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8章、蒙古，叫人心疼的版圖
蒙古從中國版圖的實質分離出去，從鴉片戰爭之後就是開始，但真正讓蒙古野心勃發的，還是當以庫倫集團的所謂“蒙古獨立運動”為最明晰的分水嶺。
早在1911年7月，也就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當年，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會盟為名，在庫倫召開四盟王公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外蒙古獨立，並派遣以杭達多爾濟、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為首的代表團，秘密前往俄國的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政府的特別 “庇護”，以求“接納喀爾喀於俄國保護之下”。
同年7月30日，杭達多爾濟率領一個代表團帶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向俄國“要求武裝援助”的信件去俄國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團抵達彼得堡，經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國內閣總理大臣商談，沙皇政府於8月17日舉行的遠東問題特別會議決定：“帝國政府……，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經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勿與其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會議還允諾：“將支持他們為捍衛外蒙喀爾喀之獨特製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
1912年年9月3日，俄國外交部指派俄國駐華公使廓索慈為全權代表，前往庫倫與外蒙古當局單獨訂約。同年11月3日，在俄國挾持下，外蒙古當局與俄國簽訂了對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該地享有的控製權及各項特權作了明確的規定：
“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準中國軍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植蒙地之權利”。
在協約簽訂之時，蒙古大臣達喇嘛曾一再強烈要求將蒙古明明白白地寫明為獨立國身份，並將內蒙古也列入大蒙古版圖。但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俄國這次並未接受這個要求，而是仍以“中國為蒙古宗主國”為基礎簽訂了協約。
直到1915年6月，中俄代表及外蒙當局在恰克圖簽訂了正式的22條，蒙古從此事實上正式脫離了中國版圖。
其中一，“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無權與各外國訂立政治及土地關係之國際條約”，但有“辦理一切內政並與各外國訂立關於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國際條約及協約之專權”；三，中國貨物運入外蒙古須納內地貨捐，洋貨由外蒙古運入中國內地，應照1881年之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所定之關稅交納；四，中國屬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國官員審理，蒙人與中國屬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員會同審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是在朝鮮戰爭中一戰揚威，同時針對新中國前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有了最為痛徹心扉的認識，從而也所有有著分離傾向的地區，不僅加大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投入，對任何試圖分裂國家和完整主權的分裂分子都以鐵腕。但蒙古卻是在綜合因素共同作用下，是至今唯一無能為力的一處曆史傷痛。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蒙古獨立在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獨立在後，再說什麽也都是昨日黃花了。
但在蒙古分裂出去的整個進程中，沙皇俄國以及後來的斯大林政權作為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禍首，卻是鐵定逃脫不了幹係的。
也正因為如此，蒙古在成為前蘇聯鐵壁保護下的所謂“獨立國家”後，事實上不過還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雖然她有自己的政府，但總理的人選、任命均由老大哥說了算。雖然成建製地擁有自己的軍隊，但完全聽命於他人。其開國領袖蘇赫巴特爾就是因為民族精神過於突出，並一直謀求真正的“翻身農奴得解放”，而在蒙古所謂的“獨立紀念日”的頭一年，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醫院。
在整個前蘇聯時代，蒙古前後竟有10名上位總理，因為反對前蘇聯的政策而大多都是以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陸續離奇死亡。其官方文字改為俄文字母拚寫，原有文字被廢除。在所謂 “獨立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的黃教，最後的結局同樣也難逃滅頂之災，龐大的喇嘛集團被勒令集體還俗，不從者而被追殺的無數黃教喇嘛，有很多最後都是暴屍荒郊。
所以，突擊營蒙古支隊自從悄然殺入蒙古境內之後，與其說一直遊走、潛行於蒙古各旗勢力範圍中，還不如說是一直都在與當地的俄國駐軍勢力抗衡和周旋。
應該說，開始的時候，由於高誌遠貫徹突擊營整個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堅決地將自己徹底放低到最下層，所以直到騎一軍出現，俄國還一直誤以為他們不過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麽是為了躲避民國政府的追剿，要麽就是為了逃開西進的日軍追殺，才逃進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階段“韜光養晦”的蒙古支隊，這次突然以大集團行軍一路向中蒙邊境遊擊，沿途還趁勢剿滅了一些占山為王的馬匪、領主武裝和被後世稱為“車匪路霸”的攔路搶劫者，這才引起了各方勢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為緊張的，自然是蒙古境內的各級蘇聯紅軍武裝。當然，這時候的蘇聯紅軍在蒙古還是遵照最高蘇維埃指示，處事還是非常低調的，隻要其他勢力還左右不了蒙古，他們一般都以隱居喬裝為主。
當鋪天蓋地的的突擊營騎一師以一個重裝騎兵團、一個輕騎團，旋風般刮過蒙古大戈壁時，秘密駐紮在阿爾泰山脈的一支由一個騎兵團、兩個山地營和一個步兵團、一個火炮營組成的蘇聯紅軍，曾經一度十分慌張，一麵急電烏蘭巴托蘇聯駐軍總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麵準備進行緊急攔截和防禦。
不過，高誌遠很快就脫離了接觸，忽左忽右，飄忽不定，直到突然現身在內蒙的阿拉善左旗，蘇聯紅軍方才長出一口氣。
這支蘇聯武裝的阿爾泰駐軍最高指揮官格裏高利是一個典型的哥薩克，但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事政治家。當偵察兵報回來的消息是內蒙的德王集團已經行動起來，這家夥頓時撚著他上唇特有的哥薩克胡子笑了起來。
“德王，是那個一心夢想要回到我們懷抱的德穆楚克棟魯普老家夥嗎？哈哈，他倒是一位賽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們可以歇歇氣了，該讓這個老家夥去自己煩惱了。”
“噢，格裏高利，德王那家夥就是一個老狐狸，你可別對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們的偵察員回來，說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經將上海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派了過去，正式對外宣稱成立了大日本國德王辦事處，他不會來找我們了。”
說話的是格裏高利的參謀長、同為頓河兩岸哥薩克騎兵的羅莫羅索夫，雖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卻有一個顯赫的經曆，曾在布瓊尼騎兵軍中擔任過主力團長。
“田中隆吉，噢，一個喪家之犬嗎？”
格裏高利放下捋著胡須的大手，從褲兜裏摸出一支煙鬥，嘴角不覺浮現出一陣鄙夷的微笑來：
“這個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敗前就被徘徊了關東。不然的話，中國的那個神秘將軍釋放的上海戰俘名單中，就該也填上這個猴子的名字了。他媽的，他這麽一摻和進來，還真是叫人有些頭疼啊。”
這兩位蘇聯紅軍蒙古秘密占領軍頭頭，嘴裏說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謂的“蒙古獨立運動”中，主張獨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對內蒙的劃分上，叫囂得最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貴族。在此後的突擊營建國蒙古的進程中，這位臭名昭著但也頗有聲望的分裂分子，將給孟遙帶來了無盡的麻煩。當然，這是後話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棟魯普，孛兒隻斤氏，公元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出生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他的父親名為那木濟勒旺楚克，世襲該旗的郡王。其父於1908年去世後，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襲製度，封他為蘇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加封他為蘇尼特右旗紮薩克和碩都棱親王。
應該說，在德王的成長過程中，正是晚清中國社會最為黑暗和飽受列強欺淩的時期。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德王有著比他的前輩更為濃烈的民族意識，窮其一生為他的所謂“獨立和自治”搖旗呐喊，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朝政府對內蒙古實行的是放墾開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時期，為了在該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強，不僅增設了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 1928年更是改為權力更大、範圍也更廣的行省製度，到處設立墾務局，從而引發了大麵積的抵製、反抗放墾鬥爭。
自1929年起，境內先後有前郭爾羅旗陶克陶胡起義抗墾，科左前旗嘎達梅林抗墾，西部烏審旗白音賽音起義抗墾，準噶爾旗丹丕爾起義抗墾，紮薩克旗旺丹尼瑪起義抗墾，達拉特旗胡爾嘎起義抗墾，1943年伊盟七旗聯合抗墾等。
這也為時年不過二十多歲的德王提出所謂的“改革旗政，出問蒙事”的夢想，無形中提供了廣闊的現實舞台。
1930年，以吳鶴齡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滿國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內蒙古各盟、旗代表組成了龐大的內蒙古代表團，前往南京舉行聲勢浩大的請願。
時任錫副盟長的德王立即抓住時機，聯合錫盟盟長索特那木拉布丹、烏盟盟長雲丹旺楚克、伊盟盟長沙格德爾紮布會商，趁機通電宣布成立所謂的“蒙政會”。以雲王為委員長，索王、沙王為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長。實際上，整個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辦。同年10月，各盟旗選派代表赴京請願國民黨中央批準“蒙政會”。
與此同時，德王還派私人代表秘密麵見蔣介石，一方麵報告日本人進出西蒙地區的情報，表麵請示實則威脅，用這種手法從南京政府和日本滿疆政府中騙得了多種請撥經費和名目繁多的軍費開支。
這樣聲勢浩大而又兩麵暗中使勁的一場所謂獨立運動，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階層和各派的一致讚同、支持。
1934年3月，正於中國工農紅軍打得不可開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準成立“蒙政會”，並在其後的四月間在百靈廟舉行了隆重蒙政會成立典禮。蒙政會委員中包括白雲梯、克興額、吳鶴齡等國民黨中央黨政官員，也有阿拉坦鄂齊爾、達理紮雅、郭爾卓爾紮布、卓特巴紮普、尼瑪鄂特索爾、榮祥等各盟旗執政王公。還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為工作人員。
由德王發動和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終於修成了“蒙政會”這樣的正果，也不得不讓人感慨真是亂世出英雄，亂世俱是奸雄橫行啊。
不過，猶如一陣旋風刮過的突擊營騎兵軍，對德王而言同樣也是虛驚一場。除了一路呼嘯而過之時，順手又捎帶著滅了一些匪患之後，壓根就沒有任何逗留的意思，連所有軍隊慣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雞犬不寧的現象都沒有，仿佛真如他們自我宣傳的那樣，“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於是，真正坐臥不安的，最後隻剩下三個人了。
沒錯，正是曆史上那三位坐擁青海、寧夏、甘肅等西北重鎮的“三匹惡馬”——馬步芳、馬步青和馬鴻逵。
原因不說都知道，因為像一路旋風刮來的騎兵軍，一路走，一路都沒有停過。可是到了西北境內，他們卻突然停了下來，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們正在調兵遣將的各個要隘上，有時走走，有時停停，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麽。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來自南京的急電，既讓這三匹“惡馬”打出一口氣，又讓他們從心眼裏泛起一陣陣的苦水。
電文不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嚴厲和直言不諱：
“著令西北各部，對突然入境的不明騎兵武裝，決不可輕舉妄動，違令者將嚴懲不貸。”
這是為什麽呢？
電文之後，終於有軍政部大佬以私人名義打來了一個暗示電話：“委員長猜測，前日孟遙將軍言明將去西北自行考察，很可能與此事有關。”
他媽那個巴子，如果真是這位爺大駕光臨，誰還敢太歲頭上動土啊。
馬步青、馬步芳和馬鴻逵關起門來商量了半天，最後都是以苦笑一聲了之。
蒙古從中國版圖的實質分離出去，從鴉片戰爭之後就是開始，但真正讓蒙古野心勃發的，還是當以庫倫集團的所謂“蒙古獨立運動”為最明晰的分水嶺。
早在1911年7月，也就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當年，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會盟為名，在庫倫召開四盟王公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外蒙古獨立，並派遣以杭達多爾濟、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為首的代表團，秘密前往俄國的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政府的特別 “庇護”，以求“接納喀爾喀於俄國保護之下”。
同年7月30日，杭達多爾濟率領一個代表團帶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向俄國“要求武裝援助”的信件去俄國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團抵達彼得堡，經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國內閣總理大臣商談，沙皇政府於8月17日舉行的遠東問題特別會議決定：“帝國政府……，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經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勿與其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會議還允諾：“將支持他們為捍衛外蒙喀爾喀之獨特製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
1912年年9月3日，俄國外交部指派俄國駐華公使廓索慈為全權代表，前往庫倫與外蒙古當局單獨訂約。同年11月3日，在俄國挾持下，外蒙古當局與俄國簽訂了對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該地享有的控製權及各項特權作了明確的規定：
“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準中國軍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植蒙地之權利”。
在協約簽訂之時，蒙古大臣達喇嘛曾一再強烈要求將蒙古明明白白地寫明為獨立國身份，並將內蒙古也列入大蒙古版圖。但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俄國這次並未接受這個要求，而是仍以“中國為蒙古宗主國”為基礎簽訂了協約。
直到1915年6月，中俄代表及外蒙當局在恰克圖簽訂了正式的22條，蒙古從此事實上正式脫離了中國版圖。
其中一，“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無權與各外國訂立政治及土地關係之國際條約”，但有“辦理一切內政並與各外國訂立關於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國際條約及協約之專權”；三，中國貨物運入外蒙古須納內地貨捐，洋貨由外蒙古運入中國內地，應照1881年之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所定之關稅交納；四，中國屬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國官員審理，蒙人與中國屬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員會同審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是在朝鮮戰爭中一戰揚威，同時針對新中國前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有了最為痛徹心扉的認識，從而也所有有著分離傾向的地區，不僅加大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投入，對任何試圖分裂國家和完整主權的分裂分子都以鐵腕。但蒙古卻是在綜合因素共同作用下，是至今唯一無能為力的一處曆史傷痛。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蒙古獨立在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獨立在後，再說什麽也都是昨日黃花了。
但在蒙古分裂出去的整個進程中，沙皇俄國以及後來的斯大林政權作為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禍首，卻是鐵定逃脫不了幹係的。
也正因為如此，蒙古在成為前蘇聯鐵壁保護下的所謂“獨立國家”後，事實上不過還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雖然她有自己的政府，但總理的人選、任命均由老大哥說了算。雖然成建製地擁有自己的軍隊，但完全聽命於他人。其開國領袖蘇赫巴特爾就是因為民族精神過於突出，並一直謀求真正的“翻身農奴得解放”，而在蒙古所謂的“獨立紀念日”的頭一年，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醫院。
在整個前蘇聯時代，蒙古前後竟有10名上位總理，因為反對前蘇聯的政策而大多都是以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陸續離奇死亡。其官方文字改為俄文字母拚寫，原有文字被廢除。在所謂 “獨立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的黃教，最後的結局同樣也難逃滅頂之災，龐大的喇嘛集團被勒令集體還俗，不從者而被追殺的無數黃教喇嘛，有很多最後都是暴屍荒郊。
所以，突擊營蒙古支隊自從悄然殺入蒙古境內之後，與其說一直遊走、潛行於蒙古各旗勢力範圍中，還不如說是一直都在與當地的俄國駐軍勢力抗衡和周旋。
應該說，開始的時候，由於高誌遠貫徹突擊營整個蒙古方略力度很大，也很堅決地將自己徹底放低到最下層，所以直到騎一軍出現，俄國還一直誤以為他們不過是一支小小的流寇而已，要麽是為了躲避民國政府的追剿，要麽就是為了逃開西進的日軍追殺，才逃進這茫茫的草原和大戈壁。
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階段“韜光養晦”的蒙古支隊，這次突然以大集團行軍一路向中蒙邊境遊擊，沿途還趁勢剿滅了一些占山為王的馬匪、領主武裝和被後世稱為“車匪路霸”的攔路搶劫者，這才引起了各方勢力的高度注意。
首先最為緊張的，自然是蒙古境內的各級蘇聯紅軍武裝。當然，這時候的蘇聯紅軍在蒙古還是遵照最高蘇維埃指示，處事還是非常低調的，隻要其他勢力還左右不了蒙古，他們一般都以隱居喬裝為主。
當鋪天蓋地的的突擊營騎一師以一個重裝騎兵團、一個輕騎團，旋風般刮過蒙古大戈壁時，秘密駐紮在阿爾泰山脈的一支由一個騎兵團、兩個山地營和一個步兵團、一個火炮營組成的蘇聯紅軍，曾經一度十分慌張，一麵急電烏蘭巴托蘇聯駐軍總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麵準備進行緊急攔截和防禦。
不過，高誌遠很快就脫離了接觸，忽左忽右，飄忽不定，直到突然現身在內蒙的阿拉善左旗，蘇聯紅軍方才長出一口氣。
這支蘇聯武裝的阿爾泰駐軍最高指揮官格裏高利是一個典型的哥薩克，但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事政治家。當偵察兵報回來的消息是內蒙的德王集團已經行動起來，這家夥頓時撚著他上唇特有的哥薩克胡子笑了起來。
“德王，是那個一心夢想要回到我們懷抱的德穆楚克棟魯普老家夥嗎？哈哈，他倒是一位賽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們可以歇歇氣了，該讓這個老家夥去自己煩惱了。”
“噢，格裏高利，德王那家夥就是一個老狐狸，你可別對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們的偵察員回來，說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經將上海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派了過去，正式對外宣稱成立了大日本國德王辦事處，他不會來找我們了。”
說話的是格裏高利的參謀長、同為頓河兩岸哥薩克騎兵的羅莫羅索夫，雖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卻有一個顯赫的經曆，曾在布瓊尼騎兵軍中擔任過主力團長。
“田中隆吉，噢，一個喪家之犬嗎？”
格裏高利放下捋著胡須的大手，從褲兜裏摸出一支煙鬥，嘴角不覺浮現出一陣鄙夷的微笑來：
“這個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敗前就被徘徊了關東。不然的話，中國的那個神秘將軍釋放的上海戰俘名單中，就該也填上這個猴子的名字了。他媽的，他這麽一摻和進來，還真是叫人有些頭疼啊。”
這兩位蘇聯紅軍蒙古秘密占領軍頭頭，嘴裏說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謂的“蒙古獨立運動”中，主張獨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對內蒙的劃分上，叫囂得最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貴族。在此後的突擊營建國蒙古的進程中，這位臭名昭著但也頗有聲望的分裂分子，將給孟遙帶來了無盡的麻煩。當然，這是後話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棟魯普，孛兒隻斤氏，公元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出生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他的父親名為那木濟勒旺楚克，世襲該旗的郡王。其父於1908年去世後，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襲製度，封他為蘇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加封他為蘇尼特右旗紮薩克和碩都棱親王。
應該說，在德王的成長過程中，正是晚清中國社會最為黑暗和飽受列強欺淩的時期。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德王有著比他的前輩更為濃烈的民族意識，窮其一生為他的所謂“獨立和自治”搖旗呐喊，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朝政府對內蒙古實行的是放墾開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時期，為了在該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強，不僅增設了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 1928年更是改為權力更大、範圍也更廣的行省製度，到處設立墾務局，從而引發了大麵積的抵製、反抗放墾鬥爭。
自1929年起，境內先後有前郭爾羅旗陶克陶胡起義抗墾，科左前旗嘎達梅林抗墾，西部烏審旗白音賽音起義抗墾，準噶爾旗丹丕爾起義抗墾，紮薩克旗旺丹尼瑪起義抗墾，達拉特旗胡爾嘎起義抗墾，1943年伊盟七旗聯合抗墾等。
這也為時年不過二十多歲的德王提出所謂的“改革旗政，出問蒙事”的夢想，無形中提供了廣闊的現實舞台。
1930年，以吳鶴齡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滿國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內蒙古各盟、旗代表組成了龐大的內蒙古代表團，前往南京舉行聲勢浩大的請願。
時任錫副盟長的德王立即抓住時機，聯合錫盟盟長索特那木拉布丹、烏盟盟長雲丹旺楚克、伊盟盟長沙格德爾紮布會商，趁機通電宣布成立所謂的“蒙政會”。以雲王為委員長，索王、沙王為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長。實際上，整個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辦。同年10月，各盟旗選派代表赴京請願國民黨中央批準“蒙政會”。
與此同時，德王還派私人代表秘密麵見蔣介石，一方麵報告日本人進出西蒙地區的情報，表麵請示實則威脅，用這種手法從南京政府和日本滿疆政府中騙得了多種請撥經費和名目繁多的軍費開支。
這樣聲勢浩大而又兩麵暗中使勁的一場所謂獨立運動，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階層和各派的一致讚同、支持。
1934年3月，正於中國工農紅軍打得不可開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準成立“蒙政會”，並在其後的四月間在百靈廟舉行了隆重蒙政會成立典禮。蒙政會委員中包括白雲梯、克興額、吳鶴齡等國民黨中央黨政官員，也有阿拉坦鄂齊爾、達理紮雅、郭爾卓爾紮布、卓特巴紮普、尼瑪鄂特索爾、榮祥等各盟旗執政王公。還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為工作人員。
由德王發動和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終於修成了“蒙政會”這樣的正果，也不得不讓人感慨真是亂世出英雄，亂世俱是奸雄橫行啊。
不過，猶如一陣旋風刮過的突擊營騎兵軍，對德王而言同樣也是虛驚一場。除了一路呼嘯而過之時，順手又捎帶著滅了一些匪患之後，壓根就沒有任何逗留的意思，連所有軍隊慣常的走一路一路都要雞犬不寧的現象都沒有，仿佛真如他們自我宣傳的那樣，“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於是，真正坐臥不安的，最後隻剩下三個人了。
沒錯，正是曆史上那三位坐擁青海、寧夏、甘肅等西北重鎮的“三匹惡馬”——馬步芳、馬步青和馬鴻逵。
原因不說都知道，因為像一路旋風刮來的騎兵軍，一路走，一路都沒有停過。可是到了西北境內，他們卻突然停了下來，而且恰恰偏偏停在了他們正在調兵遣將的各個要隘上，有時走走，有時停停，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麽。
而更要命的是，一封接一封來自南京的急電，既讓這三匹“惡馬”打出一口氣，又讓他們從心眼裏泛起一陣陣的苦水。
電文不僅多、快，而且前所未有的嚴厲和直言不諱：
“著令西北各部，對突然入境的不明騎兵武裝，決不可輕舉妄動，違令者將嚴懲不貸。”
這是為什麽呢？
電文之後，終於有軍政部大佬以私人名義打來了一個暗示電話：“委員長猜測，前日孟遙將軍言明將去西北自行考察，很可能與此事有關。”
他媽那個巴子，如果真是這位爺大駕光臨，誰還敢太歲頭上動土啊。
馬步青、馬步芳和馬鴻逵關起門來商量了半天，最後都是以苦笑一聲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