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願作調人。
平時為日本新聞界稱之為”和平運動參謀總長”的周佛海，對”組府”正起勁之時，在上海招兵買馬，許下了好些”部長”、”次長”，而且連”新政府”的預算都編好了。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解決，以致於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場，卻是個未知數。
一個問題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飄帶。汪精衛堅持要取消，而日本軍部特地召集華中、華南、華北3個派遣軍的參謀長，在東京開會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掛飄帶，作為”汪政府”的”國旗”，已是最大的讓步；如果連這條飄帶也要取消，變成敵我不分，不但在實際作戰上有妨礙，最嚴重的是會影軍心，萬一發生嘩變情事，勿謂言之不預。
提出這樣的警告，日本軍部自然堅持原議；汪精衛也知道事實上有困難，隻能拖著再說。
再有一個問題是今井從香港回日本以後才發生的。原來關於”汪政府”的國際地位問題，周佛海曾經與日本外務省的代表加藤談過，”汪政府”自稱為”還都”，並非成立”新政權”，所以無所謂”承認”問題。周佛海隻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衛呈遞”國書”。
加藤的答複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遞國書。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組成”新中央政府”毫無意義。談得一場無結果而散。
當然，讓步的必是騎虎難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衛商量，用與日本當局同時發表宣言的方式，作為日本對汪精衛”組府”支持的表示。這個方式是影佐禎昭所同意，而且認為很合理的；但到東京去了一趟，他的態度改變了。
“貴方發表宣言，日本方麵不便阻止；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不表同意，亦不否認，采取默認態度。”影佐接下來將與今井商量好的解釋說了出來：“因為公然承認，則日本右派及帝國主義者，必然反對，不能不事先顧慮。”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認；可是，”他問：“日本的議員或者記者提出詢問；日本政府如果稍為表示：這是中國旗麵的希望。哪一來，汪先生宣言的效力，豈不是完全打銷了？”談來談去談不攏，隻好約定第二天一起去見了汪精衛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見麵便問：“汪先生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國人，他的父親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周佛海認識此人，並不相熟；如今聽影佐這一問，料知有話，考慮了一會，還是據實相答。
“他到上海來了；要由香港轉重慶。我昨天跟他見麵。”影佐緊接著說：“他對全麵和平倒也很熱心。”
一提到這一點，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麵和平固然是內心的希望；但一談到全麵和平，對於”組府”便橫生好些障礙；日本軍部不肯發表宣言響應，亦就是為了留下跟國民政府的和談之路。如今橫刺裏又殺出來一個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勢，恐怕要弄得很複雜了。
心裏是這麽想，表麵上當然表現得頗為興奮的樣子，”喔，”他問：“他怎麽說？”
“他說，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談過，希望王克敏出任蔣委員長及汪先生中間的調人。”
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華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無所知？王克敏具何資格，能任此調人？
“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麵接到的電報，與此不同。”
“所謂另一方麵，是哪一方麵？”
“華北方麵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影佐停了一下說：“據說，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慶與東京間的調人，托王克敏向岡村大將，探詢意向。”
這兩種情況，大不相同；王克敏雖沒有資格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國的背景，甚至可能是華府白宮或國務院的授意，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不但夠資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那麽，”周佛海問：“岡村大將作何表示。”
“岡村大將覺得這件事不應該由他答複；所以打了電報給西尾大將，請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貿然作決定性的答複，便即問說：“西尾大將當然要跟東京聯絡？”
“是的。一方麵跟東京聯絡；一方麵要我來聯絡，西尾大將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聽得這話，周佛海大感興奮；因為西尾壽造沒有拋開汪精衛，證明日本軍人還是講交情的。否則，重慶與東京，通過司徒雷登直接聯絡，汪精衛成了局外人，不僅沒有發言的餘地，而且連內幕都無從獲知，那時的地位，豈不尷尬？
“周先生，”影佐最後才道明真正來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過我們的關係，請你跟他見一次麵；談談汪先生跟你對全麵和平的意見。”
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躊躇了。原來他的根本目的是：“組府”第一；談和平次。以為有了”政權”在手裏，就是有了一筆政治資本。但”組府”之事，從”高陶事件”以後，各方的空豈不佳；全虧得周佛海在那裏極力拉攏。如果傳出消息去，說他與司徒雷登有所接觸，大家都會想到：必與中日談和有關；既然要停戰談和了，”汪政府”當然不會再出現。見機而作，避得遠些；否則”新貴”做不成，落個準備”落水”做漢奸的名聲，太犯不著。這一來，不就等於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間，楚軍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盡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卻由於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隻要有全麵和平的機會，個人的得失算不了什麽。如今機會來了，倒說退縮不前，豈非言不由衷，平白讓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決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見麵，就要談得很具體；不然不如不見。”他說：“容我先跟汪先生談了，再給你答複。”
事實上他沒有去見汪精衛；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去商量。岑德廣毫不遲疑地說：“這機會當然不容錯過。不管談些什麽，你總要跟他會一麵。”
周佛海想了一下說：“問題是，我去看他，他來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
岑德廣當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說：“你跟中間人約定時間、地點，到時候我派車去接，在我這裏見麵。即或消息泄漏，隻說不期而遇就是。”
“不錯，不錯！人生何處不相逢？”周佛海認為這樣做不露痕跡，同意照辦。
“公博，快回來了吧？”岑德廣又問。
陳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對”組府”本不感興趣，從高陶事件以後，態度益發消極，此時岑德廣問到，周佛海歎口氣說：“汪夫人預備親自去勸駕，來不來未可知！”
“有公博在這裏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見麵，可以表示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以後報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場也比較好說話。”岑德廣接著問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談一談？”
“你看呢？”
“我覺得事後告訴他比較好。”
周佛海考慮了一下，點點頭說：“有什麽事，隻有我先挺下來再說。”
見麵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約定的時間，岑德廣派了一輛車，將司徒雷登及他的秘書傅涇波，接到了愚園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經等在那裏了。
經過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亂真的杭州話說道：“我等於一個中國人。”
就這一句開場白，周佛海與岑德廣對這個高大的美國朋友，立即有了一種很微妙的親切感，不約而同地深深點頭，表示領會到他的立場。
“蔣委員長勵精圖治，這幾年來國內無論物質上的建設，精神上的培養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發了七七事變，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國的進步，內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說道：“我要說明，日本看到中國進步，內心不安，誠然有之；不過那是日本軍閥的心境，而且也隻是一部分日本軍閥，像鬆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間的和平，在日本方麵出現了機會；現在是中國方麵的問題。將近兩年的作戰中，已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尚不足與日本相敵。如果此時求得合理的和平，給英明的蔣委員長幾年生聚教訓的時間，仍舊可以跟日本一決雌雄。”司徒雷登緊接著以鄭重的神色說道：“這完全是我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所說的話。”
“我完全能夠理解。”周佛海說：“事實上，我們內心中也是這樣想法。”
“你所說的我們，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內。對於汪先生倡導和平，我極表讚成；不過傳聞汪先生將另組政權，如果所傳是實，那是中國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極沉著的態度說道：“請司徒博士作個簡單分析。”
“很顯然地，在對外作戰時，內部和戰的步驟，不能一致，已是一個弱點；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國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錯的。不過，一時分裂的現象，也許反可以發生加速複合的力量。”
“分裂之後再複合，裂痕總歸存在的。”司徒雷登不願在這個問題引起爭執，話鋒很快地一轉，”我這次到重慶，會竭見蔣委員長；很願意將汪先生方麵的真意轉達蔣先生，謀求一個共濟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見麵，就是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麵的意見。”
“司徒博士的熱誠，我們感激而且佩服。不過，以蔣先生目前的處境，已無法與日本交涉和平；目前進行組織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立場，以便利進行交涉。如果我們的政府在組成以前，重慶跟東京的和談，已經在進行；那麽成立新政府這一層，自可從緩。倘如重慶與東京能夠達成停戰的協定，則新政府雖已成立，亦可隨時取消。”
這樣徹底的表示，司徒雷登為之動容；便進一步問道：“照周先生的說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們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證履行我剛才所說的一切，請司徒博士代為向蔣先生表明：我們所做的事，純在求取全麵和平，決不會成為重慶與東京和談的障礙。”
岑德廣所提出的，如果和談實現，希望美國居間保證。周佛海不讚成他的這種主張，因為不論如何，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事，邀請另一國居間保證，無異自請他國來幹預內政；不過司徒雷登已經很爽快地作了承諾，也就不必再提任何異議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說：“我大概在月底才會從上海動身；如果汪先生還有什麽意見要我帶到重慶，我是樂於效勞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對於他剛才所說的，可以代表汪精衛保證”新政府”將不會成為和談障礙的聲明，希望進一步獲得本人的確認；因而毫不遲疑地答說：“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敘一敘；我可以把汪先生在這方麵的意見，詳細奉告。”
平時為日本新聞界稱之為”和平運動參謀總長”的周佛海，對”組府”正起勁之時，在上海招兵買馬，許下了好些”部長”、”次長”，而且連”新政府”的預算都編好了。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解決，以致於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場，卻是個未知數。
一個問題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飄帶。汪精衛堅持要取消，而日本軍部特地召集華中、華南、華北3個派遣軍的參謀長，在東京開會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期上掛飄帶，作為”汪政府”的”國旗”，已是最大的讓步；如果連這條飄帶也要取消，變成敵我不分，不但在實際作戰上有妨礙，最嚴重的是會影軍心，萬一發生嘩變情事，勿謂言之不預。
提出這樣的警告，日本軍部自然堅持原議；汪精衛也知道事實上有困難，隻能拖著再說。
再有一個問題是今井從香港回日本以後才發生的。原來關於”汪政府”的國際地位問題，周佛海曾經與日本外務省的代表加藤談過，”汪政府”自稱為”還都”，並非成立”新政權”，所以無所謂”承認”問題。周佛海隻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衛呈遞”國書”。
加藤的答複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遞國書。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組成”新中央政府”毫無意義。談得一場無結果而散。
當然，讓步的必是騎虎難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衛商量，用與日本當局同時發表宣言的方式，作為日本對汪精衛”組府”支持的表示。這個方式是影佐禎昭所同意，而且認為很合理的；但到東京去了一趟，他的態度改變了。
“貴方發表宣言，日本方麵不便阻止；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不表同意，亦不否認，采取默認態度。”影佐接下來將與今井商量好的解釋說了出來：“因為公然承認，則日本右派及帝國主義者，必然反對，不能不事先顧慮。”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認；可是，”他問：“日本的議員或者記者提出詢問；日本政府如果稍為表示：這是中國旗麵的希望。哪一來，汪先生宣言的效力，豈不是完全打銷了？”談來談去談不攏，隻好約定第二天一起去見了汪精衛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見麵便問：“汪先生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國人，他的父親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國。周佛海認識此人，並不相熟；如今聽影佐這一問，料知有話，考慮了一會，還是據實相答。
“他到上海來了；要由香港轉重慶。我昨天跟他見麵。”影佐緊接著說：“他對全麵和平倒也很熱心。”
一提到這一點，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麵和平固然是內心的希望；但一談到全麵和平，對於”組府”便橫生好些障礙；日本軍部不肯發表宣言響應，亦就是為了留下跟國民政府的和談之路。如今橫刺裏又殺出來一個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勢，恐怕要弄得很複雜了。
心裏是這麽想，表麵上當然表現得頗為興奮的樣子，”喔，”他問：“他怎麽說？”
“他說，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談過，希望王克敏出任蔣委員長及汪先生中間的調人。”
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華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無所知？王克敏具何資格，能任此調人？
“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麵接到的電報，與此不同。”
“所謂另一方麵，是哪一方麵？”
“華北方麵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影佐停了一下說：“據說，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慶與東京間的調人，托王克敏向岡村大將，探詢意向。”
這兩種情況，大不相同；王克敏雖沒有資格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國的背景，甚至可能是華府白宮或國務院的授意，擔任重慶與東京的調人，不但夠資格，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那麽，”周佛海問：“岡村大將作何表示。”
“岡村大將覺得這件事不應該由他答複；所以打了電報給西尾大將，請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貿然作決定性的答複，便即問說：“西尾大將當然要跟東京聯絡？”
“是的。一方麵跟東京聯絡；一方麵要我來聯絡，西尾大將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聽得這話，周佛海大感興奮；因為西尾壽造沒有拋開汪精衛，證明日本軍人還是講交情的。否則，重慶與東京，通過司徒雷登直接聯絡，汪精衛成了局外人，不僅沒有發言的餘地，而且連內幕都無從獲知，那時的地位，豈不尷尬？
“周先生，”影佐最後才道明真正來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過我們的關係，請你跟他見一次麵；談談汪先生跟你對全麵和平的意見。”
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躊躇了。原來他的根本目的是：“組府”第一；談和平次。以為有了”政權”在手裏，就是有了一筆政治資本。但”組府”之事，從”高陶事件”以後，各方的空豈不佳；全虧得周佛海在那裏極力拉攏。如果傳出消息去，說他與司徒雷登有所接觸，大家都會想到：必與中日談和有關；既然要停戰談和了，”汪政府”當然不會再出現。見機而作，避得遠些；否則”新貴”做不成，落個準備”落水”做漢奸的名聲，太犯不著。這一來，不就等於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間，楚軍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盡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卻由於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隻要有全麵和平的機會，個人的得失算不了什麽。如今機會來了，倒說退縮不前，豈非言不由衷，平白讓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決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見麵，就要談得很具體；不然不如不見。”他說：“容我先跟汪先生談了，再給你答複。”
事實上他沒有去見汪精衛；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去商量。岑德廣毫不遲疑地說：“這機會當然不容錯過。不管談些什麽，你總要跟他會一麵。”
周佛海想了一下說：“問題是，我去看他，他來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
岑德廣當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說：“你跟中間人約定時間、地點，到時候我派車去接，在我這裏見麵。即或消息泄漏，隻說不期而遇就是。”
“不錯，不錯！人生何處不相逢？”周佛海認為這樣做不露痕跡，同意照辦。
“公博，快回來了吧？”岑德廣又問。
陳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對”組府”本不感興趣，從高陶事件以後，態度益發消極，此時岑德廣問到，周佛海歎口氣說：“汪夫人預備親自去勸駕，來不來未可知！”
“有公博在這裏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見麵，可以表示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以後報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場也比較好說話。”岑德廣接著問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談一談？”
“你看呢？”
“我覺得事後告訴他比較好。”
周佛海考慮了一下，點點頭說：“有什麽事，隻有我先挺下來再說。”
見麵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約定的時間，岑德廣派了一輛車，將司徒雷登及他的秘書傅涇波，接到了愚園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經等在那裏了。
經過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亂真的杭州話說道：“我等於一個中國人。”
就這一句開場白，周佛海與岑德廣對這個高大的美國朋友，立即有了一種很微妙的親切感，不約而同地深深點頭，表示領會到他的立場。
“蔣委員長勵精圖治，這幾年來國內無論物質上的建設，精神上的培養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發了七七事變，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國的進步，內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說道：“我要說明，日本看到中國進步，內心不安，誠然有之；不過那是日本軍閥的心境，而且也隻是一部分日本軍閥，像鬆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間的和平，在日本方麵出現了機會；現在是中國方麵的問題。將近兩年的作戰中，已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尚不足與日本相敵。如果此時求得合理的和平，給英明的蔣委員長幾年生聚教訓的時間，仍舊可以跟日本一決雌雄。”司徒雷登緊接著以鄭重的神色說道：“這完全是我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所說的話。”
“我完全能夠理解。”周佛海說：“事實上，我們內心中也是這樣想法。”
“你所說的我們，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內。對於汪先生倡導和平，我極表讚成；不過傳聞汪先生將另組政權，如果所傳是實，那是中國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極沉著的態度說道：“請司徒博士作個簡單分析。”
“很顯然地，在對外作戰時，內部和戰的步驟，不能一致，已是一個弱點；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國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錯的。不過，一時分裂的現象，也許反可以發生加速複合的力量。”
“分裂之後再複合，裂痕總歸存在的。”司徒雷登不願在這個問題引起爭執，話鋒很快地一轉，”我這次到重慶，會竭見蔣委員長；很願意將汪先生方麵的真意轉達蔣先生，謀求一個共濟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見麵，就是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麵的意見。”
“司徒博士的熱誠，我們感激而且佩服。不過，以蔣先生目前的處境，已無法與日本交涉和平；目前進行組織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立場，以便利進行交涉。如果我們的政府在組成以前，重慶跟東京的和談，已經在進行；那麽成立新政府這一層，自可從緩。倘如重慶與東京能夠達成停戰的協定，則新政府雖已成立，亦可隨時取消。”
這樣徹底的表示，司徒雷登為之動容；便進一步問道：“照周先生的說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們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證履行我剛才所說的一切，請司徒博士代為向蔣先生表明：我們所做的事，純在求取全麵和平，決不會成為重慶與東京和談的障礙。”
岑德廣所提出的，如果和談實現，希望美國居間保證。周佛海不讚成他的這種主張，因為不論如何，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事，邀請另一國居間保證，無異自請他國來幹預內政；不過司徒雷登已經很爽快地作了承諾，也就不必再提任何異議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說：“我大概在月底才會從上海動身；如果汪先生還有什麽意見要我帶到重慶，我是樂於效勞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對於他剛才所說的，可以代表汪精衛保證”新政府”將不會成為和談障礙的聲明，希望進一步獲得本人的確認；因而毫不遲疑地答說：“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敘一敘；我可以把汪先生在這方麵的意見，詳細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