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大叔給馬笑中找了個空房間，讓他突審去了。
門廳寂靜得仿佛突然陷入了午夜。蕾蓉站在宋慈的銅像前，一言不發地凝視著，唐小糖看著她，神情充滿了憂慮。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陣異常急促的腳步聲從外麵傳來，蕾蓉還沒來得及旋踵，大門已經被推開了，隻見劉思緲帶著幾個十分精練的便衣警察走了進來。蕾蓉一指傳達室，劉思緲身後的一個警察馬上蹲下身，打開一個手提箱，從裏麵拿出一個烏茲衝鋒槍似的東西，用連接線與一個巴掌大小的黑匣子接在一起，然後將“衝鋒槍”的銀白色定位探頭指向那個紙盒子……
“這是在幹什麽啊？”唐小糖走到蕾蓉的身後，低聲問道。
“摩爾危爆物品探測儀。”蕾蓉回答道，“探測包裹裏有沒有爆炸物——忘了‘埃尼爾原則’了？”
唐小糖不禁哆嗦了一下。
這時，手持探測儀的警察轉過身，朝劉思緲搖了搖頭。
這就是說：排除了包裹內有爆炸物的風險。劉思緲立刻戴上塑膠手套，輕輕地拿起那個紙盒子觀察起來。很多刑警會忽視重要證物的外包裝，而劉思緲從來不會犯這種錯誤。給證物“打包”的犯罪分子往往有四種心理：一是有懺悔之意，比如給奸殺的少女遮蓋上衣服；二是成就某種儀式感，比如變態殺人狂用保鮮膜包裹屍塊後冷凍；三是割斷證據鏈，比如二十世紀初盛行的“行李箱碎屍案”，利用鐵路運輸將被害人移送到遠離犯罪現場的地方；最後一種最為狠毒，是要將挑戰警方的行為“正規化”，比如眼下快遞的包裹……而這四種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留下犯罪分子的指紋、毛發，所以，“就算是掩埋屍體的土，也要一粒粒地勘察”成為劉思緲不變的信條——在蛇影湖碎屍案中，她僅僅通過編織袋拉鎖上的半個指紋就鎖定了真凶。
然而，現在，她一無所獲，看不出這個包裝盒上有什麽更具價值的信息。她把盒子交給一個警察：“提取一下上麵的指紋。”然後問蕾蓉：“那個快遞員在哪裏？”蕾蓉說：“馬笑中正好在這兒，就把他帶到小屋去突審了。”劉思緲臉色頓時一沉：“他一個片兒警，懂什麽突審，搗亂！”蕾蓉知道她就是這麽個脾性，淡淡一笑。這時，幾個便衣已經找到了馬笑中突審的房間，將那快遞員帶了出來，快遞員一見他們，嚇得渾身篩糠似的哆嗦，結結巴巴地說：“我隻是個送快遞的，我啥也不知道啊！”劉思緲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害怕，身邊一個便衣將他重新帶回那小屋子繼續審訊了。
被趕出來的馬笑中倒是大大咧咧地上前，和劉思緲打招呼：“劉處，好久不見啦！”
“做好你職責範圍內的事，不要越俎代庖。”劉思緲冷冷地說。
“是！”馬笑中“啪”地敬了個禮，然後嬉皮笑臉地說：“其實，作為底層民警，對重大刑事案件進行初篩，也是我的職責，您說是不是？”
明明是“基層”，偏偏被他說成“底層”，這話就成了鉤鐮槍。蕾蓉連忙打圓場：“思緲，老馬也是一番好意——你剛才突審出什麽了嗎？”
馬笑中搖搖頭：“我一直嚇唬他來著，說你小子介入重大犯罪活動，馬上就會來一個心狠手辣的女刑偵隊長，不問青紅皂白就給你上刑，那刑具都是高科技產品，弄得你死不了活不成的……”
劉思緲茫然地回過頭，看了看一班手下拿著的各種刑事鑒識器材，方才明白：那快遞嚇得直哆嗦是看到了這堆“高科技刑具”，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很短的時間，負責審訊的刑警走出小屋子向劉思緲匯報：“那小子好像走路撞到鬼了，怕得不行，所以交代的也很痛快，說是個戴著墨鏡、長著一臉大胡子的人早晨用平實路的公用電話亭叫的快遞，約好今天上午9點半就在電話亭見麵，交給他一個紙袋，說是工藝品，讓他用快遞公司的紙盒包裹，付了快遞費，並安排他在下午送到研究所來，其他的他就一概不知道了——看上去不像說謊。”
“看上去不像說謊”這個感覺得到了在場者的一致認可。
“這個大胡子的相貌有什麽特征嗎？”一直沉默的郭小芬突然問。
“有兩個。”負責審訊的刑警伸出兩根指頭，“一個是他戴著手套，另外一個是他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尖細，不男不女的，這讓那個快遞員感覺很好笑。”
如果大胡子戴著手套，那麽盡管收信地址是他親筆寫的，包裝盒上也不可能留下他的指紋了。但是一個雄性激素如此發達、以至於滿臉大胡子的人，為什麽說話聲音卻“不男不女”呢？這當然很容易讓人想到“化妝”這兩個字，可是化妝和聲音的反差如此之大，很容易被人注意，他為什麽要用這種方式讓人關注到自己“化妝過”這一事實呢，郭小芬百思不得其解。
劉思緲思忖了一下，對警員道：“你帶那個快遞員去一趟平實路，讓他指認一下那個電話亭，在附近察看一下有無攝像監控，如果有，聯係有關方麵盡快拿到監控視頻。”然後拿起那個包裝盒，用裁紙刀裁開透明膠條，打開了盒蓋，從裏麵拎出一個牛皮紙袋。紙袋的袋口也是用透明膠封好的，劉思緲輕輕摸了一下，又長又硬的一根東西，似乎是扳手或樹枝，可是既沒有那麽重也沒有那麽輕。她把牛皮紙袋的外層又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確認沒有什麽線索之後，再一次拿起裁紙刀，小心翼翼地沿封口裁開，把裏麵的東西拿了出來——
很長的一根骨頭。
仿佛是從白堊紀的地層裏發掘出來的，周身浮動著一層灰慘慘的光芒，幹淨得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到一陣目眩。一根骨頭，代表著生命的一截，這一截在生命還未終止時，是隱藏在皮膚、血管、組織、肌肉最深處的支撐物，偶爾的折斷和稍微的出露，都會帶來酷烈的創痛，證明著生命中最堅硬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而現在，此時此刻，它就這樣單獨、孤獨、赤裸、淒慘地暴露在人們的麵前，如此坦白而直率地告知：被它支撐的生命已經殘缺或告終……骨頭上麵沒有一絲血跡，卻盡可以讓人充分想見它曾經的鮮血淋漓——
在這個異常幽暗的下午。
明明知道沒有機會，但還是要嚐試一下。
劉思緲著手準備提取寄件人在骨頭上可能留下的指紋。指紋分成兩種類型：顯性指紋和隱性指紋。無論是在泥土或蠟燭上按壓形成的“可塑性指紋”，還是用沾有血液、墨水的手指留下的“可見性指紋”，都屬於顯性指紋，比較容易發現和提取（例如用磁性刷）；而隱性指紋是指肉眼看不見但依舊客觀存在的指紋（如汗液指紋、油脂性指紋等），對它們需要進行某種處理或顯影，才能顯現出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指紋提取的方法越來越多，比如利用vmd（真空金屬沉積）技術，甚至能在慈禧太後的裹腳布上提取到李蓮英的指紋，但是犯罪現場的勘查人員還是喜歡那“老幾樣”：碘熏法、寧海得林法、硝酸銀法等等。從一根骨頭上提取指紋，劉思緲打算采用“凱瑟琳·弗林法”，這種以澳大利亞化學家凱瑟琳·弗林命名的方法，采用五氟化碘噴霧劑，可以讓留在粗糙、多孔的表麵上的指紋迅速顯影。隻是這種噴霧劑有毒，因此劉思緲親自戴上一次性塑料護目鏡和塑料麵罩，走進驗屍間，到驗屍台上去做這個工作——驗屍台上方的渦輪式換氣扇可以將有害氣體直接抽走，排出室外。
當劉思緲走出驗屍間時，蕾蓉從她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一無所獲。
“我越來越困惑了。”劉思緲的眉頭皺得緊緊的，“那個大胡子快遞給你這根骨頭到底想做什麽？跟上次的頭骨一樣，雖然上麵留下了不少粗野刮削的刀痕，但剔除得十分幹淨，而且用白水煮過，做過裸骨處理，我們不可能在上麵找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又是一個沒有謎麵的‘謎’。”
“不。”蕾蓉突然搖了搖頭說。
劉思緲望著她，不知道她是什麽意思。
“這一次，他給我們留下了謎麵，或者說，留下了謎麵的一個片段。”蕾蓉從劉思緲的手中拿過那根骨頭，“這是一根尺骨，就是人體前臂的兩根長骨之一，從厚重程度上看，應該是男性的。你看這裏，在尺骨的肘關節處有退化性關節炎贅疣，所以我判斷死者的年齡大約在40歲左右——判斷的準確度在80%以上。”
即便再好的法醫，想單單通過一顆頭骨判斷死者的性別，準確度也隻有95%，而通過尺骨判斷性別的準確度更低，通常都在80%左右。
“那又怎麽樣？”唐小糖還是糊塗，“這算什麽謎麵？”
然而劉思緲已經恍然大悟，原本彌漫著霧氣的目光，刹那間已經熠熠如電。
“上次他快遞給我的是一顆女性頭骨，根據頭骨上骨縫的彌合程度，我推斷死者的年齡在25歲左右。而這一回他快遞給我的是一根男性尺骨，我推斷死者的年齡在40歲左右。”蕾蓉望著唐小糖說，“你明白了嗎，他如果給我快遞一塊膝蓋骨或者脊椎骨，我很可能會認為是上次那個女性受害者的一部分，而他這回快遞的是一塊可以辨別性別和年齡的尺骨，而且具有中年男性的明顯特征，他就是想要告訴我：他已經殺害了兩個人，並且還會不停地殺戮下去！”
第七章大網漸漸收攏
諸屍應驗而不驗，或受差過兩時不發，或不親臨視，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各以違製論。——《洗冤錄·卷之一（條令）》
樓門突然被推開了。
一個年輕的警察走了進來，圓圓的臉上戴著一副綠框眼鏡，鼻頭也是圓圓的，有點大的嘴巴不知是不是合不攏的緣故，總是咧著，看上去仿佛一直在笑。他看了眾人一眼，徑直走到蕾蓉麵前問道：“您是……蕾主任？”
蕾蓉點點了頭。
“我叫胡佳。”他伸出手與蕾蓉握了握，“我是區分局的，昨天晚上發生了一起案子，想請您幫忙做一下屍檢。”
此言一出，蕾蓉便顯得有些不快，但還是溫和地問：“你們局長沒有說我上個月培訓時提出的要求嗎？”
胡佳一愣，然後嚅囁道：“沒……沒有啊。”
蕾蓉歎了口氣。
一本《世界法醫學簡史》記錄得很分明：在20世紀之前，法醫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成為一門獨立的“職業”，大部分是由案發地醫院的醫生兼任，屍體一經發現，直接送到醫院解剖，所以他們的工作也被稱之為“手術室屍檢”，直到伯納德·斯皮爾斯伯裏出現，這位大英帝國內政部的高級病理學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屍檢應該在犯罪現場完成，這樣才能結合現場狀態對死亡原因做出更科學更準確的判斷，因此被稱之為“現場屍檢”。
而今，比較規範的屍檢應該分成兩次完成，犯罪現場一次初檢，再將屍體帶回相關機構複檢。但是在我國，這一點有時執行不到位，一來辦案刑警嫌犯罪現場多了個法醫礙手礙腳，二來部分法醫也懶得外出，喜歡坐在解剖室裏“坐以待屍”，這就導致隻有一次“手術室屍檢”，致使許多本該在現場提取的法醫學證據被遺失或破壞。
為此，蕾蓉多次呼籲，涉及凶殺案的犯罪現場勘查，必須有法醫參與。在上個月市局舉行的高級警官刑偵技術培訓班上，被邀請授課的她還專門強調了這一點，誰知竟被當成了耳邊風。
蕾蓉從胡佳手中接過標記有“jsh-sj-46”的屍檢申請表，看了一下公章，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程序，這時，待檢屍體應該已經由後門的專用電梯送到二樓的解剖間了，她抬腿就要往二樓走，馬笑中卻攔了一道，歪著嘴巴對胡佳說：“你區分局的？我怎麽從來沒見過你？”
“分局上百號人，你怎麽可能都認識。”胡佳說，依舊一副笑模樣。
門廳寂靜得仿佛突然陷入了午夜。蕾蓉站在宋慈的銅像前，一言不發地凝視著，唐小糖看著她，神情充滿了憂慮。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陣異常急促的腳步聲從外麵傳來，蕾蓉還沒來得及旋踵，大門已經被推開了，隻見劉思緲帶著幾個十分精練的便衣警察走了進來。蕾蓉一指傳達室，劉思緲身後的一個警察馬上蹲下身，打開一個手提箱，從裏麵拿出一個烏茲衝鋒槍似的東西，用連接線與一個巴掌大小的黑匣子接在一起，然後將“衝鋒槍”的銀白色定位探頭指向那個紙盒子……
“這是在幹什麽啊？”唐小糖走到蕾蓉的身後，低聲問道。
“摩爾危爆物品探測儀。”蕾蓉回答道，“探測包裹裏有沒有爆炸物——忘了‘埃尼爾原則’了？”
唐小糖不禁哆嗦了一下。
這時，手持探測儀的警察轉過身，朝劉思緲搖了搖頭。
這就是說：排除了包裹內有爆炸物的風險。劉思緲立刻戴上塑膠手套，輕輕地拿起那個紙盒子觀察起來。很多刑警會忽視重要證物的外包裝，而劉思緲從來不會犯這種錯誤。給證物“打包”的犯罪分子往往有四種心理：一是有懺悔之意，比如給奸殺的少女遮蓋上衣服；二是成就某種儀式感，比如變態殺人狂用保鮮膜包裹屍塊後冷凍；三是割斷證據鏈，比如二十世紀初盛行的“行李箱碎屍案”，利用鐵路運輸將被害人移送到遠離犯罪現場的地方；最後一種最為狠毒，是要將挑戰警方的行為“正規化”，比如眼下快遞的包裹……而這四種中的任何一種，都有可能留下犯罪分子的指紋、毛發，所以，“就算是掩埋屍體的土，也要一粒粒地勘察”成為劉思緲不變的信條——在蛇影湖碎屍案中，她僅僅通過編織袋拉鎖上的半個指紋就鎖定了真凶。
然而，現在，她一無所獲，看不出這個包裝盒上有什麽更具價值的信息。她把盒子交給一個警察：“提取一下上麵的指紋。”然後問蕾蓉：“那個快遞員在哪裏？”蕾蓉說：“馬笑中正好在這兒，就把他帶到小屋去突審了。”劉思緲臉色頓時一沉：“他一個片兒警，懂什麽突審，搗亂！”蕾蓉知道她就是這麽個脾性，淡淡一笑。這時，幾個便衣已經找到了馬笑中突審的房間，將那快遞員帶了出來，快遞員一見他們，嚇得渾身篩糠似的哆嗦，結結巴巴地說：“我隻是個送快遞的，我啥也不知道啊！”劉思緲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害怕，身邊一個便衣將他重新帶回那小屋子繼續審訊了。
被趕出來的馬笑中倒是大大咧咧地上前，和劉思緲打招呼：“劉處，好久不見啦！”
“做好你職責範圍內的事，不要越俎代庖。”劉思緲冷冷地說。
“是！”馬笑中“啪”地敬了個禮，然後嬉皮笑臉地說：“其實，作為底層民警，對重大刑事案件進行初篩，也是我的職責，您說是不是？”
明明是“基層”，偏偏被他說成“底層”，這話就成了鉤鐮槍。蕾蓉連忙打圓場：“思緲，老馬也是一番好意——你剛才突審出什麽了嗎？”
馬笑中搖搖頭：“我一直嚇唬他來著，說你小子介入重大犯罪活動，馬上就會來一個心狠手辣的女刑偵隊長，不問青紅皂白就給你上刑，那刑具都是高科技產品，弄得你死不了活不成的……”
劉思緲茫然地回過頭，看了看一班手下拿著的各種刑事鑒識器材，方才明白：那快遞嚇得直哆嗦是看到了這堆“高科技刑具”，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很短的時間，負責審訊的刑警走出小屋子向劉思緲匯報：“那小子好像走路撞到鬼了，怕得不行，所以交代的也很痛快，說是個戴著墨鏡、長著一臉大胡子的人早晨用平實路的公用電話亭叫的快遞，約好今天上午9點半就在電話亭見麵，交給他一個紙袋，說是工藝品，讓他用快遞公司的紙盒包裹，付了快遞費，並安排他在下午送到研究所來，其他的他就一概不知道了——看上去不像說謊。”
“看上去不像說謊”這個感覺得到了在場者的一致認可。
“這個大胡子的相貌有什麽特征嗎？”一直沉默的郭小芬突然問。
“有兩個。”負責審訊的刑警伸出兩根指頭，“一個是他戴著手套，另外一個是他說話的聲音似乎有點尖細，不男不女的，這讓那個快遞員感覺很好笑。”
如果大胡子戴著手套，那麽盡管收信地址是他親筆寫的，包裝盒上也不可能留下他的指紋了。但是一個雄性激素如此發達、以至於滿臉大胡子的人，為什麽說話聲音卻“不男不女”呢？這當然很容易讓人想到“化妝”這兩個字，可是化妝和聲音的反差如此之大，很容易被人注意，他為什麽要用這種方式讓人關注到自己“化妝過”這一事實呢，郭小芬百思不得其解。
劉思緲思忖了一下，對警員道：“你帶那個快遞員去一趟平實路，讓他指認一下那個電話亭，在附近察看一下有無攝像監控，如果有，聯係有關方麵盡快拿到監控視頻。”然後拿起那個包裝盒，用裁紙刀裁開透明膠條，打開了盒蓋，從裏麵拎出一個牛皮紙袋。紙袋的袋口也是用透明膠封好的，劉思緲輕輕摸了一下，又長又硬的一根東西，似乎是扳手或樹枝，可是既沒有那麽重也沒有那麽輕。她把牛皮紙袋的外層又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確認沒有什麽線索之後，再一次拿起裁紙刀，小心翼翼地沿封口裁開，把裏麵的東西拿了出來——
很長的一根骨頭。
仿佛是從白堊紀的地層裏發掘出來的，周身浮動著一層灰慘慘的光芒，幹淨得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到一陣目眩。一根骨頭，代表著生命的一截，這一截在生命還未終止時，是隱藏在皮膚、血管、組織、肌肉最深處的支撐物，偶爾的折斷和稍微的出露，都會帶來酷烈的創痛，證明著生命中最堅硬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而現在，此時此刻，它就這樣單獨、孤獨、赤裸、淒慘地暴露在人們的麵前，如此坦白而直率地告知：被它支撐的生命已經殘缺或告終……骨頭上麵沒有一絲血跡，卻盡可以讓人充分想見它曾經的鮮血淋漓——
在這個異常幽暗的下午。
明明知道沒有機會，但還是要嚐試一下。
劉思緲著手準備提取寄件人在骨頭上可能留下的指紋。指紋分成兩種類型：顯性指紋和隱性指紋。無論是在泥土或蠟燭上按壓形成的“可塑性指紋”，還是用沾有血液、墨水的手指留下的“可見性指紋”，都屬於顯性指紋，比較容易發現和提取（例如用磁性刷）；而隱性指紋是指肉眼看不見但依舊客觀存在的指紋（如汗液指紋、油脂性指紋等），對它們需要進行某種處理或顯影，才能顯現出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指紋提取的方法越來越多，比如利用vmd（真空金屬沉積）技術，甚至能在慈禧太後的裹腳布上提取到李蓮英的指紋，但是犯罪現場的勘查人員還是喜歡那“老幾樣”：碘熏法、寧海得林法、硝酸銀法等等。從一根骨頭上提取指紋，劉思緲打算采用“凱瑟琳·弗林法”，這種以澳大利亞化學家凱瑟琳·弗林命名的方法，采用五氟化碘噴霧劑，可以讓留在粗糙、多孔的表麵上的指紋迅速顯影。隻是這種噴霧劑有毒，因此劉思緲親自戴上一次性塑料護目鏡和塑料麵罩，走進驗屍間，到驗屍台上去做這個工作——驗屍台上方的渦輪式換氣扇可以將有害氣體直接抽走，排出室外。
當劉思緲走出驗屍間時，蕾蓉從她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一無所獲。
“我越來越困惑了。”劉思緲的眉頭皺得緊緊的，“那個大胡子快遞給你這根骨頭到底想做什麽？跟上次的頭骨一樣，雖然上麵留下了不少粗野刮削的刀痕，但剔除得十分幹淨，而且用白水煮過，做過裸骨處理，我們不可能在上麵找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又是一個沒有謎麵的‘謎’。”
“不。”蕾蓉突然搖了搖頭說。
劉思緲望著她，不知道她是什麽意思。
“這一次，他給我們留下了謎麵，或者說，留下了謎麵的一個片段。”蕾蓉從劉思緲的手中拿過那根骨頭，“這是一根尺骨，就是人體前臂的兩根長骨之一，從厚重程度上看，應該是男性的。你看這裏，在尺骨的肘關節處有退化性關節炎贅疣，所以我判斷死者的年齡大約在40歲左右——判斷的準確度在80%以上。”
即便再好的法醫，想單單通過一顆頭骨判斷死者的性別，準確度也隻有95%，而通過尺骨判斷性別的準確度更低，通常都在80%左右。
“那又怎麽樣？”唐小糖還是糊塗，“這算什麽謎麵？”
然而劉思緲已經恍然大悟，原本彌漫著霧氣的目光，刹那間已經熠熠如電。
“上次他快遞給我的是一顆女性頭骨，根據頭骨上骨縫的彌合程度，我推斷死者的年齡在25歲左右。而這一回他快遞給我的是一根男性尺骨，我推斷死者的年齡在40歲左右。”蕾蓉望著唐小糖說，“你明白了嗎，他如果給我快遞一塊膝蓋骨或者脊椎骨，我很可能會認為是上次那個女性受害者的一部分，而他這回快遞的是一塊可以辨別性別和年齡的尺骨，而且具有中年男性的明顯特征，他就是想要告訴我：他已經殺害了兩個人，並且還會不停地殺戮下去！”
第七章大網漸漸收攏
諸屍應驗而不驗，或受差過兩時不發，或不親臨視，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各以違製論。——《洗冤錄·卷之一（條令）》
樓門突然被推開了。
一個年輕的警察走了進來，圓圓的臉上戴著一副綠框眼鏡，鼻頭也是圓圓的，有點大的嘴巴不知是不是合不攏的緣故，總是咧著，看上去仿佛一直在笑。他看了眾人一眼，徑直走到蕾蓉麵前問道：“您是……蕾主任？”
蕾蓉點點了頭。
“我叫胡佳。”他伸出手與蕾蓉握了握，“我是區分局的，昨天晚上發生了一起案子，想請您幫忙做一下屍檢。”
此言一出，蕾蓉便顯得有些不快，但還是溫和地問：“你們局長沒有說我上個月培訓時提出的要求嗎？”
胡佳一愣，然後嚅囁道：“沒……沒有啊。”
蕾蓉歎了口氣。
一本《世界法醫學簡史》記錄得很分明：在20世紀之前，法醫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成為一門獨立的“職業”，大部分是由案發地醫院的醫生兼任，屍體一經發現，直接送到醫院解剖，所以他們的工作也被稱之為“手術室屍檢”，直到伯納德·斯皮爾斯伯裏出現，這位大英帝國內政部的高級病理學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屍檢應該在犯罪現場完成，這樣才能結合現場狀態對死亡原因做出更科學更準確的判斷，因此被稱之為“現場屍檢”。
而今，比較規範的屍檢應該分成兩次完成，犯罪現場一次初檢，再將屍體帶回相關機構複檢。但是在我國，這一點有時執行不到位，一來辦案刑警嫌犯罪現場多了個法醫礙手礙腳，二來部分法醫也懶得外出，喜歡坐在解剖室裏“坐以待屍”，這就導致隻有一次“手術室屍檢”，致使許多本該在現場提取的法醫學證據被遺失或破壞。
為此，蕾蓉多次呼籲，涉及凶殺案的犯罪現場勘查，必須有法醫參與。在上個月市局舉行的高級警官刑偵技術培訓班上，被邀請授課的她還專門強調了這一點，誰知竟被當成了耳邊風。
蕾蓉從胡佳手中接過標記有“jsh-sj-46”的屍檢申請表，看了一下公章，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程序，這時，待檢屍體應該已經由後門的專用電梯送到二樓的解剖間了，她抬腿就要往二樓走，馬笑中卻攔了一道，歪著嘴巴對胡佳說：“你區分局的？我怎麽從來沒見過你？”
“分局上百號人，你怎麽可能都認識。”胡佳說，依舊一副笑模樣。