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之二，汪精衛的一首詞。
動身的前夕，陳公博在他的新歡穆小姐的香閨中，為何炳賢餞行；陪客都是跟汪精衛接近，而態度與陳公博相同的朋友。這頓飯倒也並非隻是尋常送往迎來的酬酢，有的有意見托何炳賢轉達；有的有信件托帶，所以席間的話題，不脫汪精衛夫婦，以及眼前圍繞在他們夫婦左右的人。”汪先生組府的班子，說汪家班倒不如說陳家班還來得貼切些，但就是陳家班亦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像她的弟媳婦——。”
此人所談的是陳璧君的弟婦，也就是陳春圃的妻子，本來家住澳門；由於不願跟陳春圃到上海，夫婦之間，大起勃谿，最後竟至要鬧離婚。
陳春圃與他的妻子，感情本來很好；兒女亦不願父母仳離，苦苦相勸。民族大義，兒女私情，未嚐不震撼陳春圃的心地；無奈有陳璧君在，不能不舍棄而隨姊夫；很美滿的一個家庭，就這樣破裂了。
但有位言先生卻多少替陳璧君辯護，他說，有革命曆史，曆居高位的畢竟是汪精衛，不是陳璧君，衡諸修齊治平的道理，汪精衛若連婦人幹政的害處都不明白，根本就不夠資格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事實上在家庭之中，汪精衛真的要發了脾氣，陳璧君亦總是退讓的。所以這一次”組府”，雖說出於陳璧君的主持，何嚐不是汪精衛內心所默許？真有愧他的”舅嫂”多多。
為了證明他的看法有根據，這個客人除了引用《舟夜》那首七律以外，另外又抄出汪精衛的一首詞，傳觀座中。
這首詞是汪精衛從重慶到河內不久所作；詞牌叫作《憶舊遊》，詠的是”落葉”：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矣，一往淒清，猶作流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槭槭蕭蕭裏，要滄桑變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東去，流水有餘馨；隻極目煙蕪，寒蛩夜月，愁秣陵。
大家仔細一看，果不其然，一開頭”護林心事”，使用的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典故；此外”東流”、”驚飆”、”青萍”，無一不是詠落花，與”落葉”何幹？
言先生又指出：“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落葉隨波逐流，本應入於汪洋大海；居然複歸原處，但時序已由春入秋，於是”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虛寫落葉，接一句”同訴飄零”，則落花竟與落葉在秋水中合流了。這種詞境，從古至今所無，隻存在於汪精衛心目中；奇極新極，而千鈞筆力，轉折無痕，就詞論詞，當然值得喝一聲彩。
下半闋仍舊是落花與落葉合詠；細細看去，是落花招邀落葉同遊。詞中最微妙之處，在畫一條春與秋的界限；菊與蘭並無落葉，則落葉必是”春榮”的花木，與落花同根一樹，本是夙昔儔侶。至於”菊芳蘭秀”，暗指孤芳自賞，亦言崖岸自高；更是”落花”提醒”落葉”：今昔異時，榮枯判然。
“天心搖落”之秋，非我輩當今之時，合該淪落。這是警告，但也不妨說是挑撥。
以下”槭槭蕭蕭裏，要滄桑變了，秋始無聲”之句寫的秋聲，可從兩方麵來看，就大處言：前方將士的廝殺呐喊，後方難民的窮極籲天，在在皆是秋聲。除非”滄桑變了，秋始無聲”；若問滄桑如何變法？則是另外創造一個春天。
就小處言，由秋入冬，滄桑人變；落葉作薪，供炊取暖，自然就沒有”槭槭蕭蕭”的秋聲了。
這滄桑之變，便是汪精衛念茲在茲的一件大事。就小處言，是滄桑變我；就大處言，不妨我變滄桑，何舍何取，不待智者後知。不過汪精衛心裏是這麽想，但剛到河內時，前途茫茫，還不敢作何豪語；隻好以”落花”自擬，這樣勸告”落葉”：此時此地，你隻有被犧牲的分兒！不如趁早辭枝，隨我東下；至少還可以沾染我的一點香氣。
“東下到何處？自然是南京。結語動這以離黍之思，恰是無可奈何之語。”言先生問道，”各位看我這首箋詞如何？”
在滿座無聲中，有個甫來自重慶的汪係人物，夷然若失地說：“原來汪先生把我們比作落葉，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我覺得汪先生自擬為落紅，才真是匪夷所思。”另有個人說：“輕薄桃花逐水流，何自輕自賤如此？”
“此亦不得不然！既然把蔣先生比作傲霜枝、王者香，就不能不自擬為桃李。隻是似得落紅東去，隻有遺臭，何有餘馨？”陳公博大為搖頭：“汪先生一生自視太高自信太過，真正害了他！”
“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動，總有你參加？”有個陳公博的好朋友，而不算汪係的客人，這樣率真地問。
“唉！”陳公博痛苦地說：“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間顯得困惑萬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憶往事，都不願打擾他，靜悄悄地銜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陳述。
“擴大會議失敗以後，我到歐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的召集，我就沒有過問。到了9月裏，我有一個打算，想試試進行黨的團結。坐船回來，經過錫蘭界倫堡，聽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我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這可以想見我當時的心。”
“團結亦不容易。眾議紛紜、從何做起。”
“從自己做起。”陳公博接口說道：“從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後，我對實際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不是沒有批評、沒有意見；隻覺得多一種意見，就多一種糾紛。再說，我要想想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絕對的好，不必說；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說。我隻有一心願：黨萬萬不可分裂；蔣先生跟汪先生千萬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這一次的責任——。”有人含蓄地沒有再說下去。
陳公博此時亦不願先分辨責任；管自己說下去：“求黨的團結，不但在我實業部4年如此；離開實業部仍然如此。我記得實業部卸任以後，張嶽軍先生承蔣先生之命來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堅辭不就。為什麽呢？老母在堂，不忍遠遊，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汪先生出國治療，我再奉使遠方，一定會有謠言發生。黨內一有謠言，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決心，不離南京，一直到八一三為止。”
“不過，”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車到上海；星期天夜車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陳公博笑而不答；然後臉色又轉為嚴肅，”去年在漢口，黨的統一呼聲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辭修到德明飯店來看我；辭修很率直，他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著回答：在民國廿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兩分責任；廿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同意我的話。就是那兩分責任，現在回想，也有點不可思議。”
“請舉例以明之。”
陳公博沉思了好一會才開口：“我無意指出誰要負主要責任，不過每次糾紛，我都不是居於發動的地位；而每一次都變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來就有反骨。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變，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都遷漢口；因為當時我確實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心想國府和總司令部同時遷到漢口，這樣的聲勢，何難將共產鎮壓下去？哪裏知道，後來畢竟引起寧漢分立。”
“那麽，擴大會議呢？”
“我在《革命評論》停刊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國，結果搞出張向華跟桂係合作的張桂軍事件和擴大會議。”陳公博皺眉搖頭，
“實在不可思議。”
“可是，”有人提醒他說：“這一次汪夫人勸駕的意思亦很切。”
“我決不會去！所以請炳賢兄代表。”
“其實，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賢說：“剛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詞，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說盡了嗎？”
“未也！”言先生接口說道：“我剛才還沒有講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詞改過了。上半闋改了兩個字；下半闋改了結尾三句。”
“怎麽改法？”陳公博急急問道：“快說！快說！”
“前半闋中猶作留連意，改為無限留連意；下半闋結尾三句：隻極目煙蕪，寒蛩夜月，愁秣陵，改為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聽言先生念完，座客臉上都似罩了一層嚴霜；最後是陳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來，汪先生一定要組府了！此刻我們不盡最後的努力，將來會懊悔。”
“這最後的努力是什麽？”
“分兩部分。”陳公博說：“炳賢兄，請你無論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組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
“恐怕很難。”何炳賢愁眉苦臉地。
“不但難，”有人提出警告，”也許會被汪夫人硬拖住，歲暮天寒、冰霜追逐。”
“這你請放心。”何炳賢顯得很有把握地，”別說歲暮天寒，那怕春暖花開也沒有用。落葉是落葉，落花是落花；蕭條異代不同時，湊不到一起的。”
何炳賢隨身帶著許多來自大後方各地，對汪精衛的批評，口誅筆伐，嚴於斧鉞；但在”公館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靜氣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黨辦的刊物，叫做《國論周刊》，因為是友黨，認為持論比較客觀，其中有一評論汪精衛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視；說汪精衛是十足地道的舊式文人，凡是中國舊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衛都有。
這些毛病中，最常見的是每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無端，憂喜無常。大庭廣眾之間，盡管大家一團高興，而他可以忽然憂從中來，不勝其飄零淪落之感。同時舊式文人照例有一種誇大狂，盡管所見所知，平常得很，但總自詡為有什麽獨得之秘，因此目無餘子，可以把別人特別縮小，而把自己特別放大。氣量又狹小，稍不如意，即不勝起悻悻之態。
說得最深刻的是，舊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卻又最喜歡搞政治，因為中國過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舊式文人的胃口。中國文學缺乏邏輯，所以舊式文人便隻有感想，有慷慨、有衝勁，卻不長於思考；感覺敏銳，卻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適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衛偏偏無自知之明。
許多人覺得這是切中汪精衛病根的話，但沒有個人敢跟他說；當然也不會拿這篇文章給他看。但因為有這些評論，以及顧孟餘不聞不問，陳公博堅決反對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決定在幹部會議中保持沉默，仔細觀望。
到會的幹部，濟濟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衛的態度很平靜，隻說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來發起和平運動；對應該不應該”組府”，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等他說完，周佛海一馬當先，主張”組府”。首先表示，隻要問心真是為了國家，就應當不避嫌疑、不擇手段，出而擔當大任。他說重慶亦未嚐沒有人主張和平；而且這種人還不少，不過，他們不敢有所主張，是因為心裏存著一種疑懼，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條件，重慶方麵疑慮盡釋，響應和平運動的人，將會風起雲湧。
最後便提到現實問題了。這麽多人從重慶出來，赤手空拳發起和平運動，如果不組織”政權”怎麽辦？周佛海隻說安全沒有保障；實際上人人都明白，偏獨安全，連生活都成問題。總不能說老由日本人接濟；那一來更坐實了漢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禦用漢奸”。
其中確確實實也有懷抱天真的想法，為汪精衛的”理想”所感動，不顧”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來從事和平運動的；此時將周佛海的話仔細體味了一下，不由得大為泄氣——事實俱在，搞”和平運動”已變成一種職業；”組府”不過是找個啖飯之地，這跟落草為寇，有什麽兩樣？
在何炳賢，也發現了一個事先應該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極現實的大問題：要人家停止”組府”可以；”善後問題”不是起陳公博一句”我來設法補救”可以解決的。也許來自重慶及其他內地的人，還可以”歸隊”；在淪陷區就地招兵買馬這件事怎麽說？如果中止”組府”，由興亞院撥來的”鹽餘”，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陣陣嗷鴻苦，說與哀蟬儻未諳”；光隻眼前，縱有”落葉”作薪，奈何無米為炊；汪精衛總不能與”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話雖如此，仍不能作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何炳賢強調陳公博”國不可分，黨必統一”的原則，以為在抵抗外敵侵略時，國內決不能有分裂的現象；而有光榮革命曆史的的”汪先生”，隻發表國是主張就盡夠了，決不應該進一步從事於可為舉國所誤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辯才也很來得，而且學過唯物辯證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邏輯，隻要一不小心，落入對方邏輯的圈套，往往越說越擰，全是對方的理。
所以何炳賢唇槍舌劍，奮勇進攻，仍然無濟於事！最後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幹部會議”，隻是一次周佛海與何炳賢的辯論會而已。
铩羽而歸的何炳賢，大為喪氣；陳公博反倒保持著幾分樂觀，他安慰何炳賢說：“不要緊！如果我什麽都不參加，我想汪先生還不致於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傳來的消息，證明陳公博的想法完全錯了。首先是汪精衛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築路”的滬西愚園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長，貴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當過大夏大學校長，迎娶大夏校花保誌寧，是上海灘上一大豔聞；愚園路的華廈，便是藏嬌的金屋；汪精衛假此作公館，是由大夏校長傅式說居間而借住，還是借日本人的勢力強加征用，是一個謎。
傳來的第二個消息，更使得陳公博憂心忡忡，汪精衛終於在5月的最後一天，由上海大場機場搭乘日本陸軍的專機，飛到了橫須賀軍用機場，再改坐汽車，直駛東京。除了已正式擔任日本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人，並正式在上海組織了”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及犬養健以外，還有日本駐華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記，表明這一次汪精衛的東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重慶的《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起譴責汪精衛的文章，說他的行為，與敵機空襲時，在地麵施放信號無異。
汪精衛自己的隨員，一共5個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一到東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財閥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別墅；唯獨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為由，讓他一個人住在與”古河礦山”企業有關係的製鐵商大穀米太郎的家；這種明顯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脫離汪係的決心。
其實，這時候日本的政治氣候是很清楚的。繼近衛而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領袖，一直在想執政，但為曾留法10年，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園寺公爵所抑製；直到這一次軍部要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方始脫穎而出。
平沼的政治資本是陸軍的統製派，其中牽線的是統製派巨頭小磯國昭，七七事變發生後，正任朝鮮軍司令官的小磯國昭，力主擴大；以後陸軍推出設置”興亞院”的計劃，本來預定由小磯去主持；近衛一看不妙，搶先發表指揮金山衛登陸的皇道派要員，柳川平助中將為興亞院總務長官，藉以阻止陸軍推薦小磯。但平沼組閣，小磯一躍而為拓務大臣，成了興亞院的主管機關。
至於蟬聯陸相的板垣，受製於次官東條英機；石原莞爾被逐出參謀本部，在關東軍司令部當副參謀長；七七事變”不擴大派”的多田駿孤掌難鳴。就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汪精衛仍不肯知難而退；但事實上是騎虎難下。
未與官方接觸以前，首先要”拜碼頭”。汪精衛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深，但有個人不能不拜訪，那就是國父的老友頭山滿。
頭山滿出生於福岡藩士家。明治維新後，屬於所謂”不平的士族”。薩摩係的領袖西鄉隆盛，為了轉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導”征韓論”；但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所反對，因而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切腹自殺。不平的士族越發不平，要求開設國會，讓民眾亦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運動早在”西南戰爭”以前便已流行，倡導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創”愛國公黨”，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個民主政黨。
不久，”愛國公黨”在黨政者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縣另創”立誌社”；一時民間政治社團，風起雲湧，由土佐流行至各地；頭山滿與其岡浩太郎所組合的是”向陽社”，後來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導民權；後來漸漸變質，成為一個極右派的組織，主張對韓國及中國擴張；主要的原因是，國會開設以後，玄洋社獲得了北九州的煤礦經營權——民權與特權是極不相容的；玄洋社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權，便不能不與軍閥勾結。同時煤與鐵是不可分的，煉鋼事業發達，煤礦才能大量開采，煤價亦可提高；而煉鋼事業要發達，就必須多造槍炮；槍炮要有出路，便隻有發動侵略，製造戰爭。大倉喜八郎的八幡製鐵所，恰是北九州工業的重鎮；它也正就是頭山滿與大倉喜八郎合作的結晶。
日本人向來喜歡推行”兩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間亦然。頭山與大倉的”國民外交”，殊途而同歸於”大陸政策”，大倉聯絡盛宣懷，頭山則結交革命誌士。但他不肯出麵，因為一則由倡導民權而把持特權，自覺無顏見人；二則他必須隱瞞與大倉的關係，亦就是掩護大倉在中國的工作。如果盛宣懷知道大倉喜八郎的夥伴頭山滿是革命黨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漢冶萍公司與八幡製鐵所打交道了。
但頭山滿的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因此對汪精衛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會談，除了獲得了一句”繼承近衛內閣的精神、予以協助”的空頭保證以外，亦別無收獲。
原來日本對汪精衛的基本態度，已經在”五相會議”中作成了決定，他並不是日本唯一願意”合作”的對象；所看中的目標，至少還有一個吳佩孚。同時，日本絕不希望汪精衛組織”統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為原則；北尤重於南，日本”以華北為日、支兩國國防上、經濟上的強度結合地區”。換句話說：始終不脫統製派預定的步驟，先是”滿蒙分離”；繼之吞食華北五省。此外，還有一個原則，不論汪精衛還是吳佩孚組織新中央政府，必須先接受”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
因此，汪精衛此行要想有具體結果，非得跟陸軍打交道不可。經過影佐奔走，陸相板垣征四郎決定和汪精衛作一次會談。事先，汪精衛提出一個名為”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設顧問；軍事方麵的顧問，不限於日本將領，亦可起用德意兩國人；以及日本在占領區內所接收的中國公私有財產一律發還。
但在會談時，板垣對這個文件根本不作答複；反提出好些問題，要汪精衛解答。
“過去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可否藉此機會作一個清算？”
板垣是指執政的國民黨；汪精衛以”國民黨元老”自居，理當對所謂”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這句話有所辯解，但他卻是這樣回答：“我讚成。這次組織政府，我準備網羅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人士參加。”
“臨時和維新兩個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誹謗來促進日華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覺得過意不去。”板垣提議：“可否把臨時政府改為政務委員會，維新政府改為經濟委員會，作為局部處理中日關係事項的機構？”
“華北政務委員會”原有這樣的組織，汪精衛認為不妨”恢複”；但對”維新政府”改設”經濟委員會”卻不能同意，因為這是”新中央”的命脈。不過他答應將來會延納”維新政府人士”，參加”政府”。
此外還談到”國旗”問題等等，事實上是細節，有沒有結論，無關宏旨。汪精衛的”希望”未曾獲得日本的答複，失望異常；與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來，決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繼續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吳佩孚會一次麵，看看有沒有藉”合作”來打開困境的機會。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從北伐成功以後，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園”，保持著”四照堂點兵”時代的編製，設有空頭的”八大處”——參謀、秘書、副官、軍法、軍需、交通、交際、總務共八處；上上下下照舊稱他”大帥”。
不過雖有”八大處”，無公可辦，未免無聊；為了排遣寂寞與北洋時代有名的親日派陸宗輿，發起組織”紅b字會”，家中各設乩壇，供奉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穌，稱為”五教神位”，經常請神降壇，指點休咎。這樣混到了七七事變，北平淪陷，臨時聯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請兩名”最高顧問”，人選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所賞識的曹汝霖；武的是吳佩孚。
吳佩孚向持”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總以為他絕不會就此偽組織的”最高顧問”，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書。
這個”最高顧問”是有給職，不止於隻送有名無實的車馬費。擔任”政委會委員長”的王克敏，定”最高顧問”的月薪為1000元，日本方麵認為太少。於是王克敏征詢曹汝霖的意見，他表示1000元也罷。問到吳佩孚，他說不夠；事實上確是不夠，因為他有”八大處”要開銷。結果是一樣職務，兩樣待遇，曹汝霖1000元；吳佩孚3000。
不久，發表吳佩孚為”開封綏靖主任”。吳佩孚一生事業最發皇的時候，便是在”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吳佩平常有老驥伏櫪之歎，想藉此喚其他的回憶，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處”，更希望他”移師”開封，就不必每月隻領封在紅封袋裏，不論官兵，一律大洋5元的軍餉了。
隻是吳佩孚想練兵、帶兵，恢複他”百世勳名方過半”的未竟事業，這個念頭雖從未斷過；而”漢奸”這個頭銜，到底難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隻是充耳不聞。
當然，他也不會公然表示不說就；問題亦就在事變既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每月的接濟，已經斷絕，要靠”最高顧問”3000元的月薪過日子，態度上硬不起來。
就在這僵持的情勢中，汪精衛從空而降；一下飛機，便被接到鐵獅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為明清兩朝國都的北平，宏敞豪華的”大宅門”不知凡幾；偏偏短時下榻，就會在這一所能引起汪精衛無窮滄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議的安排。
這所住宅，曾見諸吳梅村的詩篇：“田家鐵獅歌”；田家指崇禎田貴妃的父親田宏遇；鐵獅正就是鐵獅子胡同命名的由來。田家舊居不知幾度易手，入民國後為顧維鈞所得。中山先生應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顧宅為行館；汪精衛當時是中山先生的隨員，在這裏住過好幾個月，中山先生病歿於此；汪精衛代草的遺囑亦產生於此，但是，遺囑中諄諄教誨，指示後起者所當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精神，在這裏不但蕩然無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為這裏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將。
一方麵由於汪精衛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盡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麵是陸軍省特別下令，務必保護汪精衛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指令山下奉文為汪精衛的臨時保護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陸軍的”皇道派”；此派反對擴大事變，主張與重慶直接談和，對於”統製派”打算利用汪精衛作為進一步侵略的工具，豈不以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為理由，禁止汪精衛外出，用意在限製他的活動。
鐵獅子胡同與什景花園都在東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衛無奈，輾轉托趙叔雍去看吳佩孚，希望吳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來見一麵。
這趙叔雍是江蘇常州人，他的父樣叫趙鳳昌，與張謇是好朋友，趙鳳昌又是張之洞幕府中的紅人，後來為徐世昌所延攬，到過東三省，足跡與交遊俱廣，與吳佩孚亦很熟；趙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吳佩孚，是可以無話不談的。
趙鳳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趙叔雍筆下雖還不壞，辦事卻很顢頇，更不善詞令，以致於把話說僵了，惹得吳佩孚大為不滿。
“什麽話！”這是他失意以後才有的口頭禪，”中國古禮，行客拜坐客；我吳某人雖卑不足道，也斷斷沒有移樽就教之理。何況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禮待我？什麽話！”
於是汪精衛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許他去什景花園；山下一口拒絕，汪精衛無奈，怏怏南歸，到了上海，仍不死心，親筆寫了一封信，派趙叔雍專程北上麵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維以外，主要的意思是兩句話：“非恢複和平，無以消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至於希望吳佩孚參加”政府”的意思，卻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趙叔雍，相機試探。
鑒於上次任務之未達成，趙叔雍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書信以後，盛道汪精衛對於吳佩孚的忠義及用兵，傾倒備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吳佩孚說：“從甲午年大敗，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都是隱忍因循，長了日本軍人的驕氣，積漸而有七七事變。平心而論，也不能怪蔣奉化，國運如此，可發一歎。”
“是，是。”趙叔雍想了一下，將話題引到合作問題上去：“不過，人定亦可勝天；和平要靠自己去求，否則不會平空而至。汪先生的本意是但求有益於國，任何艱險，皆所不計；不過個人力量有限，要找一位同樣具有絕大抱負的偉人，同心協力挽回狂瀾。環顧海內，認為隻有大帥是第一人。”
這一陣恭維很合吳佩孚的胃口，論調便有些不同了，”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他問：“汪先生現在是怎麽打算呢？”
“如信上所說的，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的政府。”
“統一、有力、自由獨立，”吳佩孚一詞一頓，念完了搖搖頭說：“談何容易？”
“唯豈不容易，才要請大帥出山。”
“嗯、嗯，”吳佩孚的腦袋由左右搖擺，變為上下顫動，”這個政府先要獨立自由；次要有力；然後才能統一。保全國土、恢複主權，我輩責無旁貨。合作，可以！”
最後4個字，斬釘截鐵，顯然已被說動了；趙叔雍興奮地說道：“大帥肯與汪先生合作，和平一定可以成功。”
“這也言之過早。”吳佩孚問道：“日本人對於組織政府怎麽說？”
“日本人同意，仍舊用國民政府的稱號；使用青天白日期，不過現在跟重慶在打仗，如果不加區分，戰場上會發生誤會，所以預備在旗子上加一條黃帶子，寫上幾個字，作為識別。”
“寫幾個什麽字？”吳佩孚脫口問道：“不會是替天行道？”
也不知他是隨口開玩笑，還是故意諷刺；反正話鋒不妙，趙叔雍心裏不免嘀咕，但隻有陪笑說道：“你老真會說笑話。”
“不錯，我是說笑話。”吳佩孚正一正臉色說道：“我原來以為汪先生跟我合作，他主政我主軍，另外成立政府，這是可以談的。現在他用國民政府的名義，這件事就無可談了。”
“這，這，”趙叔雍困惑不解，”這又是為什麽？”
“我受挫於國民政府，始終是敵對的地位；現在跟國民政府合作，不等於投降嗎？”
“唉！大帥，這都是早已過去的事了。”趙叔雍大不以為然，很率直地說：“你老何必斤斤於此？”
“不然！抗節不屈，是我素誌。”吳佩孚又說：“蔣奉化總算能禮賢敬老，那年派吳達銓來接段芝泉，也勸我南下；孔庸之也一再勸我，我為了爭一口氣，沒有答應。不過，我既不住租界、也不出洋，蔣奉化是信得過我，不會上土肥原的圈套的。不過，我雖不會做張邦昌；也不屑於做錢武肅。”
趙叔雍聽他這番理論，大出意外；虧他會拿吳越的錢武肅王作比，也真是匪夷所思了。
“總而言之，”吳佩孚又說：“汪先生要跟我合作，要依我的條件：第一、日本軍要撤走；第二、另組政府，與國民政府無關；第三、軍事由我來負責，他不能幹預。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趙叔雍聽完，倒抽一口冷氣。第一個條件日本不會同意；第二個條件汪精衛辦不到。看樣子他是根本不願出山，故意提出這樣的條件，好教人知難而退。
意會到此，方始恍然。不過，任務雖未達成，總算亦有收獲，到底將吳佩孚的本意探查明白；此路不通，汪精衛應該可以死心了。
誰知不然。汪精衛還要爭取吳佩孚；因為日本軍部著眼在軍事上，希望引其中國軍隊的動搖、分裂、混亂，就必須找一個軍人來與汪精衛配搭。這個軍人不論新舊，但名片要響亮，才有利用的價值。在汪精衛想，建立一個政權，總要有文有武，才成局麵；所以6月間在北平碰壁回上海，立刻動腦筋爭取同鄉軍人；粵籍將領自然以張發奎為首，但張發奎一向與桂係接近；而桂係首腦李濟琛曾經想殺汪精衛，所以不說張發奎無意落水，就在私人關係上亦格格不久。這一著失敗以後，又回頭來找吳佩孚；汪精衛的想法是，吳佩孚的3條件，第三個可以許他；第一個可以說動他：要日本撤軍，正要你來交涉。吳佩孚好名，用激將法必然有效。隻有第二個必須解釋清楚；便親筆寫了一封信給吳佩孚，道是”今日國民黨人主張恢複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忠也；非國民黨人亦主張恢複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俠也。一忠一俠，其立場雖異，而為國為民之心事則同。銘竊願公以一忠字對民國；以一俠字對國民政府，則公之風節必照映宇宙，而旋乾坤之功業，亦必成於公乎。”
信是寫得文情並茂，但吳佩孚卻沒有心情去欣賞，因為他的牙病複發，來勢極凶——民國12年，曹錕決定賄選總統；”虎視洛陽”的吳佩孚，豈不以為然。曹錕的胞弟曹銳，本跟吳佩豈不睦，直係早有洛派及津保派之分；此時曹銳不斷挑撥，以致曹錕對吳佩孚亦有了成見，洛保兩派，益同水火。吳佩憑借酒澆愁，日夕狂飲，一顆壞牙發火，卻又不曾根治，常要複發，這一次因肝火特旺，發得格外厲害。
肝火是兩個人引起來的，一個是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喜多駿一，不斷來”勸駕”，使得吳佩孚窮於應付，大感苦惱；再一個是曹錕的小兒子曹士嵩。曹錕有兩子一女；長子叫曹士嶽、次子叫曹士嵩。曹錕兄弟很多，子侄是大排行；曹士嶽十一、曹士嵩行十三。在天津提起”曹十三”，幾乎無人不知；因為是有名的紈絝。
紈絝子弟亦有三等九級，大致亦視其父兄的出身修養而定；曹錕的兩個兒子，都是敗家，以曹十三為尤甚，是蘇州人所說的”要緊窮”，嗜賭如命，一晚上輸一兩座洋房是常事；有時深夜持著珍貴的首飾到舞場裏去找人變現。曹十三的姊姊見此光景，隻怕嫁妝都要讓他敗光，便吵著要分家；平時曹士嶽已經去世，所以分家隻是姊弟二人。請出來主持其事的父執，一個是齊燮元；一個是吳佩孚。曹吳的關係特深，因而齊燮元事事推吳佩孚作主。他一向不喜曹十三，便提出男女仆分的主張；曹十三不敢爭，心裏卻很不舒服。
分完不動產分動產，現金、古玩、字畫次第分過，最後分首飾。其中有一支玻璃翠的扁簪，通體碧綠，十分名貴；吳佩孚沉吟了半天說：“十三，你是男孩，用不著這東西；又是你母親的遺物，就給了你姊姊吧！”
曹十三立即接口，”大叔，你老不是說男女平分嗎？就平分好了。”說完，拿起簪子”崩冬”一下，敲成兩截，取一截給他姊姊：“拿去。”
這是上海人所謂”觸黴頭”；吳佩孚這一氣非同小可，”你這小子太混帳了！”他拍案大罵。齊燮元在一旁勸了半天，才平息了一場風波。但餘怒未息，肝陽上升；吳佩孚當天就牙病大發，左頰腫得老高。他的填房太太慌了手腳，打聽得天津有個姓郭的大夫，治牙病藥到病除，便專程請了來診治；哪知不治還好，越治越壞。
這姓郭的是所謂”時醫”——實在沒有什麽本事；隻是走運的醫生。大概姓郭的紅運已過；也許是吳佩孚的大限將至；一劑石膏二兩的”狼虎藥”下去，炎涼相激，疼得吳佩孚幾乎發狂。於是吳家的親友獻議，說牙科是日本人好；應請日醫診治為宜。
在北平的日本醫生，最有名的一個叫植原謙吉，留德學成，即在北平開業；此人倒真是愛慕中華文化，會說中國話、愛吃中國菜，尤好結交名士。醫道極其高明，平津政界要人，以及下野多金而”隱於市”的北洋軍閥，幾乎沒有一個不曾請教過植原。
吳家跟他也相熟；想請他介紹一個牙醫，而正當籌議未定之時，日本特務機關派人來探病，並且舉薦了一個名叫伊東的牙醫。吳家看日本人很敬重”大帥”；同時也知道日本人千方百計想請”大帥”出山，自然相信這薦醫之舉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當時便請伊東來出診。
伊東診察得很仔細，但牙根已經化膿，除卻拔除病牙以外，別無他法。吳佩孚怕疼，不肯拔；於是隻有吳夫人婉言來相勸了。
吳夫人姓張，是姨太太扶正——”三不主義”是吳佩孚得意以後的話。武漢兵敗為楊森迎回四川作客時，寄情翰墨，畫竹作詩；更由”三不”而擴大為”四不”，自署”四不老人”，曾寫了一副對聯明誌，上聯是說得意時不占地盤不納妾；下聯表示失敗後不住租界不出洋，顯出他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至於扶正的張夫人，相從於貧賤，等於糟糠之妻；依儷之情甚篤，在她好言撫慰，還提到關公刮骨療毒的故事；吳佩孚終於同意，拔除病牙。
但是病牙雖去，牙根化膿如故；腫既未消，痛則更甚。問到伊東，他說病根甚深，心急不得。也有人勸吳佩孚，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又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務必寬心。
話是不錯，隻是俗語說得好”牙疼不是病；疼死無人問”；吳佩孚日夕呻吟，”八大處”人心惶惶，都快發瘋了。
這樣過了3天，吳佩孚於昏迷狀態；症象險惡萬分。病急亂投醫，打聽得一個名叫秩田的日本醫生，治牙頗有名氣；便派人去說了病狀，請來診治。秩田來到吳宅，帶了兩名助手，一名護士，好些醫療器，包括開刀用的特殊照相設備在內。
一到吳家，先將燈光器材布置停當，然後略略察看了病狀；秩田極有把握地說：“非開刀不可了。”
六神無主的吳太太茫然地問：“不開刀呢？”“不開刀性命不保。”
吳太太還待找人商量；秩田已不由分說，載上橡皮手套，操刀上前；在吳太太及親友緊張的視之下，突然紅光閃現，吳佩孚口中噴血如箭，一聲慘號，渾身抽搐，很快地雙足一挺，一顆半明不滅的將星，終於不明不白地隕落了。
吳太太既痛且驚，撫屍大哭；跳著腳喊：“把大門關起來！宰這幾個日本鬼子。”
“八大處”的人，自然亦是群情洶洶。齊燮元恰好在場，一看要闖大禍，不能不出麵力勸；秩田跟他的助手護士，在亂糟糟一片喧嚷中，抱頭鼠竄，溜之大吉。
吳佩孚真正的死因，是個疑案；一說是日本軍方認為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先派伊東將他的臼齒弄壞，然後再指使秩田下手，送了他的老命。不過，他這一死，畢竟克保晚節，蔣委員長特地發表唁電，政府亦明令褒揚；其時正在日汪密約已有成議，而杜月笙為了高宗武迷途知返，正在安排他悄然脫走之時。
不久，定名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日汪密約，終於在上海簽了字。”中日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日本外務省派出一名高級官員，以私人身分來華作廣泛而秘密的調查。此人名為須磨彌吉郎，在擔任外務省情報部長之前，是駐南京的總領事，一個相貌長得跟土肥原很像的陰謀家。騰笑國際的”藏本事件”，便是他的”傑作”——須磨受日本軍閥的指使，命副領事潛到南京郊外自殺，以便在中國的首都製造藉口，派兵登陸。結果藏本惜生不死，而為戴笠所派出去廣泛搜索的工作人員所尋獲，把戲拆穿，國際間引為笑談。
動身的前夕，陳公博在他的新歡穆小姐的香閨中，為何炳賢餞行；陪客都是跟汪精衛接近，而態度與陳公博相同的朋友。這頓飯倒也並非隻是尋常送往迎來的酬酢，有的有意見托何炳賢轉達；有的有信件托帶，所以席間的話題，不脫汪精衛夫婦，以及眼前圍繞在他們夫婦左右的人。”汪先生組府的班子，說汪家班倒不如說陳家班還來得貼切些，但就是陳家班亦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同意汪夫人的做法。像她的弟媳婦——。”
此人所談的是陳璧君的弟婦，也就是陳春圃的妻子，本來家住澳門；由於不願跟陳春圃到上海，夫婦之間，大起勃谿，最後竟至要鬧離婚。
陳春圃與他的妻子，感情本來很好；兒女亦不願父母仳離，苦苦相勸。民族大義，兒女私情，未嚐不震撼陳春圃的心地；無奈有陳璧君在，不能不舍棄而隨姊夫；很美滿的一個家庭，就這樣破裂了。
但有位言先生卻多少替陳璧君辯護，他說，有革命曆史，曆居高位的畢竟是汪精衛，不是陳璧君，衡諸修齊治平的道理，汪精衛若連婦人幹政的害處都不明白，根本就不夠資格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事實上在家庭之中，汪精衛真的要發了脾氣，陳璧君亦總是退讓的。所以這一次”組府”，雖說出於陳璧君的主持，何嚐不是汪精衛內心所默許？真有愧他的”舅嫂”多多。
為了證明他的看法有根據，這個客人除了引用《舟夜》那首七律以外，另外又抄出汪精衛的一首詞，傳觀座中。
這首詞是汪精衛從重慶到河內不久所作；詞牌叫作《憶舊遊》，詠的是”落葉”：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矣，一往淒清，猶作流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槭槭蕭蕭裏，要滄桑變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東去，流水有餘馨；隻極目煙蕪，寒蛩夜月，愁秣陵。
大家仔細一看，果不其然，一開頭”護林心事”，使用的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典故；此外”東流”、”驚飆”、”青萍”，無一不是詠落花，與”落葉”何幹？
言先生又指出：“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落葉隨波逐流，本應入於汪洋大海；居然複歸原處，但時序已由春入秋，於是”有出水根寒、拿空枝老”，虛寫落葉，接一句”同訴飄零”，則落花竟與落葉在秋水中合流了。這種詞境，從古至今所無，隻存在於汪精衛心目中；奇極新極，而千鈞筆力，轉折無痕，就詞論詞，當然值得喝一聲彩。
下半闋仍舊是落花與落葉合詠；細細看去，是落花招邀落葉同遊。詞中最微妙之處，在畫一條春與秋的界限；菊與蘭並無落葉，則落葉必是”春榮”的花木，與落花同根一樹，本是夙昔儔侶。至於”菊芳蘭秀”，暗指孤芳自賞，亦言崖岸自高；更是”落花”提醒”落葉”：今昔異時，榮枯判然。
“天心搖落”之秋，非我輩當今之時，合該淪落。這是警告，但也不妨說是挑撥。
以下”槭槭蕭蕭裏，要滄桑變了，秋始無聲”之句寫的秋聲，可從兩方麵來看，就大處言：前方將士的廝殺呐喊，後方難民的窮極籲天，在在皆是秋聲。除非”滄桑變了，秋始無聲”；若問滄桑如何變法？則是另外創造一個春天。
就小處言，由秋入冬，滄桑人變；落葉作薪，供炊取暖，自然就沒有”槭槭蕭蕭”的秋聲了。
這滄桑之變，便是汪精衛念茲在茲的一件大事。就小處言，是滄桑變我；就大處言，不妨我變滄桑，何舍何取，不待智者後知。不過汪精衛心裏是這麽想，但剛到河內時，前途茫茫，還不敢作何豪語；隻好以”落花”自擬，這樣勸告”落葉”：此時此地，你隻有被犧牲的分兒！不如趁早辭枝，隨我東下；至少還可以沾染我的一點香氣。
“東下到何處？自然是南京。結語動這以離黍之思，恰是無可奈何之語。”言先生問道，”各位看我這首箋詞如何？”
在滿座無聲中，有個甫來自重慶的汪係人物，夷然若失地說：“原來汪先生把我們比作落葉，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我覺得汪先生自擬為落紅，才真是匪夷所思。”另有個人說：“輕薄桃花逐水流，何自輕自賤如此？”
“此亦不得不然！既然把蔣先生比作傲霜枝、王者香，就不能不自擬為桃李。隻是似得落紅東去，隻有遺臭，何有餘馨？”陳公博大為搖頭：“汪先生一生自視太高自信太過，真正害了他！”
“足下既然看汪先生如此之深刻，何以每一次汪先生有所行動，總有你參加？”有個陳公博的好朋友，而不算汪係的客人，這樣率真地問。
“唉！”陳公博痛苦地說：“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間顯得困惑萬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憶往事，都不願打擾他，靜悄悄地銜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陳述。
“擴大會議失敗以後，我到歐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廣州有非常會議的召集，我就沒有過問。到了9月裏，我有一個打算，想試試進行黨的團結。坐船回來，經過錫蘭界倫堡，聽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我記得當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詩：海上淒清百感生，頻年擾攘未休兵；獨留肝膽對明月，老去方知厭黨爭。這可以想見我當時的心。”
“團結亦不容易。眾議紛紜、從何做起。”
“從自己做起。”陳公博接口說道：“從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後，我對實際政治從來不批評；對於黨也從不表示意見。老實說，我不是沒有批評、沒有意見；隻覺得多一種意見，就多一種糾紛。再說，我要想想我的意見，是不是絕對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絕對的好，不必說；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說。我隻有一心願：黨萬萬不可分裂；蔣先生跟汪先生千萬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這一次的責任——。”有人含蓄地沒有再說下去。
陳公博此時亦不願先分辨責任；管自己說下去：“求黨的團結，不但在我實業部4年如此；離開實業部仍然如此。我記得實業部卸任以後，張嶽軍先生承蔣先生之命來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堅辭不就。為什麽呢？老母在堂，不忍遠遊，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汪先生出國治療，我再奉使遠方，一定會有謠言發生。黨內一有謠言，結果有時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決心，不離南京，一直到八一三為止。”
“不過，”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車到上海；星期天夜車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陳公博笑而不答；然後臉色又轉為嚴肅，”去年在漢口，黨的統一呼聲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辭修到德明飯店來看我；辭修很率直，他說：過去黨的糾紛，我們三個人都應該負責任。我笑著回答：在民國廿一年以前，可以說我應該負兩分責任；廿一年以後，我絕不負任何責任。立夫同意我的話。就是那兩分責任，現在回想，也有點不可思議。”
“請舉例以明之。”
陳公博沉思了好一會才開口：“我無意指出誰要負主要責任，不過每次糾紛，我都不是居於發動的地位；而每一次都變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來就有反骨。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變，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寧漢分立，我在南昌主張國府和總司令部都遷漢口；因為當時我確實知道，共黨並沒有多大力量，心想國府和總司令部同時遷到漢口，這樣的聲勢，何難將共產鎮壓下去？哪裏知道，後來畢竟引起寧漢分立。”
“那麽，擴大會議呢？”
“我在《革命評論》停刊以後，到了歐洲，本想作久居之計；後來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國，結果搞出張向華跟桂係合作的張桂軍事件和擴大會議。”陳公博皺眉搖頭，
“實在不可思議。”
“可是，”有人提醒他說：“這一次汪夫人勸駕的意思亦很切。”
“我決不會去！所以請炳賢兄代表。”
“其實，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賢說：“剛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詞，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說盡了嗎？”
“未也！”言先生接口說道：“我剛才還沒有講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詞改過了。上半闋改了兩個字；下半闋改了結尾三句。”
“怎麽改法？”陳公博急急問道：“快說！快說！”
“前半闋中猶作留連意，改為無限留連意；下半闋結尾三句：隻極目煙蕪，寒蛩夜月，愁秣陵，改為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聽言先生念完，座客臉上都似罩了一層嚴霜；最後是陳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來，汪先生一定要組府了！此刻我們不盡最後的努力，將來會懊悔。”
“這最後的努力是什麽？”
“分兩部分。”陳公博說：“炳賢兄，請你無論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組府；其餘善後問題，我再設法挽救。”
“恐怕很難。”何炳賢愁眉苦臉地。
“不但難，”有人提出警告，”也許會被汪夫人硬拖住，歲暮天寒、冰霜追逐。”
“這你請放心。”何炳賢顯得很有把握地，”別說歲暮天寒，那怕春暖花開也沒有用。落葉是落葉，落花是落花；蕭條異代不同時，湊不到一起的。”
何炳賢隨身帶著許多來自大後方各地，對汪精衛的批評，口誅筆伐，嚴於斧鉞；但在”公館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靜氣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黨辦的刊物，叫做《國論周刊》，因為是友黨，認為持論比較客觀，其中有一評論汪精衛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視；說汪精衛是十足地道的舊式文人，凡是中國舊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衛都有。
這些毛病中，最常見的是每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無端，憂喜無常。大庭廣眾之間，盡管大家一團高興，而他可以忽然憂從中來，不勝其飄零淪落之感。同時舊式文人照例有一種誇大狂，盡管所見所知，平常得很，但總自詡為有什麽獨得之秘，因此目無餘子，可以把別人特別縮小，而把自己特別放大。氣量又狹小，稍不如意，即不勝起悻悻之態。
說得最深刻的是，舊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卻又最喜歡搞政治，因為中國過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舊式文人的胃口。中國文學缺乏邏輯，所以舊式文人便隻有感想，有慷慨、有衝勁，卻不長於思考；感覺敏銳，卻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適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衛偏偏無自知之明。
許多人覺得這是切中汪精衛病根的話，但沒有個人敢跟他說；當然也不會拿這篇文章給他看。但因為有這些評論，以及顧孟餘不聞不問，陳公博堅決反對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決定在幹部會議中保持沉默，仔細觀望。
到會的幹部，濟濟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衛的態度很平靜，隻說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來發起和平運動；對應該不應該”組府”，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等他說完，周佛海一馬當先，主張”組府”。首先表示，隻要問心真是為了國家，就應當不避嫌疑、不擇手段，出而擔當大任。他說重慶亦未嚐沒有人主張和平；而且這種人還不少，不過，他們不敢有所主張，是因為心裏存著一種疑懼，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條件，重慶方麵疑慮盡釋，響應和平運動的人，將會風起雲湧。
最後便提到現實問題了。這麽多人從重慶出來，赤手空拳發起和平運動，如果不組織”政權”怎麽辦？周佛海隻說安全沒有保障；實際上人人都明白，偏獨安全，連生活都成問題。總不能說老由日本人接濟；那一來更坐實了漢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禦用漢奸”。
其中確確實實也有懷抱天真的想法，為汪精衛的”理想”所感動，不顧”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來從事和平運動的；此時將周佛海的話仔細體味了一下，不由得大為泄氣——事實俱在，搞”和平運動”已變成一種職業；”組府”不過是找個啖飯之地，這跟落草為寇，有什麽兩樣？
在何炳賢，也發現了一個事先應該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極現實的大問題：要人家停止”組府”可以；”善後問題”不是起陳公博一句”我來設法補救”可以解決的。也許來自重慶及其他內地的人，還可以”歸隊”；在淪陷區就地招兵買馬這件事怎麽說？如果中止”組府”，由興亞院撥來的”鹽餘”，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陣陣嗷鴻苦，說與哀蟬儻未諳”；光隻眼前，縱有”落葉”作薪，奈何無米為炊；汪精衛總不能與”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話雖如此，仍不能作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何炳賢強調陳公博”國不可分，黨必統一”的原則，以為在抵抗外敵侵略時，國內決不能有分裂的現象；而有光榮革命曆史的的”汪先生”，隻發表國是主張就盡夠了，決不應該進一步從事於可為舉國所誤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辯才也很來得，而且學過唯物辯證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邏輯，隻要一不小心，落入對方邏輯的圈套，往往越說越擰，全是對方的理。
所以何炳賢唇槍舌劍，奮勇進攻，仍然無濟於事！最後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幹部會議”，隻是一次周佛海與何炳賢的辯論會而已。
铩羽而歸的何炳賢，大為喪氣；陳公博反倒保持著幾分樂觀，他安慰何炳賢說：“不要緊！如果我什麽都不參加，我想汪先生還不致於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傳來的消息，證明陳公博的想法完全錯了。首先是汪精衛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築路”的滬西愚園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長，貴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當過大夏大學校長，迎娶大夏校花保誌寧，是上海灘上一大豔聞；愚園路的華廈，便是藏嬌的金屋；汪精衛假此作公館，是由大夏校長傅式說居間而借住，還是借日本人的勢力強加征用，是一個謎。
傳來的第二個消息，更使得陳公博憂心忡忡，汪精衛終於在5月的最後一天，由上海大場機場搭乘日本陸軍的專機，飛到了橫須賀軍用機場，再改坐汽車，直駛東京。除了已正式擔任日本與汪精衛之間的聯絡人，並正式在上海組織了”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及犬養健以外，還有日本駐華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記，表明這一次汪精衛的東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重慶的《中央日報》發表了第一起譴責汪精衛的文章，說他的行為，與敵機空襲時，在地麵施放信號無異。
汪精衛自己的隨員，一共5個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一到東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財閥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別墅；唯獨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為由，讓他一個人住在與”古河礦山”企業有關係的製鐵商大穀米太郎的家；這種明顯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脫離汪係的決心。
其實，這時候日本的政治氣候是很清楚的。繼近衛而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領袖，一直在想執政，但為曾留法10年，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園寺公爵所抑製；直到這一次軍部要推動日德意三國同盟，方始脫穎而出。
平沼的政治資本是陸軍的統製派，其中牽線的是統製派巨頭小磯國昭，七七事變發生後，正任朝鮮軍司令官的小磯國昭，力主擴大；以後陸軍推出設置”興亞院”的計劃，本來預定由小磯去主持；近衛一看不妙，搶先發表指揮金山衛登陸的皇道派要員，柳川平助中將為興亞院總務長官，藉以阻止陸軍推薦小磯。但平沼組閣，小磯一躍而為拓務大臣，成了興亞院的主管機關。
至於蟬聯陸相的板垣，受製於次官東條英機；石原莞爾被逐出參謀本部，在關東軍司令部當副參謀長；七七事變”不擴大派”的多田駿孤掌難鳴。就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汪精衛仍不肯知難而退；但事實上是騎虎難下。
未與官方接觸以前，首先要”拜碼頭”。汪精衛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深，但有個人不能不拜訪，那就是國父的老友頭山滿。
頭山滿出生於福岡藩士家。明治維新後，屬於所謂”不平的士族”。薩摩係的領袖西鄉隆盛，為了轉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導”征韓論”；但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所反對，因而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兵敗切腹自殺。不平的士族越發不平，要求開設國會，讓民眾亦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運動早在”西南戰爭”以前便已流行，倡導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創”愛國公黨”，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個民主政黨。
不久，”愛國公黨”在黨政者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縣另創”立誌社”；一時民間政治社團，風起雲湧，由土佐流行至各地；頭山滿與其岡浩太郎所組合的是”向陽社”，後來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導民權；後來漸漸變質，成為一個極右派的組織，主張對韓國及中國擴張；主要的原因是，國會開設以後，玄洋社獲得了北九州的煤礦經營權——民權與特權是極不相容的；玄洋社為了保護他們的特權，便不能不與軍閥勾結。同時煤與鐵是不可分的，煉鋼事業發達，煤礦才能大量開采，煤價亦可提高；而煉鋼事業要發達，就必須多造槍炮；槍炮要有出路，便隻有發動侵略，製造戰爭。大倉喜八郎的八幡製鐵所，恰是北九州工業的重鎮；它也正就是頭山滿與大倉喜八郎合作的結晶。
日本人向來喜歡推行”兩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間亦然。頭山與大倉的”國民外交”，殊途而同歸於”大陸政策”，大倉聯絡盛宣懷，頭山則結交革命誌士。但他不肯出麵，因為一則由倡導民權而把持特權，自覺無顏見人；二則他必須隱瞞與大倉的關係，亦就是掩護大倉在中國的工作。如果盛宣懷知道大倉喜八郎的夥伴頭山滿是革命黨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讓漢冶萍公司與八幡製鐵所打交道了。
但頭山滿的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因此對汪精衛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會談，除了獲得了一句”繼承近衛內閣的精神、予以協助”的空頭保證以外，亦別無收獲。
原來日本對汪精衛的基本態度，已經在”五相會議”中作成了決定，他並不是日本唯一願意”合作”的對象；所看中的目標，至少還有一個吳佩孚。同時，日本絕不希望汪精衛組織”統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為原則；北尤重於南，日本”以華北為日、支兩國國防上、經濟上的強度結合地區”。換句話說：始終不脫統製派預定的步驟，先是”滿蒙分離”；繼之吞食華北五省。此外，還有一個原則，不論汪精衛還是吳佩孚組織新中央政府，必須先接受”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
因此，汪精衛此行要想有具體結果，非得跟陸軍打交道不可。經過影佐奔走，陸相板垣征四郎決定和汪精衛作一次會談。事先，汪精衛提出一個名為”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設顧問；軍事方麵的顧問，不限於日本將領，亦可起用德意兩國人；以及日本在占領區內所接收的中國公私有財產一律發還。
但在會談時，板垣對這個文件根本不作答複；反提出好些問題，要汪精衛解答。
“過去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可否藉此機會作一個清算？”
板垣是指執政的國民黨；汪精衛以”國民黨元老”自居，理當對所謂”一國一黨主義的弊害”這句話有所辯解，但他卻是這樣回答：“我讚成。這次組織政府，我準備網羅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人士參加。”
“臨時和維新兩個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誹謗來促進日華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覺得過意不去。”板垣提議：“可否把臨時政府改為政務委員會，維新政府改為經濟委員會，作為局部處理中日關係事項的機構？”
“華北政務委員會”原有這樣的組織，汪精衛認為不妨”恢複”；但對”維新政府”改設”經濟委員會”卻不能同意，因為這是”新中央”的命脈。不過他答應將來會延納”維新政府人士”，參加”政府”。
此外還談到”國旗”問題等等，事實上是細節，有沒有結論，無關宏旨。汪精衛的”希望”未曾獲得日本的答複，失望異常；與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來，決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繼續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吳佩孚會一次麵，看看有沒有藉”合作”來打開困境的機會。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從北伐成功以後，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園”，保持著”四照堂點兵”時代的編製，設有空頭的”八大處”——參謀、秘書、副官、軍法、軍需、交通、交際、總務共八處；上上下下照舊稱他”大帥”。
不過雖有”八大處”，無公可辦，未免無聊；為了排遣寂寞與北洋時代有名的親日派陸宗輿，發起組織”紅b字會”，家中各設乩壇，供奉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穌，稱為”五教神位”，經常請神降壇，指點休咎。這樣混到了七七事變，北平淪陷，臨時聯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請兩名”最高顧問”，人選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所賞識的曹汝霖；武的是吳佩孚。
吳佩孚向持”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總以為他絕不會就此偽組織的”最高顧問”，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書。
這個”最高顧問”是有給職，不止於隻送有名無實的車馬費。擔任”政委會委員長”的王克敏，定”最高顧問”的月薪為1000元，日本方麵認為太少。於是王克敏征詢曹汝霖的意見，他表示1000元也罷。問到吳佩孚，他說不夠；事實上確是不夠，因為他有”八大處”要開銷。結果是一樣職務，兩樣待遇，曹汝霖1000元；吳佩孚3000。
不久，發表吳佩孚為”開封綏靖主任”。吳佩孚一生事業最發皇的時候，便是在”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吳佩平常有老驥伏櫪之歎，想藉此喚其他的回憶，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處”，更希望他”移師”開封，就不必每月隻領封在紅封袋裏，不論官兵，一律大洋5元的軍餉了。
隻是吳佩孚想練兵、帶兵，恢複他”百世勳名方過半”的未竟事業，這個念頭雖從未斷過；而”漢奸”這個頭銜，到底難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隻是充耳不聞。
當然，他也不會公然表示不說就；問題亦就在事變既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每月的接濟，已經斷絕，要靠”最高顧問”3000元的月薪過日子，態度上硬不起來。
就在這僵持的情勢中，汪精衛從空而降；一下飛機，便被接到鐵獅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為明清兩朝國都的北平，宏敞豪華的”大宅門”不知凡幾；偏偏短時下榻，就會在這一所能引起汪精衛無窮滄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議的安排。
這所住宅，曾見諸吳梅村的詩篇：“田家鐵獅歌”；田家指崇禎田貴妃的父親田宏遇；鐵獅正就是鐵獅子胡同命名的由來。田家舊居不知幾度易手，入民國後為顧維鈞所得。中山先生應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顧宅為行館；汪精衛當時是中山先生的隨員，在這裏住過好幾個月，中山先生病歿於此；汪精衛代草的遺囑亦產生於此，但是，遺囑中諄諄教誨，指示後起者所當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精神，在這裏不但蕩然無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為這裏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將。
一方麵由於汪精衛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盡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麵是陸軍省特別下令，務必保護汪精衛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指令山下奉文為汪精衛的臨時保護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陸軍的”皇道派”；此派反對擴大事變，主張與重慶直接談和，對於”統製派”打算利用汪精衛作為進一步侵略的工具，豈不以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為理由，禁止汪精衛外出，用意在限製他的活動。
鐵獅子胡同與什景花園都在東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衛無奈，輾轉托趙叔雍去看吳佩孚，希望吳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來見一麵。
這趙叔雍是江蘇常州人，他的父樣叫趙鳳昌，與張謇是好朋友，趙鳳昌又是張之洞幕府中的紅人，後來為徐世昌所延攬，到過東三省，足跡與交遊俱廣，與吳佩孚亦很熟；趙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吳佩孚，是可以無話不談的。
趙鳳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趙叔雍筆下雖還不壞，辦事卻很顢頇，更不善詞令，以致於把話說僵了，惹得吳佩孚大為不滿。
“什麽話！”這是他失意以後才有的口頭禪，”中國古禮，行客拜坐客；我吳某人雖卑不足道，也斷斷沒有移樽就教之理。何況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禮待我？什麽話！”
於是汪精衛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許他去什景花園；山下一口拒絕，汪精衛無奈，怏怏南歸，到了上海，仍不死心，親筆寫了一封信，派趙叔雍專程北上麵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維以外，主要的意思是兩句話：“非恢複和平，無以消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至於希望吳佩孚參加”政府”的意思，卻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趙叔雍，相機試探。
鑒於上次任務之未達成，趙叔雍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書信以後，盛道汪精衛對於吳佩孚的忠義及用兵，傾倒備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吳佩孚說：“從甲午年大敗，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都是隱忍因循，長了日本軍人的驕氣，積漸而有七七事變。平心而論，也不能怪蔣奉化，國運如此，可發一歎。”
“是，是。”趙叔雍想了一下，將話題引到合作問題上去：“不過，人定亦可勝天；和平要靠自己去求，否則不會平空而至。汪先生的本意是但求有益於國，任何艱險，皆所不計；不過個人力量有限，要找一位同樣具有絕大抱負的偉人，同心協力挽回狂瀾。環顧海內，認為隻有大帥是第一人。”
這一陣恭維很合吳佩孚的胃口，論調便有些不同了，”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他問：“汪先生現在是怎麽打算呢？”
“如信上所說的，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的政府。”
“統一、有力、自由獨立，”吳佩孚一詞一頓，念完了搖搖頭說：“談何容易？”
“唯豈不容易，才要請大帥出山。”
“嗯、嗯，”吳佩孚的腦袋由左右搖擺，變為上下顫動，”這個政府先要獨立自由；次要有力；然後才能統一。保全國土、恢複主權，我輩責無旁貨。合作，可以！”
最後4個字，斬釘截鐵，顯然已被說動了；趙叔雍興奮地說道：“大帥肯與汪先生合作，和平一定可以成功。”
“這也言之過早。”吳佩孚問道：“日本人對於組織政府怎麽說？”
“日本人同意，仍舊用國民政府的稱號；使用青天白日期，不過現在跟重慶在打仗，如果不加區分，戰場上會發生誤會，所以預備在旗子上加一條黃帶子，寫上幾個字，作為識別。”
“寫幾個什麽字？”吳佩孚脫口問道：“不會是替天行道？”
也不知他是隨口開玩笑，還是故意諷刺；反正話鋒不妙，趙叔雍心裏不免嘀咕，但隻有陪笑說道：“你老真會說笑話。”
“不錯，我是說笑話。”吳佩孚正一正臉色說道：“我原來以為汪先生跟我合作，他主政我主軍，另外成立政府，這是可以談的。現在他用國民政府的名義，這件事就無可談了。”
“這，這，”趙叔雍困惑不解，”這又是為什麽？”
“我受挫於國民政府，始終是敵對的地位；現在跟國民政府合作，不等於投降嗎？”
“唉！大帥，這都是早已過去的事了。”趙叔雍大不以為然，很率直地說：“你老何必斤斤於此？”
“不然！抗節不屈，是我素誌。”吳佩孚又說：“蔣奉化總算能禮賢敬老，那年派吳達銓來接段芝泉，也勸我南下；孔庸之也一再勸我，我為了爭一口氣，沒有答應。不過，我既不住租界、也不出洋，蔣奉化是信得過我，不會上土肥原的圈套的。不過，我雖不會做張邦昌；也不屑於做錢武肅。”
趙叔雍聽他這番理論，大出意外；虧他會拿吳越的錢武肅王作比，也真是匪夷所思了。
“總而言之，”吳佩孚又說：“汪先生要跟我合作，要依我的條件：第一、日本軍要撤走；第二、另組政府，與國民政府無關；第三、軍事由我來負責，他不能幹預。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趙叔雍聽完，倒抽一口冷氣。第一個條件日本不會同意；第二個條件汪精衛辦不到。看樣子他是根本不願出山，故意提出這樣的條件，好教人知難而退。
意會到此，方始恍然。不過，任務雖未達成，總算亦有收獲，到底將吳佩孚的本意探查明白；此路不通，汪精衛應該可以死心了。
誰知不然。汪精衛還要爭取吳佩孚；因為日本軍部著眼在軍事上，希望引其中國軍隊的動搖、分裂、混亂，就必須找一個軍人來與汪精衛配搭。這個軍人不論新舊，但名片要響亮，才有利用的價值。在汪精衛想，建立一個政權，總要有文有武，才成局麵；所以6月間在北平碰壁回上海，立刻動腦筋爭取同鄉軍人；粵籍將領自然以張發奎為首，但張發奎一向與桂係接近；而桂係首腦李濟琛曾經想殺汪精衛，所以不說張發奎無意落水，就在私人關係上亦格格不久。這一著失敗以後，又回頭來找吳佩孚；汪精衛的想法是，吳佩孚的3條件，第三個可以許他；第一個可以說動他：要日本撤軍，正要你來交涉。吳佩孚好名，用激將法必然有效。隻有第二個必須解釋清楚；便親筆寫了一封信給吳佩孚，道是”今日國民黨人主張恢複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忠也；非國民黨人亦主張恢複國民政府，其為國民政府謀，俠也。一忠一俠，其立場雖異，而為國為民之心事則同。銘竊願公以一忠字對民國；以一俠字對國民政府，則公之風節必照映宇宙，而旋乾坤之功業，亦必成於公乎。”
信是寫得文情並茂，但吳佩孚卻沒有心情去欣賞，因為他的牙病複發，來勢極凶——民國12年，曹錕決定賄選總統；”虎視洛陽”的吳佩孚，豈不以為然。曹錕的胞弟曹銳，本跟吳佩豈不睦，直係早有洛派及津保派之分；此時曹銳不斷挑撥，以致曹錕對吳佩孚亦有了成見，洛保兩派，益同水火。吳佩憑借酒澆愁，日夕狂飲，一顆壞牙發火，卻又不曾根治，常要複發，這一次因肝火特旺，發得格外厲害。
肝火是兩個人引起來的，一個是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喜多駿一，不斷來”勸駕”，使得吳佩孚窮於應付，大感苦惱；再一個是曹錕的小兒子曹士嵩。曹錕有兩子一女；長子叫曹士嶽、次子叫曹士嵩。曹錕兄弟很多，子侄是大排行；曹士嶽十一、曹士嵩行十三。在天津提起”曹十三”，幾乎無人不知；因為是有名的紈絝。
紈絝子弟亦有三等九級，大致亦視其父兄的出身修養而定；曹錕的兩個兒子，都是敗家，以曹十三為尤甚，是蘇州人所說的”要緊窮”，嗜賭如命，一晚上輸一兩座洋房是常事；有時深夜持著珍貴的首飾到舞場裏去找人變現。曹十三的姊姊見此光景，隻怕嫁妝都要讓他敗光，便吵著要分家；平時曹士嶽已經去世，所以分家隻是姊弟二人。請出來主持其事的父執，一個是齊燮元；一個是吳佩孚。曹吳的關係特深，因而齊燮元事事推吳佩孚作主。他一向不喜曹十三，便提出男女仆分的主張；曹十三不敢爭，心裏卻很不舒服。
分完不動產分動產，現金、古玩、字畫次第分過，最後分首飾。其中有一支玻璃翠的扁簪，通體碧綠，十分名貴；吳佩孚沉吟了半天說：“十三，你是男孩，用不著這東西；又是你母親的遺物，就給了你姊姊吧！”
曹十三立即接口，”大叔，你老不是說男女平分嗎？就平分好了。”說完，拿起簪子”崩冬”一下，敲成兩截，取一截給他姊姊：“拿去。”
這是上海人所謂”觸黴頭”；吳佩孚這一氣非同小可，”你這小子太混帳了！”他拍案大罵。齊燮元在一旁勸了半天，才平息了一場風波。但餘怒未息，肝陽上升；吳佩孚當天就牙病大發，左頰腫得老高。他的填房太太慌了手腳，打聽得天津有個姓郭的大夫，治牙病藥到病除，便專程請了來診治；哪知不治還好，越治越壞。
這姓郭的是所謂”時醫”——實在沒有什麽本事；隻是走運的醫生。大概姓郭的紅運已過；也許是吳佩孚的大限將至；一劑石膏二兩的”狼虎藥”下去，炎涼相激，疼得吳佩孚幾乎發狂。於是吳家的親友獻議，說牙科是日本人好；應請日醫診治為宜。
在北平的日本醫生，最有名的一個叫植原謙吉，留德學成，即在北平開業；此人倒真是愛慕中華文化，會說中國話、愛吃中國菜，尤好結交名士。醫道極其高明，平津政界要人，以及下野多金而”隱於市”的北洋軍閥，幾乎沒有一個不曾請教過植原。
吳家跟他也相熟；想請他介紹一個牙醫，而正當籌議未定之時，日本特務機關派人來探病，並且舉薦了一個名叫伊東的牙醫。吳家看日本人很敬重”大帥”；同時也知道日本人千方百計想請”大帥”出山，自然相信這薦醫之舉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當時便請伊東來出診。
伊東診察得很仔細，但牙根已經化膿，除卻拔除病牙以外，別無他法。吳佩孚怕疼，不肯拔；於是隻有吳夫人婉言來相勸了。
吳夫人姓張，是姨太太扶正——”三不主義”是吳佩孚得意以後的話。武漢兵敗為楊森迎回四川作客時，寄情翰墨，畫竹作詩；更由”三不”而擴大為”四不”，自署”四不老人”，曾寫了一副對聯明誌，上聯是說得意時不占地盤不納妾；下聯表示失敗後不住租界不出洋，顯出他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至於扶正的張夫人，相從於貧賤，等於糟糠之妻；依儷之情甚篤，在她好言撫慰，還提到關公刮骨療毒的故事；吳佩孚終於同意，拔除病牙。
但是病牙雖去，牙根化膿如故；腫既未消，痛則更甚。問到伊東，他說病根甚深，心急不得。也有人勸吳佩孚，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又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務必寬心。
話是不錯，隻是俗語說得好”牙疼不是病；疼死無人問”；吳佩孚日夕呻吟，”八大處”人心惶惶，都快發瘋了。
這樣過了3天，吳佩孚於昏迷狀態；症象險惡萬分。病急亂投醫，打聽得一個名叫秩田的日本醫生，治牙頗有名氣；便派人去說了病狀，請來診治。秩田來到吳宅，帶了兩名助手，一名護士，好些醫療器，包括開刀用的特殊照相設備在內。
一到吳家，先將燈光器材布置停當，然後略略察看了病狀；秩田極有把握地說：“非開刀不可了。”
六神無主的吳太太茫然地問：“不開刀呢？”“不開刀性命不保。”
吳太太還待找人商量；秩田已不由分說，載上橡皮手套，操刀上前；在吳太太及親友緊張的視之下，突然紅光閃現，吳佩孚口中噴血如箭，一聲慘號，渾身抽搐，很快地雙足一挺，一顆半明不滅的將星，終於不明不白地隕落了。
吳太太既痛且驚，撫屍大哭；跳著腳喊：“把大門關起來！宰這幾個日本鬼子。”
“八大處”的人，自然亦是群情洶洶。齊燮元恰好在場，一看要闖大禍，不能不出麵力勸；秩田跟他的助手護士，在亂糟糟一片喧嚷中，抱頭鼠竄，溜之大吉。
吳佩孚真正的死因，是個疑案；一說是日本軍方認為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先派伊東將他的臼齒弄壞，然後再指使秩田下手，送了他的老命。不過，他這一死，畢竟克保晚節，蔣委員長特地發表唁電，政府亦明令褒揚；其時正在日汪密約已有成議，而杜月笙為了高宗武迷途知返，正在安排他悄然脫走之時。
不久，定名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日汪密約，終於在上海簽了字。”中日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日本外務省派出一名高級官員，以私人身分來華作廣泛而秘密的調查。此人名為須磨彌吉郎，在擔任外務省情報部長之前，是駐南京的總領事，一個相貌長得跟土肥原很像的陰謀家。騰笑國際的”藏本事件”，便是他的”傑作”——須磨受日本軍閥的指使，命副領事潛到南京郊外自殺，以便在中國的首都製造藉口，派兵登陸。結果藏本惜生不死，而為戴笠所派出去廣泛搜索的工作人員所尋獲，把戲拆穿，國際間引為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