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八章 糖罐
咒回：夏油傑重生後創飛一切 作者：瑪格麗特小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大聲招呼正要鑽出吧台的憲子。店裏的客人隻有加賀和那個年輕男人，他實在沒有必要這麽大聲的。加賀的精神有些恍惚，腦子裏什麽也沒有想。腦筋稍微清醒時，咖啡已經在他的眼前了。
“聽說你們已經離婚了。之前我竟然不知道。”憲子一邊說，一邊拿來已經打開蓋子的糖罐。“你們的感情不是很好嗎?為什麽會離婚呢?”還是被憲子開口問了。
“原因很多。”加賀這樣回答這個討厭的問題，腦子裏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五年前的事情。
通子說出那樣的話，對加賀來說不啻晴天霹靂。“我想我們不行了。”
“什麽不行了?”加賀當時不以為然地隨口反問。他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晴朗的十一月的星期天上午。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能這樣在一起生活了。”聽到通子這樣的回答，加賀驚訝得說不出話。
雖然他沒有信心讓通子過著心滿意足的生活，卻覺得他們的共同生活應該可以順利地持續下去。當時的她，仍然熱衷於一直以來都很喜愛的鍍金工藝，還去銀座參觀了“釧路濕地之鶴”的攝影展。而加賀自己則過著忙碌的刑警生活，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家裏。通子當時的生活，看起來是相當充實的。
那天的話，就隻說到那裏，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的感情……不，應該說是通子對加賀的感情，好像越來越疏遠。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形隻能讓人如此判斷。直到現在加賀還是不明白分手的原因，所以即使憲子問了，他也無法說明。
那一席話之後，過了半年左右，他們終於離婚了。離婚時，通子說了一句謎一般的話，加賀現在都還記得。她說：“如果沒有去看鶴的攝影展，就不會這樣了。”
加賀反複咀嚼這句話的意思，認為通子大概是去看了鶴的攝影展後，心中隻想著如何通過鍍金工藝來表現鶴的神態，所以才會說出那樣的話。
從那個攝影展回來以後，通子變得沉默了。原本是個開朗的女性，卻突然變得不愛說話。加賀下班回家時，經常看到她坐在陰暗的屋內，隻開著手邊的小燈，專心地描繪鶴的姿態。
“原因很多?”憲子又問，加賀露出了苦笑，“我似乎不該問的。”
“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我忘了。”
“騙人，那麽重要的事怎麽可能忘了！”她靠著藤椅的椅背，藤椅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沒辦法，忘了就是忘了。”加賀喃喃自語般地說。通子也喜歡藤藝。
“不談這個了。這次通子來的時候，是什麽樣子的?和以前一樣嗎?”
“不，完全變了。她的臉色蒼白，幾乎一句話也不說。”
果然!加賀不禁這樣想。信裏的語氣還算開朗，事實上卻不是那樣的。
“我忍不住想問她為什麽會變成那樣。”
“你也是五年沒有見到她了嗎?”
“不是。這幾年來她來過幾次，但都是一個人來的。這一次和上一次大概相隔了一年左右。”
“她寫好信後，就立刻離開了嗎?”
“嗯，大概在店裏待了一個小時吧!她一直坐在你現在坐的位子上，寫完信後，就看著河麵，要離開這裏的時候才把信交給我。她說：如果你一個月內來這裏，就把這封信交給你；如果你沒有在一個月內來這裏，就把這封信燒掉。”
“她說過她要去哪裏嗎?”
“沒說。不過，我問過她會不會在盛岡待一陣，她默默地搖了搖頭。”
“她看起來像是要旅行嗎?”
“嗯，她身邊有個旅行袋。”
“是褐色的旅行袋嗎?”
“是吧。”
“隻有一個旅行袋嗎?”
“我想是一個沒錯。”
“穿外套了嗎?”
“沒有穿外套。她穿得有點單薄。”
“上衣呢?”
“是夾克衫吧。”
“什麽顏色的?”
“我想是藍色的。”
“下麵呢?”
“你在問她是不是穿了裙子嗎?我想她好像是穿著深灰色的裙子。”
“還有灰色的襪子。”
“對。你都已經知道了啊?”
“夾克衫的下麵，是芥末色的襯衫嗎?”
“這個嘛……記不了這麽多了。真不愧是刑警。你在追查通子的什麽事嗎?”
憲子好像不知道夕鶴九號事件。
“我沒有追查她。她在信裏也叫我不要調查她的事。”
“是嗎?那封信是怎麽一回事?”
“誰知道，她是在開玩笑吧。她一直很喜歡開玩笑的。”
“是啊。”憲子也說。
那天夜裏，加賀並不想在盛岡投宿。除了那封信的因素外，他也並不認為通子還在盛岡。所以，他搭了當天二十一點三十分盛岡開出的下行列車“初雁二十一號”，再度回到青森。到達青森的時候，是二十三點五十四分。
旅館的大門都已經關上，燈也熄了。加賀在新町路走了很久，才看到一家專門給情侶投宿的旅館，他經過一番請求，才住了進去。雖然通子在信裏叫加賀不要找她，但是加賀實在不能不去找。加賀認為釧路那邊一定出了什麽事：把通子卷入麻煩事件的導火點，一定就在釧路。既然已經來到這裏了，怎麽可以不去追查一下呢?
他事先調查過，知道上午七點三十分，有一班青函聯絡船會從青森開出，所以第二天一早就起床了。這艘聯絡船到達函館的時間是十一點二十分。
加賀的眼睛看著聯絡船窗外的波浪，腦子不斷在思考和通子有關的事。當他看到津輕半島時，船開始緩緩往後退。
通子的信裏麵有些說不通的地方。
信裏寫著：“我是有病的人……我想你是知道這一點……”還有，“我不會有問題的，即使孤身一人也能夠處理所有的事情，所以，請你不要找我。”
加賀從胸前的口袋裏把信拿出來，從頭又看了一次。既然知道自己有病，還可以“孤身一人也能夠處理所有的事情”嗎?身為警官的自己，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有病的女人獨自在日本全國逃亡嗎?
“聽說你們已經離婚了。之前我竟然不知道。”憲子一邊說，一邊拿來已經打開蓋子的糖罐。“你們的感情不是很好嗎?為什麽會離婚呢?”還是被憲子開口問了。
“原因很多。”加賀這樣回答這個討厭的問題，腦子裏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五年前的事情。
通子說出那樣的話，對加賀來說不啻晴天霹靂。“我想我們不行了。”
“什麽不行了?”加賀當時不以為然地隨口反問。他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晴朗的十一月的星期天上午。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能這樣在一起生活了。”聽到通子這樣的回答，加賀驚訝得說不出話。
雖然他沒有信心讓通子過著心滿意足的生活，卻覺得他們的共同生活應該可以順利地持續下去。當時的她，仍然熱衷於一直以來都很喜愛的鍍金工藝，還去銀座參觀了“釧路濕地之鶴”的攝影展。而加賀自己則過著忙碌的刑警生活，每天都很晚才回到家裏。通子當時的生活，看起來是相當充實的。
那天的話，就隻說到那裏，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的感情……不，應該說是通子對加賀的感情，好像越來越疏遠。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形隻能讓人如此判斷。直到現在加賀還是不明白分手的原因，所以即使憲子問了，他也無法說明。
那一席話之後，過了半年左右，他們終於離婚了。離婚時，通子說了一句謎一般的話，加賀現在都還記得。她說：“如果沒有去看鶴的攝影展，就不會這樣了。”
加賀反複咀嚼這句話的意思，認為通子大概是去看了鶴的攝影展後，心中隻想著如何通過鍍金工藝來表現鶴的神態，所以才會說出那樣的話。
從那個攝影展回來以後，通子變得沉默了。原本是個開朗的女性，卻突然變得不愛說話。加賀下班回家時，經常看到她坐在陰暗的屋內，隻開著手邊的小燈，專心地描繪鶴的姿態。
“原因很多?”憲子又問，加賀露出了苦笑，“我似乎不該問的。”
“已經是五年前的事情，我忘了。”
“騙人，那麽重要的事怎麽可能忘了！”她靠著藤椅的椅背，藤椅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沒辦法，忘了就是忘了。”加賀喃喃自語般地說。通子也喜歡藤藝。
“不談這個了。這次通子來的時候，是什麽樣子的?和以前一樣嗎?”
“不，完全變了。她的臉色蒼白，幾乎一句話也不說。”
果然!加賀不禁這樣想。信裏的語氣還算開朗，事實上卻不是那樣的。
“我忍不住想問她為什麽會變成那樣。”
“你也是五年沒有見到她了嗎?”
“不是。這幾年來她來過幾次，但都是一個人來的。這一次和上一次大概相隔了一年左右。”
“她寫好信後，就立刻離開了嗎?”
“嗯，大概在店裏待了一個小時吧!她一直坐在你現在坐的位子上，寫完信後，就看著河麵，要離開這裏的時候才把信交給我。她說：如果你一個月內來這裏，就把這封信交給你；如果你沒有在一個月內來這裏，就把這封信燒掉。”
“她說過她要去哪裏嗎?”
“沒說。不過，我問過她會不會在盛岡待一陣，她默默地搖了搖頭。”
“她看起來像是要旅行嗎?”
“嗯，她身邊有個旅行袋。”
“是褐色的旅行袋嗎?”
“是吧。”
“隻有一個旅行袋嗎?”
“我想是一個沒錯。”
“穿外套了嗎?”
“沒有穿外套。她穿得有點單薄。”
“上衣呢?”
“是夾克衫吧。”
“什麽顏色的?”
“我想是藍色的。”
“下麵呢?”
“你在問她是不是穿了裙子嗎?我想她好像是穿著深灰色的裙子。”
“還有灰色的襪子。”
“對。你都已經知道了啊?”
“夾克衫的下麵，是芥末色的襯衫嗎?”
“這個嘛……記不了這麽多了。真不愧是刑警。你在追查通子的什麽事嗎?”
憲子好像不知道夕鶴九號事件。
“我沒有追查她。她在信裏也叫我不要調查她的事。”
“是嗎?那封信是怎麽一回事?”
“誰知道，她是在開玩笑吧。她一直很喜歡開玩笑的。”
“是啊。”憲子也說。
那天夜裏，加賀並不想在盛岡投宿。除了那封信的因素外，他也並不認為通子還在盛岡。所以，他搭了當天二十一點三十分盛岡開出的下行列車“初雁二十一號”，再度回到青森。到達青森的時候，是二十三點五十四分。
旅館的大門都已經關上，燈也熄了。加賀在新町路走了很久，才看到一家專門給情侶投宿的旅館，他經過一番請求，才住了進去。雖然通子在信裏叫加賀不要找她，但是加賀實在不能不去找。加賀認為釧路那邊一定出了什麽事：把通子卷入麻煩事件的導火點，一定就在釧路。既然已經來到這裏了，怎麽可以不去追查一下呢?
他事先調查過，知道上午七點三十分，有一班青函聯絡船會從青森開出，所以第二天一早就起床了。這艘聯絡船到達函館的時間是十一點二十分。
加賀的眼睛看著聯絡船窗外的波浪，腦子不斷在思考和通子有關的事。當他看到津輕半島時，船開始緩緩往後退。
通子的信裏麵有些說不通的地方。
信裏寫著：“我是有病的人……我想你是知道這一點……”還有，“我不會有問題的，即使孤身一人也能夠處理所有的事情，所以，請你不要找我。”
加賀從胸前的口袋裏把信拿出來，從頭又看了一次。既然知道自己有病，還可以“孤身一人也能夠處理所有的事情”嗎?身為警官的自己，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有病的女人獨自在日本全國逃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