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歐陽珣的“請教”，趙構沒有直接開講，論起四書五經，趙構自忖，遠遠不是這般進士出身的文人對手。但趙構有著八百多年的曆史知識積累，和曆朝曆代的風雨更替的先知，這才是他的大招。
趙構一副迷死人的笑樣，湊到歐陽珣麵前，微笑著說道：“沒有記錯的話，全美先生是崇寧五年（1106年）進士，時年二十有五。比起其他人，算是入仕較早的，也足見全美先生聰慧異常。政和元年（1111年），又受薦詔，任河南開封即京都汴州主事，未幾晉秘書郎，遷大司成軍司錄、湖廣知州、中書侍郎，將作監丞，尚書右丞兼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年（1118年）正月，李伯紀等九名群臣極力推薦全美先生入閣，拜為觀文殿大學士。全美先生和伯紀公力主抗金，是我大宋為數不多的國之柱石，小王敬佩！”說完起身一揖，這倒是發自內心之言。唬得歐陽珣急忙還禮，連稱不敢。
趙構攙起歐陽珣落座，繼續道：“自太祖爺開創基業，至今快一百六十多年了。今天既然暢所欲言，小王敢問諸位，這一百六十多年，內外可有一日和平？”
這話有點重，可卻是事實。歐陽珣能官居正二品大員，自是熟知本朝曆史典故，仔細回憶一下，還真是“內憂外患”
趙構繼續“補刀”，毫不留情，說道：“我們先看‘內’，本朝自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順（王小波的小舅子）揭竿而起，曆時四年而亡；鹹平元年（公元998年），益州戍卒王均兵變；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王倫起兵橫行淮南路，同年，陝西路饑民在張海、郭邈山、黨君子、李鐵槍等人號令下，和光化軍宣毅卒邵興東西呼應，糜爛整個陝南；慶曆七年十一月（公元1047年），河北路宣毅軍校尉王則，利用彌勒教，蠱惑人心，居然建立了個安陽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先後有宋江、方臘起兵，席卷河北、京東、淮南、江浙等南北地區，至於其餘大大小小、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潰兵，更是多如牛毛。
再看‘外’，我大宋初建，太祖爺就麵臨‘南割北據’之局麵，南有吳越、南唐、荊南、南漢、後蜀等諸侯割據，北有大遼、北漢強權當立。太祖定‘先南後北，先易後難’之偉略，自建隆三年（公元963年）開始，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4年）滅北漢；從維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北伐，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宋遼《澶淵之盟》簽訂；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廣南西路儂智高舉兵叛亂，一直到熙寧九年十二月（公元1076年），才得招安。
諸位，這一百多年來，對外、對內用兵不斷，除卻太祖太宗收複幽燕之地，可算是守疆拓土，其餘兵事，哪一樁不是四下裏救火一般。僅僅廣南西路用兵，前後曆時二十五年，耗費錢糧達上千萬緡，這還是一個不輸不贏的局麵（交趾國恢複對宋朝朝貢，形成相對穩定態勢）。小王想問問諸位，這內憂外患的根兒，在哪兒？”
趙構很明白，後世學者對曆史的興亡更替，都會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一代偉人開創革命先和，創建革命根據地，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可見，一個農耕時代的國家，土地的問題，才是根本問題。隻有解決了土地問題，把億萬農民深深地紮根在這片沃土上，農民一日兩餐，能有一口飯吃，隔長不短的，開開葷腥兒；百姓日常生活，有一件衣服遮羞，逢年過節的，穿件兒新衣，日子能過成這樣，哪誰吃飽了撐的，跟你去造反！
歐陽珣知道嗎？知道！這些人知道嗎？未必不知道！為什麽避而不談，無他，利益耳！王安石變法，不就是觸動了大多數的利益，不得善終。司馬光也是曆史牛人，學問大了去了，但在變法問題上，就是和王安石死磕，這和學問沒有關係，同樣是利益使然。
現在大家都繞開這個問題，就是涉及的圈子太大太深了，王安石的初心是好的，但，隻有好心，未必能辦得了好事。
趙構拋出這個問題，就是要在心靈深處去觸動大家。說到底，還是一個權力、利益的再分配。有權欲，不是什麽壞事，要看你怎麽運用這個權力，為誰服務？“人民”這個概念，現在還沒有紮在他們心裏，你這個時候要去談“為人民服務”，可真是曲高和寡了。但以曲求直，不失為一個辦法。
歐陽珣看看趙鼎等人，眾人也是臉色紛紜不一，變幻莫定，看來都在心裏邊使勁兒在琢磨。
趙構不為所動，繼續往他們心裏“見血狠紮”，說道：“全美先生出仕為官較早，人中龍鳳，不可比擬。但請問全美先生，我大宋的官、職、差體係，可有直接深入黎明百姓一層？熙寧新法為何僅僅曆時十七年（自熙寧二年1069到元佑元年1086年），就退出曆史舞台？”
這就要命了，大宋“三冗兩積”的沉屙，處廟堂之高的塔尖人物會不知？王安石變法之心早在宋仁宗趙禎一朝就已有謀劃，曾上書宋仁宗《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赫赫有名的《萬言書》），指出“有宋官吏，不才苟簡貪鄙之人，且多奸悍無賴之徒”、“科舉選士，恩蔭人子而進者，多無治世之道，少有濟民之才”……更一針見血道出“漢之張角，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二朝所亡，禍自此始。”難道煌煌大宋，就他王安石看得明白，懂得透徹？隻有這麽一位明眼人？笑話！
無他，還是利益這塊蛋糕太大，沒有人敢動第一刀，饒是王介甫，也曆經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才敢下手。但結局，嗬嗬，大家在曆史書上可以清楚知道的哦。
我們提起宋朝，往往想得最多的是“靖康恥”、“偏安恨”。可就是宋徽宗、欽宗二朝，gdp總量占世界的80％，你能說沒錢？玩去，一個城門小官，就比同期歐洲的貴族富有多了。可見，不是錢的問題。
我們單說軍隊，宋朝禁軍高峰期，曾經高達一百萬，水滸裏豹子頭林衝號稱“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沒有出處的。這裏有一個問題，宋朝的軍隊性質類似於雇傭軍，終身製。說穿了，你給錢，我辦事，而且都是拖家帶口，軍戶是不能改變的，不存在退役一說。一個國家最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單純建立在錢上，是致命的硬傷。錢多，貪腐；錢少，不幹；欠錢……嗬嗬，你試試，沒有臨陣叛變、背後捅刀，統兵之將就燒了高香了。
至於冗官之弊，不在於大宋養不起，根子在於沒有造血機能，像密密麻麻的螞蟥，都撲在大宋這龐大的身軀上，拚命的吸吮。大宋隻出不進，入不敷出，架子還在，唬人的。一但空架子被看穿，不知道有多少虎狼之輩撲上來，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歐陽珣何嚐不知，但王爺發問，又不能不回答，斟酌再三，回道：“熙寧變革，王介甫不免操之過急，此其一也；州府官吏，多有掣肘之舉，鮮有卓力之心，此其二也；其三者，有些事情，珣也深感有不妥之處，但如何處置會更好，珣愚鈍。”
趙構對歐陽珣這個回答，還算滿意，起碼說明其深思熟慮過這個問題，從這個方麵講，還算一個務實派。歐陽珣在試探趙構，趙構又何嚐不是在試探眾人心中真義。
趙構微微一笑，道：“全美先生但講無妨，大家不妨一起參詳參詳。”
歐陽珣繼續說道：“以‘青苗法’為例，韓稚圭（韓琦，字稚圭）講，此乃官放息錢，與民取利。珣也認為有所不妥。當年放貸，次年取利，如果風調雨順，還好，倘若逢旱澇天災，甚至顆粒無收，如何？二者，官府放貸，不論貧富，一律行之，上三戶與分封田，本無需放貸，也一並發放，可柴門小戶，往往略有不足，許多大戶趁機加貸，更是加重小戶負擔，導致抵觸者多矣。本是鼓勵農桑之舉，為何卻不受小民歡迎？”
趙構內心驟然一驚，心裏暗道：“好一個全美公，這一手以退為進，用得巧妙啊！在韓琦故裏，住著人家的宅子，白日裏也是對韓稚圭推崇有加，現在怎好意思說人家的不是呢？嘿嘿，不成想你這個全美公，正人君子，也有些歪點子。還真不能小看古人！放在現在講，都是人精！”
不過，歐陽修卻是看問題尖銳，一下子就戳到點子上了。但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說，還是不敢觸碰“土地利益”這根紅線。
既然挑起這個話頭，趙構就想借勢發力，這幾位都將是大帥府的幕府西賓，不管別的，還是先統一思想再說。
趙構一副迷死人的笑樣，湊到歐陽珣麵前，微笑著說道：“沒有記錯的話，全美先生是崇寧五年（1106年）進士，時年二十有五。比起其他人，算是入仕較早的，也足見全美先生聰慧異常。政和元年（1111年），又受薦詔，任河南開封即京都汴州主事，未幾晉秘書郎，遷大司成軍司錄、湖廣知州、中書侍郎，將作監丞，尚書右丞兼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年（1118年）正月，李伯紀等九名群臣極力推薦全美先生入閣，拜為觀文殿大學士。全美先生和伯紀公力主抗金，是我大宋為數不多的國之柱石，小王敬佩！”說完起身一揖，這倒是發自內心之言。唬得歐陽珣急忙還禮，連稱不敢。
趙構攙起歐陽珣落座，繼續道：“自太祖爺開創基業，至今快一百六十多年了。今天既然暢所欲言，小王敢問諸位，這一百六十多年，內外可有一日和平？”
這話有點重，可卻是事實。歐陽珣能官居正二品大員，自是熟知本朝曆史典故，仔細回憶一下，還真是“內憂外患”
趙構繼續“補刀”，毫不留情，說道：“我們先看‘內’，本朝自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順（王小波的小舅子）揭竿而起，曆時四年而亡；鹹平元年（公元998年），益州戍卒王均兵變；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王倫起兵橫行淮南路，同年，陝西路饑民在張海、郭邈山、黨君子、李鐵槍等人號令下，和光化軍宣毅卒邵興東西呼應，糜爛整個陝南；慶曆七年十一月（公元1047年），河北路宣毅軍校尉王則，利用彌勒教，蠱惑人心，居然建立了個安陽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先後有宋江、方臘起兵，席卷河北、京東、淮南、江浙等南北地區，至於其餘大大小小、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潰兵，更是多如牛毛。
再看‘外’，我大宋初建，太祖爺就麵臨‘南割北據’之局麵，南有吳越、南唐、荊南、南漢、後蜀等諸侯割據，北有大遼、北漢強權當立。太祖定‘先南後北，先易後難’之偉略，自建隆三年（公元963年）開始，到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4年）滅北漢；從維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北伐，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宋遼《澶淵之盟》簽訂；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廣南西路儂智高舉兵叛亂，一直到熙寧九年十二月（公元1076年），才得招安。
諸位，這一百多年來，對外、對內用兵不斷，除卻太祖太宗收複幽燕之地，可算是守疆拓土，其餘兵事，哪一樁不是四下裏救火一般。僅僅廣南西路用兵，前後曆時二十五年，耗費錢糧達上千萬緡，這還是一個不輸不贏的局麵（交趾國恢複對宋朝朝貢，形成相對穩定態勢）。小王想問問諸位，這內憂外患的根兒，在哪兒？”
趙構很明白，後世學者對曆史的興亡更替，都會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一代偉人開創革命先和，創建革命根據地，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可見，一個農耕時代的國家，土地的問題，才是根本問題。隻有解決了土地問題，把億萬農民深深地紮根在這片沃土上，農民一日兩餐，能有一口飯吃，隔長不短的，開開葷腥兒；百姓日常生活，有一件衣服遮羞，逢年過節的，穿件兒新衣，日子能過成這樣，哪誰吃飽了撐的，跟你去造反！
歐陽珣知道嗎？知道！這些人知道嗎？未必不知道！為什麽避而不談，無他，利益耳！王安石變法，不就是觸動了大多數的利益，不得善終。司馬光也是曆史牛人，學問大了去了，但在變法問題上，就是和王安石死磕，這和學問沒有關係，同樣是利益使然。
現在大家都繞開這個問題，就是涉及的圈子太大太深了，王安石的初心是好的，但，隻有好心，未必能辦得了好事。
趙構拋出這個問題，就是要在心靈深處去觸動大家。說到底，還是一個權力、利益的再分配。有權欲，不是什麽壞事，要看你怎麽運用這個權力，為誰服務？“人民”這個概念，現在還沒有紮在他們心裏，你這個時候要去談“為人民服務”，可真是曲高和寡了。但以曲求直，不失為一個辦法。
歐陽珣看看趙鼎等人，眾人也是臉色紛紜不一，變幻莫定，看來都在心裏邊使勁兒在琢磨。
趙構不為所動，繼續往他們心裏“見血狠紮”，說道：“全美先生出仕為官較早，人中龍鳳，不可比擬。但請問全美先生，我大宋的官、職、差體係，可有直接深入黎明百姓一層？熙寧新法為何僅僅曆時十七年（自熙寧二年1069到元佑元年1086年），就退出曆史舞台？”
這就要命了，大宋“三冗兩積”的沉屙，處廟堂之高的塔尖人物會不知？王安石變法之心早在宋仁宗趙禎一朝就已有謀劃，曾上書宋仁宗《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赫赫有名的《萬言書》），指出“有宋官吏，不才苟簡貪鄙之人，且多奸悍無賴之徒”、“科舉選士，恩蔭人子而進者，多無治世之道，少有濟民之才”……更一針見血道出“漢之張角，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二朝所亡，禍自此始。”難道煌煌大宋，就他王安石看得明白，懂得透徹？隻有這麽一位明眼人？笑話！
無他，還是利益這塊蛋糕太大，沒有人敢動第一刀，饒是王介甫，也曆經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才敢下手。但結局，嗬嗬，大家在曆史書上可以清楚知道的哦。
我們提起宋朝，往往想得最多的是“靖康恥”、“偏安恨”。可就是宋徽宗、欽宗二朝，gdp總量占世界的80％，你能說沒錢？玩去，一個城門小官，就比同期歐洲的貴族富有多了。可見，不是錢的問題。
我們單說軍隊，宋朝禁軍高峰期，曾經高達一百萬，水滸裏豹子頭林衝號稱“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沒有出處的。這裏有一個問題，宋朝的軍隊性質類似於雇傭軍，終身製。說穿了，你給錢，我辦事，而且都是拖家帶口，軍戶是不能改變的，不存在退役一說。一個國家最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單純建立在錢上，是致命的硬傷。錢多，貪腐；錢少，不幹；欠錢……嗬嗬，你試試，沒有臨陣叛變、背後捅刀，統兵之將就燒了高香了。
至於冗官之弊，不在於大宋養不起，根子在於沒有造血機能，像密密麻麻的螞蟥，都撲在大宋這龐大的身軀上，拚命的吸吮。大宋隻出不進，入不敷出，架子還在，唬人的。一但空架子被看穿，不知道有多少虎狼之輩撲上來，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歐陽珣何嚐不知，但王爺發問，又不能不回答，斟酌再三，回道：“熙寧變革，王介甫不免操之過急，此其一也；州府官吏，多有掣肘之舉，鮮有卓力之心，此其二也；其三者，有些事情，珣也深感有不妥之處，但如何處置會更好，珣愚鈍。”
趙構對歐陽珣這個回答，還算滿意，起碼說明其深思熟慮過這個問題，從這個方麵講，還算一個務實派。歐陽珣在試探趙構，趙構又何嚐不是在試探眾人心中真義。
趙構微微一笑，道：“全美先生但講無妨，大家不妨一起參詳參詳。”
歐陽珣繼續說道：“以‘青苗法’為例，韓稚圭（韓琦，字稚圭）講，此乃官放息錢，與民取利。珣也認為有所不妥。當年放貸，次年取利，如果風調雨順，還好，倘若逢旱澇天災，甚至顆粒無收，如何？二者，官府放貸，不論貧富，一律行之，上三戶與分封田，本無需放貸，也一並發放，可柴門小戶，往往略有不足，許多大戶趁機加貸，更是加重小戶負擔，導致抵觸者多矣。本是鼓勵農桑之舉，為何卻不受小民歡迎？”
趙構內心驟然一驚，心裏暗道：“好一個全美公，這一手以退為進，用得巧妙啊！在韓琦故裏，住著人家的宅子，白日裏也是對韓稚圭推崇有加，現在怎好意思說人家的不是呢？嘿嘿，不成想你這個全美公，正人君子，也有些歪點子。還真不能小看古人！放在現在講，都是人精！”
不過，歐陽修卻是看問題尖銳，一下子就戳到點子上了。但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說，還是不敢觸碰“土地利益”這根紅線。
既然挑起這個話頭，趙構就想借勢發力，這幾位都將是大帥府的幕府西賓，不管別的，還是先統一思想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