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劉氏家族的堂號是藜照堂，由哪一代開始使用則無從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藜照堂這個堂號，劉氏家族已經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
在過去的年代裏，老北京的許多住宅大門口左上方都掛著一個長約尺餘的小木牌，上寫某某堂某，那就代表著他家的堂號，並且把這個堂號寫在家譜上顯要的位置。所謂家譜，就是把這個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譜上的人口隻計男不計女)一代一代地記錄下來，堂號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傳了多少代以後，隻要你仍然保留著家譜，不管走到哪裏看見人家大門口的堂號牌子，就能知道與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並且堂號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為堂號的沿用非常嚴格，各家族用的堂號極少有相同的。幾十年前的老北京經常有憑著家譜和堂號認本來素不相識的本家的。當然，這必須是兩廂情願，當時也有雖係同姓同宗同一堂號，因隔代較遠貧富相差懸殊而不願認本家的。總之，堂號已成曆史的名詞，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會沿襲下來的。它對保全和延續宗族的整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關於我們劉氏家族用的藜照堂，還有一個傳說。據說當年劉氏遠祖為了教子成名苦讀詩書，因家貧買不起夜間點燈的油，老人隻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來幫助兒子夜讀。後來兒子果然一舉成名做了高官，老人為了叫後輩子孫永遠記住改換門庭得來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號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劉槐庭
我的祖父劉槐庭(名侃)。上麵說過劉文祥接家屬到北京定居時有四個兒子，我祖父劉侃行六，看來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劉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聰明能幹和有創業能力的人。他當年隨父兄進京落戶定居時，年僅二十餘歲，正是宏圖大展之旺年。他自進京以後，積極幫助父親料理經營和熟悉業務知識，又經常隨父親出入於各滿清官僚政客內務府等大員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幾家內務府大員的賞識，都認為這個青年人有魄力，並且老誠可靠。當時大清內務府的大官都很有錢，但是所有的金銀財寶隻能長期放在自己的家裏。因為當時的大清律法有一條規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許經營任何與民爭利的買賣，也就是做官的不準當東家開設買賣。所以這夥想開個買賣謀求點私利又不敢公開當東家的官吏們，一下子就看準了這個年輕人。起初是積聚了幾家少量的錢財作為資本，名義上是幫助這個年輕有為的人把他們父子倆的換錢攤擴大經營成為店鋪，實際上也是他們想把自己積攢的死錢(金銀)變為活錢的一種嚐試。沒有想到這個初出茅廬的劉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間門麵的鋪麵房，把一個換錢的小攤擴大成為當時北京第一家兌換所形式的“恒和錢莊”。地址就在東四牌樓路西(今閩南餐廳)。由於當時這個錢莊地處北京的繁華區，又是第一家新興行業，給予社會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會上的公認和發展。它的主要業務是兌換錢幣，當年即獲得了較豐厚的利潤。劉槐庭深知給他拿錢開錢莊的東家們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將全年所得的利潤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給了東家們分享，他的這一舉動，又進一步地贏得了各東家們的信任，當時他們就表示會再增加投資擴大經營。劉槐庭胸有成竹地說出了他打算擴大經營匯兌和存貸款業務的計劃，就是由恒和錢莊出銀票將大宗銀兩變為銀票以便利貨幣的流通，同時還開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範圍內代付代匯的業務。他這一大膽的設想，在當時的北京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但是要比僅僅兌換錢幣的業務風險大得多，並且資金也必須雄厚，同時還要有後備力量的準備金。
本來劉槐庭認為他的這個發展兌換業的計劃不會很快得以實現，不料這幾個東家很快就答複了他，同意他的全盤規劃，並又集聚了較大一筆資金交給他擴大恒和錢莊的業務，因此劉槐庭得以大展宏圖，幾年以後不單把一間門麵的恒和錢莊發展成為五間新式門麵，因有幾十間房而全國聞名的大錢莊“恒和總號”，並且陸續在北京開設了三個分號：恒源、恒茂、恒興。人稱四大恒。恒和錢莊總號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兌換莊的原址上買地皮擴建的(今東四北大街閩南餐廳)。恒源錢莊也在東四，就是前麵寫的東四牌樓東南角(今永安藥店)。恒茂和恒興的地址據說也都在北京的東城地安門附近，詳細的地址就無從考查了。
……
劉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興起，主要當然是取決於他的創業才能和工作的認真與勤奮，現在分析起來，可能也與當時北京的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是當時的滿清政府由於政治腐敗開始走向衰亡，各方麵的建設都屬於落後狀況，錢莊的出現，無疑是給社會上各行各業以極大的便利，同時因為開創了存款付息的業務也起到了貨幣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當時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財萬貫金銀滿庫，這是劉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後盾，再加上劉槐庭聰敏過人的待人處世之道，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四大恒及其總經理劉槐翁(這是當時北京熟悉劉槐庭的人對他的敬稱)的業績很快就譽滿帝京，為很多人所稱頌。
……
劉文祥死後劉槐庭和他的兄弟們分居另過……為了去恒和錢莊方便，就在東四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買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門戶，專心經營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錢莊總號的一切業務。恒和錢莊從創業到停業他整整當了將近六十年的總經理，他活八十二歲，無疾而終。由於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後著道裝入殮。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經營當鋪和木廠的商人，因此他死後用的壽木極好。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因占地遷墳時他的壽木不但完好無損，就連表麵上的圖漆經用水衝洗後，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這在地下已經埋了將近四十年了。
劉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兩個兒子。長子劉宗淇，次子劉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劉槐庭六十歲那年因患傳染病母子二人相繼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歲開始隨劉槐庭到恒和錢莊學徒，在他將要接任總經理時，就碰上了一次變亂(1900年庚子變亂)，恒和錢莊曾遇上了兩次擠兌(大眾拿著恒和錢莊的銀票去恒和要求兌換白銀)，這舉動對錢莊來說，可謂遇到了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他當時不會把白銀存在錢莊，他放給各店鋪的借款當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總經理當時的應變能力和他有無堅強的後盾了。
這時候的劉槐庭心中有數，趕忙向各股東要求緊急支援。他要求各股東把家裏庫存的白銀拿來支援應急的辦法很特別，他隻要求將各家的白銀裝在車上往恒和錢莊門前一放，並不卸車，結果車一到門前，來擠兌的人一看錢莊有如此多的白銀大部分就都轉身走了，果然很順利地解救了一次相當大的危機。聽說當年恒和錢莊最大的一次擠兌危機是在1900年，那次聚積在門前擠兌的人有幾百人之多，各股東拉白銀用的轎車由東四恒和錢莊的門前一直排到東四十條口，當時此舉曾轟動京城，被人們所稱道。
這次是最大的一次擠兌，雖然又使恒和錢莊轉危為安，但是引起了劉槐庭的深思。那時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兒子繼承事業，他要退下來在家安度晚年享幾年清福，可是當時的時局動蕩不安，錢莊的風險性是相當大的，到那時自己的兒子未必應付得了。於是他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做出了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的決定。
自此之後，他征得股東們的同意，將恒和錢莊總號的業務逐漸壓縮，將其他的恒源、恒茂、恒興三個分號相繼停業，將各項壓縮下來的資金集中起來在東四六條口外大街上路東(今醫藥公司)開設了東恒肇當鋪和恒肇金店。他這樣做在當時有兩個原因：一是錢莊風險太大，怕將來自己的兒子應付不了；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內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經營當業的內行，當時在北京開有幾家當鋪，是當時北京社會上稱為常、劉、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劉槐庭將自己的事業和兒子都托給了舅爺，當然是放心的了。誰又能料到，劉槐庭晚年做出的這一決定，果然是給他的兒子劉禹臣奠定了發展當業的基礎，進而成就了劉氏家族兩代振興的創業史。
第一章(3)我的父親劉禹臣
我的父親劉禹臣(名宗浚)出生於1863年，是劉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劉槐庭晚年的獨子，幼年勤奮好學，性格剛直好鬥，每遇事總有自己的見解，從不落於人後。自幼隨父經營錢莊，壯年時又轉入當業。經常出入於官僚富豪之家，周旋於富商巨賈之間，很快便掌握了經營理財之道。由於他有不甘人後的性格和驚人的毅力，幾年之內他就創辦了東、西、南、北四個恒肇當，當業中新的四大恒出現了。這四個恒肇當的地址是：東恒肇當在東四北大街(現醫藥公司)；西恒肇當在西城錦什坊街；北恒肇當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當在前門一帶，因它開業不久即被火焚，以後未複業，故今地址不詳。
當業的四大恒開業後，在北京的當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當時北京的當鋪大部分都是門麵小資金不多，最多不過萬八千元的當物架本，而四大恒肇當的門麵大都是五間門麵，連同庫房客房計算在內都在五六十間左右。資金雄厚各家的當物架本都在幾萬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業的忌妒與排擠，甚至鬧得甥舅反目。
前文提過劉禹臣開基的當鋪東恒肇當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幫助建立的。高家當時在北京開有幾家當鋪，但都屬於中級水平，雖然是當業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氣，但資本並不雄厚。俗稱同行是冤家，他見自己幫助外甥開的當鋪門麵大資金厚，並且還有繼續擴張的形勢，那就必然影響到高家的聲望和利益。於是他一麵加緊對外甥劉禹臣施加各種壓力，對他在用人理財經營等方麵嚴格控製，另一方麵聯合其他同行想盡一切辦法限製和阻止其擴張和發展，最後鬧得甥舅二人隻好分道揚鑣。高立棠退出劉號的總管職務，對用人理財經營等事再不過問。
劉禹臣當年在事業方麵的遭遇不是一帆風順的，是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和拚搏的。而他在家庭內的遭遇也同樣是經過一段痛苦的掙紮才生存下來的，他在家庭裏的對頭是他的寡嫂，她處處為難他、迫害他。據說迫害最厲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藥想毒死他，後來因為被他的一個表侄媳看見後告了密才得免一死，這件事被揭發以後，他的寡嫂無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終精神錯亂，獨居於西跨院幾年後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劉家後幾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現在都沒有吃過它。
劉禹臣在中年受到內外兩方麵的排擠，這並沒有把他壓垮，反而使他更加堅強起來。自從他戰勝了內外對手之後，他的事業進取心更加堅定了，此後他的事業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風順，幾年之後又創辦了中和當(在地安門內煙袋斜街)，利源當(在東華門大街)，恒德當(在宣外大街)，恒盛當(在崇外花市)，福和當(在前外煤市街)，同仁當(在西單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連同東、西、北三個恒肇當，在北京發展經營了九家當鋪。另外還有一家常元當開辦最晚，經營的時間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創辦的最後一家當鋪，這家當鋪開業於1930年左右，是他專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劉俊卿、五女劉毓卿開設的。另外在天津發展了“四順”：恒順、天順、元順、和順四家當鋪。連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當鋪。他還在1929年左右去過一次大連，當時去的目的是準備在大連創立幾家當鋪，後因時局動蕩不定未能實現。但他在大連購置了四百間房產，成立了一個經營房地產的房產公司，派了一個叫傅海泉的去大連主管經營。他還在北京當業中創辦了“思豫堂保險會”，目的是當時北京的當鋪已有一百餘家，但每一遇到火災，不但損失慘重而且還要賠償當主的損失，因此有的當鋪遇火災後即無力複業。他有鑒於此，經過多方奔走與協商，並經官方批準，以當業公會的會員為基礎，創立了思豫堂保險會，每家以當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數額的保險金，如遇到火災則照損失的程度予以賠償。此舉當時曾贏得全體當業人員的擁護和稱讚。記得在他六十歲大慶的時候，思豫堂保險會全體人員曾送匾一塊，上書“卓識深遠”四個大字，以表彰他創辦之功績。
這時劉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變化，首先他把劉槐庭買的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陸續擴建成了三進大院帶後罩房共有百餘間的深宅大院，然後又把西隔壁兩個門牌的房院買下來與正院連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納500人的演戲大廳，前後還有西客廳和花廳可以同時設擺十桌酒席。總之他擴建的西院耗資數萬，隻是專供辦喜壽事用，平時隻能閑置無用。至今回憶，這個所謂的演戲大廳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後劉姓遷出，大用場可能隻用過幾次，最後用的兩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歲壽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後一次他的七十正壽。這兩次做壽都連演了兩天京戲，演出的劇目都是名演員的拿手好戲。演員也都是當時的名演員，他們薈萃一堂，如梅蘭芳的《紅線盜盒》《鳳還巢》，馬連良的《黃金台》《三娘教子》，雪豔琴的《貴妃醉酒》《玉堂春》等。其餘的小用場當然也用過很多次，隻不過是演電影、皮影和曲藝等。再就是親友和當權者借用過幾次。現在估計當時他肯耗資數萬建大廳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為了叫各股東放心借以召來新股東的投資擴充自己的財勢。可惜的是他晚年這一雄心壯誌和對自己的事業一直奮鬥不息的精神，因外敵入侵東北三省，國家處於危難和動蕩不安而終未能實現。
劉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長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長子劉貢南名“杶”。側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長女夭亡，幼子劉汝舟名“楫”。在劉禹臣的眾多子女中，他最疼愛的是二女劉俊卿。因為民國初年(壬子年)的一次變亂，東恒肇當被搶，劉禹臣事先將當鋪裏的金銀首飾帶回家裏交給了劉俊卿保管，由於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這批財產，有了複業的資本，因而使得恒肇當在亂後很快就複了業，免受更大的損失。這件事他始終念念不忘，所以劉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終是劉家的頭等功臣。
晚年的劉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雙收。但他認為遺憾的是，國家日漸衰敗，外敵壓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偉大的事業擴展計劃不可能實現。於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國花園買了一所樓房，把全部事業交給長子劉貢南經營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帶著幼子劉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裏安度晚年。他最後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辦完他的七十正壽以後(舊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當年舊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於天津寓所。
劉禹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也是創業的一生。他雖繼承了劉槐庭創立的一部分基業，但他沒有守財守業，而是在父輩創業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創立了新的基業。他的晚年本已積勞成疾的身體，在他得知“九一八”東北淪陷的消息之後，曾大聲驚呼“不當亡國奴”！因此病體加重，終於在一年以後憂憤而亡。
劉禹臣病故於天津寓所以後，在津停靈吊唁一星期，然後於舊曆十二月初二日用運靈專用火車將靈柩運回北京賢良寺廟內開始吊唁辦喪事。因年關即至在賢良寺又停靈辦事十四天，前後共停靈辦事二十一天，於舊曆十二月十六日出殯至朝陽門外白家莊塋地安葬。
關於劉氏家族在北京的塋地，還有一種傳說。據說當年劉槐庭選擇塋地時，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他同時在白家莊買了南北對麵的兩塊地，稱為南上坡的作為以劉文祥為主墳的共用墳地；稱為北上坡的是以劉槐庭為主墳的自用墳地。他的用意很明顯，他認為自己創業一生，自立了門戶，死後不願意再埋到共用墳地裏，因此他把北上坡立為以他為主的祖墳，想把自己的子孫將來共埋在一塊土地裏。誰想他的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響了他的下一代劉禹臣，他也認為自己創業的一生，自立門戶，死後也不願意埋在祖墳的左右，因而他也在離祖墳不遠的地方又買了一塊地，作為以他立祖的墳地。這樣一來，劉槐庭的塋地變成了兩座孤墳。
據說當初選擇朝陽門外白家莊做塋地還有一說，那就是離市中心近，為將來子孫們上墳祭祖方便。看來智者之心可謂盡矣。誰能料到他的兩樣願望，最後都未能實現。北京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次年即在東郊展開大規模市政建設，這幾塊墳地都是因離市中心近首批開始占地遷墳的。看來真可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 我的長兄劉貢南
我的長兄劉貢南(名杶)出生於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學業荒廢，十七歲時與馮靜安結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後身體一直多病未痊，曾兩度為其在西山購別墅養病，並派專人隨同護理和照料。兩年後病體稍安返家，即隨父經營京津兩地的當鋪，從而學會了弄權術、善謀略的經營之法。自1932年獨掌家庭和京津兩地各家商號的內外大權之後，即改變了常規，對外則換用了善於逢迎拍馬之人作為心腹，因而習慣喜聽奉承不聽忠於事業之人的直言勸告，以致在他掌權的短短十幾年內，把京津兩地十三家當鋪和兩個房產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產敗到一無所有和片瓦無存的慘境。在這十幾年內唯一可以替他辯白的理由，就是國內發生政治變化和社會經濟不穩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國，北京淪陷八年和勝利後國民黨統治時由於內戰的關係，物價飛漲、幣製貶值等經濟不穩定的因素。但這隻是他的一塊遮羞布而已。搞經濟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經營事業最主要的是資金，也就是經營的資本。隻要是有了資本，不怕什麽盛世或者亂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越是身逢亂世，倒更是大顯身手的好時機。換句話說，劉氏前輩的兩代創業史不也是在亂世創造起來的嗎？隻可惜兩代辛辛苦苦創起來的巨大家業，瞬間就因不善經營而敗盡了。這是他對外改變經營的結果。
再看看他十幾年掌權期間對內理家的結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從1932年獨掌大權以後，一改從前勤儉持家的作風，在家內馬上大興土木，自己的住房和臥室全部安裝了衛生設備和暖氣，以滿足自己豪華的生活享受欲，連續購買了三部汽車，並且給自己的妻妾們購置了大量的珠寶首飾，其中大部分首飾當然是從近水樓台先得月的當鋪中選購來的便宜貨，同時他自己也動用了大量現金購買了許多鑽石。用他的話來解釋：鑽石是當今世界上最值錢的寶貝，因為它體積小便於攜帶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鑽石的事當時常被同行業的人和他的幾個好友所稱道。後來曾有他一個當鋪中的夥計在北京文史資料上寫文諷刺他，說他是：“煙槍在手，鑽石在囊，頭枕京津兩地，腳踩十三家。”以他當時的權勢和財力再加上他的權術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業的經營上，抑或趕上了政治和經濟上不穩定也不至於敗到後來的慘地。主要是因為他聰明才智有餘而文化不足，由於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竅不通，不懂政治在動亂的社會裏搞經濟事業的人一定是要吃虧的。何況他在當政中遠君子近小人總聽不進去有識之士的忠告，在國民黨統治後期，物價暴漲，經濟麵臨崩潰的時候，他仍在變賣家產搞當鋪的複業，還想恢複他那“腳踩十三家”的黃粱美夢，最後終於到了一敗塗地的境地。這就是以當業發家積聚的財富開始，以大部分家財仍還回衰敗而告終。
北京解放前夕的劉貢南，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四麵楚歌走投無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開支完全靠變賣家裏的不動產以維持。先賣全院的地毯，再拆賣全院的暖閣，然後又拆賣全院內的鏡子，最後又拆賣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賣光了以後，竟然將院內的大樹也鋸了賣掉。當他正在發愁因房子賣不出，而沒有人買就要拆房賣瓦的時候，北京解放了。馬大人胡同曾有劉氏三代家族的祖產，他以特別低的價格賣給了政府。從此劉氏家族離開了這個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發源地。
劉貢南在北京解放後曾兩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維持一般，但神經有時不正常，曾數次走失，後由家人領回。於1971年病故於天津寓所，享年八十歲。
第一章(7)我的二姐劉俊卿
我的二姐劉俊卿，出生於1886年。因大姐夭亡，實際上她就是我們兄弟姐妹中最年長的大姐。同時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愛的一個女兒。
前文曾提過，她因在變亂中保護財產有功，父親劉禹臣對她更加器重和信任。從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著家庭裏的一切。父親為了她的出嫁曾仔細和慎重地選擇門第和人才。他選擇的所謂門第，不是一般講的門當戶對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個從前也是比較富有的大戶可現實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選擇的所謂人才，重點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誠方麵的人上。他的這個比較獨特的見解和選擇，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財勢做後盾，使自己的女兒不但不會受委屈而且還能讓她主管著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後終於選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長子王兆年做了女婿。
劉俊卿婚禮的嫁妝在當時是比較豐富的，因為木器家具比較多，廂房三間放不下，當時不但她的公婆在廂房住，就連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間讓出來給孫子做了新居，而他們老夫妻也搬到了廂房居住了。這樣一來，劉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達到了，後來沒過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給她買了十幾間房，因此劉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務之大權，父母對她的一片苦心終於完全達到了目的。
劉俊卿自與王兆年結婚後，先後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後還經常帶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時，所有的家人和仆人們都要列隊迎送，劉家的這種最高殊榮，在劉禹臣的眾多子女中能享受的隻此一人。這當然是由於父母的偏愛所造成的，但是卻給她種下了晚年悲劇和不幸遭遇的根源。
因為父親劉禹臣在臨終前留有遺言，每月給劉俊卿生活費用四百元。在劉禹臣死後雖然由劉貢南照辦不誤，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離。這種關係一直延遲到1942年，終於爆發了姐弟間爭奪遺產的訴訟，由於訴訟爆發，劉貢南借機終斷了每月給劉俊卿的生活費，由於斷了生活的來源，劉俊卿一家處於極端困難之中，因此她神經錯亂一病不起，最後於1942年冬病故於東華醫院，時年五十六歲。
劉俊卿晚年的悲劇，是誰造成的？應該引起後輩們的深思和注意。
附：知情人談劉汝舟
定：我問問您劉老他們家。
某：當鋪劉就開當鋪啊，他們(指劉貢南和劉汝舟)哥兒倆，他(劉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們家裏他就不占什麽地位，可是他父親叫什麽來著……
定：劉禹臣。
某：一故去，大家夥兒搶，這姨太太跟他小啊，搶的東西不多。他的大哥(劉貢南)是拽子，胳膊鋸了，得了叫什麽癌什麽，住天津。後來解放以後，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裏邊有戲樓。他們就把這房子賣了，就搬到協和醫院那正門，把角兒那地方，這兒是協和，這是那個胡同的把角兒，這個門兒。就是他大哥。
定：他大哥後來怎麽著了？
某：很有錢啊，“文革”以後死的。大太太，邪門兒就在這兒，他(劉汝舟之父劉禹臣)一個，嶽效鵬一個，鹽業銀行的，倆人都娶了姨太太，這兩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這兩個姨太太就跟戲台上那架子花臉似的，那兩個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閨秀，您一瞅那說話，言談舉止，特斯文。邪門兒就在這兒。然後劉大爺跟他這小夫人就住在帥府園這兒，大太太在天津跟兒子。
定：那劉老跟他哥哥關係也不是……
某：不是太好。他們那院兒我沒進去過。
定：他們家的事我在相關的史料裏都找不著，不像同仁堂樂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們自己說的還多好多。
某：因為開當鋪啊，解放後在人心目裏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剝削。
定：不能當紅色資本家。
某：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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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年代裏，老北京的許多住宅大門口左上方都掛著一個長約尺餘的小木牌，上寫某某堂某，那就代表著他家的堂號，並且把這個堂號寫在家譜上顯要的位置。所謂家譜，就是把這個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譜上的人口隻計男不計女)一代一代地記錄下來，堂號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傳了多少代以後，隻要你仍然保留著家譜，不管走到哪裏看見人家大門口的堂號牌子，就能知道與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並且堂號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為堂號的沿用非常嚴格，各家族用的堂號極少有相同的。幾十年前的老北京經常有憑著家譜和堂號認本來素不相識的本家的。當然，這必須是兩廂情願，當時也有雖係同姓同宗同一堂號，因隔代較遠貧富相差懸殊而不願認本家的。總之，堂號已成曆史的名詞，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會沿襲下來的。它對保全和延續宗族的整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關於我們劉氏家族用的藜照堂，還有一個傳說。據說當年劉氏遠祖為了教子成名苦讀詩書，因家貧買不起夜間點燈的油，老人隻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來幫助兒子夜讀。後來兒子果然一舉成名做了高官，老人為了叫後輩子孫永遠記住改換門庭得來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號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劉槐庭
我的祖父劉槐庭(名侃)。上麵說過劉文祥接家屬到北京定居時有四個兒子，我祖父劉侃行六，看來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劉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聰明能幹和有創業能力的人。他當年隨父兄進京落戶定居時，年僅二十餘歲，正是宏圖大展之旺年。他自進京以後，積極幫助父親料理經營和熟悉業務知識，又經常隨父親出入於各滿清官僚政客內務府等大員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幾家內務府大員的賞識，都認為這個青年人有魄力，並且老誠可靠。當時大清內務府的大官都很有錢，但是所有的金銀財寶隻能長期放在自己的家裏。因為當時的大清律法有一條規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許經營任何與民爭利的買賣，也就是做官的不準當東家開設買賣。所以這夥想開個買賣謀求點私利又不敢公開當東家的官吏們，一下子就看準了這個年輕人。起初是積聚了幾家少量的錢財作為資本，名義上是幫助這個年輕有為的人把他們父子倆的換錢攤擴大經營成為店鋪，實際上也是他們想把自己積攢的死錢(金銀)變為活錢的一種嚐試。沒有想到這個初出茅廬的劉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間門麵的鋪麵房，把一個換錢的小攤擴大成為當時北京第一家兌換所形式的“恒和錢莊”。地址就在東四牌樓路西(今閩南餐廳)。由於當時這個錢莊地處北京的繁華區，又是第一家新興行業，給予社會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會上的公認和發展。它的主要業務是兌換錢幣，當年即獲得了較豐厚的利潤。劉槐庭深知給他拿錢開錢莊的東家們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將全年所得的利潤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給了東家們分享，他的這一舉動，又進一步地贏得了各東家們的信任，當時他們就表示會再增加投資擴大經營。劉槐庭胸有成竹地說出了他打算擴大經營匯兌和存貸款業務的計劃，就是由恒和錢莊出銀票將大宗銀兩變為銀票以便利貨幣的流通，同時還開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範圍內代付代匯的業務。他這一大膽的設想，在當時的北京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但是要比僅僅兌換錢幣的業務風險大得多，並且資金也必須雄厚，同時還要有後備力量的準備金。
本來劉槐庭認為他的這個發展兌換業的計劃不會很快得以實現，不料這幾個東家很快就答複了他，同意他的全盤規劃，並又集聚了較大一筆資金交給他擴大恒和錢莊的業務，因此劉槐庭得以大展宏圖，幾年以後不單把一間門麵的恒和錢莊發展成為五間新式門麵，因有幾十間房而全國聞名的大錢莊“恒和總號”，並且陸續在北京開設了三個分號：恒源、恒茂、恒興。人稱四大恒。恒和錢莊總號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兌換莊的原址上買地皮擴建的(今東四北大街閩南餐廳)。恒源錢莊也在東四，就是前麵寫的東四牌樓東南角(今永安藥店)。恒茂和恒興的地址據說也都在北京的東城地安門附近，詳細的地址就無從考查了。
……
劉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興起，主要當然是取決於他的創業才能和工作的認真與勤奮，現在分析起來，可能也與當時北京的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是當時的滿清政府由於政治腐敗開始走向衰亡，各方麵的建設都屬於落後狀況，錢莊的出現，無疑是給社會上各行各業以極大的便利，同時因為開創了存款付息的業務也起到了貨幣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當時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財萬貫金銀滿庫，這是劉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後盾，再加上劉槐庭聰敏過人的待人處世之道，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四大恒及其總經理劉槐翁(這是當時北京熟悉劉槐庭的人對他的敬稱)的業績很快就譽滿帝京，為很多人所稱頌。
……
劉文祥死後劉槐庭和他的兄弟們分居另過……為了去恒和錢莊方便，就在東四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買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門戶，專心經營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錢莊總號的一切業務。恒和錢莊從創業到停業他整整當了將近六十年的總經理，他活八十二歲，無疾而終。由於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後著道裝入殮。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經營當鋪和木廠的商人，因此他死後用的壽木極好。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因占地遷墳時他的壽木不但完好無損，就連表麵上的圖漆經用水衝洗後，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這在地下已經埋了將近四十年了。
劉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兩個兒子。長子劉宗淇，次子劉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劉槐庭六十歲那年因患傳染病母子二人相繼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歲開始隨劉槐庭到恒和錢莊學徒，在他將要接任總經理時，就碰上了一次變亂(1900年庚子變亂)，恒和錢莊曾遇上了兩次擠兌(大眾拿著恒和錢莊的銀票去恒和要求兌換白銀)，這舉動對錢莊來說，可謂遇到了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他當時不會把白銀存在錢莊，他放給各店鋪的借款當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總經理當時的應變能力和他有無堅強的後盾了。
這時候的劉槐庭心中有數，趕忙向各股東要求緊急支援。他要求各股東把家裏庫存的白銀拿來支援應急的辦法很特別，他隻要求將各家的白銀裝在車上往恒和錢莊門前一放，並不卸車，結果車一到門前，來擠兌的人一看錢莊有如此多的白銀大部分就都轉身走了，果然很順利地解救了一次相當大的危機。聽說當年恒和錢莊最大的一次擠兌危機是在1900年，那次聚積在門前擠兌的人有幾百人之多，各股東拉白銀用的轎車由東四恒和錢莊的門前一直排到東四十條口，當時此舉曾轟動京城，被人們所稱道。
這次是最大的一次擠兌，雖然又使恒和錢莊轉危為安，但是引起了劉槐庭的深思。那時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兒子繼承事業，他要退下來在家安度晚年享幾年清福，可是當時的時局動蕩不安，錢莊的風險性是相當大的，到那時自己的兒子未必應付得了。於是他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做出了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的決定。
自此之後，他征得股東們的同意，將恒和錢莊總號的業務逐漸壓縮，將其他的恒源、恒茂、恒興三個分號相繼停業，將各項壓縮下來的資金集中起來在東四六條口外大街上路東(今醫藥公司)開設了東恒肇當鋪和恒肇金店。他這樣做在當時有兩個原因：一是錢莊風險太大，怕將來自己的兒子應付不了；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內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經營當業的內行，當時在北京開有幾家當鋪，是當時北京社會上稱為常、劉、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劉槐庭將自己的事業和兒子都托給了舅爺，當然是放心的了。誰又能料到，劉槐庭晚年做出的這一決定，果然是給他的兒子劉禹臣奠定了發展當業的基礎，進而成就了劉氏家族兩代振興的創業史。
第一章(3)我的父親劉禹臣
我的父親劉禹臣(名宗浚)出生於1863年，是劉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劉槐庭晚年的獨子，幼年勤奮好學，性格剛直好鬥，每遇事總有自己的見解，從不落於人後。自幼隨父經營錢莊，壯年時又轉入當業。經常出入於官僚富豪之家，周旋於富商巨賈之間，很快便掌握了經營理財之道。由於他有不甘人後的性格和驚人的毅力，幾年之內他就創辦了東、西、南、北四個恒肇當，當業中新的四大恒出現了。這四個恒肇當的地址是：東恒肇當在東四北大街(現醫藥公司)；西恒肇當在西城錦什坊街；北恒肇當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當在前門一帶，因它開業不久即被火焚，以後未複業，故今地址不詳。
當業的四大恒開業後，在北京的當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當時北京的當鋪大部分都是門麵小資金不多，最多不過萬八千元的當物架本，而四大恒肇當的門麵大都是五間門麵，連同庫房客房計算在內都在五六十間左右。資金雄厚各家的當物架本都在幾萬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業的忌妒與排擠，甚至鬧得甥舅反目。
前文提過劉禹臣開基的當鋪東恒肇當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幫助建立的。高家當時在北京開有幾家當鋪，但都屬於中級水平，雖然是當業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氣，但資本並不雄厚。俗稱同行是冤家，他見自己幫助外甥開的當鋪門麵大資金厚，並且還有繼續擴張的形勢，那就必然影響到高家的聲望和利益。於是他一麵加緊對外甥劉禹臣施加各種壓力，對他在用人理財經營等方麵嚴格控製，另一方麵聯合其他同行想盡一切辦法限製和阻止其擴張和發展，最後鬧得甥舅二人隻好分道揚鑣。高立棠退出劉號的總管職務，對用人理財經營等事再不過問。
劉禹臣當年在事業方麵的遭遇不是一帆風順的，是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和拚搏的。而他在家庭內的遭遇也同樣是經過一段痛苦的掙紮才生存下來的，他在家庭裏的對頭是他的寡嫂，她處處為難他、迫害他。據說迫害最厲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藥想毒死他，後來因為被他的一個表侄媳看見後告了密才得免一死，這件事被揭發以後，他的寡嫂無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終精神錯亂，獨居於西跨院幾年後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劉家後幾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現在都沒有吃過它。
劉禹臣在中年受到內外兩方麵的排擠，這並沒有把他壓垮，反而使他更加堅強起來。自從他戰勝了內外對手之後，他的事業進取心更加堅定了，此後他的事業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風順，幾年之後又創辦了中和當(在地安門內煙袋斜街)，利源當(在東華門大街)，恒德當(在宣外大街)，恒盛當(在崇外花市)，福和當(在前外煤市街)，同仁當(在西單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連同東、西、北三個恒肇當，在北京發展經營了九家當鋪。另外還有一家常元當開辦最晚，經營的時間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創辦的最後一家當鋪，這家當鋪開業於1930年左右，是他專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劉俊卿、五女劉毓卿開設的。另外在天津發展了“四順”：恒順、天順、元順、和順四家當鋪。連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當鋪。他還在1929年左右去過一次大連，當時去的目的是準備在大連創立幾家當鋪，後因時局動蕩不定未能實現。但他在大連購置了四百間房產，成立了一個經營房地產的房產公司，派了一個叫傅海泉的去大連主管經營。他還在北京當業中創辦了“思豫堂保險會”，目的是當時北京的當鋪已有一百餘家，但每一遇到火災，不但損失慘重而且還要賠償當主的損失，因此有的當鋪遇火災後即無力複業。他有鑒於此，經過多方奔走與協商，並經官方批準，以當業公會的會員為基礎，創立了思豫堂保險會，每家以當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數額的保險金，如遇到火災則照損失的程度予以賠償。此舉當時曾贏得全體當業人員的擁護和稱讚。記得在他六十歲大慶的時候，思豫堂保險會全體人員曾送匾一塊，上書“卓識深遠”四個大字，以表彰他創辦之功績。
這時劉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變化，首先他把劉槐庭買的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陸續擴建成了三進大院帶後罩房共有百餘間的深宅大院，然後又把西隔壁兩個門牌的房院買下來與正院連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納500人的演戲大廳，前後還有西客廳和花廳可以同時設擺十桌酒席。總之他擴建的西院耗資數萬，隻是專供辦喜壽事用，平時隻能閑置無用。至今回憶，這個所謂的演戲大廳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後劉姓遷出，大用場可能隻用過幾次，最後用的兩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歲壽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後一次他的七十正壽。這兩次做壽都連演了兩天京戲，演出的劇目都是名演員的拿手好戲。演員也都是當時的名演員，他們薈萃一堂，如梅蘭芳的《紅線盜盒》《鳳還巢》，馬連良的《黃金台》《三娘教子》，雪豔琴的《貴妃醉酒》《玉堂春》等。其餘的小用場當然也用過很多次，隻不過是演電影、皮影和曲藝等。再就是親友和當權者借用過幾次。現在估計當時他肯耗資數萬建大廳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為了叫各股東放心借以召來新股東的投資擴充自己的財勢。可惜的是他晚年這一雄心壯誌和對自己的事業一直奮鬥不息的精神，因外敵入侵東北三省，國家處於危難和動蕩不安而終未能實現。
劉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長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長子劉貢南名“杶”。側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長女夭亡，幼子劉汝舟名“楫”。在劉禹臣的眾多子女中，他最疼愛的是二女劉俊卿。因為民國初年(壬子年)的一次變亂，東恒肇當被搶，劉禹臣事先將當鋪裏的金銀首飾帶回家裏交給了劉俊卿保管，由於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這批財產，有了複業的資本，因而使得恒肇當在亂後很快就複了業，免受更大的損失。這件事他始終念念不忘，所以劉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終是劉家的頭等功臣。
晚年的劉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雙收。但他認為遺憾的是，國家日漸衰敗，外敵壓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偉大的事業擴展計劃不可能實現。於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國花園買了一所樓房，把全部事業交給長子劉貢南經營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帶著幼子劉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裏安度晚年。他最後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辦完他的七十正壽以後(舊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當年舊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於天津寓所。
劉禹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也是創業的一生。他雖繼承了劉槐庭創立的一部分基業，但他沒有守財守業，而是在父輩創業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創立了新的基業。他的晚年本已積勞成疾的身體，在他得知“九一八”東北淪陷的消息之後，曾大聲驚呼“不當亡國奴”！因此病體加重，終於在一年以後憂憤而亡。
劉禹臣病故於天津寓所以後，在津停靈吊唁一星期，然後於舊曆十二月初二日用運靈專用火車將靈柩運回北京賢良寺廟內開始吊唁辦喪事。因年關即至在賢良寺又停靈辦事十四天，前後共停靈辦事二十一天，於舊曆十二月十六日出殯至朝陽門外白家莊塋地安葬。
關於劉氏家族在北京的塋地，還有一種傳說。據說當年劉槐庭選擇塋地時，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他同時在白家莊買了南北對麵的兩塊地，稱為南上坡的作為以劉文祥為主墳的共用墳地；稱為北上坡的是以劉槐庭為主墳的自用墳地。他的用意很明顯，他認為自己創業一生，自立了門戶，死後不願意再埋到共用墳地裏，因此他把北上坡立為以他為主的祖墳，想把自己的子孫將來共埋在一塊土地裏。誰想他的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響了他的下一代劉禹臣，他也認為自己創業的一生，自立門戶，死後也不願意埋在祖墳的左右，因而他也在離祖墳不遠的地方又買了一塊地，作為以他立祖的墳地。這樣一來，劉槐庭的塋地變成了兩座孤墳。
據說當初選擇朝陽門外白家莊做塋地還有一說，那就是離市中心近，為將來子孫們上墳祭祖方便。看來智者之心可謂盡矣。誰能料到他的兩樣願望，最後都未能實現。北京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次年即在東郊展開大規模市政建設，這幾塊墳地都是因離市中心近首批開始占地遷墳的。看來真可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 我的長兄劉貢南
我的長兄劉貢南(名杶)出生於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學業荒廢，十七歲時與馮靜安結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後身體一直多病未痊，曾兩度為其在西山購別墅養病，並派專人隨同護理和照料。兩年後病體稍安返家，即隨父經營京津兩地的當鋪，從而學會了弄權術、善謀略的經營之法。自1932年獨掌家庭和京津兩地各家商號的內外大權之後，即改變了常規，對外則換用了善於逢迎拍馬之人作為心腹，因而習慣喜聽奉承不聽忠於事業之人的直言勸告，以致在他掌權的短短十幾年內，把京津兩地十三家當鋪和兩個房產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產敗到一無所有和片瓦無存的慘境。在這十幾年內唯一可以替他辯白的理由，就是國內發生政治變化和社會經濟不穩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國，北京淪陷八年和勝利後國民黨統治時由於內戰的關係，物價飛漲、幣製貶值等經濟不穩定的因素。但這隻是他的一塊遮羞布而已。搞經濟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經營事業最主要的是資金，也就是經營的資本。隻要是有了資本，不怕什麽盛世或者亂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越是身逢亂世，倒更是大顯身手的好時機。換句話說，劉氏前輩的兩代創業史不也是在亂世創造起來的嗎？隻可惜兩代辛辛苦苦創起來的巨大家業，瞬間就因不善經營而敗盡了。這是他對外改變經營的結果。
再看看他十幾年掌權期間對內理家的結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從1932年獨掌大權以後，一改從前勤儉持家的作風，在家內馬上大興土木，自己的住房和臥室全部安裝了衛生設備和暖氣，以滿足自己豪華的生活享受欲，連續購買了三部汽車，並且給自己的妻妾們購置了大量的珠寶首飾，其中大部分首飾當然是從近水樓台先得月的當鋪中選購來的便宜貨，同時他自己也動用了大量現金購買了許多鑽石。用他的話來解釋：鑽石是當今世界上最值錢的寶貝，因為它體積小便於攜帶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鑽石的事當時常被同行業的人和他的幾個好友所稱道。後來曾有他一個當鋪中的夥計在北京文史資料上寫文諷刺他，說他是：“煙槍在手，鑽石在囊，頭枕京津兩地，腳踩十三家。”以他當時的權勢和財力再加上他的權術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業的經營上，抑或趕上了政治和經濟上不穩定也不至於敗到後來的慘地。主要是因為他聰明才智有餘而文化不足，由於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竅不通，不懂政治在動亂的社會裏搞經濟事業的人一定是要吃虧的。何況他在當政中遠君子近小人總聽不進去有識之士的忠告，在國民黨統治後期，物價暴漲，經濟麵臨崩潰的時候，他仍在變賣家產搞當鋪的複業，還想恢複他那“腳踩十三家”的黃粱美夢，最後終於到了一敗塗地的境地。這就是以當業發家積聚的財富開始，以大部分家財仍還回衰敗而告終。
北京解放前夕的劉貢南，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四麵楚歌走投無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開支完全靠變賣家裏的不動產以維持。先賣全院的地毯，再拆賣全院的暖閣，然後又拆賣全院內的鏡子，最後又拆賣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賣光了以後，竟然將院內的大樹也鋸了賣掉。當他正在發愁因房子賣不出，而沒有人買就要拆房賣瓦的時候，北京解放了。馬大人胡同曾有劉氏三代家族的祖產，他以特別低的價格賣給了政府。從此劉氏家族離開了這個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發源地。
劉貢南在北京解放後曾兩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維持一般，但神經有時不正常，曾數次走失，後由家人領回。於1971年病故於天津寓所，享年八十歲。
第一章(7)我的二姐劉俊卿
我的二姐劉俊卿，出生於1886年。因大姐夭亡，實際上她就是我們兄弟姐妹中最年長的大姐。同時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愛的一個女兒。
前文曾提過，她因在變亂中保護財產有功，父親劉禹臣對她更加器重和信任。從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著家庭裏的一切。父親為了她的出嫁曾仔細和慎重地選擇門第和人才。他選擇的所謂門第，不是一般講的門當戶對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個從前也是比較富有的大戶可現實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選擇的所謂人才，重點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誠方麵的人上。他的這個比較獨特的見解和選擇，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財勢做後盾，使自己的女兒不但不會受委屈而且還能讓她主管著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後終於選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長子王兆年做了女婿。
劉俊卿婚禮的嫁妝在當時是比較豐富的，因為木器家具比較多，廂房三間放不下，當時不但她的公婆在廂房住，就連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間讓出來給孫子做了新居，而他們老夫妻也搬到了廂房居住了。這樣一來，劉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達到了，後來沒過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給她買了十幾間房，因此劉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務之大權，父母對她的一片苦心終於完全達到了目的。
劉俊卿自與王兆年結婚後，先後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後還經常帶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時，所有的家人和仆人們都要列隊迎送，劉家的這種最高殊榮，在劉禹臣的眾多子女中能享受的隻此一人。這當然是由於父母的偏愛所造成的，但是卻給她種下了晚年悲劇和不幸遭遇的根源。
因為父親劉禹臣在臨終前留有遺言，每月給劉俊卿生活費用四百元。在劉禹臣死後雖然由劉貢南照辦不誤，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離。這種關係一直延遲到1942年，終於爆發了姐弟間爭奪遺產的訴訟，由於訴訟爆發，劉貢南借機終斷了每月給劉俊卿的生活費，由於斷了生活的來源，劉俊卿一家處於極端困難之中，因此她神經錯亂一病不起，最後於1942年冬病故於東華醫院，時年五十六歲。
劉俊卿晚年的悲劇，是誰造成的？應該引起後輩們的深思和注意。
附：知情人談劉汝舟
定：我問問您劉老他們家。
某：當鋪劉就開當鋪啊，他們(指劉貢南和劉汝舟)哥兒倆，他(劉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們家裏他就不占什麽地位，可是他父親叫什麽來著……
定：劉禹臣。
某：一故去，大家夥兒搶，這姨太太跟他小啊，搶的東西不多。他的大哥(劉貢南)是拽子，胳膊鋸了，得了叫什麽癌什麽，住天津。後來解放以後，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裏邊有戲樓。他們就把這房子賣了，就搬到協和醫院那正門，把角兒那地方，這兒是協和，這是那個胡同的把角兒，這個門兒。就是他大哥。
定：他大哥後來怎麽著了？
某：很有錢啊，“文革”以後死的。大太太，邪門兒就在這兒，他(劉汝舟之父劉禹臣)一個，嶽效鵬一個，鹽業銀行的，倆人都娶了姨太太，這兩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這兩個姨太太就跟戲台上那架子花臉似的，那兩個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閨秀，您一瞅那說話，言談舉止，特斯文。邪門兒就在這兒。然後劉大爺跟他這小夫人就住在帥府園這兒，大太太在天津跟兒子。
定：那劉老跟他哥哥關係也不是……
某：不是太好。他們那院兒我沒進去過。
定：他們家的事我在相關的史料裏都找不著，不像同仁堂樂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們自己說的還多好多。
某：因為開當鋪啊，解放後在人心目裏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剝削。
定：不能當紅色資本家。
某：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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