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軍入關，定都北京。在京城內實行旗、民分城居住製度。經過順治五年至六年(1648—1649年)的大規模清理，原來居住在內城的漢人無論 官民都被盡數驅趕到外城(又稱南城)居住注2。內城從此成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貴族、官兵的聚居區。形成了清代京城獨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駐於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稱“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銳的部分，在八旗內也享有高於外省駐防的地位和待遇。他們均根據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體方位是：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清政府還以皇城(紫禁城)為中線，將八旗劃分為左、右兩翼：鑲黃、正白、鑲白和正藍四旗位於城東，為左翼四旗；正黃、正紅、鑲紅和鑲藍四旗位於城西，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區內又分汛地，汛地內又設堆撥，汛地與堆撥之間設立柵欄，京城的九座城門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時啟閉，清政府還將明朝時建立在城內的會館、戲院悉數遷出，嚴禁在城內開設戲院、賭場，使整個北京內城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兵營。這樣的居住格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盡管在清中葉以後，八旗禁旅的軍事職能逐漸減弱，旗與旗之間的變動也逐漸增多，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對京城實行大規模改建之前，卻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叢書中的內城部分分為三卷，一卷《宅門兒·府門兒》是為宗室王公卷，另外兩卷則都是為八旗官兵後裔所做的訪談，由於這部分訪談人數多、分量重，隻能再分兩卷，而如何將這個自成一體的人群劃分開來，是一件頗躊躇之事，最後的決定，是將其中關於婦女的口述單獨提出，另編成冊。究其原因，旗人婦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處，我對這個人群最熟悉，也花費過最多的心力，對於她們與男人的不同，也有著很深切的體會。
按照性別來將旗人後裔的訪談分成兩卷，是我做的一個新嚐試。這樣的劃分，使原先隻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類，呈現出了另一種樣貌，具體地說，就是將京城旗人女性獨特的氣質，鮮明地呈現出來，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也因此而被襯托和凸顯出來。僅僅是簡單的重新分類，就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這是連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預料到的。
獨具特色的京味兒，在八旗男性與女性的後代身上，有不同的體現，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同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同的側麵，這兩個側麵，幾百年來同處於八旗製度中，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論述，卻大多隻關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麵，這對於了解八旗子弟這個群體，當然是不全麵的。
本書以“胡同裏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這些被訪者的兩個特征。其一是“胡同裏”，特指這些被訪者居住的獨特地域，即北京內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齡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說：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這樓群裏頭找不著，一百戶裏邊也沒有一戶老北京人，全是全國各地的，四麵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裏頭有，還真有。您瞅，由東單說，一直到北新橋，一個胡同一個胡同一個胡同，到現在也算上，什麽樣兒的家庭都有，高級點兒的、中級點兒的、低級點兒的，都有。都是純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麽多了，還是有。
講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後裔)與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關係。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謂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婦女，這是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卻最能表現出旗人婦女特有的氣質和風韻。
盡管旗人女性無論在京師內城還是郊區，也無論在京師還是外省的八旗駐防地，或者東北三將軍的統治區，都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同於漢人和其他族群婦女的典型特征，但作為占據八旗總數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們的妻女，仍有著與生活於其他地區的婦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清朝覆亡之後，雖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經曆了“從富貴與悠然的境地突然墮入貧窮”的巨大轉變，但駐守於全國各地的旗人遭遇並不完全一樣，具體到京旗，並沒有如西安、杭州等處旗營那樣遭受戰火的屠戮，給他們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餉(也就是“鐵杆莊稼”)被裁停之後生計的貧困之外，就是在求學、就業等方麵受到的歧視，這導致他們不得不隱姓埋名，改寫民族成分，並最終如“水銀瀉地”般地消失在漢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書選取的7名滿族旗人後裔中，除了從外省駐防城逃來京師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餘的6名，隻有吳效蘭女士一人報了滿族，其餘5名，雖然是最有旗人味兒的“姑奶奶”，卻都報了漢族。作為漢軍旗人後代的一對姐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漢族人，蒙古八旗的後代更是理所當然地回歸到蒙古人中間。這一現象的意義，不僅僅是為族群認同問題添加某些材料，還尤其在於，它為北京旗人在民國年間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動的佐證。
然而，即使他們將民族成分改成了漢族，但“姑奶奶”的特點在她們身上卻仍清晰可見。這表現在她們由於生長在天子腳下，有見過世麵的大氣和見識，也表現在她們由於男人長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錘煉出的果斷能幹和堅忍。當然也有另一方麵，在嚴格按旗劃界的京城，她們的社會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對封閉和狹小的特征，以及由於祖祖輩輩靠“鐵杆莊稼”生活造成的貪圖享受、講求排場的毛病。凡此種種，在本書10篇11名婦女的口述中，有著具體的體現。而在這種種特點中尤為突出的還是她們的口才，幾乎所有我訪談過的旗人婦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點，加上北京話生動、流利的表現力，作為以口述來表現的人群，確實是再合適不過了。
本書中有6篇口述來自《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諸多注釋；還有4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需說明的是，這4篇訪談在體例上，與後來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當時的訪談沒有納入我的問話，這雖然遺憾，卻已很難彌補。至於標題、格式等，我都盡量做了改正，力求與後來的體例統一。訪談者按中有些是原來的，也有些做了補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說明。
考慮到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況，僅憑口述的說明很難明白，本書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繪圖的方式，將她們所住的地點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們活動的主要範圍和街巷名稱予以表述，以期達到一目了然的效果，這是本書所做的又一個嚐試，因為這些圖示將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閉、狹窄的特點體現無遺，是比用文字和語言都更直觀也更生動的表達方式。需特別說明的是,這些手繪圖都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蘇柏玉同學所繪,特此致謝!
我曾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為《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受到了書中一位被訪者、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張壽崇先生的批評，說這個名字太悲觀、太消極，但剛剛說完此話不久，年近80歲的他就倏然仙逝。這讓我更深切地感覺到，滿族這個族名還在，但殘存在這些老人記憶中的、這個民族在一個已逝時代的生活、文化和觀念，都已經隨著這些老人的離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將一去不複返，永遠無法再回憶、再複製。在這裏謹向已故的張壽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們致以深深的敬意，願他們的在天之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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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叢書中的內城部分分為三卷，一卷《宅門兒·府門兒》是為宗室王公卷，另外兩卷則都是為八旗官兵後裔所做的訪談，由於這部分訪談人數多、分量重，隻能再分兩卷，而如何將這個自成一體的人群劃分開來，是一件頗躊躇之事，最後的決定，是將其中關於婦女的口述單獨提出，另編成冊。究其原因，旗人婦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處，我對這個人群最熟悉，也花費過最多的心力，對於她們與男人的不同，也有著很深切的體會。
按照性別來將旗人後裔的訪談分成兩卷，是我做的一個新嚐試。這樣的劃分，使原先隻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類，呈現出了另一種樣貌，具體地說，就是將京城旗人女性獨特的氣質，鮮明地呈現出來，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也因此而被襯托和凸顯出來。僅僅是簡單的重新分類，就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這是連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預料到的。
獨具特色的京味兒，在八旗男性與女性的後代身上，有不同的體現，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同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同的側麵，這兩個側麵，幾百年來同處於八旗製度中，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論述，卻大多隻關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麵，這對於了解八旗子弟這個群體，當然是不全麵的。
本書以“胡同裏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這些被訪者的兩個特征。其一是“胡同裏”，特指這些被訪者居住的獨特地域，即北京內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齡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說：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這樓群裏頭找不著，一百戶裏邊也沒有一戶老北京人，全是全國各地的，四麵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裏頭有，還真有。您瞅，由東單說，一直到北新橋，一個胡同一個胡同一個胡同，到現在也算上，什麽樣兒的家庭都有，高級點兒的、中級點兒的、低級點兒的，都有。都是純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麽多了，還是有。
講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後裔)與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關係。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謂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婦女，這是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卻最能表現出旗人婦女特有的氣質和風韻。
盡管旗人女性無論在京師內城還是郊區，也無論在京師還是外省的八旗駐防地，或者東北三將軍的統治區，都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同於漢人和其他族群婦女的典型特征，但作為占據八旗總數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們的妻女，仍有著與生活於其他地區的婦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清朝覆亡之後，雖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經曆了“從富貴與悠然的境地突然墮入貧窮”的巨大轉變，但駐守於全國各地的旗人遭遇並不完全一樣，具體到京旗，並沒有如西安、杭州等處旗營那樣遭受戰火的屠戮，給他們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餉(也就是“鐵杆莊稼”)被裁停之後生計的貧困之外，就是在求學、就業等方麵受到的歧視，這導致他們不得不隱姓埋名，改寫民族成分，並最終如“水銀瀉地”般地消失在漢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書選取的7名滿族旗人後裔中，除了從外省駐防城逃來京師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餘的6名，隻有吳效蘭女士一人報了滿族，其餘5名，雖然是最有旗人味兒的“姑奶奶”，卻都報了漢族。作為漢軍旗人後代的一對姐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漢族人，蒙古八旗的後代更是理所當然地回歸到蒙古人中間。這一現象的意義，不僅僅是為族群認同問題添加某些材料，還尤其在於，它為北京旗人在民國年間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動的佐證。
然而，即使他們將民族成分改成了漢族，但“姑奶奶”的特點在她們身上卻仍清晰可見。這表現在她們由於生長在天子腳下，有見過世麵的大氣和見識，也表現在她們由於男人長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錘煉出的果斷能幹和堅忍。當然也有另一方麵，在嚴格按旗劃界的京城，她們的社會交往圈和婚姻圈具有相對封閉和狹小的特征，以及由於祖祖輩輩靠“鐵杆莊稼”生活造成的貪圖享受、講求排場的毛病。凡此種種，在本書10篇11名婦女的口述中，有著具體的體現。而在這種種特點中尤為突出的還是她們的口才，幾乎所有我訪談過的旗人婦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點，加上北京話生動、流利的表現力，作為以口述來表現的人群，確實是再合適不過了。
本書中有6篇口述來自《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此次出版添加了諸多注釋；還有4篇，采自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拙作《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需說明的是，這4篇訪談在體例上，與後來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當時的訪談沒有納入我的問話，這雖然遺憾，卻已很難彌補。至於標題、格式等，我都盡量做了改正，力求與後來的體例統一。訪談者按中有些是原來的，也有些做了補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說明。
考慮到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況，僅憑口述的說明很難明白，本書在每篇口述中都以手繪圖的方式，將她們所住的地點和在京城的位置,以及她們活動的主要範圍和街巷名稱予以表述，以期達到一目了然的效果，這是本書所做的又一個嚐試，因為這些圖示將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閉、狹窄的特點體現無遺，是比用文字和語言都更直觀也更生動的表達方式。需特別說明的是,這些手繪圖都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蘇柏玉同學所繪,特此致謝!
我曾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為《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受到了書中一位被訪者、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市宗教局)原副主任張壽崇先生的批評，說這個名字太悲觀、太消極，但剛剛說完此話不久，年近80歲的他就倏然仙逝。這讓我更深切地感覺到，滿族這個族名還在，但殘存在這些老人記憶中的、這個民族在一個已逝時代的生活、文化和觀念，都已經隨著這些老人的離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將一去不複返，永遠無法再回憶、再複製。在這裏謹向已故的張壽崇老人和其他逝去的老人們致以深深的敬意，願他們的在天之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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