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周佛海悔殺當年參加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
談話到此，可說是到了圓滿結束的時候；但司徒雷登興猶未央，而傅涇波卻又提出一個深具意義，也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研究過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導和平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反共；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曾經表示，希望蔣委員長改變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據說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麵，有和平、反共、建國的字樣，說明了中日和平與反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與陳公博先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由發起共產黨到堅決反對共產黨，是什麽力量來推動了這個180度的轉變？”
“理論！”周佛海平靜而簡潔地答了這兩個字；”不過公博是就經濟方麵看透了馬克思主義根本不通；我是從鹿兒島七高畢業以後，升學京都帝大，聽了河上肇博士的課，又徹底研究了他的著作，從政治方麵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在當前的中國，根本不能實行。”
“周先生參加共產黨，是在七高時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長沙、廣州、武昌、濟南這6個地區的57名黨員。”
“隻有57個人？”
“是的。像廣州，公博跟譚平山叔侄一共3個人，就成立了廣州共產黨。那次廣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澤東是長沙的代表。但是所謂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因為——。”
因為”北李”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暑假正是整頓內部的時候，他身為館長，不容他請假南下；”南陳”陳獨秀則方為陳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亦以同樣的理由，無法分身。因此，這一次”大會”的主席，就由曾經去過俄國的張國濤擔任。
“據公博後來告訴我，他之脫離共產黨，就起意於對張國濤的不滿；公博一向喜歡觀人於微，當時張國濤的處置，我倒並不以為不當，而公博看出來了，事情是這樣：最初決定，開會為了安全問題，應該逐日更換地點，但一連4天，都在法租界貝勒路，上海代表李漢俊家開會。公博便問張國濤何以與原議不符？你們知道張國濤怎麽說？”
張國濤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的理論，而是克倫斯基的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赤色的。原來俄國1917年發生的”二月革命”，是軍隊不奉政府彈壓罷工工人的命令；國會亦起而反對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國會，而國會置之不理，成立了臨時政府，由克倫斯基擔任主席。不過，臨時政府雖由專製改為共和，但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所以當時認為”二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在作為俄共黨史的”簡明教程”中，更一再強調，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專政”；這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自然水火不容。
然則這一連4天在李漢俊家開會，又有什麽關係呢？張國濤說，因為李漢俊的立場有問題，所以在他家開”大會”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們越要在他家開會！”張國濤這樣很得意地對陳公博說；臉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獲得滿足時的反應。
陳公博卻大起反感，認為既屬”同誌”，應該相見以誠，相待以義；張國濤這樣做法，不僅故意與李漢俊為難，甚至連”同誌”的安全都不顧，共產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種同舟敵國的現象，使得陳公博內心的滿腔熱情，頓時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氣得陳公博幾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產黨員參加政治，連教員都不許當。也許張國濤是希望逼著共產黨員去當”無產階級”的”工農”；以為參加政治就是做官，與組織的要求不符，但何至於連從事教育都不許？豈非荒謬絕倫！
盡管陳公博全力反對，但在張國濤堅持之下，居然照案通過。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開會時，張國濤自動提出取消前一天的決議；陳公博自然要提出質問。張國濤的答複是：俄國代表的意見。
原來那時”第三國際”有兩個代表派在中國，一個叫吳庭斯基，一個叫馬林；組織中國共產黨，即出於吳庭斯基的策動，在這次”全代會”中，儼然君臨的姿態，陳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慣；現在聽張國濤恬不知恥地表明，一兩個俄國人竟可推翻”大會”通過的議案，自然氣憤難起；疾言厲色地說：“這樣子不必開什麽會，隻由俄國人發命令算了！”當場衝突，不歡而散。
到得最後一天，終於出麻煩了。他們開會總是在晚上，這天人還沒有到齊，正在閑談時，李家的仆人上樓報告，說有一個麵生可疑的人在問他：你們經理在家不在家？一聽這話，深具秘密工作經驗的吳庭斯基和馬林，立刻主張解散。於是張國濤領頭，紛紛下樓，開了前門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習慣由後門出入，所以前門反變成比較安全的”太ae絓f2門”了。
陳公博本來心惡張國濤不顧”同誌”危險，專跟李漢俊為難；及至急難來時，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惡，而且心鄙了。此時他一方麵覺得有跟李漢俊共患難的必要；一方麵也想了解張國濤何以對李漢俊的惡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來不走，跟李漢俊談談。
李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香煙，一人抽了一支，談不到三五句話，3個法國”三道頭”帶著4個”包打聽”上樓來了。”不準動！”有個包打聽大喝一聲。
李漢俊想盡主人之禮，坐在那裏探手去取煙罐，準備敬客，那知手剛一伸，又嚇一大跳！
“叫你不準動，就不準動！”聲音愈來愈粗暴了。不許動，不許說話，甚至不許喝茶——怕茶中預置了毒藥；不過煙罐就在陳公博麵前，他取煙抽，卻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個多鍾頭，又問了李漢俊許多時候的話，恰好48支煙抽完，就輪到陳公博受訊了。
陳公博不懂法語，”包打聽”翻譯著說：“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大為詫異，便用英語問”總辦”：“你能不能說英語？”
“行！”總辦用英語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為什麽懷疑我是日本人？”
“現在我更加懷疑了。”
“為什麽？”
“你似乎不懂他說的中國話。”
“哪有這回事？”陳公博轉臉用廣東味道的”京腔”向包打聽說：“他說我不懂你的話；請你告訴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聽為他證明以後，總辦問道：“你這次由什麽地方來？”
“我是由廣東來的。”
“來幹什麽？”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暑假到上海來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這一問太容易回答了，陳公博手一指說：“喏，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麽地方？”
陳公博想說住在永安公司的大東酒樓；話到口邊，驀地裏想起，說了實話，可能會去搜查；不獨他的妻子李麗莊會受驚，而且旅館中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這一搜出來，後果如何，難以逆料。於是他改口說道：“我就住在這裏。”
“你睡哪裏？”一個曾將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聽說：“樓上主人兩夫妻一間房；樓下是傭人房，哪裏還有第三間房？”
他一開口陳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釋，更讓他有從容思考的機會，所以等他說完，不慌不忙地答說：“天氣太熱，就在這客廳裏打地鋪，也很舒服。”
那包打聽對他的答複很滿意；用法語向總辦報告以後，訊問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是他向李漢俊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隻見李漢俊連連點頭，事後告訴陳公博，那法國人教訓了他一頓，說知道他們是智識份子，大概想有某種政治企圖；但中國教育不普及，什麽都談不到，任意妄為無非引起混亂而已。今天因為沒有抓到證據，隻好算了；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作這種集會。
“證據是有的。”李漢俊從抽屜裏取出來一張紙，”他們在搜抽屜，我的心已經跳到喉頭了。居然這樣重要而就在跟前的東西，會交臂而失，實在不可思議！”
陳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陳獨秀所草擬，自廣州寄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上麵已改得一塌糊塗，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許就因為如此，才會令人疏忽。
風浪已過，陳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煙；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辭出門。那知一出弄堂，便發現有人跟蹤，陳公博快他也快；陳公博慢他也慢。這一下就不能回大東旅館了；陳公博漫無目的的走了一陣，盤算好了一條脫身之計；喊一輛”黃包車”，關照拉到八仙橋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車一停下，轉身之際，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釘梢”的人。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張，逛遊藝場，在”共和廳”聽了”女校書”，最後來到露天電影場。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電影場，共有兩處，一處在地麵；一處在屋頂，陳公博是先到地麵那一處，坐在後麵看了三四分鍾，趁銀幕上出現夜景，光線特暗時，離座而去，直奔屋頂露天電影場，繞了一圈，從另一邊下樓，疾步出門，跳上一輛車，很快地回到了旅館；一進門便說：“麗莊，麗莊，快把箱子打開。”
打開箱子，檢取有關的文件，燒幹淨了，將灰燼丟了在痰盂裏，陳公博方向妻子細談這晚遇險的經過。
“那天，”談到這裏，周佛海補敘他自己的經曆，”我因為吃壞了肚子，大吐大瀉；睡在貝勒路博文女中樓上的地板上，到得12點多鍾醒來，發見毛澤東在門外警惕地張望，我問他為什麽不進來？他說：他看看有沒有陌生人。接著，將這晚上發生的事，都告訴了我。當然，公博的臨危不苟，是事後聽別人說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驚魂初定，又接觸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東旅館間壁的屋子——。”
那間屋子裏，寄宿的是一對情侶，由於婚事受阻，相約殉情；男的是洋行職員，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槍，打算先結果了女的性命，再飲彈自殺。到得後半夜，在大風雨中，陳公博聽得一聲槍響，起床開門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麽人都沒有；夫婦倆都猜不透是怎麽回事？陳公博還以為是夢魘。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卻從從容容地走了。臨走以前，寫了一封長信，自道忽然覺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還是要在這個世界上奮鬥下去。而且還吃了一碗麵，方始離去。
這一下，陳公博又緊張了，因為巡捕房查緝命案，他是緊鄰，也許會被傳去問話；節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場災難。因此，夫婦倆商量了一下，決定到杭州去躲兩天再說。
就在這一天，周佛海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與杭州之中的嘉興。原來周佛海聽到了毛澤東的敘說以後，覺得”大會”功虧一簣，未免可惜，認為應該另外找個安全的地方，將最後一天的大會開完。同時想到上海代表李達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熱戀中的楊淑慧的同學，是嘉興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達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替陳獨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決定連夜通知”同誌”第二天到嘉興開會。李達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鴛鴦湖中一條大畫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還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聲真如李義山詩中所形容的”錦瑟驚弦破夢頻”，所以盡管船中開會，大聲爭執，隔著白茫茫一片煙雨的鄰近船上，竟一無所聞。
這天會中，通過了”黨綱”和”黨的組織”；接著是選舉，陳獨秀自然膺選為”委員長”；周佛海由於力疾從公的功勞，被選為”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下麵”組織”、”宣傳”兩部，由張國濤、李達分別擔任。
會後到上海，周佛海一麵搞共產黨；一麵談戀愛，在南成都路輔德裏租了一間屋子住，也是他跟楊淑慧秘密談情之處。至於”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頂花園”都是；因為他常需要跟馬林接觸，而會麵的地點，總是在這些地方。
跟馬林見麵頂重要的一件事是，領取第三國際所發的經費，所以有些人加入共產黨，隻是為了領取津貼，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暑假將近結束，陳獨秀由於周佛海的函電交催，在廣州辭了職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員長”改稱”總書記”的大權。但他與馬林的意見甚深，主要的是馬林以為你們拿了第三國際的錢，就該聽第三國際使喚，而陳獨秀認為”朋友幫忙”是一回事，”獨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說馬林的話說錯了，要他認錯，才肯見麵；馬林不肯，以致形如參商，有什麽事接頭，要由”同誌”轉達。
這時莫斯科又派了一個山東人楊明齋到上海，預備創辦”中俄通訊社”，住在陳獨秀家；陳太太喜歡打牌，楊明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誌”去看陳獨秀，常被她拉成麻將搭子，有時”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這種3人麻將。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勁，留滬未走的漢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說：“我剛剛從輔德路上遇見密斯楊，她到你那裏去了。”
聽這一說，周佛海便將牌讓給包惠僧打，匆匆趕回秘密住處去會楊淑慧。走了半個小時，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圍漁陽裏，陳獨秀夫婦、楊明齋、包惠僧，還有去訪陳獨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陳獨秀有過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經驗，所以態度很沉著，不承認他就是陳獨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為在想像中，作為一個”政黨領袖”必定氣概軒昂；而陳獨秀其貌不揚，還帶些土氣，”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沒有進一步查證。
不過，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陳獨秀，”元凶在逃”，當然要繼續緝捕，所以命令守在陳家的包打聽，不論什麽人上門，一律收禁。在這段期間，僥幸漏網的周佛海，陪著楊淑慧到法國公園去散步，經過漁陽裏，楊淑慧要去看陳太太，周佛海不讚成，因而又僥幸逃過一關。但接踵之間，有個人自投羅網，遭了無妄之災。
這個人叫褚輔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訪陳獨秀時，為包打聽逮捕，送到巡捕房，主辦的翻譯，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離座相迎，問他：“慧老，你怎麽也在那裏？”
“我是去看陳獨秀。”
“慧老，你認不認識他？”
“當然認識。”褚輔成沒好平地答說：“不認識，我去看他幹什麽？”
“好，好！我帶你去看他。”
帶到別室，陳獨秀一看褚輔成的臉色，急忙打手勢想通款曲，褚輔成已經大聲在問了。
“仲甫，這是怎麽回事？”
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陳家的包打聽，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時，周佛海又來了——他是順道去看馬林；為馬林帶來一封致陳獨秀的”哀的美敦書”，上麵寫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由於措詞嚴重，所以周佛海連楊淑慧都顧不得陪，急急趕來下書。
到得漁陽裏一看，陳家的後門關著，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進後門就是廚房，時值黃昏，作炊之時，天氣又那樣熱，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後門是沒有一家不敞開的。陳家訪客甚多，在白晝，後門從無關閉之時，唯獨此刻例外，是何緣故？
一麵這樣想，一麵已動手去敲門；門開處出現一個彪形大漢，用山東話問道：“你找誰？”
“我找陳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聲，後門又關上了。
周佛海越發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麽回事？不久，有個叫陳望道的”同誌”，神色倉皇地來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陳獨秀等人被捕，暗叫一聲”好險！”匆匆焚毀了重要文件，找個小旅館住下：一麵自己避禍，一麵還要設法營救陳獨秀。
就在這時候，馬林來找周佛海，說要召開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對抗”華盛頓會議”——美國總統哈定所發起，受邀參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國；會議的主旨在解決存在於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的，足以造成糾紛的各種問題。而第三國際認為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會議，所以在伊爾庫茨克召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希望中國能夠派出工人、農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國去出席。
這是個極大的難題，周佛海隻有親自去奔走，坐了長江輪船到湖南、湖北繞了一個大圈子，拉了二十幾個不滿現狀，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著便回到了鹿兒島”七高”。
七高畢業，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權威河上肇在帝大執教，想從他進一步精研馬克思的學說。結果，周佛海從河上肇那裏得到的，是堅強的反共產的意誌。
“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在勞資階級的對立沒有尖銳化和深刻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沒有發達成熟的中國，在內受封建軍閥統製，外受帝國主義者侵略的中國，絕對不能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周佛海不自覺地激昂了；話一句比一句重。
“那麽，”傅涇波問道：“照周先生的看法，產業發達以後的中國，就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囉！”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著，恢複了平靜，從容的神態，”這方麵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徹，我把他的看法介紹給你。”
原來陳公博從上海開會回去以後，對共產主義雖未失望；而對共產黨人卻深為厭惡，最後陳獨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陳公博致書絕交，同時聲明：“自今以後，獨立行動；絕不受黨的束縛。”
事情之起是，陳獨秀以書生搞”黨”、搞政治，不免有投機主義的色彩；當民國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師，轉道廣東北伐時，陳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陳獨秀卻又翩然而至了。
陳獨秀來廣州的目的是，要轉道惠州去看陳炯明。陳公博以為他故人情重，當陳炯明失意時，不遠千裏去慰問，是件極可稱道的事；所以他雖不大欣賞陳炯明的作風，卻並不反對陳獨秀此行。
那知陳獨秀提出要求，希望陳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陳公博一口拒絕，他說：“你已經有陳炯明的秘書黃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從沒有見過陳炯明；黃居素幾次要給我介紹，我抱定宗旨，教書、辦報，不見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強人所難？”
陳獨秀答說：“我跟黃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說有笑，才有旅行之樂可言。”
陳公博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便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個朋友，也是陳獨秀相熟的陳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廣九鐵路往石龍，換輪船到惠州，黃居素陪著陳獨秀去看陳炯明；陳公博與陳秋霖買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掛綠”、帶了兩啤酒去逛”小西湖”，劇談縱飲，在小艇上睡了一覺；黃昏歸去，陳獨秀和黃居素也回來了，即晚下船，踏上歸程。
“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陳獨秀在船上對陳公博說：“屋子裏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好幾架軍用電話，我看，廣東恐不免有事。”
陳公博報以沉默，陳獨秀也就不再說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為約請陳公博密談；談的仍是陳炯明。
“廣東不久恐怕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陳獨秀說：“論道理應當聯孫；論力量應當聯陳，你有什麽意見？”
陳公博看他這趟來，行蹤詭秘，所以聽他這一問，不免存著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征詢，還是在試探？
考慮了一下，陳公博決定表示內心的看法，”我們暫時不談道理和力量，”他說：“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國第一人；陳炯明再了不起，也不過廣東第一人。何去何從，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擇。”
陳獨秀默然；好一會才說了句：“我們再看罷！”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話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陳炯明終於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並通電要求孫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脫險，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司令溫樹德陪著中山先生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商決應變之策；第二天親率7條軍艦，回泊白鵝潭，炮擊陳軍。當雙方炮火正烈之際，陳獨秀派了一個本名張春木、改名張太雷的留俄”同誌”到廣州，專門為陳公博送來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陳獨秀的親筆，說是希望陳公博馬上離開廣東到上海；因為上海盛傳，陳公博有助陳炯明叛亂的嫌疑。
這一看，陳公博暴跳如雷，問張太雷說：“是根據什麽證據，說我幫助陳炯明？”
“上海許多國民黨員都這樣說；而且香港的報紙也登載過。”
“許多國民黨員是什麽人呢？倒指出來給我聽聽。至於香港報紙，我知道是《晨報》；那段消息，我也見過，附陳的頭一名是古應芬，其實古應芬跟陳炯明的關係雖密切，也做過他的政務廳長，但古是為廣東全局，更是為了擁護孫先生；孫先生北伐，陳炯明不肯接濟軍餉器械，古力勸不從，這是他辭職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轟觀音山之後，他南下香港，後來又到江門組織大本營討陳。你想，第一名古應芬就不是附陳叛變的人，何況排到第六，還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這些情形，外界是不會了解的——。”
“可是，”內心越來越激動的陳公博，搶著說道：“陳仲甫應該知道：我沒有做過陳炯明的官，沒有拿過陳炯明的錢，而且也沒有見過陳炯明；上次陳仲甫來，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惠州回來，如果不是我的勸告，他也許已經跟陳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問他，他想聯陳不聯孫，問到我時，我是怎麽說的。”
“這些情形請你立刻離開廣州，到了上海，當麵解釋，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釋。廣州我是要離開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經決定到美國去讀書，護照要簽證——。”
“公博，”張大雷急急打斷他的話說：“要留學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國幹什麽？”
陳公博不答他的話，隻說：“我附陳不附陳？陳仲甫知道；剛去了上海的譚平山也知道，何以他們兩個人知而不言，讓許多不了解我的人誤會我！要朋友幹什麽？不就是在這種時候發生作用嗎？他們兩個人不但夠不上朋友，連做人都有問題。”
“公博，你不要激動，朋友之間，難免有誤會。至於留學，我知道你對經濟方麵興趣濃厚，學經濟就不能不深研馬克思理論，我勸你到俄國留學；我來替你安排。”
“多謝你的好意。”陳公博一口拒絕，”我隻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帶封信給陳仲甫。”
陳公博的那封信，長達一千餘言，八行信箋寫了二十多張；質問陳獨秀記不記得問過他是聯孫還是聯陳；記不記得他的答複。後麵附帶大罵譚平山說：“我們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連我的性格和主張都不清楚，我在廣東的行動都是公開的，你應該完全了解；對於上海那種無稽之談，何以默無一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這種賣友的行徑，做個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論共同奮鬥？我現在聲明：從此脫離共產黨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廣州的共產黨黨部，聲明即日期不再負責。廣州的共產黨，大為震動，連夜召集會議；陳公博出席報告了經過。有些人很激動，主張廣州共產黨全體獨立；陳公博因為深深感到一個有學問道德的人，像陳獨秀那樣，加入了共產黨，就會變得不顧信義，不講廉恥，所以下定決心，不但脫離共產黨，而且不跟共產黨人交往；他們獨立不獨立，與己無幹，所以根本不讚一詞。散會以後，隻專心一誌去辦出國的手續。
陳公博是在民國12年春天，由日本到紐約的，隨即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他本來是專攻哲學的；進修卻改了研究經濟，而研究經濟的目的，實在是研究政治。因為陳公博在研究倫理學及各國政治史以後，有了一個確信不疑的結論：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沒有政治。
研究經濟當然要研究馬克思主義。陳公博在道經芝加哥時，定購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與恩格斯合著的書在內。經過3年的鑽研，馬克思的主張，在講責任、講道德的陳公博心目中，幾乎沒有分文價值了。
首先他發現，馬克思所說中產階級消滅的理論，是絕對欠正確的。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革命有幾個階段，最初是資本主義消滅了封建；然後是資本主義消滅了中產階級；這時社會上就隻剩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壁壘，最後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但美國的實際情形，及統計數字告訴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世後，中產階級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增加到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來馬克思沒有想到，科學技術，會飛躍進展；技術工人的工資，超過若幹自由職業者的收入，這班工人自然逐漸變成中產階級。馬克思所引為革命群眾基礎的產業工人，有誰願意由中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第二個發現的是唯物辯證法的不合邏輯。陳公博是哲學係出身，很容易地將唯物論辯證法的”娘家”找了出來；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辯證法，源於他的老師黑格爾的學說，其實這個辯證法是由希臘形而上學的學者芝諾所發明。
黑格爾的辯證，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真理。因此辯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麵；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麵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這樣相反相生，永無休止；所以共產黨不斷製造矛盾，不斷展開要鬥爭。但馬克思推斷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再有無產階級的反麵；矛盾沒有了，鬥爭也停止了！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無休止的邏輯？陳公博認為，共產宣言不過是對工人的煽動宣傳，決不是真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第三個發現的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隻是平麵的、浮淺的觀察。他認為一個工廠的盈餘，都是廠主剝削工人而來的。在一個小小的純以勞力為主的工廠，這個理論還有點相似；但施之於大企業，則馬克思的理論，完全失去了根據。譬如煙酒專賣，剩餘價值很多；能說所有的盈餘，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來的嗎？當然不是！諸如國家賦予的獨占權、技術、增加生產、減低成本的企業管理方法、廣告等等，都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因素。豈能一筆抹煞？
不過陳公博亦有困惑，這些道理是極淺近的：何以馬克思會看不透，發出如此論調？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馬克思流亡在英國寫《資本論》時，正當產業革命初期，確有這些剩餘價值的現象，以致他據為定論。《資本論》就算有價值，也是一時的；純經濟的學識，不管是亞當斯密的《原富》，或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會四海皆準，古今不變。陳公博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富強之道，隻有民生主義。
“我與公博同感；不研究共產主義，不知民生主義之可愛。”周佛海說：“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後，對共產黨的一切，就漸漸疏遠了。在黃埔軍校成立後，我應戴季陶先生電邀，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是鮑羅廷，我跟他大辯論過幾次；我告訴他——。”
周佛海告訴鮑羅廷說：共產黨的任務是社會革命；國民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是後者，不是前者。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當前並不需要農民對地主，與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鬥爭。那樣會將力量抵消，適足以予敵以可乘之機，使得外患內憂，更加嚴重。共產黨如果真想跟國民黨合作，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全力來參加國民革命。
鮑羅廷自然不會同意這一看法。在經過幾次激辯後，周佛海發覺第三國際仍是以蘇俄為本位；完全沒有顧到中國人的願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產黨的通知。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門，將周佛海從夢中喚醒，苦苦相勸。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無動於衷，周恩來隻得悵然而去。
“我自問對國民黨是有貢獻的，不過我也必須坦白地說，這一份貢獻並不能抵消我在組織中國共產黨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說：“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動了許多純潔青年，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去開會；其中有三十多人，後來到了莫斯科，進東方大學中國班，經過瞿秋白的翻譯，學習馬克思理論；雖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數在以後成了中共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像在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過化了一個月不到的工夫，在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南京跑了一圈；會留下這麽深的禍根。我很慚愧地公開這一段經過，是表示我的懺悔，我對不住國家，尤其對不住我的家鄉湖南。老實說，今天我追隨汪先生從事和平運動，主要的一個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慶，為我解釋我的心境。”
對於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當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時定下了下一次晤麵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衛的話很漂亮，隻要有利於全麵和平，他怎麽樣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諾以後，也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和立場。
“請你在竭見蔣先生的時候說：南京的中央政府，勢必組織，但決不為東京與重慶之間講和的障礙，同時請你勸蔣先生，不要因為日本遭遇困難而輕敵；也不要根據個人恩怨來決定大計。”
“好！”司徒雷登也很鄭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話帶到。”
“請問周先生，”傅徑波問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麽時候成立？”
“下個月。”
“這麽快？”傅涇波訝異地問。
“是的。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周佛海的兩句回答，語氣簡單有力，聽上去充滿了信心；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麽回事。”組府”的工作，問題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國民政府，關閉了和談之門，不願過於明顯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結。影佐禎昭在國內所受的壓力甚重；他倒是講”道義”的，始終支持汪精衛與周佛海，無奈以他的地位，發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須另外尋日本方麵的關係，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麵，中日直接談判停戰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麵，甚囂塵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參加”新中央”的，亦不免遲疑觀望。汪係人物中，比較冷靜的，看出形勢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現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經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著看這台戲；可是後台的角色還沒有齊，有的來過又走了；有的雖然來了，在那裏抽煙、喝茶閑聊天，不肯扮戲，如果角兒再不出場，觀眾一走散，這台戲根本就唱不成；那時怎麽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這個道理，聽了這番警告，越覺得事不可緩。決定走一步，算一步，盡快將開鑼戲先推了出去；在”幹部會議”中提出建議：2月20日開”中央政治會議”；3月26日”還都”。
於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繼汪精衛之後，坐了飄著”太陽”標幟的軍用機，飛到南京；在明故宮機場降落時，
“還都籌備委員會”的”總幹事”羅君強，親自來接；上車進城，直趨首都飯店。那時的南京，正是滿目瘡痍；而周佛海還是劫後初見，因為自從搞和平運動以來，他一直住在紙醉金迷的上海，從沒有機會來看一看日本軍隊幹的這些好事！
當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車中，一直沒有開口；到得一處叫西流灣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羅君強懂得他的意思，隨即問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謂”老屋”，其實還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後起造的。房子不大，卻有一個地下室；當時高級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絕無僅有，因此當”八一三事變”一起，日本飛機轟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許多朋友，到周家來避難，有的是搬了進來住；有的是晨至夕歸；至於臨時來逃警報的，更是不知其數。
平時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高宗武；武的有：朱紹良、李名揚。武的不談政治、文的則對抗戰前途，多抱悲觀，主張到了相當時機，結束中日事變。當舉國都在要求”抗戰到底”，群情憤激之中，獨有這一批人，在地下室裏，壓低聲音談如何”和平”，因此，胡適之戲稱周家是”低調俱樂部”。
如今劫後重歸，周佛海回想當年，主張和平亦不過等於處士橫議，在蔣委員長堅強的領導之下，這根本就是渺茫無據的事。而現在居然實現了；雖然隻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變幻莫測，也就足以令身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於無窮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羅君強用安慰的語氣說道：“隻不過一片竹林沒有了；我計劃替你補植。”
“就算景色仍如當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這裏飲酒劇談，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著汪精衛去謁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飯店，發現犬養健在等他，臉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極要緊的話要談。
於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個房間，將犬養健邀來，閉門叩詢來意。
“今井、臼井兩君，到香港去過了；跟重慶方麵的代表，有過好幾次接觸，據說談得很好，大約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戰的消息。因此，”犬養健很吃力地說：“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麵，希望組織政府的工作，能夠延期。”
一聽這話，周佛海如當頭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樣一件大事，你們在進行之前，進行之中，居然一點風聲都不露！這真不能不令人懷疑日本的誠意。”周佛海又問：
“今井、臼井到香港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發不悅：“我們是朝夕見麵的人，你居然從來沒有提過！”說罷，微微搖頭，顯示了他的強烈不滿。
“我以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養健這樣辯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見過麵；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動？應該有情報送回來給你。”
“我跟臼井見麵談過對重慶的和平問題，但僅止於談而已；並不知道你們已經采取行動，至於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錢新之、杜月笙向重慶轉達我們隻為和平，不謀權勢的誠意。並不是去做情報，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報。”
“這，”犬養健赧然說道：“倒是我們這方麵誤會了。”
徒然指責，一無用處，周佛海自我抑製地將情緒平複下來，方又問道：“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麵，希望延期到什麽時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們在香港所接觸的重慶代表是誰？”
“一位舒先生。”犬養健說：“我帶得有他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應臼井之請，派人在門縫中所偷攝，人影模糊不清，隻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聽犬養健將”舒先生”的來龍去脈說清楚以後，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說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認識，不過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風度翩翩，決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說：“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麽，那舒先生是極不重要的一個人。”
“可是，他能跟頂頂重要的一個人，直接講得上話呀！”
“哪有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講得上話，也不過談談家常。你們把中國的事情，也看得太簡單了。”
犬養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會，方又問道：“周先生，關於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頭的人，確實是經過蔣委員長同意而派出來，並且可以負責的，則和平有期，不要說4月15，根本不組織都可以。但對方既是毫無分量的人，所作的承諾，大可懷疑，因此而延期組府，則和平既不可期，組府又歸於失敗，兩頭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養健深以為然，立即作了個提議：“約影佐來談談？”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為日、汪之間正式的橋梁是影佐禎昭，談這件事當然要聽取他的意見，或者說要爭取他的支持。於是周佛海一通電話，影佐立即趕到。
影佐也是深知”雙井”的活動，所以長話短說，立即談到了延期的問題。
“明天開中央政治會議，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隻不過20天的工夫。”犬養健說：“如果反對4月15之說，似乎要有堅強的理由，才能獲得派遣軍方麵的諒解。”
“政治是變幻無常的；最需要當機立斷，片刻都拖延不得，何況20天？”周佛海說：“如果能拖延20天，我為什麽不讓軍方滿意，而要故意反對？無奈實際的情勢是，大家都已經知道，3月份之內，必定還都；到時不能實現，必致崩潰，因為現在由於直接談和的傳說很熱鬧，預備參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觀望之中，經不起風吹草動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遲延到3月31日？”
“可以這麽說。”
“大佐的意思呢？”犬養健轉臉問說。
“我同意這個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戰的消息呢？”犬養健問：“是照常組府，還是再往後延？”
“決不可能有什麽停戰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讓戴雨農在香港的特別代表玩弄於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說，二十三四有停戰消息，另當別論。”周佛海又說：“倘使沒有，頂多再等一兩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夠的時間，來證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經失敗。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這番話相當透徹，犬養與影佐再無話說；但為了鄭重起見，3個人又一起去見汪精衛，征得同意，方由犬養去答複派遣軍總司令部。
第二天開”中央政治會議”，會期3天，第一天決定還都日期，公議定在3月30日，是黃花崗72烈士氣義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舊是由國民革命而產生；是一種很巧妙的”號召”手法。第二天通過政綱、及政府組織，交通分為交通、鐵道；實業分為工商、農礦，平空添出兩名”部長”，以便”擺平”各黨各派。
第三天通過各部會人選。散會後”新貴”彈冠相慶；熱中者奔走鑽營，夫子廟紙醉金迷、熱鬧非凡。但周佛海這一天通宵睡夢不寧；因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養說，如果真的有此震驚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這出戲，就不知如何收場了。
“怎麽樣，”周佛海在電話中問犬養健，”有消息沒有？”
“跟臼井還沒有聯絡上。”犬養答說：“跟東京方麵約定了，晚上9點鍾再聯絡。”
9點未到，犬養有電話來了，說跟臼井已取得聯絡；消息雖還沒有，臼井並未絕望。因為”舒先生”那方麵的答複，要經過一條迂回的途徑；在傳遞上，很費時間。
“那麽，到底在什麽時候灰塵可以落地呢？”
“總得到後天。”
“後天是25。好吧，”周佛海說：“我等到後天午夜12點。”
在以後兩天中，犬養及影佐，不斷與派遣軍總司令部及東京方麵聯絡，找到臼井，說尚無消息；不過要跟今井見了麵，方知究竟。於是他們移轉目標，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機關在東京有個代表，名叫塚本，奉命四處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經喝得舌頭都大了。
“大佐，”塚本因為影佐催問甚急，明知今井已經半醉，亦仍舊要問一問：“關於桐工作——。”
“馬屁！”今井暴聲喝斷：“什麽桐工作！你沒有看見我用酒在澆我胸中的塊壘嗎？”
“桐工作”本來是”和平”工作的試探；希望落一葉而知天下秋，但是，這一片桐葉終於未曾落下來。
談話到此，可說是到了圓滿結束的時候；但司徒雷登興猶未央，而傅涇波卻又提出一個深具意義，也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研究過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導和平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反共；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曾經表示，希望蔣委員長改變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據說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麵，有和平、反共、建國的字樣，說明了中日和平與反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與陳公博先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由發起共產黨到堅決反對共產黨，是什麽力量來推動了這個180度的轉變？”
“理論！”周佛海平靜而簡潔地答了這兩個字；”不過公博是就經濟方麵看透了馬克思主義根本不通；我是從鹿兒島七高畢業以後，升學京都帝大，聽了河上肇博士的課，又徹底研究了他的著作，從政治方麵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在當前的中國，根本不能實行。”
“周先生參加共產黨，是在七高時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長沙、廣州、武昌、濟南這6個地區的57名黨員。”
“隻有57個人？”
“是的。像廣州，公博跟譚平山叔侄一共3個人，就成立了廣州共產黨。那次廣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澤東是長沙的代表。但是所謂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因為——。”
因為”北李”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暑假正是整頓內部的時候，他身為館長，不容他請假南下；”南陳”陳獨秀則方為陳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亦以同樣的理由，無法分身。因此，這一次”大會”的主席，就由曾經去過俄國的張國濤擔任。
“據公博後來告訴我，他之脫離共產黨，就起意於對張國濤的不滿；公博一向喜歡觀人於微，當時張國濤的處置，我倒並不以為不當，而公博看出來了，事情是這樣：最初決定，開會為了安全問題，應該逐日更換地點，但一連4天，都在法租界貝勒路，上海代表李漢俊家開會。公博便問張國濤何以與原議不符？你們知道張國濤怎麽說？”
張國濤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的理論，而是克倫斯基的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赤色的。原來俄國1917年發生的”二月革命”，是軍隊不奉政府彈壓罷工工人的命令；國會亦起而反對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國會，而國會置之不理，成立了臨時政府，由克倫斯基擔任主席。不過，臨時政府雖由專製改為共和，但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所以當時認為”二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在作為俄共黨史的”簡明教程”中，更一再強調，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專政”；這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自然水火不容。
然則這一連4天在李漢俊家開會，又有什麽關係呢？張國濤說，因為李漢俊的立場有問題，所以在他家開”大會”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們越要在他家開會！”張國濤這樣很得意地對陳公博說；臉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獲得滿足時的反應。
陳公博卻大起反感，認為既屬”同誌”，應該相見以誠，相待以義；張國濤這樣做法，不僅故意與李漢俊為難，甚至連”同誌”的安全都不顧，共產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種同舟敵國的現象，使得陳公博內心的滿腔熱情，頓時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氣得陳公博幾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產黨員參加政治，連教員都不許當。也許張國濤是希望逼著共產黨員去當”無產階級”的”工農”；以為參加政治就是做官，與組織的要求不符，但何至於連從事教育都不許？豈非荒謬絕倫！
盡管陳公博全力反對，但在張國濤堅持之下，居然照案通過。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開會時，張國濤自動提出取消前一天的決議；陳公博自然要提出質問。張國濤的答複是：俄國代表的意見。
原來那時”第三國際”有兩個代表派在中國，一個叫吳庭斯基，一個叫馬林；組織中國共產黨，即出於吳庭斯基的策動，在這次”全代會”中，儼然君臨的姿態，陳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慣；現在聽張國濤恬不知恥地表明，一兩個俄國人竟可推翻”大會”通過的議案，自然氣憤難起；疾言厲色地說：“這樣子不必開什麽會，隻由俄國人發命令算了！”當場衝突，不歡而散。
到得最後一天，終於出麻煩了。他們開會總是在晚上，這天人還沒有到齊，正在閑談時，李家的仆人上樓報告，說有一個麵生可疑的人在問他：你們經理在家不在家？一聽這話，深具秘密工作經驗的吳庭斯基和馬林，立刻主張解散。於是張國濤領頭，紛紛下樓，開了前門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習慣由後門出入，所以前門反變成比較安全的”太ae絓f2門”了。
陳公博本來心惡張國濤不顧”同誌”危險，專跟李漢俊為難；及至急難來時，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惡，而且心鄙了。此時他一方麵覺得有跟李漢俊共患難的必要；一方麵也想了解張國濤何以對李漢俊的惡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來不走，跟李漢俊談談。
李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香煙，一人抽了一支，談不到三五句話，3個法國”三道頭”帶著4個”包打聽”上樓來了。”不準動！”有個包打聽大喝一聲。
李漢俊想盡主人之禮，坐在那裏探手去取煙罐，準備敬客，那知手剛一伸，又嚇一大跳！
“叫你不準動，就不準動！”聲音愈來愈粗暴了。不許動，不許說話，甚至不許喝茶——怕茶中預置了毒藥；不過煙罐就在陳公博麵前，他取煙抽，卻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個多鍾頭，又問了李漢俊許多時候的話，恰好48支煙抽完，就輪到陳公博受訊了。
陳公博不懂法語，”包打聽”翻譯著說：“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大為詫異，便用英語問”總辦”：“你能不能說英語？”
“行！”總辦用英語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為什麽懷疑我是日本人？”
“現在我更加懷疑了。”
“為什麽？”
“你似乎不懂他說的中國話。”
“哪有這回事？”陳公博轉臉用廣東味道的”京腔”向包打聽說：“他說我不懂你的話；請你告訴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聽為他證明以後，總辦問道：“你這次由什麽地方來？”
“我是由廣東來的。”
“來幹什麽？”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暑假到上海來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這一問太容易回答了，陳公博手一指說：“喏，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麽地方？”
陳公博想說住在永安公司的大東酒樓；話到口邊，驀地裏想起，說了實話，可能會去搜查；不獨他的妻子李麗莊會受驚，而且旅館中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這一搜出來，後果如何，難以逆料。於是他改口說道：“我就住在這裏。”
“你睡哪裏？”一個曾將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聽說：“樓上主人兩夫妻一間房；樓下是傭人房，哪裏還有第三間房？”
他一開口陳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釋，更讓他有從容思考的機會，所以等他說完，不慌不忙地答說：“天氣太熱，就在這客廳裏打地鋪，也很舒服。”
那包打聽對他的答複很滿意；用法語向總辦報告以後，訊問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是他向李漢俊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隻見李漢俊連連點頭，事後告訴陳公博，那法國人教訓了他一頓，說知道他們是智識份子，大概想有某種政治企圖；但中國教育不普及，什麽都談不到，任意妄為無非引起混亂而已。今天因為沒有抓到證據，隻好算了；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作這種集會。
“證據是有的。”李漢俊從抽屜裏取出來一張紙，”他們在搜抽屜，我的心已經跳到喉頭了。居然這樣重要而就在跟前的東西，會交臂而失，實在不可思議！”
陳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陳獨秀所草擬，自廣州寄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上麵已改得一塌糊塗，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許就因為如此，才會令人疏忽。
風浪已過，陳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煙；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辭出門。那知一出弄堂，便發現有人跟蹤，陳公博快他也快；陳公博慢他也慢。這一下就不能回大東旅館了；陳公博漫無目的的走了一陣，盤算好了一條脫身之計；喊一輛”黃包車”，關照拉到八仙橋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車一停下，轉身之際，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釘梢”的人。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張，逛遊藝場，在”共和廳”聽了”女校書”，最後來到露天電影場。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電影場，共有兩處，一處在地麵；一處在屋頂，陳公博是先到地麵那一處，坐在後麵看了三四分鍾，趁銀幕上出現夜景，光線特暗時，離座而去，直奔屋頂露天電影場，繞了一圈，從另一邊下樓，疾步出門，跳上一輛車，很快地回到了旅館；一進門便說：“麗莊，麗莊，快把箱子打開。”
打開箱子，檢取有關的文件，燒幹淨了，將灰燼丟了在痰盂裏，陳公博方向妻子細談這晚遇險的經過。
“那天，”談到這裏，周佛海補敘他自己的經曆，”我因為吃壞了肚子，大吐大瀉；睡在貝勒路博文女中樓上的地板上，到得12點多鍾醒來，發見毛澤東在門外警惕地張望，我問他為什麽不進來？他說：他看看有沒有陌生人。接著，將這晚上發生的事，都告訴了我。當然，公博的臨危不苟，是事後聽別人說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驚魂初定，又接觸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東旅館間壁的屋子——。”
那間屋子裏，寄宿的是一對情侶，由於婚事受阻，相約殉情；男的是洋行職員，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槍，打算先結果了女的性命，再飲彈自殺。到得後半夜，在大風雨中，陳公博聽得一聲槍響，起床開門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麽人都沒有；夫婦倆都猜不透是怎麽回事？陳公博還以為是夢魘。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卻從從容容地走了。臨走以前，寫了一封長信，自道忽然覺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還是要在這個世界上奮鬥下去。而且還吃了一碗麵，方始離去。
這一下，陳公博又緊張了，因為巡捕房查緝命案，他是緊鄰，也許會被傳去問話；節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場災難。因此，夫婦倆商量了一下，決定到杭州去躲兩天再說。
就在這一天，周佛海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與杭州之中的嘉興。原來周佛海聽到了毛澤東的敘說以後，覺得”大會”功虧一簣，未免可惜，認為應該另外找個安全的地方，將最後一天的大會開完。同時想到上海代表李達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熱戀中的楊淑慧的同學，是嘉興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達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替陳獨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決定連夜通知”同誌”第二天到嘉興開會。李達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鴛鴦湖中一條大畫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還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聲真如李義山詩中所形容的”錦瑟驚弦破夢頻”，所以盡管船中開會，大聲爭執，隔著白茫茫一片煙雨的鄰近船上，竟一無所聞。
這天會中，通過了”黨綱”和”黨的組織”；接著是選舉，陳獨秀自然膺選為”委員長”；周佛海由於力疾從公的功勞，被選為”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下麵”組織”、”宣傳”兩部，由張國濤、李達分別擔任。
會後到上海，周佛海一麵搞共產黨；一麵談戀愛，在南成都路輔德裏租了一間屋子住，也是他跟楊淑慧秘密談情之處。至於”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頂花園”都是；因為他常需要跟馬林接觸，而會麵的地點，總是在這些地方。
跟馬林見麵頂重要的一件事是，領取第三國際所發的經費，所以有些人加入共產黨，隻是為了領取津貼，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暑假將近結束，陳獨秀由於周佛海的函電交催，在廣州辭了職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員長”改稱”總書記”的大權。但他與馬林的意見甚深，主要的是馬林以為你們拿了第三國際的錢，就該聽第三國際使喚，而陳獨秀認為”朋友幫忙”是一回事，”獨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說馬林的話說錯了，要他認錯，才肯見麵；馬林不肯，以致形如參商，有什麽事接頭，要由”同誌”轉達。
這時莫斯科又派了一個山東人楊明齋到上海，預備創辦”中俄通訊社”，住在陳獨秀家；陳太太喜歡打牌，楊明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誌”去看陳獨秀，常被她拉成麻將搭子，有時”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這種3人麻將。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勁，留滬未走的漢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說：“我剛剛從輔德路上遇見密斯楊，她到你那裏去了。”
聽這一說，周佛海便將牌讓給包惠僧打，匆匆趕回秘密住處去會楊淑慧。走了半個小時，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圍漁陽裏，陳獨秀夫婦、楊明齋、包惠僧，還有去訪陳獨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陳獨秀有過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經驗，所以態度很沉著，不承認他就是陳獨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為在想像中，作為一個”政黨領袖”必定氣概軒昂；而陳獨秀其貌不揚，還帶些土氣，”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沒有進一步查證。
不過，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陳獨秀，”元凶在逃”，當然要繼續緝捕，所以命令守在陳家的包打聽，不論什麽人上門，一律收禁。在這段期間，僥幸漏網的周佛海，陪著楊淑慧到法國公園去散步，經過漁陽裏，楊淑慧要去看陳太太，周佛海不讚成，因而又僥幸逃過一關。但接踵之間，有個人自投羅網，遭了無妄之災。
這個人叫褚輔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訪陳獨秀時，為包打聽逮捕，送到巡捕房，主辦的翻譯，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離座相迎，問他：“慧老，你怎麽也在那裏？”
“我是去看陳獨秀。”
“慧老，你認不認識他？”
“當然認識。”褚輔成沒好平地答說：“不認識，我去看他幹什麽？”
“好，好！我帶你去看他。”
帶到別室，陳獨秀一看褚輔成的臉色，急忙打手勢想通款曲，褚輔成已經大聲在問了。
“仲甫，這是怎麽回事？”
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陳家的包打聽，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時，周佛海又來了——他是順道去看馬林；為馬林帶來一封致陳獨秀的”哀的美敦書”，上麵寫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由於措詞嚴重，所以周佛海連楊淑慧都顧不得陪，急急趕來下書。
到得漁陽裏一看，陳家的後門關著，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進後門就是廚房，時值黃昏，作炊之時，天氣又那樣熱，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後門是沒有一家不敞開的。陳家訪客甚多，在白晝，後門從無關閉之時，唯獨此刻例外，是何緣故？
一麵這樣想，一麵已動手去敲門；門開處出現一個彪形大漢，用山東話問道：“你找誰？”
“我找陳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聲，後門又關上了。
周佛海越發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麽回事？不久，有個叫陳望道的”同誌”，神色倉皇地來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陳獨秀等人被捕，暗叫一聲”好險！”匆匆焚毀了重要文件，找個小旅館住下：一麵自己避禍，一麵還要設法營救陳獨秀。
就在這時候，馬林來找周佛海，說要召開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對抗”華盛頓會議”——美國總統哈定所發起，受邀參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國；會議的主旨在解決存在於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的，足以造成糾紛的各種問題。而第三國際認為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會議，所以在伊爾庫茨克召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希望中國能夠派出工人、農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國去出席。
這是個極大的難題，周佛海隻有親自去奔走，坐了長江輪船到湖南、湖北繞了一個大圈子，拉了二十幾個不滿現狀，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著便回到了鹿兒島”七高”。
七高畢業，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權威河上肇在帝大執教，想從他進一步精研馬克思的學說。結果，周佛海從河上肇那裏得到的，是堅強的反共產的意誌。
“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在勞資階級的對立沒有尖銳化和深刻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沒有發達成熟的中國，在內受封建軍閥統製，外受帝國主義者侵略的中國，絕對不能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周佛海不自覺地激昂了；話一句比一句重。
“那麽，”傅涇波問道：“照周先生的看法，產業發達以後的中國，就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囉！”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著，恢複了平靜，從容的神態，”這方麵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徹，我把他的看法介紹給你。”
原來陳公博從上海開會回去以後，對共產主義雖未失望；而對共產黨人卻深為厭惡，最後陳獨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陳公博致書絕交，同時聲明：“自今以後，獨立行動；絕不受黨的束縛。”
事情之起是，陳獨秀以書生搞”黨”、搞政治，不免有投機主義的色彩；當民國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師，轉道廣東北伐時，陳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陳獨秀卻又翩然而至了。
陳獨秀來廣州的目的是，要轉道惠州去看陳炯明。陳公博以為他故人情重，當陳炯明失意時，不遠千裏去慰問，是件極可稱道的事；所以他雖不大欣賞陳炯明的作風，卻並不反對陳獨秀此行。
那知陳獨秀提出要求，希望陳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陳公博一口拒絕，他說：“你已經有陳炯明的秘書黃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從沒有見過陳炯明；黃居素幾次要給我介紹，我抱定宗旨，教書、辦報，不見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強人所難？”
陳獨秀答說：“我跟黃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說有笑，才有旅行之樂可言。”
陳公博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便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個朋友，也是陳獨秀相熟的陳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廣九鐵路往石龍，換輪船到惠州，黃居素陪著陳獨秀去看陳炯明；陳公博與陳秋霖買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掛綠”、帶了兩啤酒去逛”小西湖”，劇談縱飲，在小艇上睡了一覺；黃昏歸去，陳獨秀和黃居素也回來了，即晚下船，踏上歸程。
“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陳獨秀在船上對陳公博說：“屋子裏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好幾架軍用電話，我看，廣東恐不免有事。”
陳公博報以沉默，陳獨秀也就不再說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為約請陳公博密談；談的仍是陳炯明。
“廣東不久恐怕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陳獨秀說：“論道理應當聯孫；論力量應當聯陳，你有什麽意見？”
陳公博看他這趟來，行蹤詭秘，所以聽他這一問，不免存著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征詢，還是在試探？
考慮了一下，陳公博決定表示內心的看法，”我們暫時不談道理和力量，”他說：“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國第一人；陳炯明再了不起，也不過廣東第一人。何去何從，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擇。”
陳獨秀默然；好一會才說了句：“我們再看罷！”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話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陳炯明終於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並通電要求孫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脫險，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司令溫樹德陪著中山先生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商決應變之策；第二天親率7條軍艦，回泊白鵝潭，炮擊陳軍。當雙方炮火正烈之際，陳獨秀派了一個本名張春木、改名張太雷的留俄”同誌”到廣州，專門為陳公博送來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陳獨秀的親筆，說是希望陳公博馬上離開廣東到上海；因為上海盛傳，陳公博有助陳炯明叛亂的嫌疑。
這一看，陳公博暴跳如雷，問張太雷說：“是根據什麽證據，說我幫助陳炯明？”
“上海許多國民黨員都這樣說；而且香港的報紙也登載過。”
“許多國民黨員是什麽人呢？倒指出來給我聽聽。至於香港報紙，我知道是《晨報》；那段消息，我也見過，附陳的頭一名是古應芬，其實古應芬跟陳炯明的關係雖密切，也做過他的政務廳長，但古是為廣東全局，更是為了擁護孫先生；孫先生北伐，陳炯明不肯接濟軍餉器械，古力勸不從，這是他辭職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轟觀音山之後，他南下香港，後來又到江門組織大本營討陳。你想，第一名古應芬就不是附陳叛變的人，何況排到第六，還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這些情形，外界是不會了解的——。”
“可是，”內心越來越激動的陳公博，搶著說道：“陳仲甫應該知道：我沒有做過陳炯明的官，沒有拿過陳炯明的錢，而且也沒有見過陳炯明；上次陳仲甫來，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惠州回來，如果不是我的勸告，他也許已經跟陳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問他，他想聯陳不聯孫，問到我時，我是怎麽說的。”
“這些情形請你立刻離開廣州，到了上海，當麵解釋，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釋。廣州我是要離開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經決定到美國去讀書，護照要簽證——。”
“公博，”張大雷急急打斷他的話說：“要留學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國幹什麽？”
陳公博不答他的話，隻說：“我附陳不附陳？陳仲甫知道；剛去了上海的譚平山也知道，何以他們兩個人知而不言，讓許多不了解我的人誤會我！要朋友幹什麽？不就是在這種時候發生作用嗎？他們兩個人不但夠不上朋友，連做人都有問題。”
“公博，你不要激動，朋友之間，難免有誤會。至於留學，我知道你對經濟方麵興趣濃厚，學經濟就不能不深研馬克思理論，我勸你到俄國留學；我來替你安排。”
“多謝你的好意。”陳公博一口拒絕，”我隻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帶封信給陳仲甫。”
陳公博的那封信，長達一千餘言，八行信箋寫了二十多張；質問陳獨秀記不記得問過他是聯孫還是聯陳；記不記得他的答複。後麵附帶大罵譚平山說：“我們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連我的性格和主張都不清楚，我在廣東的行動都是公開的，你應該完全了解；對於上海那種無稽之談，何以默無一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這種賣友的行徑，做個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論共同奮鬥？我現在聲明：從此脫離共產黨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廣州的共產黨黨部，聲明即日期不再負責。廣州的共產黨，大為震動，連夜召集會議；陳公博出席報告了經過。有些人很激動，主張廣州共產黨全體獨立；陳公博因為深深感到一個有學問道德的人，像陳獨秀那樣，加入了共產黨，就會變得不顧信義，不講廉恥，所以下定決心，不但脫離共產黨，而且不跟共產黨人交往；他們獨立不獨立，與己無幹，所以根本不讚一詞。散會以後，隻專心一誌去辦出國的手續。
陳公博是在民國12年春天，由日本到紐約的，隨即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他本來是專攻哲學的；進修卻改了研究經濟，而研究經濟的目的，實在是研究政治。因為陳公博在研究倫理學及各國政治史以後，有了一個確信不疑的結論：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沒有政治。
研究經濟當然要研究馬克思主義。陳公博在道經芝加哥時，定購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與恩格斯合著的書在內。經過3年的鑽研，馬克思的主張，在講責任、講道德的陳公博心目中，幾乎沒有分文價值了。
首先他發現，馬克思所說中產階級消滅的理論，是絕對欠正確的。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革命有幾個階段，最初是資本主義消滅了封建；然後是資本主義消滅了中產階級；這時社會上就隻剩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壁壘，最後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但美國的實際情形，及統計數字告訴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世後，中產階級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增加到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來馬克思沒有想到，科學技術，會飛躍進展；技術工人的工資，超過若幹自由職業者的收入，這班工人自然逐漸變成中產階級。馬克思所引為革命群眾基礎的產業工人，有誰願意由中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第二個發現的是唯物辯證法的不合邏輯。陳公博是哲學係出身，很容易地將唯物論辯證法的”娘家”找了出來；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辯證法，源於他的老師黑格爾的學說，其實這個辯證法是由希臘形而上學的學者芝諾所發明。
黑格爾的辯證，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真理。因此辯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麵；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麵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這樣相反相生，永無休止；所以共產黨不斷製造矛盾，不斷展開要鬥爭。但馬克思推斷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再有無產階級的反麵；矛盾沒有了，鬥爭也停止了！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無休止的邏輯？陳公博認為，共產宣言不過是對工人的煽動宣傳，決不是真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第三個發現的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隻是平麵的、浮淺的觀察。他認為一個工廠的盈餘，都是廠主剝削工人而來的。在一個小小的純以勞力為主的工廠，這個理論還有點相似；但施之於大企業，則馬克思的理論，完全失去了根據。譬如煙酒專賣，剩餘價值很多；能說所有的盈餘，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來的嗎？當然不是！諸如國家賦予的獨占權、技術、增加生產、減低成本的企業管理方法、廣告等等，都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因素。豈能一筆抹煞？
不過陳公博亦有困惑，這些道理是極淺近的：何以馬克思會看不透，發出如此論調？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馬克思流亡在英國寫《資本論》時，正當產業革命初期，確有這些剩餘價值的現象，以致他據為定論。《資本論》就算有價值，也是一時的；純經濟的學識，不管是亞當斯密的《原富》，或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會四海皆準，古今不變。陳公博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富強之道，隻有民生主義。
“我與公博同感；不研究共產主義，不知民生主義之可愛。”周佛海說：“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後，對共產黨的一切，就漸漸疏遠了。在黃埔軍校成立後，我應戴季陶先生電邀，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是鮑羅廷，我跟他大辯論過幾次；我告訴他——。”
周佛海告訴鮑羅廷說：共產黨的任務是社會革命；國民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是後者，不是前者。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當前並不需要農民對地主，與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鬥爭。那樣會將力量抵消，適足以予敵以可乘之機，使得外患內憂，更加嚴重。共產黨如果真想跟國民黨合作，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全力來參加國民革命。
鮑羅廷自然不會同意這一看法。在經過幾次激辯後，周佛海發覺第三國際仍是以蘇俄為本位；完全沒有顧到中國人的願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產黨的通知。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門，將周佛海從夢中喚醒，苦苦相勸。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無動於衷，周恩來隻得悵然而去。
“我自問對國民黨是有貢獻的，不過我也必須坦白地說，這一份貢獻並不能抵消我在組織中國共產黨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說：“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動了許多純潔青年，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去開會；其中有三十多人，後來到了莫斯科，進東方大學中國班，經過瞿秋白的翻譯，學習馬克思理論；雖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數在以後成了中共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像在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過化了一個月不到的工夫，在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南京跑了一圈；會留下這麽深的禍根。我很慚愧地公開這一段經過，是表示我的懺悔，我對不住國家，尤其對不住我的家鄉湖南。老實說，今天我追隨汪先生從事和平運動，主要的一個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慶，為我解釋我的心境。”
對於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當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時定下了下一次晤麵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衛的話很漂亮，隻要有利於全麵和平，他怎麽樣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諾以後，也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和立場。
“請你在竭見蔣先生的時候說：南京的中央政府，勢必組織，但決不為東京與重慶之間講和的障礙，同時請你勸蔣先生，不要因為日本遭遇困難而輕敵；也不要根據個人恩怨來決定大計。”
“好！”司徒雷登也很鄭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話帶到。”
“請問周先生，”傅徑波問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麽時候成立？”
“下個月。”
“這麽快？”傅涇波訝異地問。
“是的。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周佛海的兩句回答，語氣簡單有力，聽上去充滿了信心；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麽回事。”組府”的工作，問題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國民政府，關閉了和談之門，不願過於明顯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結。影佐禎昭在國內所受的壓力甚重；他倒是講”道義”的，始終支持汪精衛與周佛海，無奈以他的地位，發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須另外尋日本方麵的關係，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麵，中日直接談判停戰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麵，甚囂塵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參加”新中央”的，亦不免遲疑觀望。汪係人物中，比較冷靜的，看出形勢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現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經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著看這台戲；可是後台的角色還沒有齊，有的來過又走了；有的雖然來了，在那裏抽煙、喝茶閑聊天，不肯扮戲，如果角兒再不出場，觀眾一走散，這台戲根本就唱不成；那時怎麽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這個道理，聽了這番警告，越覺得事不可緩。決定走一步，算一步，盡快將開鑼戲先推了出去；在”幹部會議”中提出建議：2月20日開”中央政治會議”；3月26日”還都”。
於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繼汪精衛之後，坐了飄著”太陽”標幟的軍用機，飛到南京；在明故宮機場降落時，
“還都籌備委員會”的”總幹事”羅君強，親自來接；上車進城，直趨首都飯店。那時的南京，正是滿目瘡痍；而周佛海還是劫後初見，因為自從搞和平運動以來，他一直住在紙醉金迷的上海，從沒有機會來看一看日本軍隊幹的這些好事！
當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車中，一直沒有開口；到得一處叫西流灣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羅君強懂得他的意思，隨即問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謂”老屋”，其實還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後起造的。房子不大，卻有一個地下室；當時高級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絕無僅有，因此當”八一三事變”一起，日本飛機轟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許多朋友，到周家來避難，有的是搬了進來住；有的是晨至夕歸；至於臨時來逃警報的，更是不知其數。
平時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高宗武；武的有：朱紹良、李名揚。武的不談政治、文的則對抗戰前途，多抱悲觀，主張到了相當時機，結束中日事變。當舉國都在要求”抗戰到底”，群情憤激之中，獨有這一批人，在地下室裏，壓低聲音談如何”和平”，因此，胡適之戲稱周家是”低調俱樂部”。
如今劫後重歸，周佛海回想當年，主張和平亦不過等於處士橫議，在蔣委員長堅強的領導之下，這根本就是渺茫無據的事。而現在居然實現了；雖然隻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變幻莫測，也就足以令身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於無窮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羅君強用安慰的語氣說道：“隻不過一片竹林沒有了；我計劃替你補植。”
“就算景色仍如當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這裏飲酒劇談，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著汪精衛去謁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飯店，發現犬養健在等他，臉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極要緊的話要談。
於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個房間，將犬養健邀來，閉門叩詢來意。
“今井、臼井兩君，到香港去過了；跟重慶方麵的代表，有過好幾次接觸，據說談得很好，大約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戰的消息。因此，”犬養健很吃力地說：“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麵，希望組織政府的工作，能夠延期。”
一聽這話，周佛海如當頭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樣一件大事，你們在進行之前，進行之中，居然一點風聲都不露！這真不能不令人懷疑日本的誠意。”周佛海又問：
“今井、臼井到香港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發不悅：“我們是朝夕見麵的人，你居然從來沒有提過！”說罷，微微搖頭，顯示了他的強烈不滿。
“我以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養健這樣辯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見過麵；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動？應該有情報送回來給你。”
“我跟臼井見麵談過對重慶的和平問題，但僅止於談而已；並不知道你們已經采取行動，至於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錢新之、杜月笙向重慶轉達我們隻為和平，不謀權勢的誠意。並不是去做情報，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報。”
“這，”犬養健赧然說道：“倒是我們這方麵誤會了。”
徒然指責，一無用處，周佛海自我抑製地將情緒平複下來，方又問道：“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麵，希望延期到什麽時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們在香港所接觸的重慶代表是誰？”
“一位舒先生。”犬養健說：“我帶得有他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應臼井之請，派人在門縫中所偷攝，人影模糊不清，隻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聽犬養健將”舒先生”的來龍去脈說清楚以後，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說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認識，不過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風度翩翩，決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說：“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麽，那舒先生是極不重要的一個人。”
“可是，他能跟頂頂重要的一個人，直接講得上話呀！”
“哪有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講得上話，也不過談談家常。你們把中國的事情，也看得太簡單了。”
犬養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會，方又問道：“周先生，關於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頭的人，確實是經過蔣委員長同意而派出來，並且可以負責的，則和平有期，不要說4月15，根本不組織都可以。但對方既是毫無分量的人，所作的承諾，大可懷疑，因此而延期組府，則和平既不可期，組府又歸於失敗，兩頭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養健深以為然，立即作了個提議：“約影佐來談談？”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為日、汪之間正式的橋梁是影佐禎昭，談這件事當然要聽取他的意見，或者說要爭取他的支持。於是周佛海一通電話，影佐立即趕到。
影佐也是深知”雙井”的活動，所以長話短說，立即談到了延期的問題。
“明天開中央政治會議，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隻不過20天的工夫。”犬養健說：“如果反對4月15之說，似乎要有堅強的理由，才能獲得派遣軍方麵的諒解。”
“政治是變幻無常的；最需要當機立斷，片刻都拖延不得，何況20天？”周佛海說：“如果能拖延20天，我為什麽不讓軍方滿意，而要故意反對？無奈實際的情勢是，大家都已經知道，3月份之內，必定還都；到時不能實現，必致崩潰，因為現在由於直接談和的傳說很熱鬧，預備參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觀望之中，經不起風吹草動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遲延到3月31日？”
“可以這麽說。”
“大佐的意思呢？”犬養健轉臉問說。
“我同意這個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戰的消息呢？”犬養健問：“是照常組府，還是再往後延？”
“決不可能有什麽停戰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讓戴雨農在香港的特別代表玩弄於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說，二十三四有停戰消息，另當別論。”周佛海又說：“倘使沒有，頂多再等一兩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夠的時間，來證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經失敗。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這番話相當透徹，犬養與影佐再無話說；但為了鄭重起見，3個人又一起去見汪精衛，征得同意，方由犬養去答複派遣軍總司令部。
第二天開”中央政治會議”，會期3天，第一天決定還都日期，公議定在3月30日，是黃花崗72烈士氣義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舊是由國民革命而產生；是一種很巧妙的”號召”手法。第二天通過政綱、及政府組織，交通分為交通、鐵道；實業分為工商、農礦，平空添出兩名”部長”，以便”擺平”各黨各派。
第三天通過各部會人選。散會後”新貴”彈冠相慶；熱中者奔走鑽營，夫子廟紙醉金迷、熱鬧非凡。但周佛海這一天通宵睡夢不寧；因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養說，如果真的有此震驚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這出戲，就不知如何收場了。
“怎麽樣，”周佛海在電話中問犬養健，”有消息沒有？”
“跟臼井還沒有聯絡上。”犬養答說：“跟東京方麵約定了，晚上9點鍾再聯絡。”
9點未到，犬養有電話來了，說跟臼井已取得聯絡；消息雖還沒有，臼井並未絕望。因為”舒先生”那方麵的答複，要經過一條迂回的途徑；在傳遞上，很費時間。
“那麽，到底在什麽時候灰塵可以落地呢？”
“總得到後天。”
“後天是25。好吧，”周佛海說：“我等到後天午夜12點。”
在以後兩天中，犬養及影佐，不斷與派遣軍總司令部及東京方麵聯絡，找到臼井，說尚無消息；不過要跟今井見了麵，方知究竟。於是他們移轉目標，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機關在東京有個代表，名叫塚本，奉命四處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經喝得舌頭都大了。
“大佐，”塚本因為影佐催問甚急，明知今井已經半醉，亦仍舊要問一問：“關於桐工作——。”
“馬屁！”今井暴聲喝斷：“什麽桐工作！你沒有看見我用酒在澆我胸中的塊壘嗎？”
“桐工作”本來是”和平”工作的試探；希望落一葉而知天下秋，但是，這一片桐葉終於未曾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