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人格是特別值得注目的人格類型。無論在社會政治曆史還是在思想哲學史、科學史、文學藝術史中，叛逆人格都有著色彩紛呈的表現。
有著叛逆人格的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表現出叛逆的精神，叛逆的行為。他們對正統的社會秩序、思想秩序、科學、文學、藝術秩序總是予以藐視和挑戰，破壞和革命常常由這批人率先發起。
對於叛逆人格的心理學研究，無疑有著特別的意義。
讓我們探究叛逆人格的形成原因。
從人格心理學的一般理論出發，首先會想到遺傳因素。
不同父母生下的孩子，可能在生心理上先天就有了不同的遺傳基因。有些人可能生來就屬於急躁、敏銳、活躍的性格，他們顯然比那些性格緩慢、遲鈍、呆板的人更容易走向叛逆。豹子的後代與綿羊的後代，天性就有差別。這種比喻雖然要加以極為謹慎的限製，然而，也多少說明遺傳基因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對於這一點，隻要多少結合現實中的個案考察，就能夠發現。
一對生性善良溫和、孱弱綿軟的夫婦養育的孩子，從遺傳基因上就可能離叛逆人格較遠；而一對性格凶悍強健、野蠻潑辣的夫妻生下的孩子，從遺傳基因上講可能離叛逆人格近一些。這不能不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接著，就是社會文化因素。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對人格有著不同的影響。
例如，在中國穩定繁榮的封建時期，正統力量的統治十分強大有力，滲透著社會的每一角落與家庭細胞，在那裏鑄造著人的人格發展曆史，這一時期叛逆人格相對較少。平穩而保守的社會文化現狀，從小到大籠罩著人的人格形成曆史。在這種社會文化模式中鑄造出來的人，更多的是順從正統。
而在社會動蕩時期，正統的社會文化統治到處風雨飄搖，這時，不僅各種叛逆的社會力量與人物風起雲湧，而且在不斷製造著新的叛逆人格。
至於到了封建社會末期，正統的社會文化麵臨土崩瓦解，叛逆的潮流四麵八方席卷而起，這樣的時代自然鑄造著比以往多得多的叛逆人格，而大量的叛逆人格又匯成叛逆的潮流。
倘若對社會文化因素的考察再深入一步，我們就會發現，叛逆人格不僅因社會、時代不同而不同，還會因階級、階層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革命的、叛逆的階級與階層，必然以眾多的叛逆人格表現出來；而那些正統的階級與階層，則更多地充斥著保守人格。
社會文化對人格的形成有著重大的決定作用，它會以各種具體的形式滲透到每一個家庭，鑄造著每一個人。
然而，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在同一民族、同一時代乃至同一階層，為什麽有些人成為堅守正統的保守人格，而有些人卻成了反叛正統的叛逆人格？除了遺傳基因這個因素之外，到底還有哪些具體的人生環境因素在鑄造著叛逆人格？
這就勢必進入每個人成長的兒童時代，進入具體的家庭環境分析。
聯想本書在前麵章節中已經做過的人格形成曆史的分析，我們直截了當地得到第一個結論，叛逆人格是兒子在“抗父”過程中形成的。
倘若父親十分慈祥，對兒子充滿父愛，甚至還因妻子拋棄孩子而把撫養的責任全部善良
地承擔起來，那麽，父與子的關係大多比較和順，較少形成抗父的叛逆人格。
倘若父親十分強大而且專橫，對母親有氣指頤使的支配權，兒子在父親的統治下，既得不到母親的庇護，也得不到像賈寶玉在賈母那兒得到的其他人的庇護，那麽，兒子與父親的對立是沒有任何力量基礎的。他便可能在父親的專橫下，逐漸形成戰戰兢兢的怯懦人格。
倘若父母都十分和善，對兒子的態度得當，或者母親慈愛而強大，父親軟弱而順從，也絕非叛逆人格得以成長的環境。
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家庭環境，第一，是父親對兒子的態度比較粗暴，比較嚴厲，比較專製，兒子和父親的關係從小比較敵對；第二，是母親對兒子足夠地慈愛，而且有力量抗衡丈夫的專橫，給予兒子應有的庇護。在這種家庭中成長起來的男孩，便有可能不得不抗父又敢於抗父。
父親代表正統，代表秩序，代表權力；抗父的過程就是叛逆的過程，叛逆的人格得以在叛逆的過程中形成。
與正統相對抗，又有力量與正統相對抗，這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兩個必要條件。
這樣，我們就想到一個全世界都熟悉的偉大叛逆者毛澤東了，這位革命家的叛逆人格大概是舉世無爭的。
毛澤東出生在一個叛逆潮流風起雲湧的時代，整個社會文化對他人格形成的影響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同時代、同地區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樣以叛逆人格登上曆史舞台。這涉及到對他全部生命環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從小與父母的關係。
毛澤東本人不止一次講到過，他的父親粗暴而專橫，他常常和父親發生對抗，有時在水塘邊父子倆就對峙起來。他的母親卻是慈愛寬容的，善於保護兒子。這十分典型地注釋了我們對叛逆人格所做的童年家庭環境分析。
仔細考察毛澤東的童年家庭，他的父親雖然比較粗暴專橫，但也僅僅是一個普通農民。兒子在母親的支持下敢於和父親對抗，到了一定年齡後，父親的權力就消失了。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是在“抗父鬥爭”取得勝利後走上社會的。那時的父親對兒子不僅早已失去了任何幹涉力，相反，很可能會以兒子成為讀書人而引為自豪了。
這樣看來，一個比較專橫同時又不過分強大的父親是兒子形成叛逆人格的更充分條件。
倘若父親是封建帝王，無論母親多麽慈愛、多麽有力，隻要父親在世，就永遠處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兒子叛逆人格的形成無疑又困難得多。
毛澤東在慈愛而又有力的母親庇護下，經過和一個專橫又並不過分強大的父親的對抗成長起來，再感染上革命的風雲，終於形成了典型的叛逆人格，成了革命家。
像毛澤東那樣在母親的庇護下經過有理、有力、有節的“抗父鬥爭”而成長起來的叛逆人格，往往能夠完整對待不同的人和整個世界。
當他們以叛逆精神破壞舊秩序時，又比較善於建立新秩序。無論在社會政治領域，還是在思想、科學、文學、藝術領域，他們的叛逆行為總是顯出更高的組織性與策略性。他們並不是放一把火，實現一個破壞秩序的惡作劇；他們更傾向於爭取除舊布新的勝利。
形成叛逆人格的又一種童年家庭環境，是父母對孩子的嬌縱。
如果我們把上麵所述叛逆人格說成是“抗父型”，那麽以下這種叛逆人格就可以說是“驕縱型”了。
當父母均對兒子實施過濫的寵愛、嬌慣、放縱時，兒子就會形成“驕縱型”的叛逆人格。他從小任性，為所欲為，稍不順心就大哭大鬧，每次哭鬧都以大人的屈服而告終。
由於在家庭環境中沒有領受過正統秩序的必要規範，在童年時代與社會的各種規範發生衝突時，便種下任意胡來的驕縱種子。倘若父母再一味地放縱袒護，就更加鑄成了無法無天的人格。
然而，父母的力量總是有限度的。隨著他越長越大，其行動終於超越了父母袒護的半徑，必然會和社會秩序發生衝突，接二連三地碰壁。
在接連的碰壁中，自小形成的驕縱人格受到考驗。
倘若他還比較年輕，沒有完全定型，又無法尋求父母的袒護，就不得不收縮起來。接二連三的有力打擊，會使他束手無策。回頭張望，父母的庇護已十分遙遠，不能有任何期待，他隻能麵對現實重新學習在社會中生活。這時，他可能變成一個相當懦弱的人，這種懦弱因為屢屢的失敗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也可能他會較好地適應環境，同時在心中隱埋著叛逆的種子。一遇適當條件，會偶爾露出其叛逆的本性。
倘若當社會的教訓降臨時，他已經比較年長，驕縱的人格已經比較定型，他就會頑強地與社會秩序對抗。
任何人在對抗的過程中自然都要學會適應，他的適應卻常常表現為用各種手段與策略暫求生存。他可能一生都在對正統秩序的反抗中。如果可能，他會極力借助父母的每一點權勢。一旦父母不得不站出來教訓他順應社會秩序時，就可能導致與父母的對抗，成為所謂的“不孝子孫”。
這種“驕縱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於理智地判斷事物，也不善於恰如其分地處理人事關係，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現出任性一時的破壞性，而缺乏組織性與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煉中變成了一個大體順應社會潮流的人，也常常會顯出桀傲不馴。不論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順於某一種權勢，內在的桀傲不馴都會使他經常做出叛逆行為。任何歸順與忠誠都是被迫的、暫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則是一有機會就會暴露的。
這種叛逆人格經常讓我們想到社會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馴又見風使舵、變幻無常的人。《三國演義》中那位最終企圖叛變的蜀國大將魏延或許就是這樣的人物。
分析不同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童年家庭環境，還有一種叛逆人格可以稱為“搗亂型”。它在一些情況下同樣是被父母的溺愛、寵慣、放縱培養起來的（當然還有多種情況，例如在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兒童也可能走上‘搗亂’的道路）。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兒童因為聽話而得到誇獎，並由此成為學習優秀、品德出眾的人。他們用“聽話”贏得了世界的注意，贏得了他們的光榮。
然而，我們還會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在嬌慣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會以與聽話完全相反的方式吸引大人的注意。
一家幾代人，在客廳裏一邊看電視一邊閑談，小男孩在一邊獨自玩耍，沒有人關注他。這時，他突然走過去將電視頻道毫無理由地改換了，並把音量開大到震耳欲聾。這時，一家人便都會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們會立刻停住正在議論的話題，將目光和嬉笑投向小男孩。
有人規勸男孩把電視音量開小一點，他拒不服從繼續搗亂。這時，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爭相伸出手去拉他抱他，經過一番掙紮，他終於半情願半不情願地坐到了大人懷抱裏，大人們便一邊撫摸著他、哄慰著他、玩逗著他，一邊又繼續著剛才的談話。
當大人的注意力又一次逐漸從小男孩的身上脫離時，這個在奶奶或者母親大腿上被顛著哄著安分了一會兒的小男孩，可能會掙紮著爬下來，跑到另一個房間裏去玩了。大人們似乎鬆了口氣。
然而，不一會兒，隔壁傳來茶杯摔碎的刺耳聲響。一家人都可能著急地站起來跑過去照看。茶杯是摔碎了，水是灑了一地，可能有一兩句指責，更多的是關心小男孩是否受了傷。小男孩站在那裏沉默不語，大人們會把他的手拉過來，在燈光下反複查看。接著，就有人將小男孩拉開，讓他不要踩到玻璃碎片上，有人去拿簸箕、掃帚和墩布來收拾現場。
全家人忙得團團轉，再一次把搗亂的小男孩簇擁起來，這一次，大人不再敢像剛才那樣忽略他，為了防止他再跑到什麽地方惹事生非，便把他當做中心，哄慰著逗他開心。
以“搗亂”引起大人關注的策略，是一些兒童在嬌慣的家庭中越來越固定的行為模式。
其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一家人吃飯，他可以用不吃飯、跑到一邊去玩玩具來引發大人們的哄慰與關注，當他最終勉強回到飯桌上時，大人們便把照顧他吃飯作為中心任務。
在“搗亂”中屢屢贏得世界關注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男孩，也便形成了這種“搗亂型”的特殊叛逆人格。
當然，兒童終於會長大的，他畢竟要適應家庭以外的世界。社會上的人們絕不會像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那樣寵愛他，不是世界適應他，而是他必須適應世界；然而，已經造就的人格卻會使他在適應世界的生活中屢屢表現出叛逆。
他可能不屑於或者不善於用“聽話”贏得讚賞。當很多人以“聽話”的方式贏得各自的成就時，他往往更加受到刺激。在這條路上競賽，他絕對是落後者。他沒有那麽多的耐心毅力，也沒有那麽多創造建設的能力。他便尋找“搗亂”的機會。
一個小男孩坐在家中安安靜靜地搭積木，無論他搭得多麽好，都可能被說說笑笑的大人們所忽視；而當他一揮手將積木掃落一地時，卻引動了全體大人的關注。
成年後的叛逆人格重複著童年的體驗，他極力尋找的是進攻與破壞。當然，這些破壞如何不成為犯罪而成為光榮，則是他思來想去的事情。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典型的叛逆人格。
在招收所謂工農兵學員時，當所有期望上大學的年輕人都試圖在文化考試中取得資格而努力答卷時，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並在白卷背後寫了一封對考試製度的抗議信。結果，這個搗亂的“叛逆者”將所有的順從者踩在腳下，成為一鳴驚人的反潮流英雄。
這個反潮流英雄是否從小嬌寵下成長的“搗亂型”人格，我們還不得而知，因為造成這種反潮流行為還會有種種社會原因；但是，“搗亂型”人格特別傾向於這種行為則是可以肯定的。
當然，曆史是複雜多樣的，“搗亂型”叛逆人格並非總是成功，也並非總是失敗。就像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獲得了極高的榮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鋃鐺入獄，曆史的評價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搗亂型”叛逆人格的作為在曆史上受褒還是受貶都是不確定的，並非沒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這種叛逆人格有一種本能的渴望，通過“搗亂”、破
壞而不是通過建設來贏得世界的關注。
在上述幾種叛逆人格中，“抗父型”無疑是主要的一種。
而作為抗父型的一種轉化形式，則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小父親”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麵前會模仿和繼承父親的權威，占據著“小統治者”的地位，而弟弟們常常更直接
地接受這個“小父親”的統治。當哥哥可以用順應正統、繼承正統、模仿正統來維持自己小統治者的特權時，弟弟就隻有在與哥哥的某種“對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注意和關照的位置。
在這裏，我們注意到美國弗蘭克·j·薩洛韋所著的《天生反叛》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據譯者介紹，該書作者弗蘭克·j·薩洛韋是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現為麻省理工學院人腦與認知科學係研究學者，他專門從事這一課題研究達二十五年之久，對西方科學史（尤其是包括達爾文主義革命在內的幾十次突破性科學革新與革命）和社會變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資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位重要曆史人物的生平事跡，並對史實和有關假說用科學方法反複加以驗證，目的在調查究竟是什麽因素決定人們對待科學和社會變革的態度。
與很多學者的看法不同，薩洛韋得出結論：一個人傾向於支持還是反對科學和社會變革，其決定因素存在於家庭內部（即個人成長的環境，尤其是出生順序以及從而形成的個性），而不在於各個家庭之間（即社會經濟地位）。
應該說，該書的觀點是有特殊發現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我的主要論點源自一個驚人的發現：一起長大的同胞幾乎像出生於不同人家的人那樣有著不同的個性。”他在書中提出的突出觀點是，一個人人格的形成不僅與不同的家庭相關，而且與在同一個家庭內出生的順序相關。是頭生的還是後生的，或者是末生的，這個出生順序對於每個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別重大的影響。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認為，這有著頭一位的影響。
作者曾這樣指出：“頭生子女更易為權力和權威所認同，這是自然的。他們最先出現在家庭裏，往往憑借著身高與體力上的優勢維護著自己的特殊地位。與自己的弟妹們相比，頭生子女更武斷，與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喪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於采取防禦的姿態。而後出生子女由於在家庭體係中處於劣勢，往往對現狀提出質疑，有時還會逐漸形成‘革命性的個性’。後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義對他們所處時代認為是確立已久、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異議。曆史上無畏的探險家、破除傳統觀念的人，還有持異端邪說者大都出自他們當中。”
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作者運用了大量曆史統計資料論證了自己的結論。例如，我們特別有趣地看到，他對達爾文的學說引起的達爾文革命期間的科學立場做了分析與統計，得出的結論有很大的啟示性。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對於當時的正統科學界無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學說。對於這個叛逆的學說，相關的著名科學家做出了或支持或反對的不同反應。該分析統計表明：在反對達爾文這一革命性、叛逆性學說的十一個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隻有一個人是後出生的，其餘十個人都是頭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這樣說，當時反對達爾文革命學說的保守集團中，頭生的科學家占了絕對優勢。這是別有意味的。
我們接著看到，在支持達爾文革命性學說的十二個具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隻有三個是頭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個都是後出生的。這樣我們就看到，在支持達爾文學說的革命集團中，後生的占了絕對優勢。
還有一個持中間矛盾態度的科學家則還是頭生的老大。
這樣一個有關二十三個代表性科學家的統計，基本上把那一時期有權評價達爾文學說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內了。這個統計無疑說明了保守人格與叛逆人格的形成與一個人從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順序有不可忽略的相關性。該書的作者還用了更多的統計與分析論證這一點。
倘若從這個研究成果的啟示出發去考察生活中各種生動的個案，我們就會發現，出生順序確實在影響一個人保守還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對於女孩，這種規律同樣存在。
頭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親”，她會模仿和繼承母親的某種權威，帶有某種正統的
權力；後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對抗中更多地發展叛逆人格。看到這些生活中的有趣現象，不禁使我們露出會意的微笑。
每個人都有人格，種種人格都與從小生長的家庭環境密切聯係。當我們是趨於正統的保守人格時，絕不要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不過是從小生活環境的鑄造。當我們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時，同樣不要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也是在從小的生活環境中鑄造而成的。它不僅與我們和父母的關係相關，還與我們和兄弟姐妹的關係相關。當然，還與其他很多因素相關。
然而，絕無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與生俱來的形成過程與原因。
有著叛逆人格的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表現出叛逆的精神，叛逆的行為。他們對正統的社會秩序、思想秩序、科學、文學、藝術秩序總是予以藐視和挑戰，破壞和革命常常由這批人率先發起。
對於叛逆人格的心理學研究，無疑有著特別的意義。
讓我們探究叛逆人格的形成原因。
從人格心理學的一般理論出發，首先會想到遺傳因素。
不同父母生下的孩子，可能在生心理上先天就有了不同的遺傳基因。有些人可能生來就屬於急躁、敏銳、活躍的性格，他們顯然比那些性格緩慢、遲鈍、呆板的人更容易走向叛逆。豹子的後代與綿羊的後代，天性就有差別。這種比喻雖然要加以極為謹慎的限製，然而，也多少說明遺傳基因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對於這一點，隻要多少結合現實中的個案考察，就能夠發現。
一對生性善良溫和、孱弱綿軟的夫婦養育的孩子，從遺傳基因上就可能離叛逆人格較遠；而一對性格凶悍強健、野蠻潑辣的夫妻生下的孩子，從遺傳基因上講可能離叛逆人格近一些。這不能不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接著，就是社會文化因素。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對人格有著不同的影響。
例如，在中國穩定繁榮的封建時期，正統力量的統治十分強大有力，滲透著社會的每一角落與家庭細胞，在那裏鑄造著人的人格發展曆史，這一時期叛逆人格相對較少。平穩而保守的社會文化現狀，從小到大籠罩著人的人格形成曆史。在這種社會文化模式中鑄造出來的人，更多的是順從正統。
而在社會動蕩時期，正統的社會文化統治到處風雨飄搖，這時，不僅各種叛逆的社會力量與人物風起雲湧，而且在不斷製造著新的叛逆人格。
至於到了封建社會末期，正統的社會文化麵臨土崩瓦解，叛逆的潮流四麵八方席卷而起，這樣的時代自然鑄造著比以往多得多的叛逆人格，而大量的叛逆人格又匯成叛逆的潮流。
倘若對社會文化因素的考察再深入一步，我們就會發現，叛逆人格不僅因社會、時代不同而不同，還會因階級、階層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革命的、叛逆的階級與階層，必然以眾多的叛逆人格表現出來；而那些正統的階級與階層，則更多地充斥著保守人格。
社會文化對人格的形成有著重大的決定作用，它會以各種具體的形式滲透到每一個家庭，鑄造著每一個人。
然而，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在同一民族、同一時代乃至同一階層，為什麽有些人成為堅守正統的保守人格，而有些人卻成了反叛正統的叛逆人格？除了遺傳基因這個因素之外，到底還有哪些具體的人生環境因素在鑄造著叛逆人格？
這就勢必進入每個人成長的兒童時代，進入具體的家庭環境分析。
聯想本書在前麵章節中已經做過的人格形成曆史的分析，我們直截了當地得到第一個結論，叛逆人格是兒子在“抗父”過程中形成的。
倘若父親十分慈祥，對兒子充滿父愛，甚至還因妻子拋棄孩子而把撫養的責任全部善良
地承擔起來，那麽，父與子的關係大多比較和順，較少形成抗父的叛逆人格。
倘若父親十分強大而且專橫，對母親有氣指頤使的支配權，兒子在父親的統治下，既得不到母親的庇護，也得不到像賈寶玉在賈母那兒得到的其他人的庇護，那麽，兒子與父親的對立是沒有任何力量基礎的。他便可能在父親的專橫下，逐漸形成戰戰兢兢的怯懦人格。
倘若父母都十分和善，對兒子的態度得當，或者母親慈愛而強大，父親軟弱而順從，也絕非叛逆人格得以成長的環境。
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家庭環境，第一，是父親對兒子的態度比較粗暴，比較嚴厲，比較專製，兒子和父親的關係從小比較敵對；第二，是母親對兒子足夠地慈愛，而且有力量抗衡丈夫的專橫，給予兒子應有的庇護。在這種家庭中成長起來的男孩，便有可能不得不抗父又敢於抗父。
父親代表正統，代表秩序，代表權力；抗父的過程就是叛逆的過程，叛逆的人格得以在叛逆的過程中形成。
與正統相對抗，又有力量與正統相對抗，這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兩個必要條件。
這樣，我們就想到一個全世界都熟悉的偉大叛逆者毛澤東了，這位革命家的叛逆人格大概是舉世無爭的。
毛澤東出生在一個叛逆潮流風起雲湧的時代，整個社會文化對他人格形成的影響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同時代、同地區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樣以叛逆人格登上曆史舞台。這涉及到對他全部生命環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從小與父母的關係。
毛澤東本人不止一次講到過，他的父親粗暴而專橫，他常常和父親發生對抗，有時在水塘邊父子倆就對峙起來。他的母親卻是慈愛寬容的，善於保護兒子。這十分典型地注釋了我們對叛逆人格所做的童年家庭環境分析。
仔細考察毛澤東的童年家庭，他的父親雖然比較粗暴專橫，但也僅僅是一個普通農民。兒子在母親的支持下敢於和父親對抗，到了一定年齡後，父親的權力就消失了。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是在“抗父鬥爭”取得勝利後走上社會的。那時的父親對兒子不僅早已失去了任何幹涉力，相反，很可能會以兒子成為讀書人而引為自豪了。
這樣看來，一個比較專橫同時又不過分強大的父親是兒子形成叛逆人格的更充分條件。
倘若父親是封建帝王，無論母親多麽慈愛、多麽有力，隻要父親在世，就永遠處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兒子叛逆人格的形成無疑又困難得多。
毛澤東在慈愛而又有力的母親庇護下，經過和一個專橫又並不過分強大的父親的對抗成長起來，再感染上革命的風雲，終於形成了典型的叛逆人格，成了革命家。
像毛澤東那樣在母親的庇護下經過有理、有力、有節的“抗父鬥爭”而成長起來的叛逆人格，往往能夠完整對待不同的人和整個世界。
當他們以叛逆精神破壞舊秩序時，又比較善於建立新秩序。無論在社會政治領域，還是在思想、科學、文學、藝術領域，他們的叛逆行為總是顯出更高的組織性與策略性。他們並不是放一把火，實現一個破壞秩序的惡作劇；他們更傾向於爭取除舊布新的勝利。
形成叛逆人格的又一種童年家庭環境，是父母對孩子的嬌縱。
如果我們把上麵所述叛逆人格說成是“抗父型”，那麽以下這種叛逆人格就可以說是“驕縱型”了。
當父母均對兒子實施過濫的寵愛、嬌慣、放縱時，兒子就會形成“驕縱型”的叛逆人格。他從小任性，為所欲為，稍不順心就大哭大鬧，每次哭鬧都以大人的屈服而告終。
由於在家庭環境中沒有領受過正統秩序的必要規範，在童年時代與社會的各種規範發生衝突時，便種下任意胡來的驕縱種子。倘若父母再一味地放縱袒護，就更加鑄成了無法無天的人格。
然而，父母的力量總是有限度的。隨著他越長越大，其行動終於超越了父母袒護的半徑，必然會和社會秩序發生衝突，接二連三地碰壁。
在接連的碰壁中，自小形成的驕縱人格受到考驗。
倘若他還比較年輕，沒有完全定型，又無法尋求父母的袒護，就不得不收縮起來。接二連三的有力打擊，會使他束手無策。回頭張望，父母的庇護已十分遙遠，不能有任何期待，他隻能麵對現實重新學習在社會中生活。這時，他可能變成一個相當懦弱的人，這種懦弱因為屢屢的失敗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也可能他會較好地適應環境，同時在心中隱埋著叛逆的種子。一遇適當條件，會偶爾露出其叛逆的本性。
倘若當社會的教訓降臨時，他已經比較年長，驕縱的人格已經比較定型，他就會頑強地與社會秩序對抗。
任何人在對抗的過程中自然都要學會適應，他的適應卻常常表現為用各種手段與策略暫求生存。他可能一生都在對正統秩序的反抗中。如果可能，他會極力借助父母的每一點權勢。一旦父母不得不站出來教訓他順應社會秩序時，就可能導致與父母的對抗，成為所謂的“不孝子孫”。
這種“驕縱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於理智地判斷事物，也不善於恰如其分地處理人事關係，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現出任性一時的破壞性，而缺乏組織性與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煉中變成了一個大體順應社會潮流的人，也常常會顯出桀傲不馴。不論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順於某一種權勢，內在的桀傲不馴都會使他經常做出叛逆行為。任何歸順與忠誠都是被迫的、暫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則是一有機會就會暴露的。
這種叛逆人格經常讓我們想到社會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馴又見風使舵、變幻無常的人。《三國演義》中那位最終企圖叛變的蜀國大將魏延或許就是這樣的人物。
分析不同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童年家庭環境，還有一種叛逆人格可以稱為“搗亂型”。它在一些情況下同樣是被父母的溺愛、寵慣、放縱培養起來的（當然還有多種情況，例如在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兒童也可能走上‘搗亂’的道路）。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兒童因為聽話而得到誇獎，並由此成為學習優秀、品德出眾的人。他們用“聽話”贏得了世界的注意，贏得了他們的光榮。
然而，我們還會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在嬌慣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會以與聽話完全相反的方式吸引大人的注意。
一家幾代人，在客廳裏一邊看電視一邊閑談，小男孩在一邊獨自玩耍，沒有人關注他。這時，他突然走過去將電視頻道毫無理由地改換了，並把音量開大到震耳欲聾。這時，一家人便都會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們會立刻停住正在議論的話題，將目光和嬉笑投向小男孩。
有人規勸男孩把電視音量開小一點，他拒不服從繼續搗亂。這時，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爭相伸出手去拉他抱他，經過一番掙紮，他終於半情願半不情願地坐到了大人懷抱裏，大人們便一邊撫摸著他、哄慰著他、玩逗著他，一邊又繼續著剛才的談話。
當大人的注意力又一次逐漸從小男孩的身上脫離時，這個在奶奶或者母親大腿上被顛著哄著安分了一會兒的小男孩，可能會掙紮著爬下來，跑到另一個房間裏去玩了。大人們似乎鬆了口氣。
然而，不一會兒，隔壁傳來茶杯摔碎的刺耳聲響。一家人都可能著急地站起來跑過去照看。茶杯是摔碎了，水是灑了一地，可能有一兩句指責，更多的是關心小男孩是否受了傷。小男孩站在那裏沉默不語，大人們會把他的手拉過來，在燈光下反複查看。接著，就有人將小男孩拉開，讓他不要踩到玻璃碎片上，有人去拿簸箕、掃帚和墩布來收拾現場。
全家人忙得團團轉，再一次把搗亂的小男孩簇擁起來，這一次，大人不再敢像剛才那樣忽略他，為了防止他再跑到什麽地方惹事生非，便把他當做中心，哄慰著逗他開心。
以“搗亂”引起大人關注的策略，是一些兒童在嬌慣的家庭中越來越固定的行為模式。
其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一家人吃飯，他可以用不吃飯、跑到一邊去玩玩具來引發大人們的哄慰與關注，當他最終勉強回到飯桌上時，大人們便把照顧他吃飯作為中心任務。
在“搗亂”中屢屢贏得世界關注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男孩，也便形成了這種“搗亂型”的特殊叛逆人格。
當然，兒童終於會長大的，他畢竟要適應家庭以外的世界。社會上的人們絕不會像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那樣寵愛他，不是世界適應他，而是他必須適應世界；然而，已經造就的人格卻會使他在適應世界的生活中屢屢表現出叛逆。
他可能不屑於或者不善於用“聽話”贏得讚賞。當很多人以“聽話”的方式贏得各自的成就時，他往往更加受到刺激。在這條路上競賽，他絕對是落後者。他沒有那麽多的耐心毅力，也沒有那麽多創造建設的能力。他便尋找“搗亂”的機會。
一個小男孩坐在家中安安靜靜地搭積木，無論他搭得多麽好，都可能被說說笑笑的大人們所忽視；而當他一揮手將積木掃落一地時，卻引動了全體大人的關注。
成年後的叛逆人格重複著童年的體驗，他極力尋找的是進攻與破壞。當然，這些破壞如何不成為犯罪而成為光榮，則是他思來想去的事情。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典型的叛逆人格。
在招收所謂工農兵學員時，當所有期望上大學的年輕人都試圖在文化考試中取得資格而努力答卷時，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並在白卷背後寫了一封對考試製度的抗議信。結果，這個搗亂的“叛逆者”將所有的順從者踩在腳下，成為一鳴驚人的反潮流英雄。
這個反潮流英雄是否從小嬌寵下成長的“搗亂型”人格，我們還不得而知，因為造成這種反潮流行為還會有種種社會原因；但是，“搗亂型”人格特別傾向於這種行為則是可以肯定的。
當然，曆史是複雜多樣的，“搗亂型”叛逆人格並非總是成功，也並非總是失敗。就像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獲得了極高的榮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鋃鐺入獄，曆史的評價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搗亂型”叛逆人格的作為在曆史上受褒還是受貶都是不確定的，並非沒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這種叛逆人格有一種本能的渴望，通過“搗亂”、破
壞而不是通過建設來贏得世界的關注。
在上述幾種叛逆人格中，“抗父型”無疑是主要的一種。
而作為抗父型的一種轉化形式，則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小父親”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麵前會模仿和繼承父親的權威，占據著“小統治者”的地位，而弟弟們常常更直接
地接受這個“小父親”的統治。當哥哥可以用順應正統、繼承正統、模仿正統來維持自己小統治者的特權時，弟弟就隻有在與哥哥的某種“對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注意和關照的位置。
在這裏，我們注意到美國弗蘭克·j·薩洛韋所著的《天生反叛》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據譯者介紹，該書作者弗蘭克·j·薩洛韋是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現為麻省理工學院人腦與認知科學係研究學者，他專門從事這一課題研究達二十五年之久，對西方科學史（尤其是包括達爾文主義革命在內的幾十次突破性科學革新與革命）和社會變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資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位重要曆史人物的生平事跡，並對史實和有關假說用科學方法反複加以驗證，目的在調查究竟是什麽因素決定人們對待科學和社會變革的態度。
與很多學者的看法不同，薩洛韋得出結論：一個人傾向於支持還是反對科學和社會變革，其決定因素存在於家庭內部（即個人成長的環境，尤其是出生順序以及從而形成的個性），而不在於各個家庭之間（即社會經濟地位）。
應該說，該書的觀點是有特殊發現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我的主要論點源自一個驚人的發現：一起長大的同胞幾乎像出生於不同人家的人那樣有著不同的個性。”他在書中提出的突出觀點是，一個人人格的形成不僅與不同的家庭相關，而且與在同一個家庭內出生的順序相關。是頭生的還是後生的，或者是末生的，這個出生順序對於每個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別重大的影響。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認為，這有著頭一位的影響。
作者曾這樣指出：“頭生子女更易為權力和權威所認同，這是自然的。他們最先出現在家庭裏，往往憑借著身高與體力上的優勢維護著自己的特殊地位。與自己的弟妹們相比，頭生子女更武斷，與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喪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於采取防禦的姿態。而後出生子女由於在家庭體係中處於劣勢，往往對現狀提出質疑，有時還會逐漸形成‘革命性的個性’。後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義對他們所處時代認為是確立已久、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異議。曆史上無畏的探險家、破除傳統觀念的人，還有持異端邪說者大都出自他們當中。”
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作者運用了大量曆史統計資料論證了自己的結論。例如，我們特別有趣地看到，他對達爾文的學說引起的達爾文革命期間的科學立場做了分析與統計，得出的結論有很大的啟示性。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對於當時的正統科學界無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學說。對於這個叛逆的學說，相關的著名科學家做出了或支持或反對的不同反應。該分析統計表明：在反對達爾文這一革命性、叛逆性學說的十一個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隻有一個人是後出生的，其餘十個人都是頭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這樣說，當時反對達爾文革命學說的保守集團中，頭生的科學家占了絕對優勢。這是別有意味的。
我們接著看到，在支持達爾文革命性學說的十二個具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隻有三個是頭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個都是後出生的。這樣我們就看到，在支持達爾文學說的革命集團中，後生的占了絕對優勢。
還有一個持中間矛盾態度的科學家則還是頭生的老大。
這樣一個有關二十三個代表性科學家的統計，基本上把那一時期有權評價達爾文學說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內了。這個統計無疑說明了保守人格與叛逆人格的形成與一個人從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順序有不可忽略的相關性。該書的作者還用了更多的統計與分析論證這一點。
倘若從這個研究成果的啟示出發去考察生活中各種生動的個案，我們就會發現，出生順序確實在影響一個人保守還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對於女孩，這種規律同樣存在。
頭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親”，她會模仿和繼承母親的某種權威，帶有某種正統的
權力；後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對抗中更多地發展叛逆人格。看到這些生活中的有趣現象，不禁使我們露出會意的微笑。
每個人都有人格，種種人格都與從小生長的家庭環境密切聯係。當我們是趨於正統的保守人格時，絕不要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不過是從小生活環境的鑄造。當我們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時，同樣不要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也是在從小的生活環境中鑄造而成的。它不僅與我們和父母的關係相關，還與我們和兄弟姐妹的關係相關。當然，還與其他很多因素相關。
然而，絕無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與生俱來的形成過程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