赫留朵夫情結，本質上是男人的懺悔情結。這是近現代相當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經常會產生的情結。
它是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人文景觀。
考察這種情結的發生，我們大都可以看到如下原因：
一，男人對女人的歉疚首先是由母愛鑄造成的，它根植於對母親的歉疚。這是一個從小在母愛關照下成長起來的男孩容易產生的歉疚。
母親給予了兒子很多愛，兒子對母親卻少有報答。這種報答在童年因為無力而不曾做到，長大以後又因為無意沒有足夠地做到。倘若母親的愛格外博大無私，兒子在從小到大的生活中又對母親有過很多任性、拖累乃至傷害，母親卻一如既往地春天般溫暖地嗬護著兒子，這時兒子自然會對母親產生深深的歉疚。
這種歉疚常常可能是不自覺的，特別是當母親始終幸福地麵對著兒子毫無怨言時，兒子表麵上似乎也在安然領受這一切。然而，在潛意識中卻可能深深埋藏了對天下第一個女人母親的歉疚。
這個世界應該是對等交換愛心的世界。兒子虧欠了母親時，雖然他與母親在理智上都不曾覺察，潛意識卻已經在支配他的心理活動了。
作為對這個真理的反證，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個案：倘若一個男孩從小沒有得到必要的母愛，甚至遭到毫無道理的遺棄，那麽，他不但很難形成對女人歉疚的“托爾斯泰情結”，甚至可能相反，認為女性世界虧欠了他，他總是對女人有一種無名的惡狠狠的敵意。
二，一個在充分母愛下成長起來的男孩，後來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關照，他被女性的愛情所鑄造，可能成為與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給予他很多，他給予女性較少，結果，他對女人有了虧欠。
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給了渥倫斯基很多，渥倫斯基卻遠沒有等量地回報。就像瑪斯洛娃將自己的一切獻了聶赫留朵夫，聶赫留朵夫卻在一夜情欲後揚長而去。
被女人愛戀的男人，卻虧欠了女人。
在女人麵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奪了女人的男人。
這種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有時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臥軌自殺、瑪斯洛娃的畸形墮落等方式向掠奪她的男人發出強烈的控訴；在更多的時候，女人們似乎順從著命運的擺布，有的女人甚至還在美好的懷念中久久地眷戀著那些曾經掠奪了她們的純情而又揚長而去的男人們。
這時，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確地懺悔的，他們還在我行我素地生活。
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則卻無所不在地支配著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已經在這些成功的男人潛意識中鑄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們虧欠了女人，他們便有了不安與罪惡感。
最終，形成了“托爾斯泰情結”。
這是對女人懺悔的情結。
它可能長久地隱蔽在心靈深處，一遇機會就會不可遏製地流露出來，產生懺悔和贖罪的行動。
三，懷有對女性懺悔情結的男人，常常還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們在與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僅會使用他的優越光明正大地掠奪對方──就像渥倫斯基所做的那樣，他不曾對安娜·卡列尼娜使用過任何欺騙的手段──有時還會運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騙。
當一個所謂“成功”的男人在掠奪女性感情時，倘若運用了這些不正當手段，他的自疚就帶有了新的道德內容。
這是近現代社會中也經常看得見的生活圖畫。
四，男人對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質上是道德倫理的自責。
“托爾斯泰情結”所概括的懺悔心理，是離不開近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的。
在一個絕對輕視女性、視女性為奴隸的社會裏，男人無從形成對女人的懺悔情結。就像我們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記載中，經常讀到將女性視為牛馬的文字。在那些遠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賤的、邪惡的，常常是罪惡和禍害的根源。
然而，近現代形成的新文明使女性一點點爭得了接近平等的地位，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男人對女人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男人對女人愛情的無償占有，必然造成深刻的虧欠心理。
這種虧欠心理折磨著男人的心靈，他們必然懺悔。
他們開始了懺悔行動。他們不一定自覺，也不一定被社會明究底細。
他們往往會成為歌頌女性最積極的力量。
女性是偉大的，女性是崇高的，女性是善良的。在文學作品中，男人的懺悔化成了謳歌女性的文字。這些歌頌表麵來源於對女性的客觀認識，其實是男人懺悔、贖罪最光明的表現。
懷有“托爾斯泰情結”的男人，必定又對女性表現出最大的寬容。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在何種領域、何個課題上，隻要涉及到對女性的評價，他們總會比社會的平均尺度更寬厚。對於男女發生衝突的社會現象，他們絕對會將更大的同情放在女性一邊。他們總會將責任更多地歸咎於男人，無論是針對男女需要共同承擔的社會責任，還是針對男女在感情、婚姻、離異等方麵的矛盾衝突，都會將開脫更多地賦予女人。
倘若遇到女人墮落的現象，他們常常堅定地把墮落的原因更多地歸咎於加害她們的男人，歸咎於這個男人統治的社會。當社會一般輿論發出對這些“墮落”女子的批判時，他們則會發出更深刻的聲音，指出這些墮落現象背後的社會根源。
更進一步，對於那些歧視女性的大男子主義，懷有“托爾斯泰情結”的男人很有可能成為抨擊他們的先鋒力量。
他們不一定是女權主義者，卻可能成為批判畸形男權的先知先覺。社會給予女性的任何不平等待遇，他們都有發自感情深處的不平。當女人被汙辱和被損害時，他們就決心教訓那些歧視女性的男人，以捍衛女子的尊嚴。
在文化思想領域乃至現實生活中，懷有這種情結的男人還常常尖銳揭露男子在愛情上的偽善表現。他們對男性與女性交往中的任何掠奪性行為都有強烈的敏感與反應。他們對男人們“欺負”女人的行徑常常給予堅決的揭露與批判。
這樣，就出現了一些為現代社會所接受、令女性所敬重的品德高尚的男人形象。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現代意義的“護花神情結”。
對女人懺悔的“托爾斯泰情結”與賈寶玉的“護花神情結”是兩個不同的情結，形成的心理機製也有所不同，然而，它們之間有著連通，在“托爾斯泰情結”的基礎上，很容易產生賈寶玉的“護花神情結”。
“托爾斯泰情結”是在近現代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在特殊的童年經曆基礎上形成的成年人的情結。
這是一個強有力地支配著為數不算很少的男人的人生行為的情結。認清這個情結，是認清很多人格麵貌、洞察很多社會文化現象所必須的。
正像這部作品的開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那樣，托爾斯泰最初想描寫的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不愛家庭，沒有責任感，為了情愛拋棄了丈夫和孩子，遭整個上流社會唾棄，最終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問世之後，卻被千千萬萬的讀者稱之為最美麗的愛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偉大作品。
對於這部俄羅斯名著所包含的社會學、文學及美學意義，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論述。今天，我們隻想指出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托爾斯泰情結”。
我們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這部書中存在著兩個男主人公，渥倫斯基和列文，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托爾斯泰將自己一分為二構成的：渥倫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麵；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麵。
當他分別用這兩麵麵對安娜和吉蒂時，這裏隱含的一層意義，是作者的愛情婚姻觀念：他把安娜當做自己真正對之有情欲的愛人，而把吉蒂當做名正言順的妻子。在麵對安娜這樣的女人時，作者是一個充滿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麵對吉蒂時，他是一個要裝模作樣地生存在社會的規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這兩個女性與渥倫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兩麵性對應，表達出了托爾斯泰完整的愛情婚姻觀。他要找一個純潔的、被社會所認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愛情隻能與充滿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關這個女人的名聲、名分是無關緊要的。也許這種名聲、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順，恰恰刺激著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這或許是現實主義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說中，這個安排或許是順理成章的自然邏輯。
然而，我們仍要說，是潛意識決定著一切。當托爾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結局時，不過表明了作者在潛意識中對安娜這類女性的態度，安娜隻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倫斯基產生了懺悔。在這裏，與其說是渥倫斯基產生了懺悔，不如說托爾斯泰產生了懺悔。
在托爾斯泰將安娜的命運做了這樣的安排之後，作者這一懺悔的潛意識就像圖畫般展現出來。當安娜在想像中手舉蠟燭朦朧走過什麽畫麵的時候，當安娜絕望地臥向鐵軌時，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對女人的深刻懺悔情結。
這一情結在他的另一部文學名著《複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現出來：《複活》中的聶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爾斯泰的化身。
在《複活》中，依然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依然是一個懺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懺悔，是因為女人的墮落與他有關，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與渥倫斯基有關一樣。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與《複活》的聯係對應中，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完整的愛情觀和婚姻觀。
在《複活》中，聶赫留朵夫最終未能與瑪斯洛娃結婚，也表明了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樣的婚姻觀：作為上流社會的體麵男人，他隻能娶吉蒂為妻；但作為一個有著熱烈愛欲的男人，他渴望著安娜和貪戀著瑪斯洛娃。然而，這種激情會毀了一個體麵男人的身家事業。故事最終隻能以女性的毀滅或者犧牲為結束；在接受了這個犧牲之後，男人獻出自己的懺悔。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為自己對女性的懺悔寫作是托爾斯泰偉大的創作動力之一。這個懺悔又與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觀相聯係，他要名正言順的妻子，卻渴望充滿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這一情結其實與中國的《紅樓夢》中賈寶玉對薛寶釵、林黛玉、襲人的關係如出一轍。在《紅樓夢》的愛情演繹中，終於是寶玉和寶釵成婚，這表明了正統婚姻觀念在《紅樓夢》中的勝利。同樣，在《紅樓夢》中，讓林黛玉作為精神的愛人為他而死，讓襲人作為肉體的情欲為他犧牲。
賈寶玉對女人的憐愛其實也包含著懺悔。在某種意義上，《紅樓夢》也是曹雪芹對女性懺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學作品。
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俯瞰偉大的托爾斯泰時，就會清楚地看到在其眾多作品中都潛含著的一個基本情結，也便看到了托爾斯泰所處的社會在愛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實情感和顧及利害的理性選擇之間的矛盾。
這其實是近代社會中相當多的男性都麵臨的矛盾。它終於通過托爾斯泰的作品表現了出來。
當然，關於托爾斯泰的作品，關於曹雪芹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類似剖析，這裏要說明的是，所謂“賈寶玉情結”、“托爾斯泰情結”不過是這些偉大作品的一個層麵。
透過這些偉大作品的表麵理性框架，能發現很多深藏的潛意識結構。這些結構就像我們分析《西遊記》一樣，同樣會體現出多層次的象征意義。
最終是聶赫留朵夫不想和瑪斯洛娃結婚，所以有了《複活》的安排。
最終是渥倫斯基要把安娜作為包袱甩掉，隻有安娜的臥軌自殺是他惟一能夠接受的方式──他並不願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尋到了另外的情人而離開他──他也因為這種結局獻出了更多的懺悔。
托爾斯泰對待女人的態度應該說充滿了矛盾，也充滿了“偽善”，這是近代社會中相當多的男人的“偽善”。
公平地說，這是不應該原諒和饒恕的“偽善”。
人類曆史上許多崇高道義的行為來源於懺悔，而懺悔來源於道德上的虧欠與罪過感。
這是相當普遍的規律。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與《複活》這兩部書中確實體現了一個潛意識情結，他有著對女人的罪惡感，他在為懺悔而寫作，為贖罪而寫作。
就實質而言，他是在解決自己心理的一個矛盾衝突。這種內心的情結一般看來可能並不顯得多麽慘烈，考察托爾斯泰的一生，或許很難發現有什麽記載在案的強有力事件，使得他對女人產生如此強烈的懺悔和贖罪心理。
然而，人類的心理就是這樣，有些看來已經被理智掩蓋過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時光淹沒的往事，卻深深地沉入潛意識。當夢思維和藝術思維展開時，它就泛濫起來。
托爾斯泰正是在藝術的寫作中真實地表現出了這個強烈的情結。
一個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寫一個相同的故事，寫一個相同的旋律，絕非偶然。
他的作品還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把男主人公對女性的傷害歸咎於社會，是社會造成了男性的懦弱與自私，是社會扼殺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瑪斯洛娃。這種歸咎應該說是正當的邏輯。
然而，正因為比這歸咎更深刻的潛意識是他的懺悔心理，才使得他對社會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強度。
人的心理常常會以轉換的形式表現出來，托爾斯泰及其小說中的主人公，正是因為懺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惡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惡社會的過程中表現出正義凜然。
批判了社會，就能在精神上解脫自己。
小說中的這個邏輯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實邏輯：一個男人，處在聶赫留朵夫、渥倫斯基的境地，隻有在對社會做出批判的同時獲得凜然正義感，才能夠使自己的罪惡感減輕，得到心靈上的平衡。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這兩部書表現出的文學麵貌的根源。
可以說，《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聶赫留朵夫情結”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決人生矛盾的滿足。
在這個世界上，相當多的男人有著聶赫留朵夫情結。他們超越道德規範與約束，去追求、勾引、占有著女人；又由於功利的考慮、道德的壓力或者其他種種社會規範，做出了傷害女人的行為。由此，他們產生了深刻的、不一定為自己所覺察的罪惡感、懺悔心理和贖罪的需要。
托爾斯泰的作品幫助他們解決了這個矛盾。使他們既重溫了追逐女人的幸福與快感，又釋放了對女人的懺悔心理；一旦把責任加給社會，對社會實行義正辭嚴的審判，便解脫了自己。
托爾斯泰的小說讓許許多多的男人“經曆”了一回聶赫留朵夫的故事，使他們在藝術的夢幻中解決了內心的衝突。
即使對於那些還沒有經曆過這種人生故事的男人，他們內心的感情結構也很容易和聶赫留朵夫相共鳴。這是近代社會文化造成的共同結構。因此，對這部分男性讀者而言，他們也同樣在一個未來時的意義上解決了這個矛盾。
“托爾斯泰情結”或者說渥倫斯基、聶赫留朵夫情結，本質上是男人的懺悔情結。這是近現代相當一些在女人世界中得到成功的男人經常會產生的情結。
它是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人文景觀。
考察這種情結的發生，我們大都可以看到如下原因：
一，男人對女人的歉疚首先是由母愛鑄造成的，它根植於對母親的歉疚。這是一個從小在母愛關照下成長起來的男孩容易產生的歉疚。
母親給予了兒子很多愛，兒子對母親卻少有報答。這種報答在童年因為無力而不曾做到，長大以後又因為無意沒有足夠地做到。倘若母親的愛格外博大無私，兒子在從小到大的生活中又對母親有過很多任性、拖累乃至傷害，母親卻一如既往地春天般溫暖地嗬護著兒子，這時兒子自然會對母親產生深深的歉疚。
這種歉疚常常可能是不自覺的，特別是當母親始終幸福地麵對著兒子毫無怨言時，兒子表麵上似乎也在安然領受這一切。然而，在潛意識中卻可能深深埋藏了對天下第一個女人母親的歉疚。
這個世界應該是對等交換愛心的世界。兒子虧欠了母親時，雖然他與母親在理智上都不曾覺察，潛意識卻已經在支配他的心理活動了。
作為對這個真理的反證，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個案：倘若一個男孩從小沒有得到必要的母愛，甚至遭到毫無道理的遺棄，那麽，他不但很難形成對女人歉疚的“托爾斯泰情結”，甚至可能相反，認為女性世界虧欠了他，他總是對女人有一種無名的惡狠狠的敵意。
二，一個在充分母愛下成長起來的男孩，後來又得到了更多的女性關照，他被女性的愛情所鑄造，可能成為與女性交往的成功者。女性給予他很多，他給予女性較少，結果，他對女人有了虧欠。
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給了渥倫斯基很多，渥倫斯基卻遠沒有等量地回報。就像瑪斯洛娃將自己的一切獻了聶赫留朵夫，聶赫留朵夫卻在一夜情欲後揚長而去。
被女人愛戀的男人，卻虧欠了女人。
在女人麵前成功的男人，有可能是掠奪了女人的男人。
這種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有時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臥軌自殺、瑪斯洛娃的畸形墮落等方式向掠奪她的男人發出強烈的控訴；在更多的時候，女人們似乎順從著命運的擺布，有的女人甚至還在美好的懷念中久久地眷戀著那些曾經掠奪了她們的純情而又揚長而去的男人們。
這時，成功的男人是很少明確地懺悔的，他們還在我行我素地生活。
然而，平等交往的法則卻無所不在地支配著一切，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已經在這些成功的男人潛意識中鑄造了深刻的自疚心理。他們虧欠了女人，他們便有了不安與罪惡感。
最終，形成了“托爾斯泰情結”。
這是對女人懺悔的情結。
它可能長久地隱蔽在心靈深處，一遇機會就會不可遏製地流露出來，產生懺悔和贖罪的行動。
三，懷有對女性懺悔情結的男人，常常還有更多的心理原因。他們在與女性不平等的感情交往中，不僅會使用他的優越光明正大地掠奪對方──就像渥倫斯基所做的那樣，他不曾對安娜·卡列尼娜使用過任何欺騙的手段──有時還會運用很多不道德的手法，包括欺騙。
當一個所謂“成功”的男人在掠奪女性感情時，倘若運用了這些不正當手段，他的自疚就帶有了新的道德內容。
這是近現代社會中也經常看得見的生活圖畫。
四，男人對女人的歉疚心理，本質上是道德倫理的自責。
“托爾斯泰情結”所概括的懺悔心理，是離不開近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的。
在一個絕對輕視女性、視女性為奴隸的社會裏，男人無從形成對女人的懺悔情結。就像我們在古代很多民族的記載中，經常讀到將女性視為牛馬的文字。在那些遠古的文字中，女人是低賤的、邪惡的，常常是罪惡和禍害的根源。
然而，近現代形成的新文明使女性一點點爭得了接近平等的地位，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男人對女人感情上的不平等交換，男人對女人愛情的無償占有，必然造成深刻的虧欠心理。
這種虧欠心理折磨著男人的心靈，他們必然懺悔。
他們開始了懺悔行動。他們不一定自覺，也不一定被社會明究底細。
他們往往會成為歌頌女性最積極的力量。
女性是偉大的，女性是崇高的，女性是善良的。在文學作品中，男人的懺悔化成了謳歌女性的文字。這些歌頌表麵來源於對女性的客觀認識，其實是男人懺悔、贖罪最光明的表現。
懷有“托爾斯泰情結”的男人，必定又對女性表現出最大的寬容。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在何種領域、何個課題上，隻要涉及到對女性的評價，他們總會比社會的平均尺度更寬厚。對於男女發生衝突的社會現象，他們絕對會將更大的同情放在女性一邊。他們總會將責任更多地歸咎於男人，無論是針對男女需要共同承擔的社會責任，還是針對男女在感情、婚姻、離異等方麵的矛盾衝突，都會將開脫更多地賦予女人。
倘若遇到女人墮落的現象，他們常常堅定地把墮落的原因更多地歸咎於加害她們的男人，歸咎於這個男人統治的社會。當社會一般輿論發出對這些“墮落”女子的批判時，他們則會發出更深刻的聲音，指出這些墮落現象背後的社會根源。
更進一步，對於那些歧視女性的大男子主義，懷有“托爾斯泰情結”的男人很有可能成為抨擊他們的先鋒力量。
他們不一定是女權主義者，卻可能成為批判畸形男權的先知先覺。社會給予女性的任何不平等待遇，他們都有發自感情深處的不平。當女人被汙辱和被損害時，他們就決心教訓那些歧視女性的男人，以捍衛女子的尊嚴。
在文化思想領域乃至現實生活中，懷有這種情結的男人還常常尖銳揭露男子在愛情上的偽善表現。他們對男性與女性交往中的任何掠奪性行為都有強烈的敏感與反應。他們對男人們“欺負”女人的行徑常常給予堅決的揭露與批判。
這樣，就出現了一些為現代社會所接受、令女性所敬重的品德高尚的男人形象。
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現代意義的“護花神情結”。
對女人懺悔的“托爾斯泰情結”與賈寶玉的“護花神情結”是兩個不同的情結，形成的心理機製也有所不同，然而，它們之間有著連通，在“托爾斯泰情結”的基礎上，很容易產生賈寶玉的“護花神情結”。
“托爾斯泰情結”是在近現代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在特殊的童年經曆基礎上形成的成年人的情結。
這是一個強有力地支配著為數不算很少的男人的人生行為的情結。認清這個情結，是認清很多人格麵貌、洞察很多社會文化現象所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