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之一，汪精衛河內脫險經過。
這時在河內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衛大感狼狽，”豔電”剛剛發表，談和的對手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表麵看，很可能是日本軍部根本不讚成近衛的”第三次聲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實果真如此，適足以證明重慶的一般看法不錯，日本軍閥哪裏有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近衛聲明不過是他們分化中國領導階層的陰謀而已。
於是汪精衛急於想找由台灣轉道至河內的影佐禎昭；但影佐已經不在河內——因為國內發生政變，影佐趕回東京去了。
這一來，汪精衛不能不重新考慮出處了。不久之前，陳公博由昆明趕到河內，曾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不要跟日本人接觸；汪精衛預備承諾一半，暫住河內，現在看來，連這一半的承諾，都已無法維持。他必須立即作一個退步，便由曾仲鳴出麵，分別向德、英、法三國提出入境簽證的申請。
汪精衛如果願到歐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預備了護照；財政部亦替他預備了旅費，但以汪精衛被通緝在案，決無主動向一名通緝犯致送護照、旅費的道理。至少要汪精衛自己有些表示才能從國家最高利益上去考慮網開一麵。因此，當外交部自德駐日大使館獲得汪精衛想到歐洲的情報以後，蔣委員長決定派中央執行委員穀正鼎帶著護照與旅費，到河內去看汪精衛，轉達蔣委員長的意思：對汪不忍棄之不顧，勸他到歐洲去逛一逛，仍舊回來為國家服務。
去了十幾天，一無結果。汪精衛對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點，怒不可遏，發了許多牢騷。他說：中央應該先討論他的和平主張。果真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抗戰到底，他當然也會尊重中央的決議。倘或仍舊獨行其是，才談得到違反紀律。現在的情形，猶如未經審判，遽爾判決，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時他對他那一係的”同誌”，深表不滿，說他們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張；不追隨他一起奮鬥，穀正鼎對這一點自然有所辯解，他說汪精衛與日本談和的具體內容，隻有極少數的人知；這極少數的人諱莫如深，大家又何從去了解他的苦心與主張？至於”追隨”也者，隻有不答；因為即使是用”人各有誌，不能相強”這種最緩和的說法，隻會傷感情，此行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希望達成。穀正鼎唯有苦口氣心，極力用珍惜他個人在黨國的曆史與地位這些話去打動他，但汪精衛已懷有極深的成見，對穀正鼎的話，根本就聽不進去。
談到遊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幹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哪裏就到哪裏，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穀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其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穀正鼎唯有歎口氣，黯然而歸。
平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麵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豔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製；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借以為藉口，將汪精衛幹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什麽個人的主張；隻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裏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複，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采取什麽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麵，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豔電”。至於”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係的兩大將，顧孟餘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托內心的苦悶；顧孟餘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豔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餘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麵上仿佛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裏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隻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麵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複。
平時穀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麵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隻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製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布署停當；如果穀正鼎在3月20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3月21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麵，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於是影佐與犬養租了一艘5500噸的貨船”北光丸”，帶了軍醫、憲兵軍曹等等，都化裝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駛海防。此外，日本外務省派了一名書記官矢野征記由香港轉河內，作為影佐與河內總領事的聯絡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時，重慶的《大公報》，登出一則消息，說日本政府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這個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別人不知道，有個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卻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陸軍省派至香港，化裝為賣蚊煙香的商人，專門負責與高宗武聯絡。關於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訴了高宗武；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細節，隻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這一點，即可以證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雖不承認，日本方麵已經開始懷疑；及至矢野將赴河內，高宗武勸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帶了一封信給犬養健，隻有一句話：不必與汪精衛會談。因此，從影佐到達河內開始，日本便對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內，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麵就是日本領事館。平時外務省已通過同盟通信社的關係，指派他們的”越南特派員”大屋久壽雄，與汪精衛取得聯絡；所以在影佐於4月18日到達河內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汪精衛；同行的還有犬養及矢野，由周隆庠擔任翻譯。
汪精衛告訴影佐，兩三天以前，鄰屋的3樓搬來一家人家，形蹤可疑，好像是重慶派來的人；越南當局對他個人雖無惡意，不過對政治活動采取封鎖政策。他如留在河內，很難與上海及香港方麵的”同誌”取得聯絡。
“那麽，”影佐問說：“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裏？”
“我幾經考慮，認為以上海為宜；此外，則是香港或者廣州。但香港的英國官吏監視極嚴，陳公博、林柏生在那裏無法活動。廣州雖然是中山先生跟我關係最深切的地方，但已為日軍所占領，如果我去廣州，中國人以為我的和平運動，是在日軍保護之下進行的。至於上海，那裏雖為世界最有名的暗殺之地，但畢竟是我們中國的國土，我願意冒險在上海發表我的和平主張，使全國國民諒解我的愛國誠意。”
“到了上海，請問汪先生願意住在什麽地方？”
“未經日軍占領的租界上。”汪精衛答說：“周佛海、梅思平已經到了上海，開始工作了。”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離開越南。”影佐問說：“這件事隻有請汪先生自己跟越南當局談判。”
“當然。”汪精衛答說：“我正在研究談判的方式，總以避免刺激越南當局為主。在我想，越南對於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煩惱；如果一旦我想要離開，他們斷無不讚成之理。”
“再請問汪先生，預備怎麽樣離開？”影佐自動報告：“敝國政府已準備了一條5000噸的貨船，專供汪先生使用。”
這件事，汪精衛早已知道，他的本意還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說：“謝謝對我的好意，不過我已經租好了一艘法國小船。”
影佐頗感意外，當即提出警告：“重慶對汪先生已下令通緝，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這艘船的噸位有多大？”
汪精衛也不知道；回頭問了問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說：“這條法國船是760噸。”影佐更感詫異；犬養和矢野則是相顧驚愕，都不知道該怎麽說了。
“謝謝各位的關心！我也知道坐這樣一條小船，非常危險，不過我戰後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會使人發生很大的誤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強調，”安全問題，必須認真考慮。”
其實，汪精衛又豈能不考慮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辦法，此時才說：“我預備在海防上船以後，一路航行，請你們的船，跟在後麵；萬一發生意外，彼此可以用無線電聯絡。”
影佐還在思索；矢野已開口問說：“這是不是汪先生已經決定了的辦法？”
“是的。我想，這樣有備無患，比較妥當。”
既然如此，關於技術上的問題，應該找事務人員來商量；矢野便說：“請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務上的細節，可否請辦理總務的來商量一下？”
這件事陳璧君的弟弟，在法國學航空的陳昌祖負責；當時便由汪精衛親自將他喚了來，作了介紹，彼此展開細節上的研究，當然，最主要的是，要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以及因應之道。這是件很麻煩的事，所以談了兩個小時，才大致就緒。
告辭時，汪精衛特來打開一個房間，裏麵沒有人，卻有陳設，最令人觸目的是，床上放著一束用黑絲帶紮住的鮮花。不用說，這就是曾仲鳴舍身護汪之處。
4月20夜間，越南總督府接到巴黎的訓令，同意汪精衛離境；他雇的那條船”哈芬號”，亦已取得離開港口的許可。為了安全起見，”哈芬號”上的中國水手，全部解散，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員。此外還要準備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時間。因此，周隆詳與影佐約定，4月25一早開航，中午在離海防5海裏的一個無人島的海麵，與”北光丸”會合前進。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黃昏，無線電不斷發出約定的密碼搜索，始終聯絡不上。影佐大為焦急，要求船長繼續發電；不久收到回電，但非來自”哈芬號”，而是海防海軍司令部的警報；如再發出意義不明的電碼，將派驅逐艦采取行動。”北光丸”無奈，隻好放棄搜索，向東航行。
東麵便是海南島，”北光丸”從海南島南麵穿過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時間；這3天在影佐的感覺中，比3年還長。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稱之為”天長節”，一早，船長備酒慶祝。犬養便問：“、哈芬號為何聯絡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現在還難以判斷；因為這條船的船齡大了，無線電陳舊，性能不佳；距離稍遠，就無法通報。”
“那麽，”犬養建議，”我們是不是可以停下來等一等呢？”
“停下來不是辦法。”船長答說：“以我推斷，哈芬號的噸位太小，每小時隻能走8海裏；這幾天海上的風浪太大，哈芬號極可能采取北麵航線，那就怎麽樣也聯絡不上了。”
船長指點海圖，一看就明白了，”哈芬號”如從海南島以北，雷州半島以南的瓊州灣穿過；由於南麵陸地的屏障，風浪當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島中部的五指山，擋住了強風，同時也隔絕了電波，這可能是兩船無法聯絡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這一層，犬養的信心大增；瀕於絕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線希望，中午未到，便與船長集中在無線電室；一過中午，”北光丸”便將越過海南島，到達東經111-的位置；遼闊的海洋中，將無任何障礙阻隔兩船的無線電波。
1分鍾、1分鍾地數著，到了下午3點鍾，一直臉色凝重的報務員，突然出現了驚喜之色：“聯絡到了！”
果然，如船長的判斷，”哈芬號”是取道瓊州灣。當時約定在汕頭附近的碣石灣會合。
於是”北光丸”以全速前進，當夜到達碣石灣；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號”才到，將周隆庠與陳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開船就遲了好幾個鍾頭；及至開航，不是濃霧，便是大風，這條小船居然能與”北光丸”會合，真是邀天之幸。
“哈芬號太危險了！性命等於是撿來的。”周隆庠說：“汪先生已經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裏得意，他在想：汪精衛一生三翻四覆，開頭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獨行，表現了中國讀書人的起節。但他的理想，往往經不起考驗，極容易為環境所支配，現實所屈服，譬如這一次說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實要堅持亦不難，大可在汕頭暫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並沒有這麽做。照此看來，隻要汪精衛一上了這條船，就不怕他不就範。
但汪精衛卻自以為還大有可為；在”哈芬號”做了一首七律：“臥聽鍾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舵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平生未盡心。”
詩的題目叫《舟夜》。汪精衛向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過多少個”舟夜”，所以說”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是指重慶和蔣委員長；日軍猖狂便是”風仍惡”。對”舵手”雖無譴責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極難。不過在他認為已發現了一線光明——近衛是他的”鐙塔”；可惜”鐙塔”上的光，不是越來越強，無端跳出來一個平沼，成了浮雲掩月之勢。
“良友”自是指曾仲鳴；”百年沉”是指元朝——統一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於1260年；至1368年元亡，曆時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於元；一定要亡於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見”的字樣。
這當然是正好經過”零丁洋”的感觸；但他自負比文天祥有辦法，不必作”零丁洋裏歎零丁”之歎。至於”檢點平生”，”未盡”之”心”就是從未真正滿足過領袖欲；這一次大概可以”滿足”了。
平時周佛海早已到達上海，展開活動；羅君強在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個姓魏的長官要了600元旅費，飛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當時日本方麵跟周佛海聯絡的是西義顯；因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務，對蔣委員長有所報告時，都由周佛海經手轉呈，而西義顯對高宗武的情況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聯絡，最適當不過。
4月初，西義顯坦率地告訴周佛海，日本方麵對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爭取蔣委員長來主持談和的”高宗武路線”，已遭拒絕。問周佛海今後的和平運動，應該如何做法。
在影佐禎昭已上了”北光丸”，專程赴河內去接汪精衛時，西義顯這話無異明白表示，日本已決定扶植汪精衛。事實上這也在周佛海估計之中；今後如何做法，在陳璧君幾次到香港，在九龍鬧區尖沙咀的住宅中，與周佛海、梅思平籌議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態度的時候了。
周佛海說：“采取言論的和平運動，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為，隻有言論，尚感不夠。應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這就是所謂”周佛海路線”；實際上是”陳璧君路線”。甚至也可能是”汪精衛路線”——汪精衛夫婦對他們的追隨者，唱了一出”雙簧”，汪精衛采取”言論的和平運動”：陳璧君私下表示應該采取”實際行動的和平運動”。而對外則由周佛海作陳璧君的化身，提出”組府”的”周佛海路線”，藉以掩護汪精衛。
周佛海對西義顯的具體說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實履行近衛聲明，我們亦可成立強有力的政府。但近衛的這份聲明，分量還嫌不夠；對最重要的撤兵問題，竟避而不談，評價值已大為降低。倘能恢複我們所提原案，並忠誠付之實行，則庶幾中日事變可以解決。現在汪先生既已出麵主持，應飛往東京，直接征詢日本最高當局的意見；如果認為條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間的和平運動。如果日軍能保證並尊重我們政治獨立，即應毅然到南京組織政府。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準備向汪先生建議，請他接受。”
如果汪精衛肯作東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義在內；僅在宣傳上便可獲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麵毫不考慮地表示”歡迎”汪精衛到日本訪問，有了這個承諾，周佛海的活動便更積極了。
由於”興亞院”撥來的”關餘”，每月有300萬之多；經費寬裕，易於結客，周佛海拉攏的人很多。但比較重要的，隻有4個，一個是無錫人趙正平，”維新政府”的”教育部長”；他是民初陳英士任滬軍都督時的幕僚。周佛海與他的侄子，地方自治專家趙如珩在日本同學；趙正普通過這層關係，與周佛海接上了線。
第二個是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由他的關係，又拉攏了一批清朝末年達官貴人的子弟，如楊士氣的侄子楊毓恂等人。第三個是大夏大學的校長，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說；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溫州人，與梅思平小同鄉。
第四個是富滇銀行上海分行的負責人袁硯公。他跟前麵三個人不同，趙正平是過氣政客；岑德廣是紈絝”遺少”；傅式說雖為大學校長，而在學術界並無多大地位，號召力有限，而袁硯公是龍雲及雲南大老李根源的駐滬代表，他之參加”和平運動”，可能會影響雲南的穩定，因而為軍統判為製裁的對象，而且很快地被執行了。
但在中下層”幹部”方麵，由於自正金銀行提來，整箱簇新聯號的交通銀行10元鈔票的魅力，到設在威海衛路太陽公寓的招兵買馬機構來登記的卻很不少，籌備”組府”的初期，足已夠用。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粉墨登場的初步條件，雖已具備；而且陳璧君在內，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勸駕”；汪精衛卻臨事躊躇，不敢輕發。因為過去在政治上的翻覆，畢竟是在國內；如今卻牽連到外敵！汪精衛不好貨而好名；清夜捫心，不能不想到”身後是非”。
陳璧君心裏雪亮，汪精衛要一個人來壯他的膽，這個人若非顧孟餘，就應該是陳公博。顧孟餘的態度很堅決，早有”割席”之勢；而且陳璧君於汪係人物，唯一所畏憚的也隻是顧孟餘，不敢自討沒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陳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陳璧君去看陳公博，談到組府問題，陳璧君表示汪精衛並無成見，決定召集一次幹部會議，以多數的意見為意見。陳公博便從”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談到汪精衛個人的利害，滔滔不絕地舉出不應”組府”的理由。
陳璧君一直不作聲；等他講完，平靜地說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說。”
陳公博默然。於是陳璧君展開”攻勢”，極力相勸；說隻有陳公博對汪精衛是有說服力，而這分”說服力”隻有在促膝傾談時，才能發揮。
陳公博考慮了好久，終於還是拒絕了。
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麵由汪精衛打了電報；一方麵由陳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陳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願參加幹部會議，希望他派一個代表。
這時在香港能夠代表陳公博發言的親信，隻有一個何炳賢。但是，何炳賢不願淌渾水，一口拒絕。
禁不起函電交馳，隻是動之以情，陳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請何炳賢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賢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為如果能有幾分之一的希望，勸得汪精衛懸崖勒馬，還值得去一趟，無奈汪精衛的至親，如陳春圃等人，已經在放空氣，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之前，有一封信留給蔣委員長，中有”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的話；所謂”難易”，汪精衛的解釋是，在本位工作上堅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國，這一點容易做到；將個人的一切拋開，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比較難了。由此可知，汪精衛已經決定”組府”了；召開”幹部會議”，完全是表麵文章。
此外有人為陳公博進一步指出，陳璧君隻是利用陳公博。因為目前在汪精衛身邊得勢的周佛海與梅思平，都不是汪精衛的基本幹部；梅思平分量不夠，周佛海曆史甚淺，他是西安事變後，汪精衛由歐洲兼程返國時，奉蔣委員長之命到香港迎接，因為談得投機，才逐漸接近，過去並無淵源。既然如此，這個”幹部會議”所作成的決議，汪精衛是可聽可不聽的；換句話說：“組府”不”組府”，完全是汪精衛個人的事。
但如有”陳公博”之字牽涉在內，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對”組府”，總還有一句話好說：“當時幹部會議”，陳公博也派了代表參加的”。這個藉口可以使人產生一種錯覺：汪精衛的組府是陳公博他們都讚成的。
話雖如此，陳公博終於忍受不住情麵的壓力，苦勸何炳賢為他去了卻一筆”人情債”。又說：不去有”默認”之嫌；去了，提出反對的理由，態度鮮明，是非自有公論。這個說法很有力；何炳賢終於同意，充當以陳公博代表的身分，參加了汪精衛的”幹部會議”。
這時在河內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衛大感狼狽，”豔電”剛剛發表，談和的對手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表麵看，很可能是日本軍部根本不讚成近衛的”第三次聲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實果真如此，適足以證明重慶的一般看法不錯，日本軍閥哪裏有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近衛聲明不過是他們分化中國領導階層的陰謀而已。
於是汪精衛急於想找由台灣轉道至河內的影佐禎昭；但影佐已經不在河內——因為國內發生政變，影佐趕回東京去了。
這一來，汪精衛不能不重新考慮出處了。不久之前，陳公博由昆明趕到河內，曾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不要跟日本人接觸；汪精衛預備承諾一半，暫住河內，現在看來，連這一半的承諾，都已無法維持。他必須立即作一個退步，便由曾仲鳴出麵，分別向德、英、法三國提出入境簽證的申請。
汪精衛如果願到歐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預備了護照；財政部亦替他預備了旅費，但以汪精衛被通緝在案，決無主動向一名通緝犯致送護照、旅費的道理。至少要汪精衛自己有些表示才能從國家最高利益上去考慮網開一麵。因此，當外交部自德駐日大使館獲得汪精衛想到歐洲的情報以後，蔣委員長決定派中央執行委員穀正鼎帶著護照與旅費，到河內去看汪精衛，轉達蔣委員長的意思：對汪不忍棄之不顧，勸他到歐洲去逛一逛，仍舊回來為國家服務。
去了十幾天，一無結果。汪精衛對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點，怒不可遏，發了許多牢騷。他說：中央應該先討論他的和平主張。果真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抗戰到底，他當然也會尊重中央的決議。倘或仍舊獨行其是，才談得到違反紀律。現在的情形，猶如未經審判，遽爾判決，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時他對他那一係的”同誌”，深表不滿，說他們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張；不追隨他一起奮鬥，穀正鼎對這一點自然有所辯解，他說汪精衛與日本談和的具體內容，隻有極少數的人知；這極少數的人諱莫如深，大家又何從去了解他的苦心與主張？至於”追隨”也者，隻有不答；因為即使是用”人各有誌，不能相強”這種最緩和的說法，隻會傷感情，此行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希望達成。穀正鼎唯有苦口氣心，極力用珍惜他個人在黨國的曆史與地位這些話去打動他，但汪精衛已懷有極深的成見，對穀正鼎的話，根本就聽不進去。
談到遊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幹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哪裏就到哪裏，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穀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其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穀正鼎唯有歎口氣，黯然而歸。
平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麵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豔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製；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借以為藉口，將汪精衛幹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什麽個人的主張；隻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裏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複，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采取什麽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麵，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豔電”。至於”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係的兩大將，顧孟餘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托內心的苦悶；顧孟餘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豔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餘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麵上仿佛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裏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隻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麵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複。
平時穀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麵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隻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製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布署停當；如果穀正鼎在3月20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3月21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麵，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於是影佐與犬養租了一艘5500噸的貨船”北光丸”，帶了軍醫、憲兵軍曹等等，都化裝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駛海防。此外，日本外務省派了一名書記官矢野征記由香港轉河內，作為影佐與河內總領事的聯絡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時，重慶的《大公報》，登出一則消息，說日本政府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這個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別人不知道，有個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卻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陸軍省派至香港，化裝為賣蚊煙香的商人，專門負責與高宗武聯絡。關於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訴了高宗武；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細節，隻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這一點，即可以證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雖不承認，日本方麵已經開始懷疑；及至矢野將赴河內，高宗武勸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帶了一封信給犬養健，隻有一句話：不必與汪精衛會談。因此，從影佐到達河內開始，日本便對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內，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麵就是日本領事館。平時外務省已通過同盟通信社的關係，指派他們的”越南特派員”大屋久壽雄，與汪精衛取得聯絡；所以在影佐於4月18日到達河內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汪精衛；同行的還有犬養及矢野，由周隆庠擔任翻譯。
汪精衛告訴影佐，兩三天以前，鄰屋的3樓搬來一家人家，形蹤可疑，好像是重慶派來的人；越南當局對他個人雖無惡意，不過對政治活動采取封鎖政策。他如留在河內，很難與上海及香港方麵的”同誌”取得聯絡。
“那麽，”影佐問說：“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裏？”
“我幾經考慮，認為以上海為宜；此外，則是香港或者廣州。但香港的英國官吏監視極嚴，陳公博、林柏生在那裏無法活動。廣州雖然是中山先生跟我關係最深切的地方，但已為日軍所占領，如果我去廣州，中國人以為我的和平運動，是在日軍保護之下進行的。至於上海，那裏雖為世界最有名的暗殺之地，但畢竟是我們中國的國土，我願意冒險在上海發表我的和平主張，使全國國民諒解我的愛國誠意。”
“到了上海，請問汪先生願意住在什麽地方？”
“未經日軍占領的租界上。”汪精衛答說：“周佛海、梅思平已經到了上海，開始工作了。”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離開越南。”影佐問說：“這件事隻有請汪先生自己跟越南當局談判。”
“當然。”汪精衛答說：“我正在研究談判的方式，總以避免刺激越南當局為主。在我想，越南對於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煩惱；如果一旦我想要離開，他們斷無不讚成之理。”
“再請問汪先生，預備怎麽樣離開？”影佐自動報告：“敝國政府已準備了一條5000噸的貨船，專供汪先生使用。”
這件事，汪精衛早已知道，他的本意還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說：“謝謝對我的好意，不過我已經租好了一艘法國小船。”
影佐頗感意外，當即提出警告：“重慶對汪先生已下令通緝，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這艘船的噸位有多大？”
汪精衛也不知道；回頭問了問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說：“這條法國船是760噸。”影佐更感詫異；犬養和矢野則是相顧驚愕，都不知道該怎麽說了。
“謝謝各位的關心！我也知道坐這樣一條小船，非常危險，不過我戰後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會使人發生很大的誤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強調，”安全問題，必須認真考慮。”
其實，汪精衛又豈能不考慮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辦法，此時才說：“我預備在海防上船以後，一路航行，請你們的船，跟在後麵；萬一發生意外，彼此可以用無線電聯絡。”
影佐還在思索；矢野已開口問說：“這是不是汪先生已經決定了的辦法？”
“是的。我想，這樣有備無患，比較妥當。”
既然如此，關於技術上的問題，應該找事務人員來商量；矢野便說：“請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務上的細節，可否請辦理總務的來商量一下？”
這件事陳璧君的弟弟，在法國學航空的陳昌祖負責；當時便由汪精衛親自將他喚了來，作了介紹，彼此展開細節上的研究，當然，最主要的是，要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以及因應之道。這是件很麻煩的事，所以談了兩個小時，才大致就緒。
告辭時，汪精衛特來打開一個房間，裏麵沒有人，卻有陳設，最令人觸目的是，床上放著一束用黑絲帶紮住的鮮花。不用說，這就是曾仲鳴舍身護汪之處。
4月20夜間，越南總督府接到巴黎的訓令，同意汪精衛離境；他雇的那條船”哈芬號”，亦已取得離開港口的許可。為了安全起見，”哈芬號”上的中國水手，全部解散，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員。此外還要準備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時間。因此，周隆詳與影佐約定，4月25一早開航，中午在離海防5海裏的一個無人島的海麵，與”北光丸”會合前進。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黃昏，無線電不斷發出約定的密碼搜索，始終聯絡不上。影佐大為焦急，要求船長繼續發電；不久收到回電，但非來自”哈芬號”，而是海防海軍司令部的警報；如再發出意義不明的電碼，將派驅逐艦采取行動。”北光丸”無奈，隻好放棄搜索，向東航行。
東麵便是海南島，”北光丸”從海南島南麵穿過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時間；這3天在影佐的感覺中，比3年還長。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稱之為”天長節”，一早，船長備酒慶祝。犬養便問：“、哈芬號為何聯絡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現在還難以判斷；因為這條船的船齡大了，無線電陳舊，性能不佳；距離稍遠，就無法通報。”
“那麽，”犬養建議，”我們是不是可以停下來等一等呢？”
“停下來不是辦法。”船長答說：“以我推斷，哈芬號的噸位太小，每小時隻能走8海裏；這幾天海上的風浪太大，哈芬號極可能采取北麵航線，那就怎麽樣也聯絡不上了。”
船長指點海圖，一看就明白了，”哈芬號”如從海南島以北，雷州半島以南的瓊州灣穿過；由於南麵陸地的屏障，風浪當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島中部的五指山，擋住了強風，同時也隔絕了電波，這可能是兩船無法聯絡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這一層，犬養的信心大增；瀕於絕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線希望，中午未到，便與船長集中在無線電室；一過中午，”北光丸”便將越過海南島，到達東經111-的位置；遼闊的海洋中，將無任何障礙阻隔兩船的無線電波。
1分鍾、1分鍾地數著，到了下午3點鍾，一直臉色凝重的報務員，突然出現了驚喜之色：“聯絡到了！”
果然，如船長的判斷，”哈芬號”是取道瓊州灣。當時約定在汕頭附近的碣石灣會合。
於是”北光丸”以全速前進，當夜到達碣石灣；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號”才到，將周隆庠與陳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開船就遲了好幾個鍾頭；及至開航，不是濃霧，便是大風，這條小船居然能與”北光丸”會合，真是邀天之幸。
“哈芬號太危險了！性命等於是撿來的。”周隆庠說：“汪先生已經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裏得意，他在想：汪精衛一生三翻四覆，開頭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獨行，表現了中國讀書人的起節。但他的理想，往往經不起考驗，極容易為環境所支配，現實所屈服，譬如這一次說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實要堅持亦不難，大可在汕頭暫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並沒有這麽做。照此看來，隻要汪精衛一上了這條船，就不怕他不就範。
但汪精衛卻自以為還大有可為；在”哈芬號”做了一首七律：“臥聽鍾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舵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平生未盡心。”
詩的題目叫《舟夜》。汪精衛向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過多少個”舟夜”，所以說”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是指重慶和蔣委員長；日軍猖狂便是”風仍惡”。對”舵手”雖無譴責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極難。不過在他認為已發現了一線光明——近衛是他的”鐙塔”；可惜”鐙塔”上的光，不是越來越強，無端跳出來一個平沼，成了浮雲掩月之勢。
“良友”自是指曾仲鳴；”百年沉”是指元朝——統一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於1260年；至1368年元亡，曆時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於元；一定要亡於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見”的字樣。
這當然是正好經過”零丁洋”的感觸；但他自負比文天祥有辦法，不必作”零丁洋裏歎零丁”之歎。至於”檢點平生”，”未盡”之”心”就是從未真正滿足過領袖欲；這一次大概可以”滿足”了。
平時周佛海早已到達上海，展開活動；羅君強在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個姓魏的長官要了600元旅費，飛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當時日本方麵跟周佛海聯絡的是西義顯；因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務，對蔣委員長有所報告時，都由周佛海經手轉呈，而西義顯對高宗武的情況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聯絡，最適當不過。
4月初，西義顯坦率地告訴周佛海，日本方麵對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爭取蔣委員長來主持談和的”高宗武路線”，已遭拒絕。問周佛海今後的和平運動，應該如何做法。
在影佐禎昭已上了”北光丸”，專程赴河內去接汪精衛時，西義顯這話無異明白表示，日本已決定扶植汪精衛。事實上這也在周佛海估計之中；今後如何做法，在陳璧君幾次到香港，在九龍鬧區尖沙咀的住宅中，與周佛海、梅思平籌議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態度的時候了。
周佛海說：“采取言論的和平運動，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為，隻有言論，尚感不夠。應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這就是所謂”周佛海路線”；實際上是”陳璧君路線”。甚至也可能是”汪精衛路線”——汪精衛夫婦對他們的追隨者，唱了一出”雙簧”，汪精衛采取”言論的和平運動”：陳璧君私下表示應該采取”實際行動的和平運動”。而對外則由周佛海作陳璧君的化身，提出”組府”的”周佛海路線”，藉以掩護汪精衛。
周佛海對西義顯的具體說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實履行近衛聲明，我們亦可成立強有力的政府。但近衛的這份聲明，分量還嫌不夠；對最重要的撤兵問題，竟避而不談，評價值已大為降低。倘能恢複我們所提原案，並忠誠付之實行，則庶幾中日事變可以解決。現在汪先生既已出麵主持，應飛往東京，直接征詢日本最高當局的意見；如果認為條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間的和平運動。如果日軍能保證並尊重我們政治獨立，即應毅然到南京組織政府。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準備向汪先生建議，請他接受。”
如果汪精衛肯作東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義在內；僅在宣傳上便可獲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麵毫不考慮地表示”歡迎”汪精衛到日本訪問，有了這個承諾，周佛海的活動便更積極了。
由於”興亞院”撥來的”關餘”，每月有300萬之多；經費寬裕，易於結客，周佛海拉攏的人很多。但比較重要的，隻有4個，一個是無錫人趙正平，”維新政府”的”教育部長”；他是民初陳英士任滬軍都督時的幕僚。周佛海與他的侄子，地方自治專家趙如珩在日本同學；趙正普通過這層關係，與周佛海接上了線。
第二個是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由他的關係，又拉攏了一批清朝末年達官貴人的子弟，如楊士氣的侄子楊毓恂等人。第三個是大夏大學的校長，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說；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溫州人，與梅思平小同鄉。
第四個是富滇銀行上海分行的負責人袁硯公。他跟前麵三個人不同，趙正平是過氣政客；岑德廣是紈絝”遺少”；傅式說雖為大學校長，而在學術界並無多大地位，號召力有限，而袁硯公是龍雲及雲南大老李根源的駐滬代表，他之參加”和平運動”，可能會影響雲南的穩定，因而為軍統判為製裁的對象，而且很快地被執行了。
但在中下層”幹部”方麵，由於自正金銀行提來，整箱簇新聯號的交通銀行10元鈔票的魅力，到設在威海衛路太陽公寓的招兵買馬機構來登記的卻很不少，籌備”組府”的初期，足已夠用。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粉墨登場的初步條件，雖已具備；而且陳璧君在內，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勸駕”；汪精衛卻臨事躊躇，不敢輕發。因為過去在政治上的翻覆，畢竟是在國內；如今卻牽連到外敵！汪精衛不好貨而好名；清夜捫心，不能不想到”身後是非”。
陳璧君心裏雪亮，汪精衛要一個人來壯他的膽，這個人若非顧孟餘，就應該是陳公博。顧孟餘的態度很堅決，早有”割席”之勢；而且陳璧君於汪係人物，唯一所畏憚的也隻是顧孟餘，不敢自討沒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陳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陳璧君去看陳公博，談到組府問題，陳璧君表示汪精衛並無成見，決定召集一次幹部會議，以多數的意見為意見。陳公博便從”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談到汪精衛個人的利害，滔滔不絕地舉出不應”組府”的理由。
陳璧君一直不作聲；等他講完，平靜地說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說。”
陳公博默然。於是陳璧君展開”攻勢”，極力相勸；說隻有陳公博對汪精衛是有說服力，而這分”說服力”隻有在促膝傾談時，才能發揮。
陳公博考慮了好久，終於還是拒絕了。
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麵由汪精衛打了電報；一方麵由陳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陳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願參加幹部會議，希望他派一個代表。
這時在香港能夠代表陳公博發言的親信，隻有一個何炳賢。但是，何炳賢不願淌渾水，一口拒絕。
禁不起函電交馳，隻是動之以情，陳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請何炳賢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賢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為如果能有幾分之一的希望，勸得汪精衛懸崖勒馬，還值得去一趟，無奈汪精衛的至親，如陳春圃等人，已經在放空氣，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之前，有一封信留給蔣委員長，中有”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的話；所謂”難易”，汪精衛的解釋是，在本位工作上堅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國，這一點容易做到；將個人的一切拋開，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比較難了。由此可知，汪精衛已經決定”組府”了；召開”幹部會議”，完全是表麵文章。
此外有人為陳公博進一步指出，陳璧君隻是利用陳公博。因為目前在汪精衛身邊得勢的周佛海與梅思平，都不是汪精衛的基本幹部；梅思平分量不夠，周佛海曆史甚淺，他是西安事變後，汪精衛由歐洲兼程返國時，奉蔣委員長之命到香港迎接，因為談得投機，才逐漸接近，過去並無淵源。既然如此，這個”幹部會議”所作成的決議，汪精衛是可聽可不聽的；換句話說：“組府”不”組府”，完全是汪精衛個人的事。
但如有”陳公博”之字牽涉在內，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對”組府”，總還有一句話好說：“當時幹部會議”，陳公博也派了代表參加的”。這個藉口可以使人產生一種錯覺：汪精衛的組府是陳公博他們都讚成的。
話雖如此，陳公博終於忍受不住情麵的壓力，苦勸何炳賢為他去了卻一筆”人情債”。又說：不去有”默認”之嫌；去了，提出反對的理由，態度鮮明，是非自有公論。這個說法很有力；何炳賢終於同意，充當以陳公博代表的身分，參加了汪精衛的”幹部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